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之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今天去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它社会矛盾。
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同志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
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它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关于“跪交请愿书”
4月23日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锡铭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心里十分赞成锡铭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北京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置可否。
形势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领导人搞臭。
4月24日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势了。事态发展很快，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