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张嘴”：GDP主义不死
柴静纪录片记录了这样的案例。河北钢铁冠全球，也是耗费大户。柴静随华北督察组人员前往河北也去实地采访了当地的钢铁企业。眼见到浓烟蔽日，他们大费周章拿到了违法生产的证据，但最终该企业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为什么？环保部科技司熊司长说，环保部门无法取缔关停，就业与银行贷款因素很关键。河北钢铁10万工人要吃饭，10万张嘴能允许吗？
北京的雾霾天
的确，近两三年，雾霾席卷大半国土，京津告急、河北告急、华北告急。抛弃唯GDP主义，中央再抛经济新常态。但就业吃饭的问题却结结实实地甩在地方官员眼前，因为淘汰落后产能裁减员工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并不少见。就在《穹顶之下》发布之时，报道说在河北，大气污染防控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位县委书记说：“我完不成GDP指标，顶多挨批；搞不好大气污染防控，我乌纱帽儿就得摘了。”2013年底，国务院提出五年内压缩8,000万吨产能，其中6,000万吨落在河北省。
一边是发展民生，一边是生存危机。这成为当下包括雾霾等环境污染的最本质最无可回避的刚性对抗。转型中的阵痛期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说说便可以轻易度过。
“煤”病“油”毒：垄断利益“反哺”还是反水？
2013年雾霾天，公共汽车开丢，哈尔滨环保局也“失踪”。柴静一连两个章节发问，世界各国、各个地区发展经济，煤、油消耗多矣，为什么偏偏中国会遭遇雾霾袭击呢？专家说，燃煤没有清洗，大规模使用劣质煤；燃油标准低欧美数档，品质低劣。如果目前环保设施，100%按照国家的标准都到位了，尘排放跟二氧化硫排放，应该比现在低60%。氮氧化物应该低于 35%。
那么，为什么不洗煤？为什么不提升燃油品质呢？对于油品差，石化企业辩解称国家标准定得不高。的确，那么油品能不能提高呢？也许能，国III不是升国Ⅳ了吗？但是，环保部说一升（涨）7分钱，石化行业要求涨 5毛钱，连发改委财政部都抱怨无可奈何，“人家根本不搭理我们，他副部级单位，你拿什么招啊？他搭理你啊，你价格司今年不涨价，明年逼上门来，你涨不涨，不涨我断供了，就这话。”能源一旦短供，发改委也似乎遭胁迫，可见提燃油品质多么不易。
而石油标准委员会主席曹湘洪本身就是原中石化总工程师，在面对柴静的5连问时，他倒是坦承，标准的确由石化企业主导，那是因为本来环保部的人就不懂。如果说要深化改革，自己可以退位让贤。“可以接受，我早就想卸任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外面人就说你拐向中石化，中石化就说你吃里扒外。”但是他又警告，提高标准倒闭改革提高油品等级，甚至放开垄断，但那不是阿猫阿狗便可以经营的。言有所指，到时出现能源安全，谁担得起这个风险和责任？将丑话说在前头，曹湘洪理直气壮，而且天衣无缝。一旦扣上“能源安全”风险的帽子，谁能吃罪得起。但也正是此逻辑，令“三桶油”有恃无恐，以“断供”相要挟。手握此杀手锏就犹如抓住了叫板中央、叫板民意的秘密武器，为什么还要淘汰落后产能，有什么动力提高油品呢？
当然，个中内情利益纠葛，远不简单，“三桶油”凭借垄断力量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早已是众所周知。巍峨雄伟的三桶油总部大厦、高档的进口奢华装备、百万千万计的高管薪酬，相信十八大中石化高层几乎全军覆没所爆出的奢靡，仅仅是一个缩影。
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500个亿。而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能够省100块钱，一吨煤能够省156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有这些利益的诱导，谁能指望当事者自觉放弃利益。所以柴静说雾霾中全都是钱的味道。但是，这难道不是体制畸形的必然悲剧吗？裁判员、运动员，类似石油企业的利益体一人身兼两职，自然不容他人指摘“护食”。
一张废纸：被架空的环保部
环保部人员走进河北一家民营加油站抽查柴油，证件却被老板夺走。“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在听闻老板的反击后，他们只能默默离开。这说明，没有牙的老虎只会虚张声势。车企造假，超标车横行。十余年间，全面造假普遍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也有相关的法律制裁和汽车召回管理条例。但相关法律却一次都未适用过。对违规车辆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行使，环保部说听说不是我，工信部说绝对不是我，质监总局说应该是我们三个吧。最终执法主体不明确，于是无一家出面执法。
环保部机动车处处长丁焰说道，“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我怕人看见我没牙，环保尴尬不就尴尬在这儿嘛。”也正是如此，石化企业敢叫板否定定价，环保部无权查扣召回超标汽车，无法关停浓烟滚滚的不达标钢铁厂……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源上，环保部从来没有被清晰地赋权，可能那个纪录片中出现的私营加油站主说得不假，“有义务没有权力”。于是，空有一纸法令，环保部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空壳而已。
据说，当时很多部门反对将环保部门执法权列入法律的清晰表达中，只好用模糊的表述瓦解架空环保部。所以，难怪，陈吉宁的上一任周生贤在位之时，只能在舆论的围追堵截中左支右绌。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已是常态，更何况利益驱动下，环保部屡屡挡人财路，自然是围攻夹击的对象。有观点说，部门利益与能源国企大户形成紧密联系，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2亿余元，便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而有关周生贤收受高耗能企业贿赂，一路为其落户京津亮绿灯的传言也令人浮想联翩。
而今，48小时，陈吉宁上位伊始，柴静发布《穹顶之下》无异于一阵“敲打”。但是，无论是GDP主义根深蒂固，还是国家能源标准和监控体制畸形，亦或是立法语焉不详，其实背后不外乎既得利益的权力垄断。所以，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说：“治霾关键在于改革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体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各个所谓的 “相关部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闷声发财。
所幸，就在柴静被疯狂刷屏之前，山东临汾和河北承德的市长兼因污染防治工作不力，被环保部公开约谈。加上此前约谈的，环保部已经约谈了十个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从中国政治的操作来说，这恐怕已经是封顶的动口方式了。”央视新闻评论如是说。正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这对新上任的陈吉宁而言确乎棘手。实际上治污已不是一个技术或者理论问题，而实为一个改革魄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