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六四日记”6月4日全文》是 1991年初写完《89学运备忘录》后，曾将该日单独整理出来，于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一个独家专稿，题目是《六四血夜──广场灯灭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备忘录》，根据18年的资料收集整理经验，在该日加了21个注。

　　近日因为刘晓波获奖事，89年“6·4”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引起众说纷纭。这里将拙着《六四日记》中6月4日正文及注释的全文发表，以便大家参考、引用。

　　封从德2010年1月3日

　　1989年6月1日，柴玲，封从德，张伯笠，王超华，王丹，李录（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广场

　　6月4日星期日阴，下午雷阵雨昼30℃夜20℃

　　转移指挥部新建广播站

　　凌晨1点。转移了财务部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下一步要转移指挥部。我建议将广场上所有同学都集中到纪念碑周围，并在那边安一个广播站，凭借地势作最后抵抗。李录与柴玲留在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中请求同学们向纪念碑汇聚，并批驳了“拿起武器”的言论，强调学生运动历来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么：在纪念碑上重建指挥部。两个广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都不能继续作指挥部。我让李录和柴玲等人二个小时之后到纪念碑三层去找我，便告辞开始行动。

　　新的广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挥部）建在纪念碑三层西南角，即原先财务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项帐蓬。这个方位最不容易受到军队攻击──我估计军队主要从西面和北面来。而确保军队找不到学生的指挥系统，是我重建广播站和指挥部的主要原则。重建广播站，技术并不复杂，只须将“学运之声”的广播器材搬上来即可。我们启用了那台长期不用的发电机来供电，以防军方突然断电。有两桶汽油，足够烧一夜。我请了一位懂行的同学专门看管发电机，并让人将汽油隐藏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以防不测。〔2〕

　　纪念碑上坚持非暴力

　　凌晨2点过，柴玲、李录等人撤到纪念碑三层上来，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王童告诉我，他将那里所有的器材都砸烂了，只带了一只收录机上来。〔3〕

　　随着指挥部转移过来，各种情报、争议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流血事件的报告依然不绝于耳，纪念碑上的市民和学生便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都戏剧性地汇聚到柴玲的头上──一个工人拿一只手枪顶着柴玲： “我的兄弟已经被打死了，你们学生要是还要说甚么‘非暴力’的屁话，我就一枪崩了你！”另一个学生则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冲她喊道：“谁对军队动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谁要是说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4〕

　　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骚动，新的广播两度险些被冲垮。那个拿枪的工人大约是“工人敢死队”的，后来这班人马干脆离开纪念碑，红着眼去跟军队拼命去了。后来听说没有一个有下落。

　　我竭力维护指挥部的秩序，一面在广播中不断呼叫008 和北大28支队来虚张声势，一面将带上来的那二箱“北京大学”T恤衫分发给守卫在广播站周围的同学，实际上无论是谁，套上这身“号衣”便自然成了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周围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气势之下，再也没人捣乱了。一个简单的技术，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新开放的广播，采用“自由论坛”的形式，让大家自由辩论，实际上还有发泄与稳定情绪的作用。经过一段激烈的辩论，“非暴力”的原则得到了扞卫。这个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眼下，大军压境，一个人的暴力反抗等于是全体遭殃；长远来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坚持非暴力，不让血仇一环接一环地反覆下去，便等于是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和祖国的安宁。一个市民拿过话筒说： “原来我不懂甚么是非暴力，现在我明白了，这才是对付军队最明智的办法。”

　　同仇敌忾，死守广场

　　3点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绝食四君子赶到广播站，要劝说同学们撤离。〔5〕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词曲作家，我不光觉得《龙的传人》唱出了中国人的屈辱与希望，也十分欣赏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陆共产党允许的文化氛围之内，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与个性的艺术家。而刘晓波在激进反传统的大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因而，他们的劝说，最初引起许多同学的惊讶与反感：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这背后的潜意识大概是：你们当然很清楚，夹在学生最中间，是无法临阵脱逃的。

