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遗体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陈长江说：“毛主席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对他个人身后事的处理，他没有做任何交代，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想法，怎么处理请后人定夺，他并不在意。”
当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会议厅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从深夜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分了，讨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陈长江回忆说：“在会议室门口值班的我们，不时往里送些开水。从断断续续听到的议论，主要争议还是毛主席身后事的安排，遗体的处理，发丧的形式、规模，是否邀请或者允许外国代表团前来吊唁。会议的气氛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是争议，说话声音很高，观点明显对立，情绪也激动。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毛主席所倡导的，中央也早有决定的，中央领导人的遗体实行火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主席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他的遗体应当永久保留。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连医疗组的专家和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都很着急。当然，医疗组的专家知道时间当时很重要。”
最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做遗体的保护，这是必需的，以利于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研究决定，或火化，或保存，都是可以的。时下当务之急是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否则连发丧期的几天都难以维持下去。就这样，一下统一了与会者的认识。于是，布置各项工作，分头抓落实。陈长江记得很清楚：“汪东兴从会议出来，行色匆匆地到我们值班室打电话到卫生部，找专家来研究下一步工作。因为时间紧迫，他说话很急，对方大概也缺乏思想准备，他讲的那些话对方怎么也听不清，不得不反复问答了几次，才算是传达下去。”
当天，汪东兴把张耀祠和陈长江找去，交代说：“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的，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任。”汪东兴还特别对陈长江强调说：“你们要和毛主席在世时一样，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非常光荣的……”
很快，陈长江从一中队挑选了20多人，召集大家进行了研究，着重让大家明确配合卫生部专家的工作，做好遗体的住地警卫和护送工作。陈长江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含着泪水，忍着悲痛，完成领导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做好交办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9月11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此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来了……
陈长江说：“毛主席遗体的转移，组成的车队几乎和毛主席生前外出时一样的编排。前卫车6个人主要负责安全，保证顺利通行，后卫车也是6个人，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主车不是往日的轿车了，而是一辆灵车——车体宽大，顶部较高。我组织8个人用担架将毛主席的遗体从室内抬出，上了灵车，并与卫生部的专家们配合，守护在遗体的两侧，防止在行车中对遗体造成任何的损害。在后卫车之后，是华国锋等护送毛主席遗体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车。”
于是，凌晨3时许，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陈长江组织有关同志把毛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推着小车，把遗体送出了卧室，送上了这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几辆小车护送着。在仲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车队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街、长安街，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灵车前的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车队缓缓流动。灵车队终于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按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将在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群众性的吊唁。大会堂北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的平台上，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当天上午起的一周内，各界群众代表和党政机关干部到大会堂吊唁、瞻仰。
在那些为毛主席去世而举国无比哀痛的日日夜夜里，陈长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遗体，护灵、守灵，还完成了许许多多临时交给的具体任务。陈长江注意到，不少人走过毛主席遗体旁边时失声痛哭。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活动结束了，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因为过分的悲痛而晕厥了。张耀祠要我派车，并让我亲自把她送回家。”
9月20日凌晨4时，毛泽东的遗体再次转移，暂时安置在一个遗体保存室进行保存。“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和张耀祠找我们开会说，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在那里存放毛主席的遗体，供后人纪念瞻仰。纪念堂建设时间可能要1年时间，这之前保护毛主席遗体仍由一中队负责，并指定我负责，还强调要保密，这里的情况不能向任何人讲。”
