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店家发传单卖奶粉被称叛徒 一晚收300多恐吓电话

核心提示：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的“人民公社”书店，兼营进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邓子强说，书店会时常向外派发奶粉传单，有一次传单被扫描放到高登上，结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个恐吓电话，“说我向内地人卖奶粉，是‘香港叛徒’。”

2013年3月1日，在酝酿了近一个月后，香港对内地民众的“限制令”正式实施。限制令规定，离港人士每天可携带不超过两罐、总净重不超过1.8公斤的奶粉，违例者一旦定罪，最高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新规施行仅五天，已有87名港人和内地人被拘，此举令内地人颇为沮丧，亦激起不少抗议之声。然抗议之余，更多是对内地奶粉质量和信心的担忧。

广东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坦言：“作为奶业界人士，确实感到羞耻和脸红”。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奶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表示，食品安全涉及到的环节很多，需要生产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丧失的良心和信心

意欲堵死奶粉代购渠道的香港限制令，让国内奶粉与国外进口奶粉的质量和信誉鸿沟一览无余。周伯华在“两会”上提及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几欲落泪。

香港艺人、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地为何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怎么恢复国人的信心。

近年来，内地家长不断从海外采购奶粉，香港自由行以来，赴港购买奶粉成为首选。加上之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风潮，一时间，内地人在香港被视为“蝗虫”。大批内地人在海外采购奶粉的狂潮，让一些欧美等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内地居民实施限购。最近一年，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国超市也对婴儿奶粉贴出中文限购提示。美国方面，一些在美华人成了中国大陆亲友购买奶粉的重要源头，华人整箱整箱地买奶粉，Target、Walmart等卖场推出5至12盒的限制令。

内地居民争抢洋奶粉的事实折射出国产奶粉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2011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香港此次限购后，首次报道三鹿奶粉问题的记者简光洲认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信心重建”。

面对重拾消费者信心，伊利董事长潘刚在两会上表态支持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蒙牛方面则在2012年通过“工厂开放日”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逐渐改善目前公众对中国乳业的认识”。

“毒奶粉”前赴后继

限制令戳到了国内企业的痛处，而近年来连绵不绝的“毒奶粉”事件伤透了民众的心。

问题在2004年就已现端倪。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大头娃娃”第一次把“奶粉安全”问题拉入公众视线。

2008年9月，在一场恢宏的北京奥运会后，“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一个拥有半个世纪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三鹿大厦崩塌，数十万儿童因此蒙受困扰。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对奶品全行业整顿，质检总局宣布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国家免检。此事的问责力度空前，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主犯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因此事监管不力，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被免职，另有多名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然而，顽疾并未根除，问题奶粉仍然前赴后继，以至于2011年4月18日，温家宝痛批有些企业“道德滑坡严重”。

复旦大学学生吴恒在2012年建立了“掷出窗外”网站，专门搜集近年来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据该网站的统计，近三年中，关于奶粉问题的报道涉及大约30篇，超过十家国内外奶粉品牌“中招”。

据该网站统计，除三聚氰胺外，2012年的毒奶粉里又增添了新名单：如2012年6月某知名品牌奶粉被检出汞含量异常； 2012年7月南山奶粉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虽没有“三聚氰胺”的影响力，还是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且多为国产婴幼儿奶粉。

“橘生淮北则为枳”，外国品牌亦未幸免。国产（或分装）的雅培、雀巢奶粉也曾被发现有问题，荷兰美素奶粉则多次被发现其中有虫子和异物。

吴恒认为，几乎所有案例的根源都是人为操作不当，出问题的原因或是利益驱动，或是操作失误。“错不在牛，在人。”

奶源地之困

“奶源地的无序竞争是一个关键原因。”简光洲说，“2003年前后，奶企高速发展，奶源地争抢导致竞争无序。恶性竞争必然导致假奶粉的问题出现。”

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奶企纷纷把建立自己的奶源地作为战略发展目标。近年来，国内兴起了牧场建设热潮，蒙牛、现代牧业、伊利等企业大兴牧场。