　　共同抵御外强的决心，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与指挥部讲和的，还有那些平时总来与我作对的人。刘强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称“无领无袖”，这时也到广播站来，重重地点点头，说：嗯，烈火见真金。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敢死队的人也站到指挥部一边。大林和程真上到纪念碑来同我们拥抱，说要与我们死守到底。刘晓波低声地对柴玲说：“吾尔开希真不是个东西！我现在才理解你们。”〔6〕

　　“绝食四君子”最初在广播中劝说大家的，尚是关于坚持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他们依然习惯长篇大论，但我记得很深的是刘晓波说：“……请你们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则等于是谋害大家的性命，也给政府制造口实，损害整个学生运动的形象。”口才最好的还数侯德健，他说：“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这时，柴玲和李禄去北面巡视，我在广播中配合他们，请大家将手中的砖块、木棍、汽油瓶和枪枝交给指挥部。我重申了学运一贯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及这个原则与达到我们追求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指挥部的权威和同学们应遵守的纪律。我要求○○八的下属、北大28支队和所有在场的纠察队员配合指挥部的收枪行动。

　　一个工人含着眼泪交出一挺重机枪，辛苦和其它同学抬到毛主席纪念堂前的群雕下给砸了。木棍、砖块、枪械集中到一个帐篷中，由专人看守。刘晓波也收了一些枪砸了。

　　二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传口信到指挥部：“我们一定与同学们坚持到最后！”我很感动地在广播中向大家宣布这个情况，纪念碑上一阵掌声。这时只有极少的外国记者敢于到广场上来。

　　“谈判”还是“斡旋”？

　　接下来，“四君子”开始劝撤了。滔滔不绝有半个小时。停顿之间，纪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与枪声如除夕的炮丈，从远处传来。

　　自然也有同学操起话筒表示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1）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2）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7〕

　　这时，许多同学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军队决心且已经采用了最为残酷的手段。大家还不能相信，这些“人民子弟兵”会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弹来驱赶人群，而会用恶毒的开花子弹（达姆弹）。许多人设想到的最坏情况不过是头上挨两棍子，最多打伤打残抓进监牢。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南韩学生与警察对峙时的催泪弹、警棍和橡皮子弹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两年在大陆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镜头。

　　在辩论过程中，指挥部除了坚持提倡非暴力原则以外，并没有加入。我作为广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辩论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点着急了，侯德健过来向我提议：由他们四人出面，与军方谈判，要求和平撤离广场，要求戒严部队在大家撤出时保证安全，他希望征得指挥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对侯德健说：

　　“你们愿意做甚么，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态去与戒严部队交涉，我个人表示钦佩；但是，你们绝不能说是代表学生指挥部去与军方谈判。与军方交涉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同学们的表决才能生效。”

　　我记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确得到我的这样界定之后，才与另三个走下纪念碑，去与军方交涉的。因此，这次所谓“谈判”，勿宁称为“斡旋”。

　　这时是凌晨3点3刻。

　　四点整，广场灯灭

　　凌晨4点整，广场上的灯全灭了。惊骇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着一道道闪光向纪念碑袭来。刹那间，一切都象是凝固了，广场上静得怕人。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将已经准备好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录音在广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从南面的纪念堂方向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响，是士兵在向纪念碑点射，大概用的是自动步枪。当时我是站着的，面向东北，刘光一下子将我的头按下，后来他说，当时一颗子弹就在我们俩的头顶上空穿过，语气神情，颇有责备之色。而当时我觉得要蹲下身来躲枪弹，简直是一种羞辱。

　　点射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很快，他们便将喇叭壳打成蜂窝一般，但是并没完全击中连到广播站的导线。我实在惊诧于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无顾忌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枪！

　　而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恶发生？

　　四君子劝撤

　　4点半，广场上的灯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谈判”回来，继续纪念碑上的去留之争。侯德健在广播中对大家说，戒严部队愿意在广场东南角留出一条通道，让同学们和平撤走，保证不向和平的同学开枪。记得他提到，戒严部队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点之前务必撤出广场，这是他们接到的命令中清场的最后期限。〔8〕

