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介入此事的起因
14号下午，当我通过网络，看到王显实名举报山东高密官员L强迫与他发生性行为的新闻时，凭着常识，我觉得网贴的内容有些可疑，如果一个人是强迫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从网贴来看，并没有明显的权利关系。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还会频繁的，在不同地方继续与举报对象开房?他为什么不报警?
作为公益机构同性恋亲友会的工作人员，几年来，我们接触到大量的求助信，其中相当部分是求助者被人以曝光同性恋隐私相威胁索取钱财，而公务员系统的同性恋者是“出柜”(指公开性倾向)比例最低的，也是敲诈受害者较多的一类，他们大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性倾向被人拿来做文章而影响仕途，网络交友大多连真名都不敢用。一个副局长不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去威胁一个无业青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
14号晚上，因为要给媒体写评论，我在网上寻找这事件的更多信息，我拨通了网贴上王显留的电话，我告诉他，我在同性恋公益机构工作，想求证这个事情是否属实。他对我说“你认识记者吗?我没有写，这是别人栽赃的” 说了几句，他哭了起来，他说，他们俩人现在想死的心都有，我问他们是同性恋关系吗?他说“是。”
当我听到王显说他们是被人陷害时，作为同性恋社群的公益人，我有要帮助他们的冲动，我安慰他不用担心，如果需要法律援助，我会想办法提供支持。可能是因为我的表态，获得他的信任，14号晚上，王显到达青岛后一直与我通电话。我告诉他网上有新闻说，纪委正在调查，L报警了，他连呼“不可能，这不可能，L让我来说清楚的，怎么可能会报警?”类似前后矛盾的态度和信息，在我此后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一再出现。
为什么要去青岛?
15号早上7点左右，王显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相信王显讲的是事实，我认为如果是被人陷害，大不了跟纪委承认双方的同性恋关系，我安慰王显说，“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又不犯法，最多给个处分，不要太担心。”早上7点半左右，他在电话里告诉我，L 八点会去宾馆与他见面，他还说 “必须把证据藏起来，要是他带公安来，把证据拿走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听完这话，我隐约感觉到他们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这又与前面他自述的情况隐隐冲突。
8点10分左右，L抵达了王显在青岛住的宾馆，王显因为害怕，手机一直保持着与我通话的状态，他对我说：“有什么事，你一定要给我报警啊，”我听到L说，“你这个坏蛋可给我害苦了，”王显说“你不会打我吧”，L生气地说，“我打你，我杀了你的心都有。”
我也与L通了电话，安慰他不用太担心，事情已经出了，冷静处理，如果需要法律援助，我服务的机构可以想办法协助。8点40左右，王显惊恐地电话给我，说是房间外面有个人，一直在敲门，他说如果20分钟后他不给我来电话，让我帮他报警，我告诉他，大白天在四星级宾馆里不用担心。我又一次与L通了电话，我劝他们俩好好商量，没必要把事情恶化，L说“是的，肯定要大事化小，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从早上7点到11点半，王显一再拨打我的电话;我也在此询问王显：到底是谁发的贴?他的说法开始发生变化——他说，是他自己写的，但不是他发的。
“到底谁发的?”我问他，“你之前不是告诉我是别人陷害的吗?”“我不能说，说完我还想不想活了?”他说。
王显前后不一的说辞，让我感到困惑。我在网络上搜寻消息，想找到更多线索，发现大多数新闻都在谈“副局长强迫男青年”，除了引用网贴内容，再没有新的信息源。而我更想知道的是，王显是谁?他说的是事实吗?贴子究竟是谁发的?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决定去青岛看看，以一个公益人的身份。必须声明，我不能像正式新闻机构的专业媒体人一样奉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报道”，我也做不到没有立常作为同性恋社区的一分子，我不希望公众只是一直狂欢炒作这个事实不清晰却又情节劲爆的丑闻，给同性恋社群带来污名和伤害;也不希望两位当事人因此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我告诉王显，我准备去青岛，你认为可以吗?起初，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们协调一下关系，建立互信。王显说他问一下L，我不知道L如何回答的，王显对我说“你过来吧!”