对此，王丁棉提醒说，大兴牧场的会使物流成本增加，饲料保存、牲畜疾病以及废料处理等都会增加成本。

奶源地直接影响着奶品质量的各项标准。中国在2011年10月20日开始实施的新标准修改了黄曲霉素等限量指标和检测方法。饶是如此，2012年7月，南山奶粉仍在抽检中被发现含强致癌物黄曲霉素M1，其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证则在两个月后才被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注销。

业内人士认为，标准相对于内地以外的发达地区还是比较低。在牛奶新国标中，生乳的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的两项标准均低于发达国家标准。王丁棉说，标准低的根本原因是大企业绑架了这些标准，因为降低标准可以降低奶企的收购成本。

监管失范

2013年两会上，伊利董事长潘刚亦对监管提出意见，提出加大处罚力度。周伯华也提到，“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显然很有必要”。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也没有回避监管责任，“产品质量问题，企业是主体，政府有监管责任。”

2012年10月，南山奶粉回应媒体称，（许可证）注销是企业主动申请的，只是注销“湿法工艺”许可证，而今后婴幼儿奶粉将以“干法工艺”在该公司另一家工厂生产。

“国内对于这种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处罚力度还是没有跟上。”王丁棉说，“这次南山奶粉事件，明显就是政府在给企业一个台阶。”而在国外，企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代价很高，往往会面临巨额惩罚。

三鹿奶粉事件当年在政府的高压问责下，迅即解决。然而，就在2013年1月22日，《长江日报》披露，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已于2011年底复出，李长江在引咎辞职一年后即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9年3月被记过处分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则在八个月后当选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另有两名受处分的官员也已复出。

高调免职、低调复出，几乎已成惯例。广东卫视就此采访路人，不少人表示“心寒”、“没信心”。

原标题：香港奶粉保卫战

在26天时间里，香港政府快速立法，罕见地未经立法会通过就直接生效奶粉限制出境令。有香港本土学者认为，这是所有备选方案中最坏的选择，明显违背自由贸易原则，是港府迎合民粹的需要。但对于廖伟棠等陷于“奶粉荒”的香港家长来说，所谓“自由市场”理论，还不如几罐奶粉来得更真实。

特约记者_张倩烨 香港报道

3月2日晚上，香港诗人廖伟棠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儿子初初的照片，并附了这样的一句话：“爸爸在微博上以一敌千，就为了捍卫你的权利。”在这之前，这位在网上喜欢畅谈诗歌的诗人，在新浪微博上，就港府出台的奶粉限制法令，已经与内地网民辩论了一整天。

他要为儿子口粮而战斗。

今年农历新年前后，廖伟棠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买奶粉，却寻不见一岁多的儿子所需要的品牌。“正赶上小孩要戒奶的时候，奶粉荒发生了，到处都买不到奶粉，我们就很心慌。”心急的廖伟棠在微博上求助，结果靠住在香港离岛（属于香港的小岛）朋友帮忙才买到几罐奶粉，好歹挺了过来。

“其实奶粉短缺在过去几年也曾出现过，但今年新年前后情况特别严重，”香港媒体编辑彭伟豪，女儿还不到两岁，他分析说：“去年龙年，内地出生的婴儿增加了不少，春节前好多内地人来香港采买奶粉，水客也在囤货。”

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称，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供应不足有关。

自2008年奶粉业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内地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开始转向消费港版奶粉和在香港出售的原装进口奶粉。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消费者要面对与内地的“奶妈奶爸”争抢香港奶粉的压力。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2年间，香港本地市场出售的配方奶粉数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婴儿增幅仅为1.2至1.3倍，说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的比例更高；而据香港食物及卫生署2012年11月的统计数据，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其中约300万罐经香港中转出口，大部分被水客运往内地。

于是，在香港，一方面奶粉被大规模中转出口，而另一方面本地家长因买不到奶粉而怨声载道，继而将矛头指向来自内地的采购者和水客。

为确保婴儿奶粉供应，2013年3月1日，香港开始实施针对奶粉的出境限制令，规定离境人士所携带出境的配方奶粉每人不得超过1.8公斤（约两罐），违反者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新法出台后，过去经常断货的超市、药店，逐渐补足了最紧俏的几种进口品牌奶粉。廖伟棠终于不再为儿子的奶粉发愁，但也因支持港府的这一政令，卷入了一场与内地网民的口水战：