　　侯德健接下来要劝大家赶快走，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阵阵的咒骂：

　　“软骨头！投降派！”

　　“侯德健，你滚开！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没人拦你！”

　　……

　　有人冲到广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说是不许他再动摇军心，周围的纠察队员死死地围住广播站，保护四君子与指挥部成员。

　　刘晓波抓住话筒，急了就结巴：

　　“同学们，我是，刘晓波！我是刘晓波！请大家相信我们，不要牺牲了！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样的。”

　　咒骂的势头稍微平息下来，侯德健缓过一口气，接着对大家劝说道：

　　“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在静听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轻微的哭声。“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

　　是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但是，要大家撤走，这时还缺少一种形式。没有人愿意站起身来率先撤走。四个知识分子显然没有组织的经验。

　　一片寂静。

　　这时，刘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话筒在我手里。柴玲蜷在我旁边似乎睡着了，我不忍心去惊动她。〔9〕李录显得很沉默。静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录好一会儿，要把话筒给他，以为他会象往常一样，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表决。但是，不知何故，李录似乎并没领会我的意思，照旧的沉默。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内心异样的平静，宛如一汪清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妙时刻。在我平常最应该困倦的时刻，我的头脑中异常清醒地产生了一个计划：口头表决。我这时感到最强烈的责任是作个表决，而并不十分在乎表决的结果如何。“马上！必须快！”

　　是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纪念碑的表决，事后想起都觉得奇妙，因为我当时对形势的险恶并无切身感受。从一点左右，我就在纪念碑三层东南角上，几乎寸步不离，担心广播站被人夺走或毁坏。而北面广场和长安街的一切情况我都没看，既不清楚戒严部开枪杀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这一时刻广场实际上已布满士兵，离我们最近的已经到了纪念碑北面的台阶下。我甚至没注意到广场上中共发布的一道道通告。

　　表决，必须有个表决。我确信，表决本身，比表决结果还要重要。这既因经验形成的对于民主程序的信念，又与我当时的矛盾心情有关：这时我已不再坚持死守，原因不仅是因为侯德健的说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坚守广场”的优势意识已经被打破，军心已经不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时，任何群体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御攻击的。

　　于是，我站稳脚根，握住话筒，凭借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现在情况不允许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我们就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我数一，二，三，然后愿意留守广场的喊‘留守’；再数一，二，三，同意撤离的喊‘撤离’。重复一遍，……”

　　没人质疑这样的表决方法。我就此执行。结果，我听到两次喊声大小不相上下，无法作绝对的分辨。但是，这时的情形不容许我们指挥人员有任何迟疑，于是，我紧握话筒，向在场的三、五千学生和市民，宣布了这一决断：

　　“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较大，因此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马上撤离广场！请大家少数服从多数，马上撤离广场！”没有欢呼，也没有咒骂，但隐约听到有人抽泣。我进一步宣布了撤退方案：“同学们、工人、市民们，请分批有秩序地离开纪念碑，各校旗帜先打起来走在前面，从广场东南角，撤到海淀区去。”

　　心理分析

　　关于撤离决定，进一步说明原因如下：

　　1、这一决议虽然几乎只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头表决之后，我同身边的人小声征询了几句，没有人说留，而刘光非常坚决地在我耳边催促说“喊撤的大声，喊撤的大声！”他绝不是个胆小鬼。李禄也不再反对撤离。

　　2、心理分析。喊“撤离”的人应当不如喊“坚守”的人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听起来一样大声，自然判断喊撤的人更多。

