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9日，北京市昌平区佳园小区地下室楼梯口外，阳光很刺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书旗摄
地下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每年新增人防工程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相当于3.5个天安门广场。这是另一个北京，一座“地下城市”。
北京庞大的地下空间，由普通地下室和人防工程两部分组成，分别由北京市住建委和北京市民防局管理。
100万，这是一个不断被媒体重复的北京地下空间居住人口的数量。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普通地下室23000多处，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米，实际居住人口16万多。而在北京市民防局，人防工程面积和居住人口数量，是一组“涉密”的数字。
就算是16万，也是一座小城市的人口了。这些与我们同在北京的人们，怎样“地下”生存？怀揣哪些梦想？带着这样的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基层“接地气”到了地下……
地下旅馆
徐丽莎被告知每天只能洗一次澡。
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姑娘，住在北京西城区新开胡同一家地下旅馆。老板脖子套着大金链，也是东北人，8年前承包了这家位于北京二环内的旅馆。
这家地下旅馆管理“严格”，除了登记身份证，晚上还要查房，那个和洗手间互相串味儿的浴室，由“大金链”亲自管理。
楼上就是北京某单位公房，这里距离积水潭医院不到一公里，徐丽莎想彻底治好让她痛苦不堪的腰突。
那些来京求医、实习等要住上一阵却要掰着指头计算花销的人们，想必会感谢有些脏乱却廉价的地下旅馆：便宜的一晚一床30元，奢侈的住单间也不过一百出头。
在二环另一边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拥有亚洲顶级的专家，这里每天要完成20例手术，饱和状态下400位病人在苦盼医生为他们“妙手回春”。大量病患涌入，让医院旁边的天坛南里小区俨然成了城中村。轮椅、拐杖、寿衣、发票、楼房、平房、地下室……或租或买，应有尽有。
来自浙江诸暨的小镇姑娘杜宇丽已经离开了这个庞杂的城中村。过去3年，她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度过，3次在这里接受垂体瘤开颅手术。
第一次，瘤体被切掉一半，右眼几乎失明。第二次切除不太成功，半年后第三次开颅。
“大夫说已经尽力切了，可核磁共振出来还有一小块儿。还有人告诉我，瘤体要是完全切除，人也就没了。”第三次手术之后，父亲杜明变得焦躁不安。一次手术前后要花掉7万元。
父女两人每次都住在离医院不到300米的天坛南里西区一个地下旅馆。每天60元，两床一柜，可以做饭，不能洗澡。旅店没有名字，入口处贴着联系电话，拨通后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很快从旁边巷子里出现。她手里还有平房可以出租，每间80元。
房间位于半地下，透过小窗户，能看到外面路人的小腿。隔壁住着一家餐馆的服务员，公共厨房的灶台已结起厚厚的油渍，老杜皱着眉头给女儿烧了一个菜。
20岁的杜宇丽留着板寸头。为了尽快让大夫安排手术，每天搬个小马扎坐在大夫办公室门口。毕竟，这里有人入院不到一周就被送上手术台，有人在病房门口躺了3个月也没人搭理。
杜宇丽喜欢看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这是一款常让观众觉得自己比选手聪明的百科知识问答节目。最终获胜的答题者将带走丰厚的奖品。杜宇丽回到学校的愿望非常强烈。老杜打算以后自己给女儿做针灸治疗，为此他阅读了不少资料。事实上，老杜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加上妻子经营小吃摊的收入，很难再来北京进行手术。
