最近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以色列投资之父Yossi Vardi的口中。

　　了不起的犹太母亲

　　以色列以占全球总人口总数0.13%(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的人口，获得了全球20%的诺贝尔奖(162个)；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名创业者；以色列吸引了约2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其人均风险投资额居世界首位，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

　　当被问及以色列人成功的秘诀时，Vardi坦言：全因犹太母亲们教子有？方。

　　在以色列，犹太母亲们从孩子6岁开始，就教育他们一定要获得成功。“比如，我的妈妈就总是对我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就算要求你得一两个诺贝尔奖回来，也一点都不过分。”Vardi说。

　　这听起来不正和中国的虎妈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没错，Vardi也承认，“我听说过中国虎妈，她绝对是位‘犹太母亲’。犹太母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所有那些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责任，不让孩子放任自流的人，这超越了一切宗教和性别的限制。”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中国虎妈和犹太母亲真的如此相似，为什么中国多年来对诺贝尔奖苦寻而不得，而以色列人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上百个诺贝尔奖呢？

　　“耻感文化”：动力来自外部  

　　“罪感文化”：动力来自内心

　　在看似雷同的严苛之下，中国虎妈和犹太母亲的教育理念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也是造成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之间巨大差异的原因。

　　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影响每个受教育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要比较犹太母亲和中国虎妈的本质区别，首先需要将每个个体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作为出发点去理解。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归纳日本的文化类型时提出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一说，即每个文明中的个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约束自身的行为，以避免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带来“耻辱感”或者“罪恶感”。

　　所谓“耻感文化”，是一种在儒家文化圈中具有主要影响力的文化心态，其特征在于，“耻感文化”影响下的人，判断行为对错的依据不是如法律法规等统一的准则，而是这个个体所处的环境中他人的认可、评价和态？度。

　　“中国式过马路”是“耻感文化”中的典型现象：虽然红灯亮起时不能过马路是一条固定的准则，但是当个体所处的环境中大部分人都破坏这一准则时，“耻感文化”中的个体就不会因为自己也破坏这一准则而产生任何的耻辱感。

　　与“耻感文化”不同，在“罪感文化”中，对个体的行为约束往往来自于固定的准则(无论是宗教准则还是法律准则)，当个体违背、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即使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内心也会产生挥之不去的罪恶感。西方社会普遍受“罪感文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耻感和罪感都可以成为个人追求成功的精神动力，但这两种动力在对待成功的态度上有区别：“耻感文化”中的个体，其对成功的渴望，更多出于外在压力。比如，一个人看到身边的人都比他成功，他就会产生耻辱感；当外界压力消失时，追求成功的动力也会随着耻辱感一起消失。在“罪感文化”中，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个体将追求个人成功作为一种“天命(calling)”，一种准则，他们对成功的渴望与外界无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

　　看看这些以色列的著名谚语就可以窥见这个民族内心涌动的暗流：“I was always looking outside myself for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but it comes from within. It is there all the time。”(我老是向外寻求力量与信息，但它们其实来自内在，而且一直都在那。)

　　中国虎妈输在哪里？

　　是营造来自外界的压力，还是激发来自内心的动力，这种理念的差别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中国虎妈和犹太母亲的教育方式上。

　　犹太母亲们虽然对孩子教导严格，但这种严格仅仅是作为一种大的原则，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具体到要求孩子是一定要学舞蹈还是学美术，是学数学还是学物理。

　　希伯来语学者高崇伟旅居以色列期间发现，当孩子们做错事时，犹太母亲们首先会表现出谅解，然后以商量的态度，让孩子自己作出选择。

　　“他们尤其重视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在提问中长大。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长辈就会经常提一些在孩子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孩子们则在不断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到了上小学时，家长会培养孩子每天问10个以上他不懂的问题。如果别人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就要自己去找出答案。”高崇伟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色列女作家戈迪默在谈到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时也曾经说过：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民主的、开明的，父母在教育上首先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从不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学习。

　　反观中国虎妈的教育，因为7岁的女儿一首钢琴曲没有弹好，就强迫她从晚饭后一直练习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或者上厕所。这样的事例或许极端，但绝对不是个例。在现实生活中，家长或是威逼或是利诱孩子去做自己认为有用、有益之事，而不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虎妈有十条她引以为傲的“禁止家规”，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孩子从事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生活中，中国妈妈们或多或少地扮演着“虎妈”的角色：代替孩子作出决定，用外在的压力取代他们个人内在的动力。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来讲，年长几十岁的家长，其所做的决定也许更明智；但是，等到孩子20岁、30岁时，他们面临的不再是学钢琴还是学吉他这样的选择，而是开创什么样的事业、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这样复杂而又影响深远的选择时，中国家长还要替他们做决定吗？如果家长的选择是错的，家长能替孩子承担其后果吗？如果从孩子七八岁开始，家长就削弱和剥夺他们做决定的能力和权利，又怎么能奢望孩子成年之后，就能在一夜之间学会分析利弊、取舍得宜呢？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发明ICQ的是以色列人，而把即时通讯软件做到极致的是中国人。

　　我们持续几十年、几百年的虎妈式教育可以培养出很好的追随者，但是追随者的特点是我们永远需要外界的压力对我们形成持续的刺激，需要跟在领跑者的后面。假使哪天我们真的走了运，出现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想法，这只会使我们更加不知所措—这个技术有多大的市场前景？我应该辍学或者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创业吗？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如何向身边的人解释，以求得他们的理解？

　　如何抉择，这种能力和勇气不是中国孩子上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的时候被剥夺的，而是在他们不想学钢琴时却必须乖乖地坐在钢琴凳上，不想学画画时还得颤颤巍巍地拿起素描笔，不想学舞蹈时却只能踩上精致的舞鞋时，回头看见妈妈满意的笑脸那一刻，开始慢慢地丧失的。(作者：程盈琪:媒体评论人，教育科技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科星奖、美国科学促进会发展中国家记者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