　　3、战术分析。即使双方各占一半，我也倾向于撤。因为若决定留，那么对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数的人自行散去，实际的后果只能是更加动摇军心，使纪念碑上的组织结构疏松；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趋势，还是会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带走，而其混乱局面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这部分人留下，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撤，一旦受到军队的攻击，哪怕是只有少数人撒腿开跑，整个场面必然大乱。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十分担忧军队乘虚而入，而在混乱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几个弱小者，必然被中共当作笑柄，说死伤的学生是被同学自己踩的，玷污学生运动的形象。这样的判断来自几次亲身观察，〔10〕这样的预计结果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4、战略分析。断然决定“撤”，也与当时的理论有关。即所谓“启蒙运动”，这是运动中许多言论和大字报的主调。既是“启蒙”，目光就要放远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这三千同学的生命，绝不应当象有的人希望的那样，拿去换取甚么政治功效。我将他们视为未来中国民主之光。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处堵军车的同学和市民，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必然将再遍布全国各地，经过北京血与火的洗礼，争取自由的意志与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将牢牢在心中扎根。十年、20年之后，这些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富强的希望的种子，必将在祖国的秀丽山川之间，开花、结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决断时，我也有不少顾虑。最大的顾虑是觉得对不起阻挡军队的民众，担忧北京市民将怎样看待学生，也担心政府会怎样加以利用。因此，在说“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让历史来作评价吧。当时内心异常的平静与坚定，使我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撤离的决定刚宣布，军方便加紧了行动。一排点射，喇叭被彻底打哑了。当我和柴玲、李禄等人随队伍走下纪念碑三层南侧的台阶时，十来个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经占领了第三层，离我们不到五米远。他们头戴钢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举着小型冲锋枪，在三层上得意地来回走动，或是忙于收查广播站的器材与文件──自然，他们所获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转移。

　　这时是4点50分，离7点的期限还差二个多小时。

　　军方没有遵守承诺。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离时同学们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缓慢。走下纪念碑，向东南形成一股庞大而缓滞的人流。我夹在这人流中，默默然，一种决战后的疲惫，几丝对未来的茫然。刘光与我寸步不离，随时警惕地环顾左右。离开纪念碑不到 100米时，柴玲和李禄过来，说：“为了稳定军心，我们指挥部应该走到队伍最前列带领同学们，也让同学们知道，指挥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于是我们向前赶，边赶边对同学们说：“这里是指挥部，我们同大家在一起。”周围逐渐汇集了一些失散的护卫人员和秘书处的同学。

　　纪念堂北侧集中了好几百士兵，到了南侧时，则见成千上万黑压压一片钢盔。但是，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向前门方向走时，并没任何阻碍。大家照旧在两侧拉起了纠察线，近处有零星的市民围观。大家边走边唱《国际歌》，声音低沉，眼含热泪。有的市民安慰说：“同学们，好样的。我们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有的市民习惯地鼓起掌来，随即便有同学去拦道，“还鼓甚么掌啊。”然后是一片抽泣。

　　悲愤、压抑的情绪到了极点。

　　到前门大街时，遇到许多队士兵，或严阵以待，或频频调动。这时，同学们终于爆发了：“狗！”“法西斯！”……军队中无人理睬同学们的咒骂。

　　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这大概出自内疚，觉得对不住保护我们广场的同学而拼死堵军车的市民。〔11〕

　　我默然无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禄带队折回广场

　　绕过正阳门楼，向西走到前门大街时，我们赶到了队伍的前头。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烧鸡店”。指挥部成员在队伍前列一字排开，柴玲居中，我与李录护其左右，大家手挽着手，迎接前面的危险与挑战。

　　李录建议说：“我们带着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从天安门向西数，主要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六部口、西单、民族饭店、复兴门、木樨地、军事博物馆、公主坟和五棵松。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象。空旷的长安街上，没有尸体，没有士兵，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李禄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12〕

　　于是，大家继续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压死11同学

　　从六部口街口到电报大街约300米，我们快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汇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11个同学！〔13〕

　　我震惊而愤怒，发誓要报仇。

　　接着，有市民将此前在六部口与西单死难者的部分名单交给我们。记得那是写在几页通讯录上的，两处分别有20几个和十几个名字与单位，是在送往医院时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单路口。十分呛鼻的毒气弹烟雾还没散尽，证明这里也发生过激战。这时，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么阴沉，空气是那么滞闷。猛然间，发现一个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画着几个乌红的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

