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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领导人回信:不少写信者获益 改变命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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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北大学子回信近日成为新闻。公开资料显示,上届政治局九常委均有给民众复信的记录。哪些“普通人”曾经得到过领导人的回信?怎么给领导人写信?如何收到回信?领导人回信风格如何?一封领导人的回信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图说:习近平给北京大学回信

  中国新闻周刊网 实习记者 李婕

  据新华社报道,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肯定和勉励了他们的中国梦理想。“总书记真的给我们回信了”北大学子争相传阅回信,北京大学也至少开了三次学校层面的会议传达和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

  记者统计公开报道显示,自2008年以来,以习近平为落款的复信,已经发出超过五封;自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落款的复信,已经发出超过十封;上届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均有给民众复信的记录。与领导人的信件往来,成为人们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通过回信与普通群众互动的传统是否历来就有?哪些“普通人”曾经得到过领导人的回信?怎么给领导人写信?如何收到回信?领导人回信风格如何?一封来自领导人的回信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南海早有飞鸿出入

  据何虎生所著《毛泽东初进中南海》,1950年5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回复了将近80封信,仅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有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来信可不可以搞内容摘要?待毛泽东同意后,秘书室每天送信5至10封,一直到1966年。

  1957年2月,董必武在海口参观五公祠时作诗一首。见报后,身在海南儋县的中学教师唐虞政,将和诗两首寄往中南海董必武处。唐虞政没有想到,董必武接到信后,又新作一首诗回信给他,由此开始了国家领导人和一位普通教师之间长达18年而从未谋面的诗词唱和。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弥留之际特别嘱咐子女,日后有机会到海南,务必代他去看望唐虞政。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年要读5万封人民来信,读到愤慨处,常拍案而起。据新华社报道,胡耀邦自1979年至1985年,6年批阅的人民来信就达到2000封,平均一天一封。

  胡耀邦在一封“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可以称为中央领导人对回信民众这项工作的思考:“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是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大事不漏,小事不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悬挂于此。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汇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在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曾经办理几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给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政治内涵。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家宝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寄信与收信

  收到领导人回信的前提是写信。信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大本科生的信件,由北京大学党委转交。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

  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校长刘艳琼将信件交给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也有回信通过组织渠道自上而下层层传递送达。

  2010年,习近平曾给陕西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学生包俊丽回信,对当地震后重建的成就感到欣慰。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对回信作出批示,宝鸡市委书记赶到鹦鸽镇中心小学,亲手将信交给包俊丽。习近平2011年给山东蒙阴县小学生的回信,则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亲自送到当事人的手中。

  回信有渊源

  收到领导人回信的人身份多样: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澳门老年义工、坚守荒岛的垦荒队员、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支教的北大学生……

  有的人与领导人有一定的渊源。

  2011年7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给杭州市小营巷社区党委回信,对社区发生的新的可喜变化给予充分肯定。当年5月,小营巷社区党委致信习近平,汇报8年多来社区建设、社区党建和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筹建情况。之所以汇报“8年多来”的情况,是因为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亲临这个社区视察。

  2010年8月,上海市徐泾镇民主学校八(1)班的农民工子女收到习近平的回信,他们在3个月前致信习近平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写信的原因是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望过他们。

  2008年重庆小学生收到回信、2009年澳门老年义工收到回信、2010年垦荒队员收到回信、今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收到回信,他们都是习近平曾经以不同身份到基层视察或参加活动见过的人。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也在调研中与当地民众结下“穷亲”,确定了两家贫困户为自己的帮扶联系户。2002年贺国强调动工作赴京后,仍与两家保持书信联系,贺国强甚至在回信中建议老乡,可以考虑种植烤烟脱贫。

  据记者统计,胡锦涛2003年至2008年共计10次的回信清单中,也有4次回信是因为其在当地调研后,当地民众致信给他。

  写信者获益

  13岁的王孝进是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一名普通学生,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王的父亲就会劝说其别再读书。

  媒体报道称,有感于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偷偷告诉同桌,“要给温爷爷写封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孝进将信交给“要去北京开会”的朱建华。

  回信在信发出后第三天到达,“请转达我对监利人民的问候,祝孝进小朋友学习进步。温家宝。”之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出走10年的母亲也回家了。

  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芳的生活轨迹,也因为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而改变。签名辞典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李芳已增开一家新图书馆。

  2011年,习近平给蒙阴县八一希望小学学生吕文凯回信,希望他和同学们“长大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后,吕文凯先后被授予“全国红军小学优秀学生”、“蒙阴县十佳少年”、“临沂市十佳少年”等称号。

  1972年,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下乡知青困境,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合理的因素。此时毛已经80岁,但仍亲自给李庆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中央把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印发给全国。中央下决心调整知青政策,1700万知青的命运开始改变。

海中 发表评论于
典型的封建遗毒。
美式国际独裁民主制 发表评论于
本文没有提到的是,小人物李庆霖为知青反映问题冒险上书,在“浩劫”时代被“暴君”毛泽东重视,成了被人感恩的“知青之父”,但恰恰因为他当时被重视,在错误的时间站错了队,他成了结束“专制”的“温和”“改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开明”的“改开"时代作为“四人帮”的走卒打成“反革命”,投入大牢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风烛残年是才出狱。比起文革式的短暂批斗,人们不得不说还是“改开”们有手段啊,干脆把你投入大牢“法治”掉就得了。与李庆霖这样感受“改开”们“开明”的还有兰考焦裕禄的战友和副手张钦礼,文革中被周总理保下,“改开”后也成了“反革命”被投入大牢十几年,直到死前不久才出狱。当然了,理解“改开”们,还有许多事例可举。比如,主演《红灯记》李玉和的浩亮和主演《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刘庆棠,“改开”把他们也没放过,也作为“反革命”被入大牢十几年。
peterdu 发表评论于
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真正解决问题的信件还是很少送达,这些挑选信件的人,是高层了解民情渠道,这条路堵死后,高层基本上就是瞎子
☆ 发自Android 文学城阅览器 5.8
peterdu 发表评论于
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真正解决问题的信件还是很少送达,这些挑选信件的人,是高层了解民情渠道,这条路堵死后,高层基本上就是瞎子
☆ 发自Android 文学城阅览器 5.8
就爱窥电影 发表评论于
居然还把毛泽东拿来做铺垫,毛泽东是影帝们能比的么?
毛泽东处理来信之后,对政策中的问题就进行纠正,惠及全国有同样问题却没有写信的人们。影帝们只小恩小惠写信的一个人,而且就是这一个人都未必能够保证。
就爱窥电影 发表评论于
上访的人找错门了,应该给大头领们写信才是。
沣滈居士 发表评论于
包青天不常有,影帝俯拾皆是!
crotalo 发表评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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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特别烦 发表评论于
原因很明显,封建独裁体制,政府掌握主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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