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与父母墓（资料图）
本文来源：徐州史志网，作者：程荣华 崔学法，原题：《还史事以公正——民国邳县县长彭国彦“劣迹碑”考辨》
20世纪30年代之初，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留学英国、书生气十足的彭国彦来到邳县就任县长之职，几个月后却因“浮征芒银”而被定格在一方“劣迹碑”上。实情到底如何？笔者决定摒除偏见，拨开尘封的雾团，让人见其真面目，从而还史事以公正。
一、众口交詈的彭国彦劣迹碑
碑石以歌功颂德者常见，“以彰劣迹”者则毕世罕见。旧时邳县县城（今邳州市邳城镇）有一方“劣迹碑”，为笔者古稀之年所仅见。
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笔者参加邳县文教局在邳城中学举办的暑期教干研讨班。时值盛夏，暑气难消，每日傍晚，或登山远眺，或临池浴沐。一日傍晚，浴沐之后，与同伴漫步，由城东门归来，行至城门外时，有人在道路南侧蒿草丛中小解，偶然间发现一方旧碑，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县城迁至运河镇不久，城门外道路两侧就荒芜起来，蒿草丛生，高与人齐，我于是用双手披开蒿草，见到一方碑石立于草丛间。碑体稍为倾斜，然而字迹不难辨认，碑文曰：
民国二十年，县长彭国彦浮征芒银二厘五，经告镇江高等法院批准逮捕、撤职，判刑二年。特此记事，以彰劣迹。
邳县党部刘银涛书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立
民国二十一年（1932），距我抄录碑文时20多年，记得曾以此事询问城内一位老者，略知原委。彭县长国彦，从江阴调来邳县时，正值灾情严重，瘟疫流行，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有令“浮征芒银二厘五”，“二厘五”可不是个小数字，“浮征”就是在常年额定赋税之外多征，百分之二十五，数额可观。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国民党邳县党部又有人专拆他的台，鼓动群众，具文上告。到任几个月，彭县长就被弄去坐大牢了。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人世沧桑，邳城城墙与城门早已不复存在，“劣迹碑”也已不知去向。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整理旧书柜时，发现当年抄录碑文的记事册，有感于英国哲学家罗素关于“权力产生腐败”的名言，以为县长彭国彦乃贪婪之辈，于是写了一篇短文，题曰《劣迹碑小记》，刊载于《彭城晚报》“彭城旧事”版。文章末尾，曾突发奇想：今日对于贪污腐败而劣迹斑斑者，是否也可效此立碑记事，“以彰劣迹”，以儆效尤？
此后，我在《邳县文史资料》（邳县政协文史委编印）第八期看到陈俊才先生所写的《劣迹碑》一文，文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彭国彦的“劣迹”，称其“上任后不顾群众疾苦，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视之为“罪恶昭著、祸国殃民、遗臭万代”之徒，且谓“每当人们观赏该碑后，总在咋舌论道，传为大快人心的奇闻异事”。
《邳县通讯》（台北江苏省邳县同乡会印行）第十五期刊载张志谊先生《说邳县道邳县·邳县近代名人传》（上），在“刘银涛”一节中涉及“劣迹碑”，曰：“刘银涛，家坊上（坊上村今属邳州市官湖镇），才俊英豪志高强；人聪明，秉赋强，读书过目能不忘；受教育，也不瓤，上海光华大学上；修毕业，回家乡，负责党务常委当；除贪官，彭县长，东门劣迹碑竖上……”作者谓彭国彦为“贪官”，而县党部常委刘银涛则为反“贪官”的英豪。
可见碑石虽然不知去向，而彭国彦的“劣迹”留给人们的记忆却屡屡见诸诗文。由于“劣迹碑”而招致的污泥浊水，不分青红皂白地泼在彭国彦的头上。可谓众口交詈，一致贬责彭国彦而褒其反对派。
二、彭国彦其人与彭案始末
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12～1948）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其间历任邳县县长者（含日伪政权），凡四十有七，其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者有之，盘据多年作恶多端者有之，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亦有之，劣迹斑斑较彭氏有过之者不乏其人，何以不见有人为之立碑以彰劣迹，而唯独对于彭氏国彦，在国民党邳县党部两派对立、勾心斗角的背景之下，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外来者，任期只有几个月，却“厚遇”有加？
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认为对待史事与人物应持公正的态度，彭国彦的劣迹碑有进行考辨的必要。我们通过曾任国民党邳县党部委员、已届耄耋之年的王仙舟了解到彭国彦后来定居苏州。热心此事的崔学法在任职中共邳州市委统战部长时，乘公务之便，几次到苏州调查访问，得到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我们觉得对于彭国彦及其劣迹碑，应该重新认识，还史事以公正。这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介绍彭国彦其人与彭案始末。
彭国彦，原籍吉安（今属江西），190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任学生会主席。1926年毕业后，赴英国留学，攻读宪政。1928年归国，适逢江苏省政府于是年9月举行县长考试（按：国民政府1935年9月始颁《县长考试条例》，江苏省政府先行一步），彭国彦以一介书生志在用世，遂应县长考试而荣获第一名，人称“彭状元”。其时，缪斌（字丕成，江苏无锡人，后沦为汉奸，1946年在苏州被处决）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掌一省之民政，地方官员的遴选也在他的职权之内。据说，此人开卖官之风，一等县县长价六千元，彭国彦拒不出钱，缪斌因其名列榜首乃不得已派充吴县（一等县）县长。时称“状元县长”。1928年10月30日发布，11月1日接篆。