“去不了香港的屌丝娃就活该喝毒奶了？”网民“冲锋的猪”质问道。

“屌丝之为屌丝，是因为他不懂反抗。”廖伟棠迅速反击。

在他看来，内地家长一开始就应该向政府施压：“正是有这些不批评政府却批评香港的人存在，才会有毒奶！” 3月10日晚，虽然已经被内地网民“围剿”得疲惫不堪，但面对《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廖伟棠仍然颇为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保卫奶粉

这并不是廖伟棠一个人的战争。

早在1月，香港网民就集合力量，发起了“光复香港，还我奶粉”的线下行动。1月27日，几十位网民在旺角东车站外见到水客就上前围堵，警察不得不出面调解；此前还有网民将一张内地游客在港购买很多奶粉并装入旅行箱的照片贴在facebook上，并称“抢奶粉贼不止在上水，他们已经入侵港九个区。”

在他们在抗议声明中，将矛头对准自由行，要求“开拓其他国家旅客来源，取回入境审批权，政策制定以港人利益优先”；在他们的行动中，“蝗虫”成为内地水客的代名词。

“去年香港针对内地游客发起‘蝗虫论’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过努力，表示反对。”也正因为这样，廖伟棠曾与推崇“城邦自治”的《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就这一议题在facebook上进行辩论，结果把两人本来不错的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为此，香港“右翼群体”在高登论坛上（香港本地网络论坛）还把廖伟棠划为他们眼中的“左派”。

2013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看到廖伟棠在奶粉问题上的表态后，“右翼群体”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是我们的人！”

“人为、粗暴的划分派别，不光内地有，香港也有。”这位语气温和的诗人很无奈。

从2012年年底到今年2月，在“奶粉荒”最严重的这几个月里，运送奶粉的水客、购买自用奶粉的普通内地游客，甚至连香港的药店、超市，都成为部分港人眼中造成奶粉荒的罪魁祸首。

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的“人民公社”书店，兼营进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邓子强说，2008年之后，内地消费者开始取代香港人，成为店铺里奶粉的主要顾客。

邓子强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书店会时常向外派发奶粉传单，有一次传单被扫描放到高登上，结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个恐吓电话，“说我向内地人卖奶粉，是‘香港叛徒’。”

在语言与肢力暴力之外，香港健康的市民社会也开始展示力量，本地父母们开始了自救行动。有家长在“亲子王国”网站交流抢购奶粉心得，转让手中多余的奶粉。

一位家长问：很多人抢购美素奶粉，那惠氏奶粉会不会同样难买到？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系内地卖广告果啲都比较难买（在内地做广告的奶粉品牌都比较难买）。”

另有家长在该网站提议：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派发粮票，凭票到指定民政事务处换购奶粉，同时规定奶粉商须预留足购存货给政府。媒体将此呼吁称为“港人港奶”行动。

26天紧急立法

就在奶粉成为香港社会问题的时候，今年1月下旬，香港学界、时评界人士展开了一场论战，为解决奶粉荒问题提供“出口”。

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建议，可通过动用法律手段限制奶粉出口。一方面将奶粉列为“储备商品”，在香港《储备商品条例》中加入婴儿食品一项，就可以禁止内地游客未经批准携带大量奶粉出港的问题，并强制奶粉进口商的存货量以满足香港的需要；同时也可通过修改《进出口条例》，禁止输入或输出任何商品，或对进出口个别商品实施限制，以达到限制奶粉出口的目的。

但香港公开大学副教授李德成却认为，此举增加了海关人员的管治成本。他建议“寓禁于征”：在进口层面对奶粉征收重税，再以现金补贴香港居民购买奶粉。为减少行政费用，他建议补贴经费以一次付清或每年一付的形式支付给本地婴儿家长，以四年为限。

另一位在香港颇有公众影响力的评论员练乙铮表示，“在当今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所出问题的性质是经济的，传到香港，导致本来好好的香港市场机制失灵。”他认为，解决市场失灵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在香港海关向出境者征收奶粉离境税，而非限制出境。