　　这时6点半，天已蒙蒙亮，市民们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华的街面上，再也见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亲在垂泪！

　　西四路口无力组织

　　我一路上沉闷地思考着眼下的种种情景，对军队的行动大惑不解。最让我费解的是，为甚么要在周末采取流血镇压行动？“6·4”是星期天，市民们都在家休息，聚众反抗的风险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游行多在星期天 ──那么为何偏偏选这时镇压呢？为何不能等一、两天呢？反正已经十几天了都不能实施戒严，也不着急一两天。另外，显然不同的军队各有区别，有的部队相当克制，有的却那么凶残。这又是为什么？看来，军政高层很可能出现了大分裂，比赵紫阳更进一步的分裂，而这次镇压背后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一次政变！我又想到了邓小平在4月底便让38军带棉衣，杨尚昆说“军队进城，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许多内幕，都在迷雾之中。

　　内疚感越来越强。看到“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的文字，想象昨夜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牺牲；又看到空旷的街面，显然戒严部队并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北京，而我们却在撤回学校；这时，纪念碑上的争议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无颜向北京市民交代。这时我想，大屠杀后民众会不会起来抗暴，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会不会发生？我决定一试，准备重返广场，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内游行，吸引民众参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终于明白，指挥部已经无力组织任何行动了。我带着最前面的开路纠察向东折，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校的同学却往北走，而混乱之中，北大、人大和清华等队伍则向西奔海淀方向。我赶快放弃向东折回的尝试，找了半天才在西边找到指挥部，而这时已经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录带着队伍向西来与我汇合，奔海淀方向。许多人不断钻到第一排，俨然以指挥部成员自居。我和刘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这时，开始有市民站在路边，递给同学们油条、馒头做早点。这时，有几个同学手中提着血衣摊着子弹，向市民展示军队的罪恶，边走边叙述：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见了学生，个个垂泪，有的女人经不住，就“呜呜”地哭起来。一路上都是这样。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约有20来人站在路当间议论着甚么。我猛然见到十字路口当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横躺着四具尸体！急忙跑到市民当中，拉着一个过路的三轮车工人的手，央求他将尸体收起来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闪中，我说愿出钱买他的三轮车。

　　这时，市民们围了过来，一个中年壮汉将我推到一边，愤愤地粗声对我喊道：

　　“你们学生要敢作这样的事，我就跟你们没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长者提示我说：“学生，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军啊！昨晚这里百姓死了40多个，可比他们惨。你看那边（他指着东面一家医院，有几个护士出入），连穿白大褂的都不愿救这班凶手啊！”

　　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些尸首浑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还是泥。有一个似乎还抽搐几下却没有呻吟。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几分内疚和十分无奈之中，弃之而去。后队的同学绕过他们，不知最后有没有人将他们收殓起来。

　　怒烧《解放军报》社标语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军报》社门口，因为是星期天，里面空无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几个同学翻过铁栅门，爬到里面的建筑上将墙上挂垂着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实施戒严，维护首都人民的安定团结”之类的红布标语点上火，烧了。一路上，同学们一见到这样的标语就要发疯似地烧掉。

　　从阜城门外立交桥向北，沿展览路到了西苑饭店，几十层高的大楼上也挂有这样的巨幅标语。同学们费了较长时间，才爬到楼顶，将标语卸下，用火烧掉。我实在困得要命，躺在马路上便睡着了。

　　李禄将我拍醒，队伍要继续开拔。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赶快与北大筹委会联系，安排这批外地同学食宿。于是，在西苑饭店外想找辆出租，刘光拦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学校！”我只好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学先回北大报信。

　　死亡数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后，便不断听到死亡数字在不断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惊诧：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了统计数字？对其可靠性十分怀疑。到了西苑，见同学抱着一台收音机，这才恍然大悟：地球对面的“美国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伤亡情况方面，可能比我们广场指挥部还要详尽而迅速。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之音”报导死了二千七百人，说是红十字会负责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电台叫“中广新闻网”，后来才知是台湾新办的，也有类似的报导。我告诉周围的同学，在指挥部查实之前，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数字，否则记者又会从同学们口中“引证”死亡数字。〔14〕

