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11年突发其想要出一本杂文集，李承鹏现在还只是作家和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也会有很多人关注他，但那都是些当年的足球爱好者，以及喜欢看他书和博客的读者。然而一念之差，今非昔比了。如今不管是喜欢、不喜欢，甚或讨厌李承鹏的人，都在兴味盎然地围观他和他的新书签售，“这次会有刀子和全武行吗”，“有红卫兵和标语吗”……
所以诸君，李承鹏是不是一个深孚众望的作家见仁见智，但他恐怕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内穿防刺衣（防弹衣的兄弟产品，专门防刀子），携一众身怀绝技的保镖出席新书签售会的作家。光是这点已足够有趣。
“我热爱这个国家”
那本“闯祸”的书叫《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书”，只是结集出版了他过去写的一些杂文，内容几乎都曾在网上发布过。然而书中多有针砭时弊的言论，加上李大眼一贯以来以犀利及黑色幽默著称的文风，有人读起来大感一抒胸臆，有人却相当不爽，认为他偏激、居心叵测，有唱衰和抹黑中国社会之嫌。
故事的发展是以充满戏剧化。
2013年1月1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1月12日成都新书签售会上，李承鹏被有关部门勒令“一句话都不许说”，成为有名的“默签”事件；1月13日，北京中关村签售，遭尹国明老拳袭击及胡杨林扔菜刀；深圳签售，上演拉标语和大辩论；长沙与广州站分别因“‘两会’召开”及“临时消防检查”而取消……
短短一个月，李承鹏火了，以一种略带悲情和壮烈的方式。
“没有想到，怎么可能想得到呢？”系列签售事件发生后，关于“李大眼是不是在炒作”的追问甚嚣尘上，高晓松、木子美等小名人纷纷围观质疑。木子美说，“李承鹏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炒作团队”，还说，“以后关注李承鹏的人都不要再关注我”。对此，他并非不在意。我尚未问，他先表白：“我知道这本书会很畅销，但绝没想到它会引发一个文化事件。”
“以前我只是作家李承鹏，现在生生被整成了‘李承鹏’。”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热爱这个国家。”李承鹏沉吟道。在北京中关村，尹国明打他一拳，他出离愤怒，“那一瞬间感觉人要炸了，手在桌子上一按，立马就蹿了出去”。但是，当看到那个50多岁的男人被保安控制住，还一脸受伤的表情骂他“汉奸”时，他更憋屈。“他打了我，自己反而很受伤，这是为什么？”他无法抑制地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很多攻击我的人，他们和我只是在对真理的追求上产生了一些误会。”
如果要为李承鹏在这个社会所处的位置做一个标注，他肯定是中产阶层：有大宅，开宝马，还不时捐钱做公益。然而不常为人知的是，站在半山腰回顾来时的路，他内心却有一个艰辛的心路脚本，那当中并不全是风光，更多的是迷惘、怯懦、憋屈，甚至恐惧……
他不是个天生的愤青，今天的路恰恰曾是他20年前尽一切努力避免去走的。
无法张扬的青春
“外公在清朝晚年留学日本，是郭沫若的同窗，回国后在北师大及黄埔军校任教。”李承鹏认为自己的文学天赋与此基因有关，他说自己中学时期作文即得奖无数，还在学校里办了一份小报，曰《小泰晤士报》；写诗，本子上抄满泰戈尔，对舒婷倾羡不已。
17岁正当青春绽放之时，李承鹏一脚踏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门槛，同时也跌入了迷惘的青春期。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价值裂变和剧烈冲突的年代：每个人都接收了很多西方思想，同时社会又在警惕和猛烈反对全盘西化。一方面，风气开放，大街的女孩开始穿短裙，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开始随处可闻，而言论也极度自由，“有人崇拜萨特，有人追随尼采，崔健、齐秦、王朔都是我们的偶像，人们甚至公开辩论执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正规的大学教育仍然乏味至极，“以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看待所有文学问题，与自己的想象格格不入，如同慢性自杀”。
“于是逃课啊，除了高尔泰的课，其他课从来不好好上。泡妞、打架斗殴，什么都干。”
“那时的叛逆是真叛逆。”李承鹏一再地说，眼神有点远了，仿佛一下穿越到那些留长发，穿钢钉鞋、喇叭裤，抱着吉他在女生面前装酷的日子。“如果你没有组建过摇滚乐队，在学校里地位是很低的，根本泡不到妞。如果没有为女生打过架，那简直算不上男的！”
那时的李承鹏，内在就呈现出一股张扬的动力：朋克、嬉皮士、雅皮士、摇滚乐队、为女孩子打架，凡是符合那个时期审美观的事，他都做，藉以令青春得到张扬。
“个人英雄主义、骑士精神。”他说，在基础性格形成阶段，这是他的关键词。
然而，他的自我真的尽兴舒展了吗？对于青春和理想来说，最痛苦的也许不是从头到尾的压抑，而是你以为自己自由，而准备绽放的瞬间，突然撞上了南墙。