意见领袖们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政党集团的支持，并得以进入港府决策程序。1月28日，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以黄世泽方案为蓝本，建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修订《储备商品条例》，以限制奶粉出口。

另一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也在当天提出，应同时修订《进出口条例》（第60章）及《储备商品条例》（第296章），以禁止从香港出口配方奶产品行为。

民间社会运动与意见领袖的游说双管齐下，令港府不得不匆忙行动。2月4日，香港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香港奶粉短缺问题。在会上，自由党副主席、代表批发与零售界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对限制令提出强烈反对，他认为，港府一旦介入奶粉市场调节，将破坏香港自由市场地位，“树立坏榜样”。

而受到“囤积居奇”指责的美素佳儿和美赞臣两大奶粉公司方面则表示，已增加本地奶粉供应量，并保证不会涨价。

2月4日当天，香港食卫署署长高永文公开表示，由于“零售供应链失效”，建议修订《进出口（一般）（附属）规例》，并从2月7日开始的短短12天时间内，开放向公众的意见征询。

港九药房总商会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中认为，“父母之恐慌源于短时间内未能买到其所需要之奶粉，部分品牌于传统零售店货源不足，部分供应商与零售点缺乏沟通，消费者对货源缺乏资讯。”零售管理协会还建议政府延长征询期，因为12天征询期还包括了七天春节假期。

但这个延时建议没有被采纳。食卫署署长高永文表示，“考虑到春节后水货活动可能卷土重来，必须从速立法。”

2月22日，香港政府正式在宪报刊登《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建议规定除非获工贸署署长发出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规例限制每名16岁以上人士每日只可携带1.8公斤奶粉出境。此规例于3月1日正式生效。

在宣布立法的同时，港府开设了热线电话，本港家长可以电话预约订购奶粉。廖伟棠说，热线开通一星期后，奶粉恢复供应。于是，他正式给小孩戒奶。

挽回民望？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港府破例快速立法，罕见地未经立法会通过就直接生效一项法令，仓促间，在内地与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在新浪微博，光“香港奶粉限购”就有近90万个帖子。

廖伟棠认为，在此次奶粉风波中，内地网民对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罚实施细则缺乏了解，港府负有解释不力的责任。而他一条关于限制令的长微博，反倒让自己成了港方的新闻发言人。

零售管理协会曾在征询建议中预估，限制政策并不能真正限制水客，反而会激励那些不受携带奶粉限制约束的人群做水客，且未必可解决个别零售点奶粉短缺现象。

店家邓子强也认同这一判断，在接受采访的一小时里，他先后接听了四通电话，每次都用稍稍拗口的普通话向内地大宗买家解释：由于港府新政策，现在从店里向内地发货，成本提高了，每罐奶粉付给水客的运费要增至60港币。电话那一端，对方无一不是一口答应，并对涨价行为表示理解。

法令生效一周后，叶刘淑仪表示，该措施应在一定时间内作检讨，但不能明确何时失效，否则只会让走私奶粉行为死灰复燃。

在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看来，香港政府如此着急推行此令，不过是为了挽回民望。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统计，自上任以来备受低民望、诚信缺失困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初的民意评分仅为46.3分（满分为100），跌至上任以来新低；限制令出台后，二月末调查结果显示，梁的民意得分上升至48分，民众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也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自由港还是自杀港

香港是否真的奶粉紧缺？早在今年2月初，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就曾撰文表示，总体而言香港奶粉不算缺货，若说偶然缺货，通常是局部地区性的，或是指一个品牌某个阶段。

他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邓子强的印证。邓子强表示，农历新年前后出现的“奶粉荒”，主要是美素佳儿与美赞臣两大进口品牌的短缺。但这两家奶粉商都曾向媒体公开表示存货足够，值得画问号的是掌管本地市场的供应商，“（他们）希望涨价，多赚钱嘛”。

但对廖伟棠这样的家长来说，即便是短期、个别品牌的“奶粉荒”，也会导致“人心慌”。“我们从来不囤奶粉，一直认为买到奶粉就跟能买到酱油一样容易，从来没想过，还要在微博上求助，”廖伟棠说，“所以之前觉得很焦虑，一直压力很大，有时候在微博上也容易激动。”

