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撰文表示，在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案件中，审判法院可以说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文中还称冤假错案的形成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有关，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是西方法治的一个重要精神，虽然大多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西方的法治精神、死板的程序正义、严格的取证、用证据说话，以及对（嫌疑犯）人权的看似过度的保护，确实让错判越来越难以发生，当然，什么东西都有利有弊，这样做也放过了诸多让普通民众认定是“罪犯”的人，例如辛普森杀妻案中的辛普森。
应该说，中国一直以来的法制精神是与这个理念相悖的，大多时候是很有点战争年代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做派，尤其用运动方式执法成风，和动不动就搞一次“严打”的时候，加上法院副院长说的速战速决，枉顾人命换政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副院长的讲话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表明我们在引进了西方近百年的“法律”之后，也准备接受人家的一些“法治”思想与精神。
引进法律而无法治的最大弊端是法律成为执政者与权贵手中的利器，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严重的时候，还不如没有“法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当权贵扭曲“法律”伤害百姓的时候，一些老百姓甚至学者都开始怀念中国历史上（理想中的）“以德治国”的“无讼”的儒家时代。
文明社会的法治体系重视程序与证据，既做到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同时却对所有的案子都一视同仁的重视，对一些疑难大案根据法律程序穷追不舍，在法网覆盖之处，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一点是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深有体会的，别说检察官与法律工作者都是一个死心眼地追寻正义，绝不受到当权者与利益集团的牵制，即便媒体也不会“心慈手软”，对一些民众关心的案子，也会全方位多层次穷追猛打，力求水落石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据充足，很难有凶手逃脱法网；即便证据不足，无法定罪，民众通过司法程序和媒体曝光了解到全过程，也都心服口服，至少无话可说。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联想到最近再次引起网民关注的清华大学投毒案，1994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怀疑被人投毒致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被疑投毒的孙维也移民美国，留下很多疑点。
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司法机构在放弃一个案子（放弃起诉）时，只要交代清楚是证据不足还是程序错误，大家也都能理解的，但不清不楚就放过了疑似嫌犯的人，不能不让大家猜测与“嫌疑犯”的政治背静有关，权力介入司法。尤其在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后朱令案被重新翻出，可旋即遭到网络媒体的封杀，更让网友怀疑此案有乌龙。
最后听说是超过十万的网友跑到美国白宫网站上“请愿”才露出了转机。这不禁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几年前有海外的媒体人与团体找到我，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上访”办法，保证国内受到司法不公迫害、被拆迁与被欺负和侮辱的人一试就灵。我问什么方法，他们说，到联合国总部门前“上访”，到白宫门前“抗议”，打出横幅，引起中国当局重视，引起中国相关司法当局紧张。
我一听就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因为长期从事外交与安全工作，我内心有一种在国际上保护中国形象的本能反映，平时最讨厌的也是“挟洋自重”。我批评了他们这样的想法，自然也始终没有在文章中提及。可几年后我得到了反馈：凡是他们策划的到联合国上访的案子几乎都解决了，有些（拆迁户）赔钱还挺多的。海外那帮人甚至由此得到灵感：对于那些无法出国的，只要出点钱，由海外的他们雇佣当地“人员”去联合国“值班”，轮流上访。
听得我是哭笑不得，心里甚觉悲哀。中国不但有从文明世界全盘引进的法律，也在积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且设立了法律之外的上访机构，可解决了多少问题？有多少普通人相信？为什么人家一闹到国外，闹到联合国，就引起了重视？公平正义要到国外去寻求？为什么中国人的尊严要靠“挟洋才能自重”？
司法领域的“挟洋自重”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这里，最近几位外国驻华记者对我说，很多外国人在中国遭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但奇怪的是有如下的区别：对待持外国护照的蓝眼睛黄头发的白人、黑人或者黄色的日本人，咱们基本是讲“法治”的，该走的程序还是走，没有证据也大多会及时放人。可是对付那些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也就是“假洋鬼子”，那就不客气了。目前在押的外国人，大多是这种假洋鬼子。按照国际法，法律人是按照国籍来分的，可唯独在我们中国大陆，却有人按照皮肤、头发来划分等级，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只是这是奇怪的种族主义，人家种族主义都是针对外族，我们却歧视本族。
我对外国记者说，好，这事我要写一篇文章，那记者说，在我们媒体或者外媒发表如何？我说，不要，我的文章全部要在中国大陆发表。结果你猜他们说什么：那样的话，你可能白写了，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只有发表在外媒上的东西，北京才会重视！
是吗？各位中国同胞，你们怎么看？
杨恒均 201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