旅馆门口属于一位王姓菜贩的“地盘”。她在地下室楼上租了一套两居室，自家三口人挤一间，另外一间租了出去。城管时不时过来巡查。王姓菜贩能在15秒之内将菜摊“打包”并快速消失在巷子里。
一对老夫妇，因为城管拉走了他们用来给儿子占车位的旧椅子，和城管激烈争吵起来。社区民警、街道干部闻讯赶来。邻居们借机抱怨小区道路成了医院停车场，停车费却和他们无关。
开发商老戴是住在北京地下旅馆的另类。
老戴到北京上访，排了四小时队，只和接访人员谈了一分钟。天色已晚，一位裹着白色围巾的年轻女子热情地迎了上去。老戴被带到天坛医院往西4公里的开阳桥附近一家地下旅馆。位于北京南二环边上的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在这家旅馆和天坛医院的中间位置。
旅馆暖气给得很足，老戴冻了一下午的脸变得红一块白一块。他说自己借高利贷被人下了套，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说到某些人的名字，老戴激动地吐着脏字，盐城口音越来越浓重。
地下旅馆住一晚上50元，不及开发商一包烟钱。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准备将就一晚就走。“白围巾”是旅馆的业务员，她极力挽留老戴，建议他去中纪委试试。她还成功推销出一项“增值服务”——300元把信访材料上传到最高检网站。
3个河南口音的中年男子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月。晚餐时间，桌上摆起香蕉、啤酒和方便面，烟头插满了烟灰缸。“白围巾”还想再安排一个人住进去。
室外气温降到了零下5摄氏度，“白围巾”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等待下一个住客。
地下群租客
和地下旅馆租客相比，地下室群租人群才是这座地下城市的主体。在这里，他们必须适应地下的“生存规则”，比如忍受潮湿吵闹，小心提防偷盗，时刻保护隐私或者索性放弃。
进入冬天后，许鑫愈发觉得选择不带窗户的房间，是个明智的选择。在北京西南三环外的丰台区丰益花园5号楼地下一层，她住满了5年。房费从每月350元涨到了650元。地下室没有供暖，没有窗户相对暖和一点。房东老郑严禁租户使用电热毯电磁炉，“见一个收一个”。
两个多月前，东城区骑河楼小区地下室发生火灾。因为都是群租户，一开始竟没人敢报警。“肇事者”据说违规使用电磁炉做饭，还把锅给烧干了。
丰益花园是北京规模较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地下室总面积超过3个标准足球场，群租现象非常普遍。
如今，小区物业明显加强了抽查力度。“有天早上八点多，我还没起床，一个物业的人敲门进来，伸手就往床单底下摸。”许鑫说。
许鑫对门住着一对来自四川的老夫妻，他们的儿子住在许鑫隔壁，两个房间只用薄薄的木板隔开。每天早上7点，老太太急促的敲门声会准时震醒许鑫。她觉得老太太拳头，直接砸中了自己的心脏。
许鑫在小区800米外的西国贸汽配城一家足疗店上班，深夜两点下班。在被老太太“顺便叫醒”之后，便开始一上午的辗转反侧。午饭后简单收拾，带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新的一天。
在地下室，许鑫没有一个朋友。她从不主动和人搭话，也没人主动和她打招呼。隔壁的隔壁，住着一个叫“马哥”的河北人，两人见面礼节性点一下头。
“姓马，在工地里包点小活，儿子在北京上艺校，一年学费两万。”许鑫了解“马哥”的这点事儿，都是“马哥”在楼道里大声打电话时透露的。儿子“小马”偶尔过来住，好几次大半夜还在房间里唱歌，直到楼道里传来分贝更高的骂声。
夏天是地下室最难熬的时间。“关门睡觉闷到心慌，开门睡觉又怕招贼。”许鑫的女儿去年夏天过来，两人开着门午睡。她隐约感觉有人影晃动，以为是错觉，睁开眼发现手包不见了。女儿吓得连说以后再不来北京了。