廖伟棠在微博中说，香港的境外奶粉存在进口配额问题，因而不能无限供应。对此，雷鼎鸣教授有不同看法：“香港根本不是奶粉原产地，最多算是转口港。理论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无限量输入增加供应。人口200倍于香港，但内地人购买香港奶粉的仍是极少数。香港奶粉的转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于本地消费，惯于面对世界市场的香港为什么不能应付？”

他认为，现在港人对内地客人买奶粉感到刺眼，只是因为转口的形式是蚂蚁搬家，不是大规模的货运，“效率低下而且扰民”，所以问题不在市场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限定出口配额是所有备选手段中最坏的政策，明显违背自由贸易原则。”雷鼎鸣向《南都周刊》记者表示。

但对廖伟棠来说，所谓“自由市场”理论，还不如几罐奶粉更真实。“有些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认为港府的规定破坏了自由贸易原则，但很多东西不是用钱解决的。”他在微博上跟一位网民争论说，“我们可以接受买贵奶粉，但不接受买不到奶粉。”

“我本来就不是极端市场主义的信奉者，而且美国、香港以前都有过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被视为“自由派诗人”的廖伟棠，此次在奶粉问题上的发言，令不少熟悉他的内地民众感到陌生，有人给他扣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信奉者的帽子。

“问题是没有义务说我孩子吃不上饭还要知恩图报，”廖伟棠说，“这个城市只能自保，自由港不是自杀港。”

支持限制令的香港社区发展培育动力政策研究员林鸿达也表示：“贸易自由”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比，“任何一个向人民负责的管治者必会采取后者的立场。”

但在雷鼎鸣看来，香港政府正在向民粹主义低头。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的呼应，后者质疑港府修改法例是出于拥抱民粹的考虑。他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第115条有关保障自由贸易的条文，“会危害到香港自由市场的声誉及地位。”

对此，特首梁振英的回应是，限制措施是“迫不得已”，非出于迎合民粹，目的是确保本港婴儿有奶粉供应，希望内地民众可以理解。

自由行带来的矛盾

“奶粉新政”生效两天之内，香港海关至少已经拘捕25人，检获115罐奶粉。在微博上，许多原本同情港人的内地网民认为，此项刑罚太重，有歧视内地同胞之嫌。但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国栋表示，“罚款50万元港币、监禁两年”只是最高刑罚，通常情况下不会采用。

一些内地网民认为，香港的“奶粉新政”完全“忘恩负义”。在他们看来，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开放，对香港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经济萧条。疫情过后，为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内地开通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同时签署CEPA。十年来，仅从深圳边检进出香港的内地游客就达16亿人次。

但也正是“内地恩赐香港”的心态招致了香港人的反感。谈到内地自由行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恩惠”，廖伟棠更是感到不平：“好多人说（内地）自由行，香港从中获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做生意，都能从中赚钱的。”

在廖伟棠看来，自由行带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物价涨得厉害。在内地游客最多的油尖旺一带，“原来很多的民生小店都被迫搬迁，商家会把店铺租给那些做游客生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书店，原来有很多二楼书店，现在都没有，改到三楼、四楼了。”

以香港岛最繁华的铜锣湾商业区为例，今年1月，经营了42年的老店“利苑粥铺”因无法维持高昂的店铺租金而关闭。自2012年至今，整个铜锣湾地段已有12家老字号店铺因租金上涨而被迫停业或搬迁，其中时代广场的UA戏院让位于LV店，新店租金达2000万港币。推开这间LV店门，讲普通话的消费者比比皆是。

过去十几年间，内地“双非”父母在香港产子，不仅导致医院里香港本地孕妇的床位紧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生于香港的孩子又开始面临与香港本地学生争夺学位的问题。

“没有自由行，香港好多了。”现在，廖伟棠总觉得十年前的香港更美好。

廖伟棠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他与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内地，一家人不能团聚。1997年8月15日，因为“回归”新政，22岁的廖伟棠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作为新移民，他经历了这15年来内地与香港的摩擦。