17岁的秋天，他追到了一直心仪的女孩，却在20多年后仍然懊恼“为何始终没能把她骗上床”；正如21岁面临毕业时他发现，思想在奔驰，现实却把你的肉体扼紧。“学校包分配，很多同学被分到偏远山区当乡村教师，且不能不服从，还要咬破手指头写血书，说希望学校把我分配到最艰苦的藏区。”
对一个懵懂少年来说，面对这样的价值冲突，内心无所适从。“迷惘、痛苦。”他说，脸上的表情有点扭曲。拿到毕业证那天，学生们抱头痛哭，所有男生宿舍都在往外扔玻璃瓶，满地都是玻璃渣子。
“我更像马克·吐温”
“刘德华你乖嘛。”吃饭时，一只黑猫儿蹭在身边，不停“ 咪咪”叫唤着讨吃的，李承鹏温柔地瞥了她一眼，还有只黄猫妩媚地伏在他脚边，叫黄飞鸿。“我家的猫都是‘名人’，曾经还有一只叫周润发。”
他随意开着调侃名人的玩笑，对自己无比自信，“我对自己的文字能力非常有信心”，“2003年路金波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当作家，我会付你跟王朔一样高的版税，我说行啊，现在的主流作家我看很多都写得不好”。于丹、郭敬明、余秋雨等畅销作家，在他嘴里动辄就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这一个月里，连串事件挟着强烈的民众情绪，无疑将李承鹏迅速卷到巨浪之巅，甚至使“李大眼”3个字成为一个符号。很多人把他看成“公知”而不再仅是一个作家。对此，他既有对被标签化、被裹挟的警惕，“人们期待我当鲁迅，但我并没有他那么勇敢”；同时也有暗爽在涌动。他自比龙应台出版《野火集》， “相比鲁迅，我更像马克·吐温。”
但这个心气极高的人，此前一直未曾得到过与自我认同相匹配的外部评价。“别人都在说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我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他自嘲。
大学毕业，他被分到四川省体委，工作内容令人忧伤，“就是跟着领导下乡慰问，写一些现在看来很穿越的消息稿，什么《攀枝花农村体育红红火火，老太太田间大摇呼拉圈》，诸如此类”。那甚至还是走后门才得到的结果。
理想破灭，工作乏味到压抑，而未曾尽情张扬的青春在体内暗流汹涌。彼时的李承鹏唯有寻找其他释放体内激情的方式—探险。“当年法国人、日本人都在勘探我们长江、大渡河的源头，中国自己也组建了好多支探险队，跟他们PK。”他跟随着探险队，到金沙江漂流；骑着马走访碉楼，拜访十字军东征遗留的后人；开着车越野打黄羊；用上千米的红绸子把卢定桥裹起来拍照；在大渡河边拿吸管一桶桶地喝酒，“醉了就在河边睡去，往往到第二天被狗舔醒，才发现身旁围了一群牦牛，吓得撒丫子就跑”。
“最记得去金沙江找源头那次，日本人用碳素桨，我们用木桨。为了抢过他们，我们两天两夜没睡觉，从丹巴县往康定赶，破面包车一头栽到坑里，司机把方向盘都掰弯了，头破血流，然后把车一举起来又继续赶路。”
就这样憋了4年，他终于憋不住，决意转行。
但彼时的他也不曾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心底的恐惧、怯懦与个性舒展的需求针锋相对。“‘文革’时，外公被打成右派，命运非常悲惨，我妈怕我重蹈覆辙，从小就不准我干写作这一行。”他遂想到了写球，自认为在安全与爱好之间找到了一条中庸之路。“觉得足球是个游戏，就是好玩嘛，完全没有风险。”
然而事与愿违，转行没多久，1996年他就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勒令停职反省。是突变，又是必然。“之前憋了4年啊，你懂的。”他说。“一开始只是骂骂黑哨，后来越写越深入，才发现在中国，不管是足球，还是电影、音乐，面临的问题都一样，就是体制问题。你会发现，巴西、西班牙、德国，他们领导足协的是民间组织，而我们都是司局级干部；最后你还发现，地下庄家背后全都有官员的身影。”
这时他感到要说话了，按捺不住地要说话，这难道不是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和权利？只是一个做文字的人，他需要用笔来说，说给更多的人听。
爆炸吧，南墙
“我可以抽烟吗？”李承鹏问，尽管是在自己家里，他还是等我点头，才点燃一根香烟。不记得是哪一年，他终于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偏离了所谓“安全”的轨道。
一开始，前辈们批评他的球评写得像小说，但最后，那些批评他的人却都屁颠屁颠地来模仿他，甚至有人说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育报道写作方法”。
但因为总忍不住说些别人不说的话，十数年从业生涯中，他被有关部门“封杀”18次之多。诚如他后来向其他媒体剖白的那样，“过去的我恐惧贫困，恐惧失业，恐惧没有名声，恐惧权力随时会收缴我的权利。一个记者被剥夺了采访权，其实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情，还有很深的耻辱感”。
后来，他受路金波鼓动转行写小说，处女作《你是我的敌人》卖出10万本，《寻人启事》两个版本及《李可乐抗拆记》分别卖出30多万本；2010年的《中国足球内幕》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将他的知名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销量飙升到100万本。
然而，尽管销量成绩斐然，作品却一直不为文坛所认可。“说我的小说不是纯文学，那什么是纯文学？”他感到无比荒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言的《丰乳肥臀》，是纯文学吗，金庸是纯文学吗？这是个伪概念！”
