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秘密演练抓捕“四人帮”：有人开枪就往死里打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

汪东兴回忆说：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练习。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

“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参与了这次行动。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

“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是叶帅派我去的。那时叶帅决心大，行动快，‘四人帮’准备10号搞政变，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行动），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事先都做好了准备。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临走时，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时间可能长一些，几个月，半年说不准，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不要找领导打听，也不要告诉孩子们。我这次是秘密行动。

“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

“不一会，汪东兴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

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张春桥、姚文元是“秀才”，不会动手开枪。但是，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他经常到靶场练枪，据说枪法还可以。

另外，还考虑到毛远新。那时候，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我们根据汪东兴的命令，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

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九号楼。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导演”，但是他不露声色，连他的机要秘书、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

10月6日上午，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批文件，读书，看报，甚至还照常学英语。

在这大决战前夕，叶剑英守口如瓶，处之泰然。

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回忆，在10月6日下午三时半，红机电话响了，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叶办”：“晚上八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叶剑英说：“准时赴会！”

这时候，“叶办”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

六时一刻，司机老赵开来“红旗”牌大轿车。警卫参谋“马头”护送叶剑英上车。

据“马头”回忆：

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叶帅问：“‘马头’，你注意一下，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

开到六部口的时候，叶帅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不熟？”

我说：“熟呀！”

他问：“怀仁堂有没有后门？”

我说：“有后门！”

他又问：“能进车吗？”

我说：“能进车！”

我当时觉得，今天怎么啦？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

晚七时──准确地提前一小时，叶剑英几乎和华国锋同时到达怀仁堂。

这时候，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

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警卫参谋“马头”按照惯例，在叶剑英下车之后，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紧随其后，步入会场。往常，“马头”随叶剑英进入会场，待叶剑英坐定，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然后退出会场。“马头”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都是这么个“程序”。不光叶剑英如此，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总是由警卫参谋、警卫或者秘书持包。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秘书休息室。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警卫们、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

然而，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当“马头”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卫科长挡住！

原来，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除了首长本人之外，任何警卫、秘书不得入内。不言而喻，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

正因为这样，连“马头”也被拒绝入内。

“马头”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马头”无奈，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公文包一滑，从“马头”手中掉下，啪的一声落地，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

这时，警卫科长只得随机应变，让拾起公文包的“马头”进入会场，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

“马头”照办了。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逮捕张春桥差点出了大漏子：贴身警卫拔枪反抗

早早在怀仁堂正厅等候并指挥现场警卫的是汪东兴。

晚上七点多，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国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华国锋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

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

“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

汪东兴隐蔽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动静。

挂帅是华国锋、叶剑英。做具体工作的是汪东兴。

晚上七点多，叶帅、华国锋同志，亲临怀仁堂，就坐。汪东兴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就在屏风后面观察现场的情况。

七时五十五分，第一个来到的是张春桥。他一进入怀仁堂正厅，顺顺当当，立即被捕……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10月6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情况和谈话内容：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

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叶帅过去（七三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映。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毕，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

张春桥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的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

在研究抓张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捉摸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几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

“大熊”对张春桥忠心耿耿。

据云：

在1967年春天，张春桥被数万造反派围在一幢小楼里，两天两夜出不来。他闻讯带领一班侦察兵连夜赶去，将张春桥往掖下一夹，从二层楼破窗而跃，只身杀出重围，救了张春桥一条性命。从此，他深得张春桥的信赖和宠爱，成为张春桥的警卫参谋，日夜不离左右。他对张春桥也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据说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张春桥谈话，久去而不归。他不知听谁说林彪有暗算张春桥之心，一时性急，挥拳击倒四、五个卫兵，硬是破门而入，冲进客厅，搞得宾主好不尴尬。张春桥嘴上虽严厉痛斥，心中却大加赞许。

“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经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密谋，决定采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帮”。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

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

这只“大熊”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果真，那天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

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张的“第一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

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首长好！”

据纪和富回忆，当时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春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汽车响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在他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大熊”。

张春桥好象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这样，终于把“大熊”甩开了。

张春桥失去了“大熊”的保护，抓他就易如反掌。

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门，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

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

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

我们把张春桥架到里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

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目光威严地逼视着他；汪主任握着手枪站在屏风后，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恶狠狠地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 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华国锋念完，纪和富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后门押走了。

就这样，张春桥第一个落网。他被押往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

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

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人们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何况把“四人帮”关进去之后，插翅难逃。

