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访苏期间，毛泽东与保健医生李志绥等在一起
一、为什么要批驳李志绥这本书？
如果不把李志绥的书和西方的出版界、新闻界、学界和文化界相结合来看，这本书没有什么好批驳的。因为，像这类的中文书，早有《瘟君旧梦》、《毛泽东和他的女人》等等，驳不胜驳。李书与其他书不同的地方在于由西方出版、西方评介、西方宣传，以英文倒翻成中文的方式，实行“出口转内销”，定下了反毛反华的调子。这本书当然不是单纯的一本回忆录，而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反华的精心制作。
二、西方在李书上花了巨大成本
李志绥的原着写于一九八九年，首先拿到台湾的出版社，没有得到重视，出价只有几千美元。之后拿到西方一个大出版社（Random House），立即受到负责人Jason Epstein 的重视，出价高达数十万美元。为了出版此书，Epstein 先后找了六七个翻译，请了学界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参加出版工作，并为这本书写前言，又找了中国专家Anne Thurston作详细的注释，还请了法律、医学及知名的西方汉学专家做顾问。
从一九八九／九○年决定出书到一九九四年十月该书问世，其间翻译加注释竟然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并且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同时推出。
这本书出版前后的宣传之盛也是空前的。US News & World Report买下摘要版权，专期刊登；《纽约时报》以头版大篇幅大标题介绍。各电视台大力宣传，文化界，例如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London Times、New Yorker等都出了书评。西方汉学界的所谓“权威”相继发表评论。其他，《读者文摘》、美国之音等等也转载、转播。
于是，一夜之间，Monster Mao就在西方成为定论。李的书也就被定为研究毛和中国的必备着作。用如此大的规模，动员了广泛的出版界、新闻界、学术界的力量，制造这么大的声势，至少我在美国的二十多年中从没见过。这本书对西方而言，可谓如获至宝。但出版之后，英文和其他外文版的销路极差，只有中文版一枝独秀，并以地下方式行销中国大陆。
三、小题如何大作
是什么原因让西方如此不惜成本？既然这么重视又为什么拖了五年之久？这本回忆录为什么会有如此权威，可以替毛和中共作出历史定案？为什么宣传、评介的重点会放在“性”的渲染上？我们一路问下去，就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是小题大做，贱货贵卖。李志绥所能提供的内容极少，不过是毛身边的一个保健医生用以卖钱的琐事；而李书要起的作用却极大：在历史上定下恶魔毛泽东、黑暗新中国的案。关键正在于此：小题如何大作？贱货如何贵卖？当然就得玩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
抬高李志绥本人的身价：李本人只是一个保健医生，照中共的级别，应是十几二十级的中下级干部。而他总是将自己和江青、叶子龙、李银桥、汪东兴等九级以上的干部都相提并论，中共的级别代表着地位，级别相去太远那里有什么结盟作对？李不过攀附汪东兴求进。
夸张李和毛的接近：书中有意无意，处处给人以现场回忆的印象。事实上，书中所述大部分重要事件，李根本就不在场。李接近毛的机会也不多，这一点不难查证，李书之中也可看出。
专写黑暗面，处处中伤、诽谤：用黑暗的毛笔描写毛左右周围的人。对周恩来、邓颖超等人恶毒攻击。
以他人回忆为回忆：利用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出的大量回忆毛的书（包括李银桥、张玉凤、孟锦云等）作为李书“补充”、增改以及攻讦之用，这就是为什么出书花了五年之久的一个原因。
以污秽的性事作为攻击毛的重点：大力渲染、歪曲杜撰，危言耸听。
实行权威论断，由西方“学者”黎安友自写前言，作出近几十年来所未见的最侮辱毛和中国的结论。再发动西方学界、新闻界、出版界全力呼应。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要攻击一个人，总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攻击的一方下作到必须用渲染捏造性事来作为主要的进攻点时，也就可以说明其黔驴之技穷了。
四、李志绥书中的弄假
正是由于内容太少野心太大，玩弄手段必然弄虚作假，李书的出版犯了出正当书的一切禁忌，破绽百出。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名义上被捧为具有学术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而内容及其出版却是违背了学术、历史，乃至一个严肃着作的标准。因此，产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形式：不见原着，只有英译本和英译本的中译本。又由此产生了中英文本不相符合的种种矛盾。
于是，被西方报刊作为评述主题，大幅引证的有关毛的性秽闻：和几个女人群交、同性恋、采阴补阳等等，在中文版本中都不见了；毛传布性病的讲法（黎安友的前言）中译本中被李删改，李在后来的讲话中直说毛没有性病，书中毛的“无数”性伴侣，李说既不上百，也无数十，究竟多少他也说不出；毛的性行为，李承认没亲见，李甚至说他书上没用上床二字，英文版上的性群交都是子虚乌有了！
李志绥在中文版改了自己的谢言，改了黎安友的前言，改了Anne Thurston的注释，还改了正文，可说是无处不改。以下再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面。毛与贺子珍会面的事在中国早已流传，真实的情况近几年才弄清楚，中国方面，通过当时参与其事的人的访问，时间、地点、内容都基本确定。两人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见面的。毛与贺子珍相见时没有第三者在场，谈话的内容都是毛贺自己说出来的。李志绥的“回忆”把两人见面的时间说成是一九六一年，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当时在场。特别是英文版中，竟然讲出毛当时的面部表情，有如亲眼看到。（要注意的是，这些在英文本中的描述，中文版中又被改掉。）负责注释的Anne Thurston，根据她后来蒐集到的中文材料，为了给李书一个下台阶，作了这样的注释：“中国的一个材料来源说，会见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另一个来源则同意是一九六一年。”但在翻译自英文的中文本中，李志绥则将Thurston的注释改成：“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曾见过贺子珍一次。”好像毛贺见了两次，而谈的却是同一内容（贺告诉毛要小心王明的迫害等等）。显然李说的是谎言。这件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李志绥的为人。他首先是自抬身价，以表示和毛的接近。在他的回忆中一再把不在场的事写成在场或给人印象他就在旁边。等到露出马脚，又赶紧掩饰。连不是他写的东西他也拿来修改一番。在滴虫病一事上，他把黎安友的前言改了；在贺子珍一事上，他把正文连同Anne Thurston 的注释一起改了。注释被改动的地方还有很多。
