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张发奎口述自传》出版，这些罕见史料首次在大陆披露。
着近年来逐渐打开民国军事史事的视野，前有八年抗日正面战场的“惨胜”在公众视听中日渐露出轮廓；后有被历史课本定义为“军阀”的民国将领，洗脱传统史观所强加的面具。
在那场被一再渲染的正面战场经典案例“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炮火击中黄浦江上的日军旗舰“出云号”的瞬间，成为历史热点，也成了检验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能力的闪亮时刻。当时通过黄浦江底的电缆连接炮兵阵地，用电讯口令指引炮火命中“出云号”的国民党第一炮兵旅第二团，成了江边观战的百姓口中的“神炮”。
彼时在黄浦江上的冲天火光中，指挥炮兵二团的张发奎，却在他日后的回忆中交待了一笔，“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虽然击中了出云舰，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
在北伐时打先锋的张发奎部队，享有“铁军”的声誉；到了抗战结束时，他已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但他总结八年抗战，却只得到两个字：“幸胜”。
这交织着辛酸和耻感的体验，比起政治家的进退权衡、左右逢源，更透着张发奎身为军人的率直耿介，“（八年抗战）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比起“战略上的成功”，他更难忘的是“战术上的失败”，“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
这样一条硬汉子，在战场上赢得过对手的尊重。张发奎晚年在英国牛津的一次大使公宴上偶遇张学良，被心直口快的“少帅”一把拉住，“不用介绍了，我们俩最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数我们打得最凶”。当年二次北伐，张发奎的“铁军”在郑州遭遇张学良的东北军，棋逢对手的“二张”杀得难分难解，最后促使东北少帅弃吴（佩孚）投蒋（介石），一举结束了国内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
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此后为多方摆布的政治棋子，早早结束了戎马生涯。而恪守军人之道的张发奎，陷于近代中国迭变的政局，终难逃脱被历史边缘化的命运。
这个出身广东的农家子弟，在孙中山过世后一度跟随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汪精卫，而被长时间排斥于蒋介石的军事亲信之外；因“国难重于一切私怨”而摈弃前嫌、拥蒋抗日，又对国军将领中普遍的保存实力、军纪涣散不满；国民党败走大陆后，张发奎并没有去台湾，也没有接受在共产中国和他之间充当信使的蔡廷锴后人的劝说，而是以香港为基地，发起自由救国运动，终成一股近现代史上颇富传奇性的“第三势力”。
这部分罕见史料，经由《张发奎口述自传》出版，首次在大陆披露出来。而该书译注者、香港中国现代历史学会会长胡志伟，最初遇到这部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尘封四十年的史料，正是为了研究1950年代活跃在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而直到50年代末，中越边境还曾活跃着一支七千余人的作战部队，打着“张发奎将军”旗号，出没在政治势力割据的东南亚雨林中。
南都周刊 专访胡志伟
张发奎：军人从政是错误的
南都周刊：唐德刚曾感叹口述史之难，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搞了十多年，此前真正完成的只有《李宗仁自传》和《顾维钧回忆录》，其他如陈立夫、张发奎、胡适等重要历史人物口述都停留在半成品阶段。你当年从哥伦比亚得到这部口述的英文誊本时，它的状态是什么样？
胡志伟：张发奎口述史，不能说“停留在半成品阶段”。承担口述访问重责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夏莲瑛女士，曾专程来香港常住两年，面访张发奎四百余次，录下英文誊本1095页。在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中的张发奎卷宗，包括大量日记、函电、照片、战报、战区档、作战地图、作战方案以及访谈草稿。而且，在两年间夏莲瑛飞台数次，访问张发奎的部将邓龙光、梁华盛、薛岳、黄镇球、杨清文以及在港的黄秉衡、黄旭初、居美的李汉魂等人，还参照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才以英文写下这部口述史，从访谈质量与职业道德来看，都是一流的。
南都周刊：像这样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你并不是第一个受其诱惑的。此前大陆的民国史专家杨天石也曾试译过该书中的部分篇章，但是并未完成。杨译跟你的全译本差异何在？
胡志伟：2005年7月，在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我买下《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回香港细细阅读，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历史负责人韦慕庭教授将这套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社科院。二十多年来，人材济济的大陆历史学界居然无一人将这部名著译成中文。