　　队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时，只剩下500人左右。许多是外地同学。临近黄庄时，老广──我那个党员同学──十分兴奋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们还活着！”

　　张伯笠这一夜没同指挥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时归队。〔15〕到中关村时有上千市民围观，伯笠十分起劲地施展了他的演讲才华。到北大校门口时，筹委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几百北大师生围着广场同学，听柴玲和伯笠向他们控诉军队的暴行。

　　我无法记录那么多的眼泪。沿途总有妇女号啕大哭，无人不掩面而泣。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夜全城的人都没睡，他们很清楚长安街上的惨状。

　　解散指挥部疏散外地同学

　　回到北大，已临近中午。我们将队伍带到29楼外面，北大筹委会安排了这些同学的食宿。有许多教师、市民愿意将外地同学领回家中，以躲避军队的搜捕。我与筹委会的常劲等人谈了几句，便带着广场指挥部的人到28 楼广播站去，在广播中，我向广场回来的同学宣布广场指挥部解散，对他们的安排由北大筹委会接替。

　　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屋里有柴玲、李禄、我、辛苦、刘光、马斌及李禄的二个保安。

　　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16〕拿着一张条子要请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记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说甚么。李录好象与她很熟络，同她聊了一会，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17〕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录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总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了三组，辛苦、李录及其保安一组，他们只要了600元！他们竟是靠着这么点钱，最先逃离了大陆。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准备我们的逃亡。首先要换衣服，我们到29楼找到那个博士生，他给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换上。我将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里，请他保留或处置。〔18〕

　　从这位计算机博士生的口中，我们又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他昨晚也到了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排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么？‘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甚么？一个女孩，不到20，左手插腰，右手挥动着（博士学给我们看），站在路当间，她竟相信坦克会在她面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过去。……”

　　他没有哭，只是低着头说，他已不再激动，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来时，听雷雨之中，有筹委会在广播中放罗大佑的歌：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甚么道理？……

　　去导师和丁校长家求助

　　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后，见我已经让马斌走了，而我并没有甚么现实的出逃计划，她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儿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国际关系学院，想到办托福班的老师那里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车却没有车。柴玲很烦，在我们这样的不和之中，刘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俩单独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给他一点钱，但他愣是坚持分文不要！〔19〕

　　国关去不了，我们只好再去蔚秀园找我导师，希望她能收留我们躲藏。我的导师惊讶地问：“真杀人了吗？”她家住有亲戚，不便收留，于是她打电话找丁石孙校长。丁校长还记得我，约我们去他那里。从我导师所在的蔚秀园到丁校长的中关园，要穿过校园，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倾盆大雨，却将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长那里，他也只能对我们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你们要留在学校，我可以保证你们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后，我也难料。”他认为他不公然反对当局，留在校长任内，对北大同学更有好处，至少可多保护一些师生。〔20〕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失望，在雨后的校园内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切已成过去，前途却很渺茫。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无力感，向我们袭来。

　　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

　　“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

　　说完就走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甚么知觉，心已麻木。柴玲也极其平静，好象没听见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园，经过暴雨的洗礼，空气异常清新，与筹委会广播站中的紧张气氛宛如两个世界。我们继续在电教北面踯躅，突然柴玲脸上一副欢欣，宛如幼儿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昨夜的枪声并不影响它迎接新的阳光。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我们曾一道养了几只，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经对未来完全放弃了希望？还是依然对生命有执着的顽强？她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她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她，含着泪说：

　　“我对不住你。我完全没有准备后路。”