初见爆料人王显
我买了15下午3点多的机票，因航班延误，晚上7点半才到达青岛的机场，我打电话给王显，他说他正在来机场的路上，7点50左右，他到达机场，打电话让我上他坐的出租车。
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上去头发蓬乱，表情显得极度疲惫，一路上，他不停的拨打电话，从未停过;我只能在他一个电话结束，再拨打另一个电话的空隙里寻找聊天机会。我递上名片，他并没有看上一眼。我一再一再告诉他，我在广州一家同性恋公益机构工作，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给一些媒体写评论。他没有作出回应。他只是在不停地拨打L的电话，用两个手机轮流打，因为没有人接听，他一边打一边骂，我安慰他说，可能是L在接受纪委的问话，不方便接听。我明显感受到他的焦躁情绪，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表达我的观点，他几乎不给我讲话的机会，立即打断。
王显不停地接到记者和网民的电话，他会问，“能见报吗?什么时候见报?”我告诉他，如果你想平息事件，为什么不关掉手机，为什么一定要回答记者的问题呢?这不是把事情越惹越大吗?“我管他妈个X，狗日地L，不接我电话，看我不治死你。”他骂道。接下来，再有媒体打电话的时候，他会说：“来吧，明天能来吗?我配合。”
如果说到青岛之前，我是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个公益人，想协助两位遇到麻烦的同性恋者应对危机，并顺便了解真相。但从机场出来，坐上出租车起，我有意识提醒自己不要介入太深，我应当做一个公民记者，记录真相。我告诉自己，真相远比我的同性恋公益机构的身份更重要。
晚上，我请王显吃饭，他只吃了几片青菜，他说“吃不进去，我要崩溃了!”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拿着两个手机拨打电话，一顿饭的时间，他至少5次走出饭店接听一些不想让我听到的电话。他问我，“你说L现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后悔13号中午没有陪我吃中饭?”我说不知道。
我找了间连锁酒店住下，他没有跟我住在同一家酒店。他说他的身份证在网上人人皆知，住宾馆怕别人看出来丢人，于是他选择住在一家浴室。当我要回住处时，他要求去我的宾馆，还说“哥哥，你走了，我怎么办啦?”我婉拒说，我睡觉早，让他也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七点联系。
媒体狂欢的漩涡
16号早上7点，我打开手机，王显马上打电话来了，他说“狗日地L电话打不通，他肯定完蛋了，你信不信!”我们约了7点20在宾馆大堂见面。
他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着新款的耐克鞋，背着PPG牌双肩包，头发看上去比前一晚更加蓬乱，瘦长的脸颊，下巴显得特别尖。他说，他压力太大了，“网上那些狗日的，非要把我逼死，再说不是强迫我，我非把裸照都放上去，让你们说去。”对于网友的质疑，王显很在意。
我们在肯德基吃早餐，他又在打电话。他说昨天有几百个电话找他，遇到陌生的电话打进来，他习惯问对方——“你多大呢?”“多高啊?”“体重呢?”像是在交友。他告诉我，他喜欢听40岁以上的人跟他讲道理，他说父亲在他13岁时去世，他缺少父爱。
早饭后，王显说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沿着马路转圈，我跟在后面，想知道他到底在跟哪些人聊天。
他电话空下来的时候，我乘机问他问题，他不愿多谈家人、工作这类话题，问多了，他会说“很烦”。
过了八点，他打电话给高密和潍坊两级纪检委，质问对方为什么还不来向他要信息，对方回答说“正在联系”，他又说，“你们不是在网上说有专案组了吗?就会推脱。”
他接到某省卫视的电话，说要请他去杭州做节目，他说“好啊，不就是要露面吗?你们定好了我去。”一家微博的运营人员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没有更新，他说，“我还有猛料没有发呢，我给你们吧。”对方答应，“你发后，我们转”。
我必须说，很多媒体是抱着狂欢心态投入其中的，他们不停地问他要私密照片和视频。我很担心事态的发展。也许我跟记者们的立场不一样，但是，我想，在这狂飙当中，首先记者们要冷静下来，辨别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毕竟，你们的责任是守望公共利益，而不是泼狗血。
他打不通L的电话，又不停的拨打L妻子的电话，“我还有L女儿的电话”他对我说。这是让我最担心的。在这个事件中，最无辜的是L的家人。可是，不管王显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计划，我都无法控制。
L的电话打不通或没人接，他很生气，情绪变得激动。9点半的时候，他拨打山东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你不是要采访吗，我(把料)给你，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他为什么要跟媒体不停的接触，这样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媒体多厉害啊，能把死的都说成活的。”他说，“纽约的那什么报纸都采访我了，这事可大了，这不是莫言的故乡吗?肯定得报。”
