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俞三强联手 “太子党”良性互动谋局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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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学毛用毛“最有心得非习近平莫属,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出来反对。在两年多的执政中,习近平早已通过反腐、整风重拾“党的建设”法宝;而在深化改革为主题的今天,“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已变成对改革障碍的动刀,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场斗争;而今,在迎接民族复兴和全民深化改革的征途上,习近平已经开始正式重拾“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稍早前的5月21日,首次以“中央”名义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携主抓统战的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出席,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重装上路。

如果说64年前,中南海怀仁堂那次长达1个半月首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力图弥合的是中共民主建国根基脆弱问题,处理好“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那么,今次习近平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级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同样有“备”而来。要重拾统战法宝自不待言,需要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政治指向。或许,这将成为习近平推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当然,这里的政改与西方所理解的“三权分立”相距遥远,是基于一党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政治体制上的推进。在此之中,同被归为“太子党”的王岐山、俞正声作用凸显,他们与习近平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习近平的政改阳谋

观察人士指出,有理由相信,已经在反腐整风、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是习近平,在统战工作上的着力亦非偶然。如果说1950年3月16日中南海怀仁堂那次长达1个半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力图弥合的是中共民主建国根基脆弱问题,处理好“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那么,今次习近平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级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同样有“备” 而来。

要重拾统战法宝自不待言,需要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政治指向。或许,这将成为习近平政改的第一步。当然,这里的政改与西方所理解的“三权分立”相距遥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在政治体制上的推进。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 9月21日,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习近平曾如此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初心。



习近平

据中国官媒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委托有关部门召开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57次,其中习近平主持和出席的达11次。而统一战线所针对的对象正是上述党外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工商联、非公经济、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和海外社团、党外知识分子等。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统战知识分子等三类人群。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郑万通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江泽民在1991年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一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二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200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论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但当时尚未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概念。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提出的重要议题,就是加强协商民主的工作。当年11月15日,国新办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

尔后,由习近平“操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了“协商民主”,并提出了“协商民主制度”,上升为制度形式。2013年重启“双周座谈会”,在名称中加入“协商”二字,改为“双周协商座谈会”,即意在“延续但不照搬”,同时,也契合了“协商民主”概念。201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协商的渠道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

全面掌握党、政、军权力的习近平,对于“中国梦”的阐述和反腐整风多有表述表达,数不胜数,但却从未谈及政改。因此,外界也断绝了对于习近平推进政改的遐想。但是,不说不代表不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当下对于“协商民主”制度的着力,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中共此前一再强调,中国决不会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确定的新路,调整现有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进行这样的澄清,说明改革的边界,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更是对政治改革自我认知的重申。多维新闻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曾表明,习近平主政时期的中国没有必要全盘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但中共必须给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和理论。现在看来,协商民主便是中共给出的民主模式和理论。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一次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上位至今,在反腐以及党建方面,中共已经大步向前,并已取得公认的成绩;在军队领导权方面,习近平通过反腐、人事调整,在2014年召开“新古田会议”之后已经全面确定;而在统一战线上,通过制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重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等,也已宣告重新上路。观察人士指出,前期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共取得了经济权威,但是,在经历高速发展和腐败蔓延之后,在社会和政治的权威性上已经遭遇信用危机。习近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除了加强中共自身的党建,显然还需要通过加强统战工作,聚焦协商民主来实现。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

“太子党”三强联手?

在基于一党执政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推进上,同被归为 “太子党”的王岐山、俞正声作用凸显,他们与习近平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王岐山,作为中纪委书记负责强化一党执政,他在反腐上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已共计有超过100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落马,可以说已经逐渐为中共收复信任失地。而之于王岐山个人,坊间甚至有“宁遇阎王,莫遇老王”之说。无论是“老王”的神隐还是现身,都会引发诸多关注和猜测,外间甚至以之推断中共的反腐动向。

而王岐山与习近平的关系早已众所周知。王岐山与习近平是老相识,同样出自北京大院的两人认识已有几十年时间。习近平在延安做知青时,就同也在陕北当知青的王岐山结下了深厚友情。大陆《南方人物周刊》曾爆料,在插队时,习近平与王岐山两人关系好到曾同盖一床被子睡觉,王岐山还从习近平哪里“截留”了当时罕见的经济书籍,为后来执掌中国金融打下了基础。有分析指出,习、王二人关系非同寻常,可能除正式的高层会议之外,两人还有私下沟通,甚至相互交流反腐意见。