彭国彦是北伐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治下，由江苏省政府委派的第二任吴县县长，第一任是王纳善（引才）。黄云先生在《吴县县长彭国彦》一文中，生动地描写道：“那彭国彦身穿蓝布学生装，脚蹬黄皮鞋，以官场的眼光看，嫩是嫩了一点，倒也潇洒不凡。王引才黯然下台，时而露出一些牢骚，却也毫无办法。王引才是个老式官吏，苏州市民对他并无好感，文化界、新闻界对新来的彭国彦则充满好感，多有报道。彭国彦上任之后，一反前任的官僚做派（按：民初县长坐大轿，北伐后坐包车），居然微服走浒关采风（浒关即今苏州市浒墅关镇），随员都不带一个，还开始建设路政，安装城乡间的电话，说得少，做得多，非常平民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正因为没有官架子，所以也不懂过去做官的门道，不合理的对抗，对苏州势力极大的士绅也不理不睬，埋头做事，一副强项令书呆子的我行我素气派。”
试想，这样的一位县长，哪里会适应国民党官场的风习呢。果然，他在吴县县长的位子只坐了9个月，1929年7月就被赶下台。至于下台原因，一说彭国彦厉行禁烟禁赌，触动包庇烟馆赌场的地方警官利益；又因将缪斌密令拘捕进步青年及所谓“左倾分子”的消息泄露给进步女青年许宪民，以致密捕未遂，缪斌遂将彭国彦密捕并撤职。另一说是彭国彦在吴县得罪不少人，当时吴县第二号人物公安局长郑诚元就与他势成水火。郑放话说：彭县长有某种嫌疑。出事前一天，彭国彦收到缪斌的电报，叫他去省里开会，那天他正发烧，所以回电请假，省里疑他有异动，第二天就不是诱骗，而是动了警力，把他押送镇江（省会）。缪斌加给他的罪名是“违抗命令，行为不检”。其实，两种说法，不相矛盾。彭国彦被押解镇江时，许宪民恰在同一列车上，她送彭国彦至省会，返苏后积极奔波声援。据说，有很多人签名请愿，为父母官鸣不平，请愿书上说彭县长“政绩操守学识均优，绝无官僚习气，实行平民化，而对于民间利弊，无不明了，乃至群相嫉妒”。结果，彭国彦在省里拘押了两天，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官场套语）为由，无罪释放。
随后，彭国彦被调任江阴（二等县）县长。在江阴县长任上，彭国彦又因敢忤当地政棍恶霸、释放进步青年，不久去职。接着，就被调任邳县（三等县）县长。由沪宁线上经济发达的一等县而至北滨长江的二等县再至苏北偏僻贫穷落后的三等县，同是县长，却是明显的降级或贬黜。
民国二十年（1931）秋，年方27岁，不谙世事、不懂做官门道而曾两任县长的书生彭国彦来到邳县就任县长之职。这一年，邳县灾情十分严重，加之瘟疫流行，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国民党邳县党部派别斗争激烈，排陷倾轧，勾心斗角，形成两派：以焦梦白、王蓝田、王化云为首的一派，称东派；以刘启仁、辛玉堂、刘银涛为首的另一派，称西派。由于人事变动，其时东派势力大为削弱，趋于瓦解，西派掌握着邳县实权。彭国彦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外来者不属于任何一派，清高孤傲为知识分子固有的品格，在实力占优势的西派眼中非亲即疏，在他们竭尽全力防止东派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岂能容忍对他们似乎有所疏远的县太爷？于是，他们借着县政府“浮征芒银二厘五”之机，大力开展倒彭运动。可以想见，灾荒之年，百姓食不果腹，更不堪重负，有人鼓动状告县长浮征芒银，自然一呼百应。传说上告状纸用车拉，并非不可信。在邳县举目无亲的彭国彦只有挨打的份，而对他怀有成见的顶头上司、民政厅长缪斌，正虎视眈眈伺机报复，真是天赐良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起来，然后就开了缺。
《苏州地方志》载文称：彭国彦在邳县县长任上，“复遭诬入狱二年，经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等声援，张一麟为首的地方士绅仗义集资始得保释”。彭国彦出狱后，定居苏州，赋闲在家。
三、世人评说彭国彦
若仅以碑文“浮征芒银二厘五”而推断彭国彦“中饱私囊”，我们以为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因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附加税多如牛毛，以此加重农民负担乃司空见惯。据国民党邳县党部知情者王仙舟先生说，彭国彦来邳县以前不久，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刚刚结束中原大战，那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策划汉奸搞“华北自治”运动；被派去井冈山及中央苏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多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安内攘外”，必然要加强军事力量，加大军费开支，这就势必加重农民负担。所以浮征芒银，究竟是彭国彦独出心裁，还是奉政府之命行事，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民国政府派系林立，谁马前三刀能耍过去，谁就是赢家。彭国彦一介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已。