这个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条件齐全。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遗体保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防腐。不仅仅要遗体不腐坏，还要注意遗容的颜色、神态。要长期保存，遗容就不能进行化妆，任何化妆品对遗体都是一种损害。陈长江说：“毛主席的遗体安置好在这个地下室后，在这里生活的连卫生部的专家在内共有30多人，大家的吃、住等一系列生活问题也很快得到稳妥的安排。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叶剑英等几次问讯卫生部专家看遗体是否有变化，也安慰和鼓励大家做好工作。”毛泽东主席就静静地躺在这里，没有谁再打扰他的安宁。一直到这年10月6日深夜，一队匆匆而来的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张耀祠……
没有任何信息和通报，首长们如此密集地出现，一定意味着什么重大情况的发生。守卫在毛泽东灵前的陈长江有些紧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能询问，只能注意观察。他所看到的来人的表情，似乎与这地下室里的庄重与肃穆有些微的差异，因为他看到首长们的神情有一种压抑着的兴奋与紧张。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安排谁站谁位，而这在平时是很严肃的大事儿。只见首长们站在毛泽东遗体跟前，鞠躬、默哀。随后，陈长江只听到华国锋喃喃有词，像是向毛主席报告重大事情：“主席，我们执行了您的遗愿，一举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请主席您安息吧！”
首长们再鞠躬后，匆匆离去。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地下室口那幽暗的灯光处。望着首长们的背景，陈长江如坠云中。他自进入毛主席的遗体存放处后，所接到的指令就是“保密，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里的事”。由于与外界的隔绝，自然“地上”的事他也全然不知。“四人帮”这个词所指何人他也知道，却不知是什么“问题”，更不知是怎样“解决”的，和“解决”了什么。一时无法想象……离去后的华国锋等人，立即驱车上了玉泉山。华国锋到达9号楼时，已经接到电话的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政治局成员，已经在会议室大厅里等候。
当天晚上，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如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都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样，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是完全一致通过的。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为安全起见，当天晚上，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住在玉泉山。
直到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陈长江才慢慢懂得了华国锋、叶剑英等那天深夜来这里的原委。就这样，日复一日，陈长江等在毛泽东身边过了1年。“在卫生部专家进行有关遗体保存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具体技术操作时，我们则根据他们发来的指令对停灵房间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测和控制，还有那些消毒、杀菌一类的工作，不管是再脏的、累的，还是再呛人的、对健康有害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知难而进，心甘情愿，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工作，就像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那样。”
经过近1年的紧张施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交付使用。1977年8月20日，是决定把毛泽东遗体转交纪念堂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20分，陈长江等4人穿上防毒衣，戴上防毒面具，直入遗体存放室内，把毛泽东遗体抬上灵车。运载遗体的车辆从遗体存放处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念堂。陈长江回忆说：“到了纪念堂，依然是我们4个人，穿戴好防毒装，把新做的水晶棺抬到密封的消毒室，在徐静等卫生部专家的指导与密切配合下把毛主席遗体安置好。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我们换了衣服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说：‘……代表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多年来保卫毛主席，也感谢你们这1年保护毛主席的遗体……’”
护送毛主席的遗体前往纪念堂，让他老人家在那里安息后，陈长江和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我从1950年来到中央警卫团，到这时，可以说在毛主席身边27个年头。离开他时，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自1962年毛泽东取消了卫士和卫士长后，由陈长江所带领的一中队接替了保卫任务，“我全权负责毛主席的警卫、日常生活工作。尤其是‘文革’10年期间，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和接见国内外友人，都是由我负责警卫工作”。1958年，因多年警卫工作无事故，成绩突出，陈长江出席了公安军模大会，被授予三等功。1968年，陈长江出席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表彰大会，被评为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在毛泽东身边的20多年里，陈长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毛泽东的称赞，在毛泽东眼里，他“忠诚、老实，反映情况可靠”。
毛泽东逝世后，陈长江在1977年负责保卫过华国锋参加大庆会议和出访朝鲜的警卫工作，1978年负责保卫邓小平南行和出席军委（广州）扩大会议的工作。1985年起，陈长江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并兼任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于1987年底离休。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底蕴极其深厚的人。他喜欢研读历史，尤其是《二十四史》。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研读，并写下了大量评注。读史可以明智，评史更可知兴替。在陈长江看来，毛泽东跟所有人一样在读书，又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实行家在读书——毛主席跟所有人一样，读《二十四史》是想要了解历史，又跟别人不一样，是想着如何从对历史的了解来在行动上变革现实。
在晚年，陈长江每有空闲常读一读《二十四史》，尽管文化水平不高，读起来挺费劲儿，他还是坚持往下读。因为毛泽东曾经对他说，他应该读一读《二十四史》。陈长江说：“毛主席读史最主要的是想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