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求是网刊发宁波市委宣传部徐岚的评论，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指出，抹黑中国正成为当下某些人的时尚追寻，一些教师运用他们手中的知识权力影响青年人，不断地抹黑中国，文章提到了贺卫方、陈丹青两人。

陈丹青曾在清华大学任教4年（2000年至2004年），贺卫方自199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1月24日凌晨在微博中称，所谓法治，就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权力。假如那样的逻辑也成立，那么秦始皇的统治也可以说成是现代法治。

陈丹青与贺卫方

以下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全文，作者为宁波市委宣传部徐岚，原文链接在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引导管理，做大做强正面宣传，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自去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批评一些高校教师把大学讲台当做情绪宣泄的舞台，把中国当成负面典型的案例库，“呲必中国”这个陌生词汇开始在互联网上火速传播。尽管有人对《辽宁日报》的监听行为是否符合伦理提出质疑，但是这场论战的确引起了更多人对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和思索。

“呲必中国”究竟是不是当今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否已经严重到了必须要整治的程度？高校教师的言论自由要如何保障？这是当前舆论场上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前不久香港著名演员赵雅芝天安门前为国骄傲的微博招来一些网民的谩骂，不难看出，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是把抹黑中国当成时尚的，无论真相如何，他们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与高校教育不可说毫无关联，我们都知道，教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他们运用手中的知识权力，足以影响整整一代青年人，而这些人，本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

2014年12月10日，在广东省委老干部局与广州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学习四中全会报告会上，贺卫方上台做报告

环球时报21日发表社评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难啃的硬骨头》，在笔者看来，要守护高校这块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至少有三块硬骨头要啃。

高校教师的哪些言论触犯了意识形态的“底线”？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建立这样一个标准，越界的言论就会继续在高校、在媒体、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目前互联网上各种观点争锋激烈，有人认为这是网络空间自由开放的必然结果，但是也必须警惕乱戴帽子、乱贴标签的舆论暴力行为。什么样的言论是“越界”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立的？是不是只要将中国作为负面案例就理所应该遭到炮轰？是不是只要批评中国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批评和抹黑的边界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会导致舆论场上乱成一锅粥、站队不站对的现象泛滥，不利于多方思想的交流。尤其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今天，抗拒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高校教师应该坚守的政治和道德底线究竟是什么，都应该有明确的界定。拒绝抹黑的同时必须允许适当、理性的批评，才能促进当今社会的进步，从而赢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委政府的拥护。《意见》已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放到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近日也有不少教师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有人开始删除微博上的不当言论，但是要想真正肃清高校的负能量，还需要更加细化的规则，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敢抹黑，不能抹黑，不易抹黑。

2014年8月23日，贺卫方称“（香港特首）爱国爱港标准何在，谁界定？大难！”（注：原文为“大”）后此条微博被删除

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不能止于课堂。高校教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高校教师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独特的思想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很容易在互联网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有网民将这种“大胆”错误地理解为“敢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跨越了高校，影响的是六亿多互联网用户。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观察者网注：贺卫方1月24日凌晨0时05分发表微博称，【语言】我们都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任何人都需尊重语言的确定性。例如，我们不能把一只鹿硬生生地说成马，也不能把反法治说成法治。所谓法治，就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权力。假如那样的逻辑也成立，那么秦始皇的统治也可以说成是现代法治。），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观察者网注：该文章自2011年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署名陈雨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必须不留死角，高校教师应该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观察者网注：陈丹青曾在2014年4月比较中国人与欧美人的道德境界问题。他称，欧洲和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家庭观、良性的人际关系、清晰的社会底线、人群的集体教养，全都有。在那里你会找回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等等，中国反而没了。）

如何提高教师和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如何让学生不再对负面新闻情有独钟？如何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只是一些僵化的理论？正像环球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宣传思想工作如果只是被机械地、应付检查式地推广，那么到头来就是或者没什么效果，或者搞出相反的效果。笔者时常听到有人将“宣传”和“形式主义”联系到一起，这提醒我们，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必须创新宣传方式，运用互联网思维，让正能量变得生动起来。就拿近日张万年逝世来说，在大众娱乐时代，网民的关注点被娱乐明星吸引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对政治人物过于僵硬的宣传方式同样值得反思。多数老百姓对于领导人只存在一个轮廓式的印象，而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与我们国家淡化对政治领袖的生活报道大有关联。媒体对歌手的私人生活肆意添加情感色彩，却对领袖的生活避而不谈。直到张万年逝世，多数百姓仍然不了解这个令中央领导人沉重悲痛的将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了解，纪念就可能沦为一种形式。

《意见》不只是一道行政命令，而要让它内化为教师内心的价值标尺。主流价值观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一行行勒令教师讲授、学生背诵的语句，而要让它变成可以印刻在每个人心里的鲜活形象，让每个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正能量的熏陶。笔者相信，“呲必中国”之乱象终会根除，而“教育正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