在经济与社会形态逐渐遭到“大陆化”的威胁后，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骤然上升，“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社会资源层面的分配问题令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族群矛盾突现出来，港人的身份认同再次成为族群矛盾的关键。

在两地矛盾加速扩大的背景下，寄望于香港奶粉反哺内地，无论从情感还是现实出发，都显得有点失衡。

“我的孩子在我的城市吃什么，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廖伟棠说，“你硬要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应付十数亿人口国家的需要，这是不可能的。”

话音刚落一周，他又在微博上抱怨起来：许多内地同胞信不过国产水痘疫苗的品质，带小孩来香港接种疫苗，导致私立医院疫苗缺货；已经向医院预约接种三个月的儿子初初，至今排不上号。

原标题：疯狂的水客

3月的深圳，夜晚已经很温暖了。在深圳罗湖口岸前的广场上，18岁的男孩林翔（化名）点燃一支烟，接过收货人递来的两百元人民币，转身坐在花坛的围台上。这是他一天的水客生活里难得的慢时光。

“一天下来最多能跑五六趟吧。”但林翔考虑到交接货的空档时间，平均每天可带货三次。

按每次“带货”收入二百块来算的话，除去往返交通费用，林翔每天还能剩下四百块左右。对这个高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算是极高的收入了。当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带完了当天的最后一批货：两罐美素佳儿三段配方奶粉、一瓶韩版洗发水、几包Merries纸尿片。

林翔是深圳人，高中读了一年半就辍学。一年多以前，他偶然在网上看到招募水客的信息，给帖主留了个QQ号，就此加入水客集团。

这是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对陌生人的盘问非常谨慎。如果试图以“货源人”的身份向他们搭讪寻问可否帮忙带货，得到的答复多是“我不懂”或者“我们买奶粉都是给自己小孩吃的”。

这些自称普通市民的水客，每天都会定时出现在这个广场上，三五成群，或是十几人一帮，将各自带来的港版奶粉、尿片、韩国洗发水、金沙巧克力、iPhone、益力多等各色港货堆积在一起，与一位手捧计算器的接货人交接货品，清账分钱。

他们是往来于深港两地水客大军的内地军团。据深圳海关初步统计，在开展打击“水客”走私专项行动之后，深圳重点口岸“水客”走私人员已减少到每天3000人次，在这之前，平均每天有一两万人。

生存等级

“招水客，深圳户籍，双E白底。”在百度“水客吧”里，许多招募水客的帖子都写有这样的要求。

深港双边口岸电子通道，被水客招募者简称为“双E通道”。2009年4月起，持有深圳户籍的居民可申请赴香港的“一签多行”，即经过申请可于年内多次往返深港两地。深圳海关还为获准“一签多行”的居民开设了过关E通道：原来需要持证件经过海关人工核实身份，现在只需在电子通道自助通关，过关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且可于一天内多次往返深港两地，这一政策便利了深圳水客群体的发展壮大。

林翔介绍，在深圳关出入境时，他可以持一签多行证件由“当天多次往返旅客通道”经过。尽管深圳海关会以抽查性执法的形式选择一部分当天多次返往的旅客查验，但效果并不明显。

“只要不是拖着特别明显的大箱，一般提两罐奶粉，带点其他东西，他都不会管你。”虽然才入行一年，但林翔已经很有经验了。

“但是一定要保留白底。”林翔说。所谓“白底”，就是从未因携带水货而被海关拘捕、要求缴纳货物退港税的水客，没有案底，身家清白。“如果你有一次被扣下了，发货人也会说没关系的，但是他再也不会找你。”

不过对于那些老手水客来说，只要稍稍注意带货方式，基本可保平安。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内地入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而超过的额度则需要征税。以境外奶粉为例，超过1.8公斤限制的，每公斤要征税20元人民币。

据香港社民连主席梁国雄称，很多做水客的人向他介绍，“海关人员有的被水货货主贿赂，会在特定时间和关口放过水客，水客过关是定时定点过关的，若内地方面严加管治，则不会出现水客问题。”