在地下室狭长的通道里，酒味、臭脚味、香水味、尿骚味、油烟味，在不同时段不同地段释放出不同浓度。
房东老郑早已习惯这些味道。他的“办公室”在楼道最东边，几乎足不出户盯着四个监控画面，管着从东到西137个房间。遇到前来打听住宿的陌生人，他会警觉地反问，“是你住吗？”“你看着不像住地下室的人呐？!”。
老郑的“严谨”还体现在房租上。一月一交，逾期一天，就会从外面把房间反锁。“老住户”许鑫被锁过一次，她和老郑红了脸，骂他没有情面。
地下室被盗概率最高的是衣服和鞋子，但租户仍然把洗净的衣服鞋子挂在地下室入口，充分利用这里短暂的光照和相对新鲜的空气。
入口处的墙上，“您已进入监控区域请注意个人行为”的提示牌非常醒目。一些丢了衣物的租户，在提示牌后面“跟帖”泄愤——“哪个SB偷了一套保暖内衣赶紧还回来，不然等死吧。不管你是不是拿错。”
地下二层也住着人。老郑对那个地方有些不屑：“那是人待的地方吗？住几天全身就长疹子。”许鑫这么多年从没下去过，往下走的楼梯堆满了杂物。
一对年轻夫妇承包了老郑口中“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们的儿子看上去不到两岁。每个房间比楼上便宜150元。妻子姓何，她说现在只剩下一个房间，“这里冬暖夏凉，我们有正规手续”。
小区业主数次向有关部门投诉地下室管理员根本不具备消防和应急知识。小区盗窃案多发，与地下室居住人员混杂存在关联。因为不是业主，这些人随地吐痰，破坏小区绿化，夜间大声喧哗，还到“地上”来喝酒聊天。
距离这里往西不到5公里的另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丰体时代，地下空间被改造出一处1400多平方米的社区活动中心，方便居民跳舞、打牌、看电影、打乒乓球……它是北京地下室中的“明星”。
丰益花园保安部一位工作人员称，小区部分地下室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
老郑的合同还有两年，很少有租户问起这点。许鑫也不愁找不到住的地方，再说也没购置什么大件物品，说搬就能搬。
来自北京昌平的刘嫣和许鑫是同行。她在西二环外天宁寺桥东南角一处地下室上班，租住在地下室楼上一套两居中的一间。“上下也就是一泡尿的距离。”她大声地调侃。从这里往北3公里就是银行与证券公司云集的北京金融街。
开在地下室的足疗店容易造成误解。刘嫣说，很多第一次来的客人，先是东张西望，然后拐弯抹角地打听服务项目。有人失望地走了，留下来的就成了回头客。
刘嫣贡献了店里三分之一的点钟。她热情开朗，手法娴熟，并能专业地解释自己的业务。
她原来是名护士。在一次包皮手术的备皮过程中，不小心划伤了病人。被辞退后在东直门一家中医培训机构学习推拿。她还在一家大型洗浴中心待过，“只做正规生意，我是北京人，被抓住多丢人。”
刘嫣老闻到地下室有一股霉味儿，没事就找借口出来透气。每天凌晨下班，厚重到能抵挡核辐射的水泥门，必须两个女孩一起使劲才能合上。
“有一位客人，每次来都提出要给我洗脚。他原来是个足疗师，现在开了一家批发饰品的小店。”刘嫣掌握着很多客人的怪癖。她每个月赚5000元左右，等着家里拆迁，之后就不干这行了。
她一度想写一本书，叫《足疗店的故事》。有个客人曾认真地提出，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出版费用自理。客人听了她讲的几个故事后说，真写出来可能比一本叫《推拿》的小说还精彩。
“地下”爱情
5000元，也是来自北京房山农村的刘建峰每月能拿到的最多数字。
他是北京东三环双井麦乐迪KTV的网络维护人员。女友小段在高中时就好上了，两人的小窝安在单位附近的百环家园9号楼地下室。
百环家园是朝阳区的大型经济适用房小区。这里靠近CBD地区，地下室租户以夜场、餐馆或者商铺打工的年轻人居多。周末下午三点多，三四级北风刮散了雾霾。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裹着棉睡衣，陆续从地下室出来。最近的小卖部里能买到泡面、水果和零食。
这对情侣也依偎着从地下室走出来，逗留在小区派出所一块空地上吹着风晒太阳。“冷一点也比在下面闷着舒服。”刘建峰说，在地下室，俩人已经习惯开灯睡觉，否则一觉不知睡到何时。
