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
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
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
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
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
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
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
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
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
郑：您一直在现场吗？
郝：一直在现场。
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
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
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
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
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
白：24日。确信无疑。
傅：您家住在哪儿？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
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
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
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
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
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
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
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
白：没有。
傅：有没有见到家属？
白：没有。
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
白：没有。
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
白：没有。
傅：有没有警察？
白：没有。
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
白：对。
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
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
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
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
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
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
傅：大概几点。
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
傅：是您自己去的吗？
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
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
朱：我上渔场找船。
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
朱：仰面。
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
朱：对。
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
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
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
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
傅：那他怎么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
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
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
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
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
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
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