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4期，作者：葛维樱 杨璐，原题：《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小浑蛋”周长利》
近40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顽主周长利
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押‘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
周长利死后，边作军带领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集体发丧。边作军的眼睛很亮，说话深沉有力。这一两年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关注自己的帖子，边作军买了电脑，先把要发的写在稿纸上，再用手写板回帖子，还在手边摆了本《新华字典》。“我就是个老初二水平，怕写错别字对不住大伙儿。”
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刚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红卫兵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97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
小浑蛋在红卫兵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红卫兵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红卫兵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干子弟王小点，但王小点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边作军说，6月24日，他和周长利等人带着吉他在动物园集合。“我们有8个人，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王小点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我们要去玩，谁也没带家伙，我身上还有一条苏式武装带，周长利就穿着学生模样的白的确良长袖衫和蓝裤子，红卫兵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实在跑不动了，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正好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一前一后，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宝蛋等三个人跳了过去，红卫兵又追过来，最后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被团团围在了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儿是我惹的，但是红卫兵们只知道小浑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浑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红卫兵里，他说，谭子，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把一把芬兰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子就捅了过去。”芬兰匕首一侧刀刃长，一侧刀刃短，和杀猪刀相似，上面有血槽适合放血。“我们也不懂哪是要害，打架都和起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是佛爷，被打得残废了修鞋，前几年也死了。周长利的朋友回忆他当时身上一共被扎了26刀。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的家，“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他于是和周长利的父亲借了个板车，还有邻居、朋友一起去领回了尸体。“我们给他洗，衣服就和筛子似的。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上黑压压跪了好几百号人”。当时的一句话是，“边作军四角城搬兵”，边作军将所有的大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浑蛋送葬，“我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红卫兵有很长时间都不敢上街。但其实我们也没真弄死人，传说我们把北京的菜刀买空了，这就夸张了”。
老红卫兵王小点
王小点真名王南生，是解放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出生，“谁是流氓啊？我们是维护社会正义”。周长利死后，王小点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100天至200天不等，后来纷纷从学习班参军。王小点去了东北。而顽主群体因为要报仇，使北京市一时草木皆兵。一个月里，平民与大院红卫兵的冲突频发，周长利的一位姓袁的朋友80年代初刑满释放，“军代表说，因为冲突的事实不清，只以流氓斗殴罪判我15年，如果有实事，就直接枪毙了”。“1966年，‘1226’会议后，最先起来的老红卫兵们已经被宣布为‘保皇派’。那时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地位的老红卫兵，大都来自部委大院，“我们也不服，大学生的‘三司’组织可以乱抓人，我们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那就上社会”。
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红卫兵，其实也并不风光。“我们的父母都受到了打压。”王小点所在的翠微中学，与太平路、育英三所中学组织了“三校联防”。这些学校包括了军博宿舍、铁道部、空军、海军、总政等大院的孩子们，也是老红卫兵最厉害的组织。“大学生要来砸我们学校，三卡车人还没下来就被我们打回去了。东城有架打，我们三个学校一起出动。”王小点不使用边作军“顽主”的称呼。“小浑蛋这种人，对干部子弟不满，飞军帽，扒衣服，不过他镇着的时候，东城西城的流氓还是不敢露头。”
王小点对于起因的讲述也有自己的版本：“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我们军装，当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有人认识来劝开，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浑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浑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不碎你不姓王。”王小点讲到这就说：“完了。第二天就死了。”回家后王小点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浑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第二天的确来了200多人，“自行车从甘家口排到了二里沟，两站地全站满了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王小点至今都觉得自己后来被关了100多天很冤枉，他们一直自称“干部子弟”和惩办了坏分子。“干部子弟手里拿着钢丝锁、菜刀、三棱刮刀等。”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楚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干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浑蛋向水科院方向走。有人问小浑蛋“服不服”，小浑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