年底的婚期越来越近。刘建峰以前认为待在家里没有出息，现在想想出来混也混不到哪儿去。结婚后会打算在老家开个店，暂时不考虑回市区。
有人为爱情逃离，有人为爱情迁徙。房东小红在9号楼地下室设置了一个“样板间”，方便意向租户参观。“样板间”属于广东女孩阿文和男朋友小赵。
只要不上班，阿文就把自己裹在鹅黄小碎花的被子里，悠闲地看着韩剧。“样板间”干净温馨，粉色的墙上挂着一排质地不错的衣服。
阿文声音轻柔，半年前漂来北京陪男朋友。男朋友小赵是一家餐厅的副厨，每月工资涨到了6000元。“如果没有人赶我们走，就一直住这儿了。两个人一起做梦的地方，也不需要太大。”
胡可为和李金枝想得更远一点。他们计划利用5年时间攒下一些钱，然后回山东老家盖房结婚生子。然后，继续出来打工。
俩人挤在方庄新坐标小区一间地下室。这里离双井不远，小区东边是北京三环内少有的“城乡接合部”。地下室天花板上垂下来一根电线，上面简单接了一个灯口。还有一截弯弯的排污管道，不用怀疑这个位置在楼上应该是卫生间。
李金枝不喜欢地下室，憋屈潮湿，撒个娇还要悄悄地。“两个人住在这里有一种使命感，一切都是为了以后。只要他在，什么都是暂时的。”胡可为听着，脸渐渐红了。
胡可为时常和别人红脸。他是个停车收费管理员，风吹日晒，骑着一辆旧电瓶车，守着西城区一条马路上40个停车位。每个月定期向公司上缴管理费，剩下全是自己的。过去3年，管理费从每月8000元涨到了14000元。“一睁眼就欠下400多，遇到逃单的司机，肯定要上火。原来每月能赚四五千，现在赚不到这么多了。”他说。
东二环南小街20号楼地下室有上下两层，大约200个房间，监控摄像头遍布在各个角落。地下一层出口处，一份整改通知写着：“责令你单位于2014年8月15日前恢复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落款及盖章是“北京××物业第八分公司”。
对于整改，管理员支支吾吾不愿意多说。这里的“大客户”是一家开在北京西站附近的餐馆。餐馆把员工宿舍选在了这里的地下室。
餐馆服务员钱铭不担心没有地方住，倒是刚分手的女朋友让他不能平静：“她不喜欢异地恋，分手是女方家里的意思，但我知道她不想再等了。”
地下室有些憋闷。“人一多，感觉空气不够用，翻来翻去睡不着。”这时的钱铭，满脑子都是前女友的样子。不过他没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现状，“躺在地下室，习惯了，真觉得这里才是归属。”
地下“好邻居”
在KTV上班的王丽，在西南二环外的马连道15号院地下室的住龄超过了10年。
她经常带朋友过来聚会，地方不够时，直接把邻居褚井良的房间征用。褚井良一不拒绝，二不多问，王丽叫他“地下室的中国好邻居”。
北京已经进入过年的节奏。“好邻居”褚井良的银行卡余额艰难突破5位数，他还没有想好回不回家。
2000年来北京，褚井良干过保安、当过护工，卖过红木家具，做过厨师，最后在马连道茶城“停下了脚步”。按他的话说，“这些年没有混出来，一是没有文化，再者自己也没坚持下来。”
褚井良14岁学做东北菜，刀功不错，在菜户营一家主营东北炖鱼的餐馆做到了厨师长。“外号‘一刀准’,反正左右不超过一两。”他笑着说自己的理想其实是开一家烧烤店。
褚井良2009年开始成为这里的租客。他先后换过3个房间，第一间大小仅够搁一张床，“不知道房东怎么把床搬进去的，每天睡在里面，感觉像被锁进了一个抽屉。”现在这间除了一张床，还有一条过道，宽度刚好放下一双42码的鞋。
和许多低调的“地下居民”不同，褚井良爱交朋友。那间小到只能搁下一双脚的地下室，经常“高朋满座”。
超过1200家茶商店铺密布在南北长1.5公里的马连道街区。“中央搞了那个(八项)规定后，这里的生意冷清了不少。”褚井良一年半之前换了雇主。
褚井良和房东关系处得不错。两人在去年夏天一起“修理”过地下室门口的变态男——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假发文胸，穿着肉色丝袜，喜欢尾随独行的年轻女性。
一次，房东看到变态男竟出现在地下室，骂着就冲了上去。褚井良闻声也追了出去。不久之后，变态男消失了。