除了专职水客之外，还有些偶尔兼职的水客。这些人以在港工作、读书的内地人为主，因个人事务会时常过关到内地，偶尔在网上与发货人联络。在香港修改进出口条例、限制离港人士携带奶粉重量后，“奶粉水客”的身价一夜间翻番，原来每罐30元人民币的带货费，现在要60元。兼职水客只需带两罐，就可以赚回从香港红磡到罗湖（香港动铁线最后一站）的全程往返地铁票价。

在水客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生存等级。携带洗发水、益力多等水客处于收入最底层，通常一瓶洗发水的带货费约为10到15元人民币。从香港关至内地关之间的免税店发售一些内地难买到的香烟，一条港版万宝路的带货费不到10元。

高端水客专做电子产品，一部iPad的带货费约为100元，苹果手机至少50元。在新政出台后，奶粉的带货费从每罐20到30元上涨至每罐50到60元。

应聘成功后，组织者会把水客进行分组，通常是新老搭配，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一些水客头目会对新手进行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如何应对海关人员突如其来的检查，包括对所携带品牌的来源、价格、用途等，有时水客组织者还会给水客塞几张购物小票以证明所带货物是自用物品。

有香港媒体报道，在“奶粉新政”出台后，出入沙头角中英街的水客统一了口径。有海关人员向一名女子寻问奶粉的品牌，该女子不仅回答出了奶粉品牌，还补充回答“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学会抢答剩下的问题：“益力多是给乡下亲戚的。”

“现在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奶粉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且还煞有介事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幼儿照片作证。”海关人员向媒体表示很无奈：“以前是一问三不知，现在对答如流，我们搜证越来越困难了。”

蚂蚁搬家

据关贸问题专业人士、中海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秦阳介绍，水客的组织形式主要是“蚂蚁搬家”：从“境外供货商”——“水客团伙”（化整为零）——“水客”——“水客团伙”（化零为整）——“境内销售商”的“一条龙”团伙走私模式。而“水客”群体只是处于这一链条的最低端，只赚取些带货费。

“人民公社”书店老板邓子强也熟悉水客。他介绍，以进口奶粉为例，水客带货费通常由发货人与买家共同承担，其中买家承担大部分费用，但最终均转嫁在终端消费者身上。而香港方面上水站的一位水客说，货物一旦在内地海关被扣，需缴纳退港税，这部分费用完全由内地买家承担。

林翔不肯透露自己的供货人信息，但表示仅以奶粉为例，香港有很多供货商，有些是直接从国外进口，另一些则与本地药铺达成协议，以较低的价格大批拿货，囤积到一定数量再寻找内地有需求的买家。

在香港实施“奶粉新政”后，原来专做奶粉的林翔，也转向“杂货”水客行列，而“杂客”也是内地水客中的多数。

一位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内地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香港做水货业务，主要负责奶粉、电子产品、进口化妆品的供货，到大学三年级时，最多一个月收入达到六万元人民币。他的货源很简单，电子产品与化妆品只需以原价在香港买入，与内地相比，光是免除进口税这一项差价，就让他可以在每件iPhone上加价几百元。而只要与几家药铺达成默契，大量买入奶粉是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的。

从抗议到被抗议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在经常往返两地的水客中，香港水客与内地水客的比例为6：4。“奶粉新政”出台后，香港海关拘留的违规携带奶粉出境的旅客，也以香港旅客为主。

香港地区的水客群体，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靠近深圳罗湖口岸的上水站。在港府打击水客前，上水站出口附近的人行通道，每天都挤满了排队等候取货的香港本土水客。

他们多以当地居住“公屋”的居民为主。按照港府规定，只有每月最高人均收入低于一万块港币的个人或家庭，才有资格申请居住政府提供的公屋，这意味着，公屋居住者属于香港社会最低收入群体。

“弱势感”曾为香港水客获得一些同情。2004年，香港地铁罗湖站发生过一次与水客相关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是水客群体本身。当时，许多水客多选择从“罗湖村居民信道”进入香港交货取货。按规定，只有口岸工作人员及香港罗湖村村民才可使用信道，其他旅客则必须在地铁罗湖站搭乘东铁到上水站方可进入香港本岛，往返交通费用近四十元港币。

