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中国人公款请客：拿这个来图吉利？

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中国人公款请客：拿这个来图吉利？

时间：05-13   来源：凤凰博客   分享到： 

日本东京大学属于国立大学，据说这所研究型大学每年从国家获得的预算占整个国家高校预算的一半。但在用钱方面，却没见学校敢大手大脚。比如学校图书馆，在总馆之下各学部(相当于中国的学院)都有分馆，而各个研究科、专攻(相当于中国的系)还有自己专门的图书室、阅览室。所有图书之所在都可在电脑上查到，但借阅人须按指引，到总馆、分馆、各阅览室分别借阅自己所需图书。除了专职图书管理员之外，为了便于管理，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经费，再有方便年轻教师充分享用资源，各专攻的分馆、研究科的图书室、阅览室，学部、研究科安排本专业的年轻助手(相当于中国的助教)，在这里充任兼职图书管理员。无人来借阅图书时，他可以干自己的事。在东大文学部图书馆下属中文阅览室，就有一个东大博士课程中退、后去中国北大留学，当时在文学部中文研究科充当助手年轻人，他负责管理中文阅览室的图书。这个与我年纪相当的中文助手极好学，平日总拿着一个自己装订的小本，将自己要问的问题记录在本子上，遇到中国人来了，就掏出小本问。该小本由平时复印、打印纸的反面制成。

(我熟悉的另外一个著名教授-末成道男先生也是如此)。

某日去借阅图书，我再次被这个中文助手抓住，打开他的小本，他问我：“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栋楼”，这是什么意思?

通过问答，我明白了他将“一顿饭一头牛”误解为有别于“满汉全席”的另外一种大餐;而将“屁股下面一栋楼”想象成“人坐在楼上”。可他朝这个方向想怎么也搞不明白，因此来问我。接着我们聊起了北京街头的“煎饼果子”，再说“牛”和“楼”，因韵母都有“u”，从押韵的角度，中国人创造出了上述通俗的表述，而它们的真正所指是：批评中国官员不把国家财产当钱，过度消费：官员们大吃大喝一次相当于购买一头牛的钱;而官员乘坐的“公车”等于一栋楼的价格。

“噢，原来如此啊!”对于中国官员喜欢花公款大吃大喝，他若有所思回忆道：“的确如此。我在北大留学期间，多次受到中国不同部门的宴请。往往就请我一个，但有一桌人来陪，吃饭时盘子摞盘子，吃到最后，拼命吃还是剩了一桌。中国人这时还解释说：中国的习惯是要‘有余’，‘图个吉利’”。

对中国人靠“剩一桌子菜”来“图吉利”，他觉得极为不可思议。换言之，中国方面用公款热情款待这位日本留学生，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获得别人的尊重，更别提敬仰了。

再说到作为官员的待遇--“公车”问题。

由于“公车上书”是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关系到日本兴;中国衰。搞中日关系研究的人大多都对这个问题相对熟悉。据说中国自汉代开始就有了“公车”一说。后来有了科举，“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由朝廷出盘缠。到京城之后，朝廷还遣“公车”供前来参加会试者免费使用。它既是待遇，又是身份象征。

1895年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等，他们联合起来上书光绪帝，要求对日“持久战”，此后再要求清政府“以日本为师”搞政治改革，从“百日维新”兴亡到“义和团”、“八国联军”进京，都有日本人上窜下跳，而中国方面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享受了“公车”待遇，但同时“吃里扒外”，说好听点是“上了日本的当”，不好听就是“被日本收买”，从结果上来说最终成为日本“弱化”、“祸乱”中国的帮凶。

一切表明，无论是团体还是政府，过度善意地以物质“奖励”一部分人，让他们占有更多的好处、资源，可最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一方面助长了这部分人更加贪婪，另一方面让没享受到者感到不公，最终造就出一些自私、想让自己迅速膨胀的破坏分子，而他们恰恰会极大地损害国家及民族的利益。

话题转换回东京大学。在日本，据说国家公务员中有三个人工资最高，一个是东京大学的总长，还有最高法院院长，再就是两院的议长。不过，即便是东京大学的总长，他有资格乘坐专车但车也不属于东京大学。东大总长通常是自己乘轨道交通上下班。(注意比较伊藤忠商社的前任总经理、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说自己当了社长之后仍坚持乘地铁上下班，后公司强调安全考虑，他才不得不乘公司派来的专车上下班)。只有在必须乘专车外出的时候，东大总长才会让秘书约车。车来自租赁公司，学校既不养车，也不雇专职司机。

中国的各级机关，养了多少“公车”?吃喝浪费掉了多少?而且是那些时常能在中国享受到各种特权的人，当官的不自己以身作则，充当节俭、节约的表率;还有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他们不向国民宣传向日本学习如何节俭，鼓励用国货，造出质优价廉的国货，而是鼓噪去买日本车等等，如此怪相值得每个中国人去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