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外国观察人士带着困惑而失望的眼神关注着美国的预算闹剧，他们不明白一个似乎拥有一切资源的国家怎么会将财政事务管理得如此混乱。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公共债务水平过高，也不仅仅在于显然不可持续的老年人福利项目，还在于选民对政府政策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又加剧了这种分歧。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今天的预算纷争只是一场长期战争中的一个小规模冲突，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尘埃落定。
美国必须尽快回答一系列关键问题。例如，如果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的占比在50年内从如今的约20%降至10%，它还应该继续努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吗？美国每年的防务支出占GDP的4%以上，大致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奥巴马(Obama)政府在其财政计划中预计，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将会带来“和平红利”。共和党合理地辩称，指望这种“安宁”持续下去是不现实的。最起码，如果军事开支持续下降，那么在应对新威胁时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扩大军事支出就变得愈发重要。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美国会被迫将“世界警察”的位子让给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那么外国人可能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渴望购买美国的国债。
另一个巨大分歧是围绕如下问题产生的：相对于各州和私人部门而言，联邦政府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服务。在这方面，有许多“低挂的果实”。与美国经济的许多其他部门相比，政府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一直非常缓慢。去看一看美国许多城市的小学教室，你会误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青睐的一个构想是教育券制度，但它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到底会在多长时间内成为在线教学和计算机阅卷的障碍？在线教学和计算机阅卷最初是传统教育结构的补充，但最终成为了后者的重要替代品。这方面的分歧是巨大的，其对财政的影响同样巨大。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理应没有什么分歧，但这方面目前同样陷于瘫痪。抛开拨款的优先次序不提，现在存在的一个巨大分歧是，有些人认为，工会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是确保高薪工作岗位的关键，另一些人则希望以合理的成本建设基础设施。这里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群来访的中国人问他们的纽约导游，纽约地铁第二大道线(Second Avenue Subway)多久才能完工。当被告知需要两年时，中国翻译在转述前迟疑了一下，然后问导游：“等等，你是说两周，对吧？”
美国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是，它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扩大移民数量，而无需考虑土地或资源方面的限制。但长期以来，美国的移民政策一直为情绪所主导，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冷静而理智地从经济方面考量。美国制定了僵化的签证限制，目的是防范恐怖分子进入美国，但其中一些限制仍起着极大的反作用。移民政策对美国债务与穷人福利的可持续性有着巨大影响，但这种关联却很少受到重视。
此外，随着成本不断上升和人口日趋老龄化，医疗支出无疑是所有财政挑战中最艰巨的一个。
有种观点认为，政府无需关注这些问题，只消运用原始的凯恩斯式刺激就行了。这种观点很危险。政府如何收税和如何支出关系重大（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收多少税和支出多少）。美国的债务水平是一个限制因素。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的债务已经达到了一个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相关性的水平——我与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作进行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利率很低，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不受这一规则的约束——看看经济增长停滞的日本的利率吧。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为美国赢得了更多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有多大、能持续多长时间？债务负担沉重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恰恰是因为它削弱了一个国家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美国依然是一个有着许多得天独厚优势的国家。全世界普遍认为，美国人会找到实现预算可持续性的道路。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仍赶不走心中的这种感觉：也许这一次我们会遭遇“滑铁卢”。想到美国逾5万亿美元的债务、以及上世纪70年代的恶性通胀和30年代不履行黄金条款(gold clauses)的做法，外国人心中有些担忧是合乎情理的。
本文作者肯尼思•罗格夫，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