“不行我就去北京搞，买个刀片割(脉)一下，玩把大的。”他比划着，然后挽起衣袖让我看他手腕上的两道伤口，他说，今年上半年在北京跟一位警察分手时割的，那一次他声称要跳楼，被以扰乱社会秩序拘留了五天。
见纪委
16号早上10点的时候，他打电话质问维坊纪委的人到底什么时候见他，对方称正在联系，“记者朋友们都在旁边，可不是我不见你们哈，我下午的飞机就要走了，你们要抓紧。”他对纪委工作人员说。说完，他打车去机场上网。
去机场的路上，他说，“L如果不理我，就把他女儿绑了，我让他女儿说话，看他敢不理我。”说完，我听到他打电话，向人咨询购买学校、班级等个人信息需要要多少钱。对方要价2000元，称两三天后可以给他消息，他答应了。他对我说，“你信不信，我花几万块钱，把L带走，找几个人把他塞到车里，让他去哪就得去哪!”我跟他说，这样做非常危险，警方有权当场击毙他。
11点的时候，纪委的人打电话约他见面，他拒绝在高密见，称担心被公安抓走，纪委的人说保证“来去自由”。他打了一通电话询问该怎么办，挂了电话又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自己决定”。他一会儿决定不见——“这可是山东的地盘，他们要是把我带走了怎么办?我哭都哭不出来!”一会儿又决定见。我问他：你见纪委的人要说什么?他不说话，坐在椅子上龇牙咧嘴揪自己的头发，骂自己说“我干吗要多那个臭嘴打电话。”最后，他要求纪委来机场见面，“最多只允许两个人上来。”
跟纪委聊时，他起初并不愿讲实话，但他编出的谎言没有逻辑，经不起推敲，他跟纪检委的人说，他想要“保”L，纪委的官员说，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之后，他开始按与L交往的时间顺序说，才显得符合情理。
2点左右，与纪检委的人聊完后，他走出咖啡馆痛哭流涕，他说对不起L，“我要向他道歉，以后每个月给L 3000块生活费，你说他能原谅我吗?”他哭了约有五分钟，又继续去上网，我站在旁边;他突然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我还没有说。”我问什么事，他又说不能说。
下午2点40左右，他对我说，L发信息给他了，说对他“太失望了”，我问他L通过什么发的，他说QQ，我要求看一下，他借口刚关掉了。我当时就在电脑旁边站着，事实上并没有信息进来。下午3点左右时，他错拨了电话到纪委的办案手机上，他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说听到L骂他：“这个王八蛋又来电话了”——事实上，纪委总共来了5个人，四个专案组的人，一位可能是司机，车上并没有L。而且纪委官员见他时，明确说，正在对L采取措施。
跟随王显的这两天里，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发现他经常把想象当成事实描述。
若隐若现的神秘指使者：W
16号晚离开青岛到达上海后，王显通过电话很坚定的告诉我，举报信真的不是他写的。他说与L是通过另一个人认识的。
我追问是谁，他说，今年3、4月份的时候，在“山东同志”网站认识高密农业局一位叫W的人，W很少上线。9月份时W说，他怀疑L副局长是同志，在“军警同志”网站有副局长的资料，让王显去“钓”他试一下。王显通过军警同志网站与L建立联系，他说L的单位、职务都是W告诉他的。
10月16日之后，王显在高密、青岛、济南等地与L前后见了10几次，王显告诉纪委他们并非仅发生过5次性关系，除了头一回有些勉强，之后那些次都是他自愿的。
12月13号，王显从郑州来到高密，L称中午要陪局长吃饭，没时间见他，让他回去，王显说那天下雪，他穿的少，冻的发抖，一直在农业局楼下等，后来W看见他，问是不是跟L吵架了?还说没人陪你吃饭我陪你。于是W陪他吃的中饭。王显说，W称，L不好，暗示他可以用某种方法跟L“长期在一起”。王显说他听信了W的建议。饭后W说先回办公室开会。之后他收到一个无称呼、不知道来源的信件，里面有举报信的正文内容，名字和个人信息空着，他填上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后，发到了网上。
王显说，L家的地址也是W告诉他的。他觉得自己跟L好像掉进了一个设好的局，“我现在都迷糊的。”
“为什么W要做这样的事呢?”我问王显，他称，W跟L分管不同的领域，曾经有过纠纷，“上次他(指L)治(整)过他(W)一次了。”按照王显的法说之前是L举报过W，“谁让他之前治人家的，人家能轻饶他吗?”王显说。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他通过手机给我播放了据称是他与W的通话录音，嘈杂的录音中，一个男子称在高速路口等王显，“这事千万不要让L知道。”王显说那是W的声音。
王显说，他之前告诉过L，有人治他，L不信。17号晚上与我通话时，我几次问王显要W的电话以便求证，他都不愿给，他说“你想我能给你吗?”
17号下午，我拨打农业局总机，接线员称的确有叫W的人，但他拒绝告诉我W的联系方式。对于王显的表述，我无法确认。关于W这个人，王显的描述前后多次反复，显得顾虑重重。16号晚上11时许，王显从上海，连续打了三次电话给我，哭着说，有一天要让W跪在L面前道歉，“都是W害的”。我问他为什么白天没有告诉纪检委的人，他说，“我能说吗?说出去，两个人治我(指W和L两人)，我能受的了吗?”