下班后要是没人喊着一起喝酒，褚井良会去附近的广场跳舞，或者躺在床上看电视。他觉得地下室没什么不好，上班近，有自己的空间，还有一帮朋友。一位做茶叶生意的蔡姓老板这么多年也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褚井良和他不熟，但觉得他很亲切。
地下有梦
▲2014年10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新坐标小区地下室租户在墙上的涂鸦。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书旗摄
一个刚入职的女同事“居然”签下了一个大单，“白领”李倩倩为此在房间里哭了一场。半小时后，她平复了情绪。从东二环的朝阳门北大街一处地下室走到地面，刺眼的阳光让她很不舒服。
李倩倩租住的地下室分上下两层，最多的时候，一半房间都住着保险公司职员。
这个1993年出生的山西女孩，是太平洋人寿北京分公司东城支公司的一线销售员。从地下室出发，步行8分钟就能到公司。如果和别人合租楼房，每个月至少1000元。
李倩倩家里不缺钱。父亲经营一家铆钉加工厂，听说女儿为1000元房租为难，更加执着地叫她回家工作。两人执拗的结果是，父亲、母亲还有和妹妹，都成了她的客户。
仅平安、新华、太平洋、国寿4家保险公司，在北京的员工就超过4万人。朝阳门一带是行业布局“必争之地”。在这个高度竞争的行业，销售人员拨打1000个电话才能约到20位愿意面谈的潜在客户，最后有一两个人会掏腰包。
李倩倩每天给自己设三道叫醒闹钟，第一道是6点，但她通常在最后一道闹铃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挣扎着起床。
早上6点，颜疆亚已从距离公司25公里外的出租屋出门了。如果给自己做一顿早饭，5点钟就要起床。
李倩倩是颜疆亚在地下室的最后一任“同居密友”。逃离地下室后，颜疆亚有了朝南的窗户和独立的卫生间。代价是减少睡眠时间，增加交通成本。这是她在居住地点和居住质量之间艰难做出的权衡。
李倩倩和颜疆亚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同样难以忍受地下室的饭味。“有人能把饭做成这个味道，也需要一点本事。”李倩倩摇着头，说话时仿佛闻到了这种味道。
李倩倩一年半之前还是北京国际饭店自助餐厅的服务生，饭菜的质量，她用鼻子就能判断。北欧的客人是最受欢迎的，安静有礼貌，起身后盘子底下大多压着100元。
一对中年夫妇常在餐厅约朋友见面，大声讨论“投资收益”，点上一壶茶喝到没有颜色为止。李倩倩说自己非常讨厌他们。
住地下室时，颜疆亚会用塑料袋把不穿的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2012年北京“7·21”大水，洗手间的水倒灌到房间，她的箱子全都漂了起来。
两人有一个叫何彬榕的共同的“同居密友”，一个每次接的电话都来自不同城市的在校大学生。养生、红酒，还有一个叫“孔叔”的，构成两人有关何彬榕话题的大部分内容。
李倩倩佩服何彬榕。同样都是1993年出生，同样一起住在地下室，后者随时能靠自己的能力搬出去。颜疆亚则觉得何彬榕应该先把学上完，而不是到处兼职耽误学业。
“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李倩倩说，住在地下室，理想色彩会更浓厚一点，也会让自己更有动力。
和李倩倩一样，小余家境优越，却选择住在单位的地下公寓。这个地下室不见阳光，打电话有时要举着手机。
小余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母亲来北京看她，本来有说有笑，当下到地下室时，眼圈突然红了。本来并没有感觉有多苦的小余，那一刻也突然泪奔了。不过她的心情母亲未必能懂：“怀揣理想，一下子被北京这座城市给淹没了。”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Annette M. Kim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之间，对北京地下室租赁市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7%的地下室租户距离工作地点在1公里以内。受访的52名地下室租户中，私企、IT白领的比例接近五成。