张春桥第一个被押进了地下室。

就在顺利地解决张春桥之后，差一点出了大漏子！

这漏子便出在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身上。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就在抓张春桥的同时，在前大厅还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被拦后，有人把他领到一侧耳房休息。

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同志，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

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朴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

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

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

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倘若当时“大熊”开了枪，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枪声马上会惊动正朝怀仁堂赶来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会惊动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远新。一旦他们有所戒备，那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了……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王洪文被捕时极力挣扎：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在张春桥之后，第二个到来的是王洪文。

1990年7月15日，笔者在北京曾采访了“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

米士奇，常被人说成是“王洪文秘书”。他再三向笔者申明，他当时只是“王办”的工作人员。

米士奇，当年人称“小米”，如今成了“老米”。据他回忆，王洪文在落入法网之前，在干什么？ 他在看电视！

米士奇说：

“10月6日晚上，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住处。电视室在王洪文办公室旁边。本来，我一个人在看。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快八点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王洪文站了起来，我看着他走出去……”

就这样，王洪文坐着轿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从米士奇的回忆可以看出，王洪文在来到怀仁堂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

比起张春桥来，王洪文年轻力壮，而且身边可能带枪，不那么要好下手。所以，行动小组在对王洪文下手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

据汪东兴回忆：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

1976年10月6日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

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

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

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又据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一片中，行动小组成员面对摄像机回忆：

“到了七点半，粉碎“四人帮”的战斗就开始了。王洪文来了，和我正好相遇。我扫了他一脚，把他压在地上。”

王洪文的警卫，被挡在怀仁堂正厅之外。

王洪文的警卫刚被领警卫休息室，还没有等他坐下，就被下了枪……

这样，王洪文第二个被押进了中南海地下室。

王洪文被捕之后， 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

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到了夜十一时左右，他吃了夜宵，洗过澡，正准备回家。这时，他忽然见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往常，邬吉成跟“王办”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他来干什么？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十六楼，出席紧急会议！”

出了什么事？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米士奇才知道王洪文已经被捕。

命令说：“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全体留在钓鱼台，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

米士奇当即表态：“拥护中办命令，执行中办命令。”

就这样，米士奇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米士奇就写了一份揭发“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材料，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姚文元被捕后透露：毛主席遗体前不正常的合影

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关于10月6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10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于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

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他听完后好象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据行动小组腾和松回忆：

“晚上八时多，姚文元来了。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九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

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地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

毛远新被捕时拒绝交出手枪：大喊“主席尸骨未寒”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一路人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三位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的率领下，直扑毛远新和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

1984年4月，汪东兴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采访时，曾讲了这样的话：

“……中央能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一个人是立了大功的，那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当时，张春桥、江青密谋篡党夺权，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拉拢他，妄图控制中央警卫团，搞反革命政变。李鑫同志冒着危险，及时把‘四人帮’的阴谋告诉了我；我又连夜报告了华国锋同志。促使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六号那天晚上，李鑫亲自带着几名战士冲进中南海‘201’号，强行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

除了李鑫之外，完满执行拘捕江青这一重大任务，张耀祠也是立了大功的。

张耀祠，早在他十六岁——1932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1953年5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将军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海外称“八三四一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了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三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那本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所以住在这个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联络员名义上只是联络联络而已，实际上权重一时。因为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靠毛远新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笔者后来在上海采访毛远新时，见过这位秀丽的纺织女工。

10月6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

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以及两位女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现场目击江青被捕：并未发生传闻的“大吵大闹”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以及两位女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她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张耀祠要江青交出文件柜（也就是保险柜）的钥匙。江青起初不肯交。磨蹭了半天，说不能交给你们。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来说：“我的钥匙只能交给国锋同志。”

她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这才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丰泽园后面的地下室里度过的。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江青的秘书刘真目击了江青被捕这一幕，后来回忆说：

“当张主任（引者注：指张耀祠）带人冲进来时，我们全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看见江青被两个女战士从卧室拖出来，她脸色蜡黄，头发散乱，又喊又叫，我才明白，她完蛋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谁也没有去帮她。”

“我忽然想起她计划明天上午要去清华大学视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我连夜写好讲话稿。我就追上去问：‘你明天的讲话稿还要吗？’”

“江青翻了翻眼皮说：‘不要了，撕了吧。’”

“江青又说：‘你告诉李纳，不要找我。’”

“她还想说什么，被女战士用力拖走了。”

“张主任对我们说：这里发生的事你们不许对外面讲，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回家。”

“我们一直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才允许回家……”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粉碎“四人帮”内情：为何采取隔离审查而非会议投票？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吴德回忆道，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吴德说，他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十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