彼时他已经有了香车大宅，在很多人眼里，这些都是成功的象征。但对一个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而言，他还想证明点什么。
有人质疑从《中国足球内幕》时期的被追打，到如今被掷飞刀，李大眼向来擅演“苦情戏”，“无非为了炒作成名，多卖些书赚钱”。他有些激动：“我再庸俗，也不能让圣洁成为永远的囚徒。”他紧紧攥着他的自尊，说，“我蔑视象牙塔式的文学。”
“人生沿途有很多风景，很多是虚假的，但当你发现了一次真相，就再也回不了头。”对李承鹏来说，最触动心灵的真相发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里。当天晚上他连夜从成都驱车去北川，比很多记者更早出现在大地震现场。一路看到的，都是跟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景象。“不是宣传的英雄，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付出最多。摄像机没有到达的地方往往才是真相。”“我亲眼看到4层楼的残骸，里头几乎没有钢筋，你明白那种震动吗？”
“举个例子，龙应台为什么会成为台湾享有盛名的作家，因为她确实把握了时代的跳动。”他觉得自己的杂文集也承载了同样的价值，只是尚未被文坛认可，是以不遗余力推动其出版。“作家是这样，他知道有一堵墙，但不知道墙在哪里。所以要靠一波波的人去摸，去试探。”
至于李承鹏的书写得到底好不好，那就真是见仁见智。但正如一篇短评所说，无论它是偏激还是痛快，“这样的一本书，能以纸质版公开出版发行，本身就是具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不准备牺牲
不过，尽管早有承受压力的准备，当签售事件不断发酵，李承鹏内心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恐惧。
2月1日晚10时，手机铃声响起，之后10多分钟里，他一直拿着话筒站在宽大的书桌前，身体绷得笔直。“平装不能印，那就出精装本嘛。”“没有问题的，你们多虑了。”语调听似欢快，神色却是凝重。
签售成为文化事件后，压力与红利并存。新书迅速在多处卖到断货，却被告知“不得加印”。是偃旗息鼓，见好就收，还是继续加印签售下去？
“男人很难，尤其是我们这种带有一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就把自己煮在里面了。” 他已经看到，这其实是个危险的局面。身为作家，受读者如此追捧，卖了这么多书，肩上必须担起一份对公众期待的责任，他没有选择，已经停不下来。但假如被标签完全裹挟，权当一回“斗士”，前面等待着的，又何止是刀光剑影？
“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民主斗士。”他摆手又摇头。“你并没有随时牺牲掉自己的打算？”我问。他急忙回答：“恰恰相反，我在随时打算着怎样不把自己牺牲掉。”
“我的书里并没有谈民主宪政，更没出现过政改。我不懂政治，我只擅长把文字玩出万般婆娑。而且，我的自我审查也是很严格的，主动把所有敏感和尖锐的用词都删掉了。我没有打算挑衅谁。”不待再问，他又连珠炮似地补充。
这10多天里，他被瞬息万变的事态追赶着，思考了很多。包括如何看待责任与标签。
把思绪拉回到尹国明袭击他的那个下午，出离愤怒的瞬间过后，他几乎只用了一秒就突然明白过来，彼时需要做的不是出手把袭击者打一顿，显示自己的个性与体魄，而是坐在书店里继续把书签完，给所有排了几个小时队的读者以交待。“这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过去我一直拒绝标签，反感标签，如今发现没有人真的能做到那么洒脱。那么多读者买你的书，你就有了责任。人不能太惺惺作态，假装绝不被绑架。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尽量保持清醒。”每当有公共事件发生，人们嚷嚷着“大眼为什么还不写”时，他会提醒自己，“我不是公知，我只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做自己就好”。
想明白这些后，再回过头去看尹国明，他的心态就平和了许多。前几天，正在学散打的儿子知道父亲在北京被袭击，很是愤怒，不解地问：“爸爸，你为什么不用高鞭腿打他呢？”李承鹏回答：“我们之间只是有一些误解，而且爸爸也老了，只能出到中鞭腿了。”
“他不是到我家偷东西，也没有造谣我是强奸犯，我们之间只是对我们有没有大饥荒、有没有汉奸这样的观点之争。所以，为什么要表演全武行呢，为什么要表演秋菊呢，我为什么不扮演一个更宽容的形象？”谁让你已经是公众人物！
思前想后，他不准备状告袭击者，正如他也时刻希望与体制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最后，他甚至进入了一种荒诞式的想象：这样一站站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啊。一个作家，他每走一个城市，都会引来10几个人的暴力攻击，但是几千个支持这个作家的读者绝不还击，身边的人高马大的专业护卫也绝不还击。然后我还会说你们很累了，请喝一瓶水。哪个作家曾遇到过这样的欢乐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