“地”二代
这座地下城市，和繁华喧嚣的距离，或许只有一层楼板的厚度。阳光照不进来，只有感应灯时明时暗。这里最多的表情是面无表情。不过咿呀学语的孩童，在昏暗的空间看到陌生人，依然笑着嘀嘀咕咕，驱散了地下的阴冷。
老赵一家五口祖孙三辈挤在新坐标小区的地下室。小孙子还没上幼儿园，家里挺犯愁，除了睡觉休息，几乎不让他在地下室待太久。
“空气不好，有些潮湿，怕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对他以后有影响。”具体什么影响，老赵一时也说不上来。想了很久才说，“怕性格有影响。”
下午4点半，南三环海户路的晚市开始热闹起来。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李玉喜抱着2岁的儿子嘟嘟，准时从西罗园南里地下室出来。儿子喜欢看鱼贩子卖鱼杀鱼，这是李玉喜能满足儿子的最便捷的娱乐方式。
母子俩的周围，就是号称位于北京“龙脉”之上，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大红门服装批发集散地”，拥挤嘈杂又商机无限。一个头发和皮鞋一样锃亮的中年男人，操着南方口音，和鱼摊旁边的杂货铺老板商量，想调换刚刚买走的一只灯泡。
李玉喜抱着嘟嘟，她的爱人在旁边拘谨地站着，一撇小胡子掩饰不住年轻的面孔。两人都是1988年生人，都是服装批发市场的导购，每个月都赚4000多元。“想过自己做老板，但怕压货，手里这点钱一砸就没了。”
根据规划，这个服装批发市场的仓储功能、批发功能要向外疏解。辽宁的锦州、河北的固安、天津的武清，未来或将承接产业转移。
李玉喜计划着等嘟嘟大一点就送回河南老家。如果这个批发市场真的搬走了，俩人计划去广州发展。
西三环保利百合小区，电梯维保工人周胜平和陈平江刚刚完成工作交接。周师傅搬走了地下室里最后的一些生活用品。
两人简单寒暄。陈平江年轻的妻子小蔺，在一张用业主装修余料拼成的床上，逗着不到一岁的儿子乐乐。这间地下室迎来了新的住户。
2011年夏天，周胜平的大女儿芊芊就在这里出生。“点了一晚上蚊香，早上起来一看地上全是死蚊子。可到了晚上，还是一群一群地冒出来。母女两人整个夏天都顶着满脑袋的包。”周胜平说到这儿，就觉得老婆的好。平时闹情绪吵架，他尽量忍着。
2013年年底，儿子亨亨在老家出生，不到一个月也住进了地下室。亨亨属于超生要罚五万，请村领导吃了一顿，这事儿就摆平了。不久之前，公司把他调到长安街边上某高档小区。“里面住了很多高官。活没这儿多，但领导说了，出了事故，公司也得关门。”
周胜平10多年前进入这个行业。值得一提的是，入行以来，他从地下三层住到地下二层再住到地下一层，如今终于住到了地平线以上。
“不过再干也就这样了，除非到管理岗位。我一没学历，二没人脉。现在办事到处靠人。”
河南信阳的李学勇，也靠“人脉”，带着一家人“免费”住进了北四环九台2000家园小区的地下室。
最近，12岁的儿子李根突然很享受地下室的生活。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电击小子》——隔壁是一家带WiFi的洗车行，比李根大不了几岁的洗车工很快教会他如何“蹭网”。
李根的母亲好几次想去说服老板把网掐了，可想来想去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李根和二姐李凤两年前从老家一起转学到昌平区东三旗智泉学校。李根上三年级，15岁的李凤上四年级。
除了“蹭网”，李根喜欢这里的清净。班里同学也有住在地下室的，都说地下室特吵。小伙伴刘家纯过来串门，肯定了李根的说法。两人还讨论了一会儿李根新拜的“师傅”，班上那个体重超过100斤的同学。