况且，对于向来“清廉耿直，洁身自好”（苏州很多文献表明这一点）的彭国彦来说，刚到邳县这个三等小县，又值灾荒之年，就不顾人民死活而横征暴敛大捞油水，也不符合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肖雪慧先生《历史还在忍辱含垢》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彭国彦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式的书生，曾留英镀金，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因此一上任，便公正从政，秉公办事，甚至释放了一些共产党人。但此人书生气十足，与国民党治下习气无法融合，他多次拒贿，开罪了顶头上司，又断了下面财路。因此，做了三任县长，便赋闲回家。谚云：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但彭氏回姑苏，只落得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依然一个穷书生。日本投降后，彭氏任中央银行专员，应是一个财源滚滚的美差，当时物价飞涨，黄（金）白（银）独秀，中央银行有个不公开的福利规定：行员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就可获利颇丰，而此君却认为此乃不义之财，竟坚决拒受。”
现代著名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先生，1934年到1937年在苏州，与彭国彦、许宪民夫妇有过交往（许就是彭做吴县县长时曾向她泄密的那位共青团员，后来两人感情日深，1929年在彭获释后结婚）。冯英子先生在《许宪民二十年祭》一文中说：“许宪民既是一个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县太爷的夫人，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在一起呢？这使我在认识她之前，既有一点久仰之心，也有一点好奇之感。记得第一次应邀到她家中去时，他们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绿水之间，我以为县长先生的公馆，一定是黑漆墙门，铁钉铜环，说不定门前还有一堵照墙，像《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一样。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这次访问，我才发现彭国彦做不成县长的原因：其实此君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虽然在英国留过学，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的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响之下，把一些共产党员放走了。在国民党的官场中，一个这样的书生怎么会受到欢迎呢？又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县长呢？所以，他很快从‘状元’变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够了，我们想，这些平平实实的记述足以说明彭国彦的为官与为人。他虽然在邳县县长的职位上，在县党部派别斗争白热化的激流漩涡中难以立足，除了一方所谓“劣迹碑”而外，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然而根据上述文字不难推断，他会是一个“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的贪官吗？《苏州地方志》谓其“遭诬入狱”，不会是姑妄言之吧。
四、彭国彦与其家人的悲剧
彭国彦，抗战期间在重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中央银行科长等职。胜利后回苏州，故庐已毁，他拒绝一汉奸洋房相赠，而借寓友人之屋，拒不参加国民党党员登记。解放前夕曾决定留苏，并学习俄文，准备从事译述。1957年“反右”以后，阶级斗争之弦日紧，他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此前已因性格不合，与妻子许宪民离婚，长期无事做，以典贷、跟人做佛事、做小工月入16元度日。1960年10月某日，闻长女令昭被捕，服灭鼠药自尽。
许宪民，苏州人，解放后任苏（州）福（州）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民盟苏州市委常委和苏州市政协委员。“文革”中遭批斗抄家，受尽折磨于1975年11月某日猝死于上海街头。
彭许夫妇生有两个女儿，据说大女儿令昭（林昭）1931年出生于苏州，解放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一度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因故失去党的关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狱中10年，于1968年4月29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6岁。临刑时，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1981年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审宣告林昭无罪。二女儿令范，人称“彭二小姐”，现年70多岁，居住在美国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巴尔的摩寓所，为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研究员。独生子曾去美国在一所学校任教，2004年病卒。
彭许夫妇和长女林昭的骨灰于2004年4月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下。林昭和她的父母的墓地恰好与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地相对。“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林昭的遗愿终于得到实现，而其父彭国彦“劣迹碑”的真相也终将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