十二年前，杨天石君曾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发表了此书第六章《南昌暴动》的三份之一章译文，遗憾的是四页半的译文，竟出现数十处舛错，其中有许多是硬伤，比如把“我为郭沫若送行”译成“我看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把“我不知他有否去了南昌”译成“我不知他如何到了南昌”等等。此外，他所删节的段落从8字到677字不等，就以删掉677字那段为例，无非是涉及1946年在香港出版的《蔡廷锴自传》与1971年香港出版的张国焘《我的回忆》，而这两部书并非很敏感，早在三十年前在大陆就有人民出版社等四个重印本。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包含上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四厚册英文誊本啃下来。
南都周刊：你是研究香港“第三势力”运动而接触到这部史料的，这一段历史大多埋藏在大陆读者的视线之外。能简要说说张发奎和“第三势力”运动的关系吗？
胡志伟：第三势力运动乃当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副产品，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寄希望“民主自由主义者”，其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1949年9月李宗仁在广州拨款20万港元创立的。“第三势力”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是在五十年代逃亡潮中，在香港设立“援助流亡中国知识分子协会”，救济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才俊，余英时就是受惠于这个组织，而留学美国成为历史学巨擘的。
我花了六年多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其中有一段渊源。上世纪末，有位方姓友人选择无人涉猎的《香港第三势力》为博士论文题目，他请我帮忙收集资料。后来我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教授，得到了《张发奎口述自传》英文誊本第二十章，看过之后觉得十分精彩。因为他对高级军政人物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他身前曾在该章脚注中声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内容不得公开”，其他章节涉及人物评价，便吩咐记录者用双括弧圈起，暂不公开。现在，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他1980年3月在香港去世，我还见过他一面。
南都周刊：据张学良回忆，晚年他在英国碰到张发奎，张发奎很为他手下出了一批共产党部队的高级将领而得意，国民党当中因而一直有认为他有“左倾”倾向的。你怎么看？
胡志伟：张发奎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第四军是铁军，其中叶挺的部队打仗神勇，并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而国民党军官老是想向上爬，因此他很敬佩中共的组织。中国有六七个后来当上元帅的军官是在他的保护下过关的。这些人后来位居高位，朱德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叶剑英也当过，林彪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叶挺若非遭遇空难，也一定位在元帅之列。他在新四军事件中被捕后，由军委会交付老上司张发奎管教，张特地给叶挺全家找了一幢房子，送他五千元和四百斤食米，还常去看望叶，允他行动出入自由。两个月后，叶因违纪被宪兵逮捕，张以长官部名义给了叶挺家属一万元，又要求军委会发一笔钱救济叶挺家眷，还要求宪兵团刘团长好生照顾叶挺。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南都周刊：张发奎在抗日战争期间指挥了淞沪、武汉和桂柳等几次大的战役，近年来国内逐步认识到国军在正面战场的抵抗，并颇以为是一场“惨胜”。张发奎身为重要经历者，他似乎有另一番感悟，将之定义为一场“幸胜”？
胡志伟：在八年抗战中，张发奎曾指挥过五十万的军队，从淞沪会战到广西的百色，几乎指挥过全国各个派系的国民党军队。比如东北军万福麟部，川军杨森部，中央嫡系的胡宗南、汤恩伯、王耀武部等等。用张发奎自己的话说，“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以空间换取了时间”。
南都周刊：在过去我们的认识中，多把张发奎脸谱化地描述成“反动军阀”。在接触了众多一手史料后，你对张发奎有何总体评价？
胡志伟：张发奎打仗很勇敢，他曾和蒋介石对战过三次，可蒋介石却从未处分过他，为什么？因为张发奎非常能打，还有一点是他不贪污。从张发奎的一生来看，他对百姓从未施过苛政、对士兵实行民主管理，基本上两袖清风。他自己也说过，“我感觉军人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都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