再看一个例子。就在英文版的第一章，李志绥说他是毛泽东私人医疗组的组长，这个医疗组由中国十六个最好的医生组成。西方读者自然会以为李志绥必定是十六名名医之首。而中文版就将“十六名最好的医生”这些字去掉了。李是什么样的医生，根据他的自述和他自己所说毕业于华西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抗战时在西南的分校）。毕业以后做的是国民党军医和澳大利亚船医。这两个经历，严格说都不是正式医生，更不要说是什么专家了。从一九五○年后，他从医疗所调到毛的医疗组做保健医生，照他自己说，只给一个人看病，看的只有两种病：睡不着觉和咳嗽。这是什么名医？
以上的例子俯拾皆是。中文本和英文本两相对照。其改动之处不是一两处或十几二十处，而是几十处上百处。
李志绥败坏了所有做人的道德规范：
他违反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仅不替求医的人守口，甚至把生理器官的异状也写出来当作商品出卖；
他不顾朋友同事之间起码的道义。他把一个人的讲话断章取义或无中生有，拿来作为攻击另一个人的材料。他几乎对他所有的长官和同事都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中伤；
他背弃了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公共道德，把国家的一些机密，例如保卫措施泄露出来并加以攻击；
他出卖中华民族的尊严，编造侮辱民族的领导人和人民的丑闻，供给外人作为反华材料；
他自我夸张、捏造事实。这样一个人，这样一本书，吹嘘成历史的见证，捧为“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反过来说，乱臣贼子作“性”春秋，而孔子气，气得呕血。
五、文化帝国主义
一本无聊的书，可以在全世界造庞大声势，这就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本领。过去有人嘲笑美国的苏联研究说，一般被认为是臆测、诽谤、谣言、黄色的东西，只要拿到苏联研究上，就可称为学术论文。这并不是笑话。李志绥这本书就是活的例子。
我们在西方待久了，都会了解，西方文化有它的优越处，也有反动的地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不同之一，就是它的强烈排外性和并吞性。而其中又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民族、国家最显着。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将善恶是非的观念绝对化和极端化。和中国传统的兼容相反，对异己施用暴力，将之彻底摧毁或压服，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赢者通吃，输者全亏，是只许赢不许输的文化。此一文化特点的极端表现，是自我中心和暴力的绝对权威。
黎安友为李书写的前言就是这种心态：
在他看来，因为中国出的所有关于毛的回忆的书，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所以没有李书的价值。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发表的，为西方鉴定的，才有价值。要知道，这里谈的全是中国人和中国的事。
他把李讲的所有坏的地方串在一起，搞出一个有一半时间在床上的毛，和毛周围的一群奉承小人，把中国说得一片黑暗。
他的语气充满了对毛所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粗俗的鄙视。却盛赞李的西方气质。
他对中国妇女作了极端恶劣的侮辱，说“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他替毛作下结论：毛进入黑暗深渊，犯下滔天罪行。这那里是李志绥的书所可能推出的？这只表明黎安友对毛领导下的中国的深切仇恨。
这就是典型的欧美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和他国人民毫不尊重。仅从常识上想，像毛泽东这样影响了中国和全世界的人，可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言行、事功、思想、文学，留下了多不胜数的史料。中国人民在毛的领导下，从半殖民的困境走向完全的独立自主，与美苏相抗衡；从一个民不聊生，毫无工业基础的老大帝国变成农工、国防、科技全面发展的新兴国家。这么多的事实，对黎安友来说并不存在，他可以把李志绥戴着有色眼镜作出的回忆（可能经过黎安友的修饰）的片语只字一一为他的论断定案。
帝国主义者走到极端：一定要采取恶魔方式来描述对手。从而，为了驱魔，不择手段，把自己的侵略、残暴说成有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还有些东方色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西方赶尽杀绝的姿态。请问，全世界最残酷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北美洲。从一四九二年哥伦布登陆时，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大约有三千万到一亿人，今天只剩下几百万人。请问，历史上最不名誉的战争是什么？就是鸦片战争。请问，最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为何？就是北美洲的黑奴制度，今天，拉丁美洲基本上是混血，而北美则黑白界线分明。这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所造成的。
对文化帝国主义者而言，他们并不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种族灭绝等暴行反省，而只是遗憾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全赢。在输不起的心态驱使下，自然仇恨他们的对手，也就是那些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取得胜利成果的国家和民族，一有机会就想重新置之于死地，重新变成赢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李志绥的书被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者看中。因为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者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延续。中国在上一回合中取得反帝反殖胜利成果，文化帝国主义者还想要翻案，而且是全盘翻案。这就能解释李书为何能成为描黑中国的宝典。
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有相当多中国人麻痹了，以为世界是一片和平。其实，当今世界没有一天没有战争。在中国问题上，不论台湾、香港，我们都看见帝国主义侵略之心不死。李志绥的书，反映的也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