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息日前突然披露，在未有任何风声的情况下，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将“绿色化”纳入十八大抛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理论体系中，使得“四化”变“五化”。内部人士声称，这一变化虽然并非仅仅是单指环境保护层面，但亦表明在习近平力推下，环境保护已被定性为“政治任务”，也意味着中国的环境安全正逐层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不排除对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极有兴趣的习近平，可能动用国家强力对涉及环境问题的国民活动进行全面干预。在此之前，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力推将三中改革囊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清洁的岛国，68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几乎无处不见花，无处不披绿，享有“花园城市”的美称。但“花园城市”的建设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程。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增长使新加坡完全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各类建筑覆盖了三分之二国土，乡村销声匿迹，耕地丧失殆尽，粮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赖进口，水资源日益短缺，治理空气污染和保持城市清洁的压力越来越重。为此，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以铁腕手段强力干预，甚至不惜留下“独裁者”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骂名。新加坡乱掉垃圾会被有关部门召去充当反面教员，穿上标志垃圾虫的服装当众扫街，藉以示众。新加坡也设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确保各项建设和社会活动不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污染问题。李光耀声称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柴静用一系列“惊悚”的数据唤醒了中国人对雾霾的重视，也揭开了环保部门执法无力、利益集团操弄公益要挟公众、普通公众急功近利等等恶因。稍早前，中共官方消息显示，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刘向东“落马”，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值得一提的是，刘向东曾在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中出镜，回应环保部门对违规项目监管不力时直言“环保部门就是地方政府养的猫”。观察人士指出，借助柴静纪录片的舆论效应，中纪委顺势拿下曾经高调的环保官员，也意味着将开查环保领域腐败行为，而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省自然首当其冲。
APEC期间北京的蓝天
柴静的纪录片如同打响了环保的“前哨战”，不独官场震动，也引起中央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的考虑。不久前，饱受炮轰的环保部长周生贤下台。3月7日，中国“两会”期间的环保部记者会上，谈到当前的污染有多严重，刚刚履新环保部部长的陈吉宁坦言“中国的排污强度已经成为史上最高国家”，被问道环评方面存在“红顶中介”的问题，陈吉宁表态，决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并承诺“8个环评机构将率先脱离环保部”。
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又加入了“绿色化”， “四化”变“五化”。消息称，该次会议宣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尽快出台方案，波及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
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栏目随即刊文解读称，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而且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并且，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其实，在此之前，习近平自十八大亲自主持起草的报告提出“美丽中国”，而后上台又抛出“留得住乡愁”等“中国梦”内容，便可以清晰地被看到习近平以国家意识强力介入扭转环境恶化遗患的蔓延。但环境保护问题从来都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时更是如此。有评论指出，环保产业重要性不断凸显，解决节能环保问题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项重要任务，将其上升至国家高度应是中共当局需要重点考虑的战略之一。2014年11月，在APEC带来的蓝天之下，习近平说道，“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目前，政治局会议上“绿色化”的出现彰显着中共当局的决心与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环境的“逆袭”还需等待“靴子”的落地。
纵观2009年到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近七次国情咨文关于能源问题的讲话可以看出，美国对待能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在于能源本身。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国情咨文主要是在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岗位的框架下来谈能源问题，包括谈油气生产、新能源发展，都意在发挥能源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而从第二任期开始，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均已具备的时候，奥巴马则更多地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谈美国能源政策，对气候变化证据及其危害性的表述从未如此言之凿凿，详尽具体。
但高能耗的美国模式从来不是中国所能承受的，相反，与李光耀精神契合的习近平更可能倾向于新加坡的铁腕。尽管中国无法完全移植新加坡的方式，但习近平可能并不这样认为。中国现在缺乏的即是铁腕执行力。
简而言之，“绿色化”简单的说就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而且要使之成为高级别价值取向。把“绿色化”扩容“新四化”为“五化”，就是把“绿色化”从过去常规手段的“环境治理”提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学习小组”还认为，“绿色化”理论创新意义的地方在于，在十八大提到“五个文明”之一之后，“生态文明”终于有了落实方案和路径。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总体目标，而“绿色化”则是具体道路；中国特色的总体道路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其中都要“贯穿生态文明”。另一方面表示，生态将不仅仅是环保部、国土部、甚至是林业局、海洋局的“片内”工作，而将是“全国一盘棋”；不仅是“政绩”，而且将是真金白银的巨大产业；不仅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匹夫有责”。
将环保问题政治化正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道。如今令人耳熟能详的“花园型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无一不源自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城市型国家，新加坡高度重视绿色环保节能建设，主要体现在构建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绿色建筑”、废水利用、垃圾处理等方面。日前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正是将环境治理提上了政治高度。他曾强调，除了财政和国防，建立平等社会一直是我治国时优先考量的事项之一。如果无法让所有的新加坡人都享有干净和绿化的环境，就无法贯彻这种平等的观念。李光耀在忆及防治污染的初衷时曾说：“我们就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政府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先发展再善后”的模式，同时也促使其在工业化初期就下定了打造清洁与绿化城市的决心。在这一点上，曾有评论犀利指责称，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环境恶化。无论怎样，在略为绝对化的评价背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无疑是在拷问着中国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