　　柴玲一听，眼泪也落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草地边发誓：活下去！

　　从此，我们振作起来。具体办法依然没有，我想到同学那里借两部自行车，走到了29楼外时，常劲十分惊异地看着我们：

　　“你们怎么还没跑！40人黑名单上有你们，知道吗？李鹏说见到这些人可就地处决！”这时我才惭愧地说，我们没甚么办法可想。危难之中，还是北大筹委会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和两部自行车，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躲避。〔21〕天已蒙蒙黑，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北大，怀里揣着八千元钱，从此踏上了长达十个月的逃亡之路。

　　【附注】

　　1、广场最后几个小时最好的录象记录是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拍摄的，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过。

　　2、最后的广播站没有甚么帐篷，而是穿北大体恤衫“制服”的纠察队围成的一圈。边上有个小帐篷，但我们不在里面。

　　3、目前确切知道的广场上的“6·4”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兴，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另外，凌晨2点半左右，学生纠察总指挥张健在广场东北角被一团级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中弹倒地，被送往同仁医院。最近，留在他体内的子弹才动手术取出2/3，还有1/3与骨肉连在一起永远留在体内了。

　　4、李禄也记得类似的场面，但在子夜前。见《回顾与反思》第309页。

　　5、据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此前邵江从屠杀现场跑回广场，请四人劝同学们撤，刘晓波起初反对但被说服，于是四人到绝食团广播站劝柴玲和李禄无果，这时“好在纪念碑上还有另一个广播站，好在同学们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禄，或封从德──作者注：李禄当时在绝食团广播站），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人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见侯德健《我的亲身经历》（《天安门民主运动资料汇编》第339页）。

　　6、刘晓波的回忆里面也有这句话，但变成柴玲对他讲的。这句话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诉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后关头终于团结一致，而刘晓波也终于明白吾尔开希是怎么一回事。

　　7、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无稽之谈，说柴玲对刘晓波、侯德健讲：“赵紫阳派人来传话，要求学生在广场坚持到天明”。这应该是编造的，因为我一直在广播站，寸步不离，完全没见到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最后的现场录音中也没有；而最后宣布撤离的是我，如果柴玲有这个想法，至少也应该告诉我。这应该是甚么人故意编造的或以讹传讹。李禄在自传中说是一个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说的，当时拿了一把手枪对着柴玲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天亮，赵紫阳会带军队起义来支持学生……”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页。

　　8、当时在场的《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也听到最后期限是早晨7点，见她在该报6月7日七版“天安门广场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记述。李禄自传中也记为7点，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页。

　　9、刘晓波在书中说，“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留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这不可能，因为我记得那时柴玲就躺在我身边。

　　10、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间新华门那次。

　　11、直到写备忘录时我还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挥部时，李禄和柴玲设定的加入指挥部的条件：在同学死去之前先作牺牲。他们的话大概与此有关。另外，和平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走到前门之前也有伤亡，当时在队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击了二～三人的中弹情况，王磊（西北大学学生）还抬了两个伤亡同学去前门医院。见《六四档案》网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实录》。

　　12、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坦克碾压11个同学之后，“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我记得李禄带队伍向东是在之前，我们刚上长安街时，但我完全没有印象当时张伯笠在场，尤其是对他和李禄的争议更没印象。

　　13、据丁子霖《疯狂的坦克》一文，‘6·4’清晨 “六部口死者五人，伤者九人，一共14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30岁，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董晓军（20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王培文））（21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6级）、田道民（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 85级）、龚纪芳（19岁，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受伤的九人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85级）、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四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学）。见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第194～199页。最近查到香港《明报》6月15日头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杀戮的照片，其中一张明确写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两个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学是北航纠察队员。对照《丁子霖名单》，可以判定这位男同学就是其中的47号虢安民，23岁，已通过考研，“‘6·4’凌晨，头部中弹，当即死亡，半边脸被炸飞，遗体于当日停放在政法大学主楼大厅，数日后由北航领回。”这样，六部口死者至少七人，而从当时指挥部得到的报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见证（如吴仁华、高新、蔡崇国），应该是11位死者，中间差了四人，我推测很可能是外地同学，因为：（1）上述16位死伤者全是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2）广场外地同学比例很高，最后撤离时也应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学零散，辨认身分较难，亲人无法及时赶到，很多从此就成为“六四失踪者”。从《丁子霖名单》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学只有一位是明确在北京遇难，另有二人失踪，总共只有三个外地同学，这个比例显然有问题。