之于俞正声,则以其“儒雅长者”的形象,扮演了柔性辅政的角色。2013年3月11日,俞正声与其前任贾庆林两次握手告别,顺利接掌政协。在次日的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俞正声发表即位宣言,在强调政协的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和性质时便警告说,作为政协委员应拒绝冷漠、拒绝极端、拒绝奢靡与以权谋私。被斥为中共的政治“花瓶”的政协,也在十八大后也确实出现了新动向——重启中断48年的政协双周座谈会、邀请王岐山在政协内部会议上大谈反腐议题,等等。可以看出,作为中共统管统战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发挥政协协商民主作用上的积极作为。

与王岐山一样被归为“太子党”的俞正声,家族背景可用显赫来形容,其父亲黄敬(本名俞启威)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做过1949年后的首任天津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长,后因病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时年46岁;母亲范瑾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之妹,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长、北京政协主席;妻子张志凯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少将之女。俞也被看作是所谓“太子党”中的“老大哥”。据说,他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从小就是铁哥们。

“老大哥”俞正声与习近平的关系也可用融洽形容。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与俞正声的互动上看出。2014年3月,俞正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中“首秀”,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俞正声提出政协应该“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又重申了政协“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有观察者称,在俞约1个小时的报告期间,习近平全程保持着聆听的姿态,始终正襟危坐,专注于“听讲”。会后,俞正声收拾好资料准备离开,转身之际,正好看见习近平,便立刻扬起手笑眯眯地打招呼,而此时的习近平也笑吟吟地扬了扬手,给予回应。细心的媒体记者按下了相机快门,将画面定格。

纵观习近平、王岐山和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他们虽然都被归结为“太子党”。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父辈,当年并中共非核心领导人。因此,我们姑且可以将他们三人称为“非核心太子党”。但正是这样的处境,让他们可以从父辈中获得,不同视角观察中国的政治进程和走向的经验。以习仲勋为例,曾经四次被毛泽东盛赞,两度蒙冤,三次起身反“左”,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但长久以来并未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进入中共核心,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在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相继过世之后才递进到“八大元老”之列。屡经政治动荡,游离于中共核心外围,也让他某种程度上能够以“局外人”身份,近距离的观察中共的政治进程和走向,这必然会对习近平的政治认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姚依林和黄敬则更是如此,姚依林虽然在1987年晋升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但长久以来更是不在核心层,甚至长期以“地下党”身份在转战于晋察冀边区,以至于未曾去过延安,1949年之后担任中央贸易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1973年出任对外经贸部第一副部长,“文革”后的1977年3月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后任商业部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黄敬,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上文已经提到,但早年与姚依林一样活跃于“敌占区”,且英年早逝。“文革”期间,俞母范瑾还被作为“彭真死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相较于习仲勋对习近平,姚依林对王岐山,以及黄敬对俞正声显然未有足量的政治上的“言传身教”。1952年,7岁的俞正声入读北京八一学校。据俞正声自己透露,在小学五年级时,俞正声父母怕他染上“养尊处优”的陋习,就将他转到胡同里一所普通小学就读。期间,俞父病逝。但小学毕业后,俞正声就进入有“红色贵族”学校之称的北京四中就读。1963年后入读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导弹工程系也叫五系,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一个系,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林彪的女儿林晓霖,罗荣桓之子罗东进、栗裕之子栗戎生等都毕业于此。可见,俞正声虽未获父亲太多的“言传身教”,但完全是沿着“太子党”的路径成长。

而王岐山与姚依林的交集,是在成为姚家女婿之后,影响可能相较甚微。但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父亲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在机关大院成长,地地道道“红色中学”北京35中就读,“文革”中被抄家,后经历上山下乡,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了大学,其成长背景跟当年众多“太子党”的经历几无差别。对于王岐山和俞正声来说,这样的背景自然的也能够让他们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认知中国政治进程和走向。“非核心太子党”的出身,让他们与习近平之间有了天然的亲近感,而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也让他们成为习近平推行 “新政”的有力支持者和助手,有分析指出,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

柯林顿 发表评论于
先清理门户,从中央倒地方,垃圾太多。没有一支健康的干部队伍,中央天天出红头文件也没屁用。
xincaige 发表评论于
改革救了共产党
nova.nova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说: 都啥年代了,还在学我当年的"四大家族"独裁制.
Interread 发表评论于
多维的文。
上流Man 发表评论于
这叫“改良”(主义),可见土共的思想还在19世纪初期,与当今民主法制的普世价值还格格不入。
nova.nova 发表评论于
这也能叫作政改???

袁世凯都笑了.
心泰可思 发表评论于
习的政改就是正式称帝吧?今年还是明年算庆丰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