李根所在班级一共38人，多数是打工子弟。智泉学校创办人来自河南，“十二年来，智泉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打工子弟教育品牌。在周边，甚至在整个京城，智泉学校严明的纪律，过硬的教育质量有口皆碑。”学校官网如是介绍。
李学勇通过老乡介绍接了这里的活——搬运小区3栋楼的垃圾，每月工资1000元，垃圾里能卖的东西都归他。瓶瓶罐罐一个月能卖2000元。为了这个工作，他花了5890元买了一辆2米长的电动三轮车，每天至少运送200袋垃圾。
一家人居住的地下室其实是地下车库的仓储间，用一个布帘隔成两间。座椅、架子床都是捡来的，缺脚的电扇靠在墙角，一只蟑螂一动不动停在上面。
李学勇被规定“只能卖垃圾桶里面的”。他被业主投诉过两次，都是因为垃圾袋有滴漏。物业经理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马上就要签下一年的合同。
李根不喜欢喝白开水，李学勇每天给儿子买上一瓶饮料，自己则随身带着一个硕大的水壶。这个瘦弱的中年男人正在忍受甲亢的折磨，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
“能干多久就干多久，等李根上高中就回老家。北京和河南考的东西不一样。”李学勇简单规划了这个家庭未来几年的安排。
他的爱人趁机接过话茬，戳了一下李根的脑袋说：“不好好学习，就跟着你爸收破烂去。”
“清”到地上
“还有没有地下室出租？”
一个瘦高个没有注意到贴在入口的整改通知书，依然敲开了东二环南小街20号楼地下室管理员的房门。
“没有啦，满房啦！”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霸道得像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
瘦高个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只说现在住的地下室正被清理，很多住户面临无处可住。“房东就给几天时间搬家，真是愁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索性早点回家过年。”
北京居住生活的门槛一直在提高，清理整顿地下室，也帮着抬高了门槛。
从2004年至今，北京先后4次开展针对地下空间的专项整治。“不仅安全隐患、住人数量得到有效控制，管理法规、执法机制等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下一步将再用3年时间巩固成果，并对地上地下统筹，争取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北京市民防局局长刘宝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北京重点对违法群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18处普通地下室进行集中治理。涉及住户约3299人，分布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通州等区。
媒体人大梁来北京已整10年。他最近找了个时间，去探访刚到北京求职时住过的地下室，结果被房东轰了出来。“里面的样子和10年前一样，只是住了很多餐馆服务员。”他的怀旧之旅有些尴尬。
这处位于北二环内鼓楼西侧老居民楼底下的地下室，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固定住所。当时每月房租300元，北侧房间住了许多求职或实习的大学生，南侧房间是一家夜总会的员工宿舍。两者没有交集，例外的情况在周末，“睡懒觉刚醒的男生和穿蕾丝睡衣的女孩挤在一起洗漱。”他继续回忆，“地下室唯一的厕所在西头，夜里一些人不愿意起来上厕所，就把尿撒到矿泉水瓶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时段在骂人。”
怀旧之后，大梁断言：“现在住地下室的人，再过10年，或者依旧住地下室，或者早已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