　　14、我当时并不太相信二千七这个数字，尤其是那些说有五、六千甚至上万的，所以8日到武汉大学时还让柴玲留个录音以正视听。但后来燎解到红十字会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准确，因为它与另外两个来源的数字吻合：（1）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数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将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6·4”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见常劲、王有才《六四口述实录》及Brook，Quelling the People，pp.161～162。“6·4”后不久，吾尔开希在香港电视上说“广场死亡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广见 6月29日港台各种报纸），但后来承认那是夸大，又说“我相信广场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个‘6·4’死亡〕大约是一千人左右”（《开放》 1995年6月11页）。戴晴也有类似转变，她在“6·4”当天说“最少有两千群众及学生在军队冲突中死亡”（《联合报》6月5日2版），后来则说“我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开放》1993年2月46页）。李禄则在7月12日对外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6·4’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联合报》7月14日2版）。

　　15、张伯笠多次回忆他在“6·4”凌晨的活动，每次说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闻自由导报》上的文章中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肯塔基烧鸡店与士兵对峙，后又在前门附近的急救站见到很多伤员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采访时，张伯笠则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同学们去了纪念碑，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纪念碑上撤离的全过程。两个说法显然矛盾，其中许多错误也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如我最后进行口头投票是用广播而非 “一个小喇嘛”；又如他说撤退时和指挥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记得当时李禄和柴玲对他的消失还颇有微词；尤其是他说“我们第一排出来迎接军队，解放军的枪口都对着你，所以侯德建就过来说：‘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点儿，对着天，好不好？’”这根本不是当时的情形，而据侯德健的自述，侯并不在那里，他既没从东南角走（而是去了历史博物馆前）、也不是早几批撤出来的。另外，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虽然第一章便是描写“6·4”的情况，但完全没提及前门的经历，而是从广场撤离开始讲起，并说走出广场时还“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三个小时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随后对六部口的叙述也有许多类似问题，都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另外，1994年张伯笠在《回忆天安门民主大学》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张翘就在民主大学台下，“一个兢兢业业廉法刚正的共产党干部，值得信赖的兄长”，张伯笠受他的影响很大，铁道部领导专程让他来带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见《中国之春》1994年1月87页。

　　16、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

　　17、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6·4”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懋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

　　18、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没有记下来，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也许就是常劲说的严勇。据常劲修订补充，当时北大校方请他到校长办公室“以对同学们负责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确认北大死亡四人，并要求筹委会解散以保护校园不被戒严部队进驻，当时北大校党委副书记说，“如果戒严部队强行进入北大校园，北大百年光荣传统会毁于一旦”。常劲记得名单上有化学系的讲师萧波、学生孙辉和概率系的严文。常劲对严文印象很深，他哥哥严勇是计算机系博士生，很活跃很支持筹委会，而严文在5月29日左右从常劲那里得到批准借到摄像机，“6．3”晚上就去屠杀现场拍摄，为历史作证。那台摄像机是丁健从美国带回来捐赠给筹委会的，丁健代表美国留学生送来大笔的捐款（“6·4”丁健曾任全美学自联副主席，后回国下海，任亚信科技董事长）。据丁子霖名单描述，严文当时23岁，“6·4：凌晨1时许，在木樨地帮助摄像时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脉，送海军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严文为记录历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为高昂的代价。

　　19、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

　　20、当时我不知道丁石孙校长“为了作出抗议，已经辞去党籍”（《香港时报》6月5日引述北大校内的一张告示）。

　　21、据常劲修订补充，他当时给了我们500元，然后找到谢剑，谢剑又让筹委会财务部的刘蓉（北大图书馆系学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兑换倦，并把他们的自行车送给我们。我们完全没用他们给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