为省时省钱，大量的香港水客使用这一专用信道，使得信道拥挤，影响当地人出行。当时九广铁路公司封闭了该信道，造成水客不满，发生了200多人的抗议活动。时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国雄也到现场声援，支持香港底下阶层靠水货生意自立更生。

但九年后，在“一签多行”政策的激励下，内地水客人数大幅增加，水客在香港的生意越来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邓子强的一位亲人就曾是水客，“香港水客还是有规矩的，分货时会排队，”邓子强说，“内地水客在地铁上常常撞到人，的确扰民。有些水客的行李，在地铁车厢里还会撞到其他人。”

2012年9、10月间，香港本地网民开始在Facebook、高登论坛等社交媒体上发起“光复上水”行动。经常有几百名网民聚集在上水车站外，抗议水客影响居民生活。

如今担任香港社民连主席的梁国雄，对水客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针对“光复上水”运动，他表示：“水货确实影响居民出行，并让物价提升，因为很多产品如奶粉，产量是有限的，我是支持上水居民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为保证当地居民生活和港铁秩序不受水客影响，去年10月，香港地铁规定，乘客携带的行李，长、高、宽总和不可超过170厘米，任何一面的长度不可超过130厘米。违例者将被处以最高2000元港币的罚款。新规出台后，在港铁粉岭、上水等靠近深圳罗湖口岸的车站入口处，工作人员曾一度对每位旅客的行李进行测量检查。

但这一规则仅实施了不到半年，在限带奶粉法令出台之后，港铁上水站管理人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奶粉上了。在上水车站，当一些乘坐轮椅的老人、手推婴儿车的居民，拍卡进入车站时，工作人员往往会主动帮其入闸，对放置在轮椅、婴儿车下的货物，也会偶尔睁只眼闭只眼放行。

转战中英街

3月1日起，香港实施“奶粉新政”，并在香港海关离境处增设检查关卡。海关人员要求携带大量行李的旅客逐一接受行李检查，对违规携带超过两罐婴儿配方奶粉的旅客给予罚款或监禁处罚。

新政实施后的十几天里，港铁上水到罗湖站清净了许多，地铁上再也不见水客蜂拥的景象，往日喧闹的深圳罗湖口岸也有秩序了很多。邓子强介绍，自从3月1日起，进口奶粉的水客带货费上涨，一些原本专做奶粉的水客为减少交通成本，暂时停接业务。邓子强的书店仍然每天接到内地的订单电话，但货物都压在香港这边，发货速度极慢。

但是地铁车厢里，还是偶尔可以看到“奶粉水客”的身影：他们的工作则是听从发货人的召唤，将一箱箱奶粉扛上东铁线，在到达香港罗湖地铁站之前，把每箱十几罐的奶粉分成两罐一袋，再发给其他水客，各自带两罐奶粉和其他杂货过关。

奶粉新政后，一些水客开始了自己充当货源的角色。在深圳罗湖口岸，一些水客会向买家寻问是否需要帮助寻找货源，并麻利地计算出分别从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等不同地域发货的带货费和交通成本。水客自己充当货源，还可在带货费外赚取两地差价中的一部分。

据林翔介绍，新政实施后，已经有一部分水客转向沙头角口岸的中英街了。由于出入中英街只需经过深圳方面边防武警的检查，不须经香港海关，该地成为两地执法的盲点。在新政出台的第一个周末，大批内地水客和“奶爸奶妈”涌入中英街抢购港版奶粉。

在香港未回归年代里曾盛极一时的中英街，自回归后曾一度萧条。拜内地毒奶粉所赐，重现昨日辉煌。但仅几天后，内地边防就开始配合香港方面，要求出入中英街的游客，每次限带两罐奶粉。

许多拒绝了采访请求的水客都有一种担心：面对媒体会令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并且自己本身做的是“走私”行当，心有不安。但仍有网民把他们称之为“水侠”：游走在危险的边境线上，为内地同胞源源不断运来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不能多带奶粉，还可以带尿片。”林翔并不因香港的奶粉新政而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由于价格和品质差异，内地买家对港货的依赖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感谢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