王显说，W只愿跟他抱一抱，不愿与他发生性关系。我问W是不是同志，他说不知道，“W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同志)”。
王显声称他握有第一次跟L发生性关系时的录音，“惹急了我随时放到网上”，我问他，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跟人做爱时要悄悄录音?他不置可否，他还声称有高密当地的手机集群网短号码，他说别人帮办的，我问谁帮办的，他说，“你不要多问，有人不想让L上班了。”
他到底是谁?三次诈骗罪入狱记录
王显至少有4个手机号码，分别是北京、贵州、南阳等地的。我问他为什么用贵州和北京的号码，他说在网上买的，“我得保护自己”。
通过百度查询，我在河南法院的裁判文书网上，找到一条发表于2011年3月15日的判决书，被告的被告的姓名及出生年月均与高密“官员性强迫”事件举报人王显完全相符，这篇题为《王显信用卡诈骗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描述，王显2007年11月30日因犯诈骗罪被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7月14日因犯诈骗罪被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0年5月6日刑满释放。2010年8月21日因涉嫌信用卡诈骗被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刑事拘留，2010年9月29日因涉嫌犯信用卡诈骗罪被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逮捕。
判决书描述，2010年8月3日，被告人王显谎称自己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与被害人杨×商定为其办理信用卡。2010年8月10日，被告人王显约被害人杨×在本市人民公园附近的工商银行领取信用卡，并记下该信用卡的卡号、验证码等信息，2010年8月12日被告人王显将该信用卡的信息告诉李××(另案处理)，李××利用该卡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刷卡消费2980元。
2010年8月16日，被告人王显在网上发布能办理信用卡并提高信用卡额度的虚假信息，与被害人董××网上商定为其提高工商银行信用卡的额度。2010年8月18日，被告人王显在本市二七区棉纺路与嵩山路交叉口附近的工商银行内骗取被害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次日伙同李××(另案处理)将卡内的9390元通过pos机套现。公安机关接报案后，于2010年8月20日将被告人王显抓获。
判决书显示王显犯信用卡诈骗罪，且属累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至2011年11月20日止。(链接：http://ws.hncourt.org/paperview.php?id=498928王显信用卡诈骗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他的家人：
王显的母亲不上网，也不知道儿子这两天已成为新闻人物。17号上午，我打电话给她了解王显的信息，她问“他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你如果见到他，让他早点回来，可别老在外面。”她说，王显前不久刚向她要了9万块钱，说要做生意。因为孩子“不听话，不落家，”她们联系较少。
2002年，王显去北京当兵，2004年退伍，自此之后，没有正式工作过，王显的妈妈说，儿子自当兵回来后脾气就变了，变得很暴躁，“从小的时候可听话，他现在不听话，我生气，不爱打电话给他。”
我问她王显不上班，哪来的经济来源，她母亲说她给钱。从我跟王显相处的两天看来，他的生活相当优裕。譬如，他直奔机场买票去上海的时候，虽然有800多的经济舱，他仍然要求买了1800的头等舱;也许他一直很受照顾，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让我去给他办登机手续。
王显对外说，他亲生父亲在他13岁时去世，因此，他缺少父爱。我向他妈妈求证，王显的母亲迟疑了一下后称，“没有死，他不听话，他爸爸不爱他，他才这样说的。”我问王显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母亲强调说，是普通的工厂退休工人，而王显则称，他的继父是当地一家国有通讯公司的副总，王显的一部手机尾号是4个9，他姐姐的手机尾号3个9，连他妈妈的手机尾号都带8，从这点来看，我更倾向于王显说的是事实。
17号晚上，王显对网友声称，他明天要“玩大的”，他通过朋友查到了L女儿的相关信息，他说，他要L女儿也得不到父爱，他得不到的，任何人别想得到。
为此，我拨打L妻子的电话，希望她们能留意孩子安全，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发短信给她，请她打我电话，也未收到回复。
15号早上，L在电话中感叹道，“单位里、朋友、亲戚，都是熟人啊，我现在抬不起头来。”而L年过八旬的父母，还有读书的女儿，又如何面对这一切?
17号晚，王显声称他要把录音、视频都传到网上。这个极度情绪化的年青人，睡了一觉后，18号凌晨5点左右，在他的腾讯认证微博上发了一篇写给L的道歉信。不到6点，这条微博又被删除。这条没有标点符号，行文混乱的微博与他发在天涯上，用词严谨、大谈18大精神的举报信形成鲜明对比。
17号晚上，王显声称，W的把柄也在他那里，“惹毛了，叫他们都跑不掉”，他的话真假难辨。
他到处游走，却又没有任何方向;他的亢奋和言语、行为的相互冲突，让我屡次想忠告他的家人，在这段时间里最好陪伴在一旁。但是我知道，同性恋向家人出柜是一件大事，没有人能为他做决定。最后我无能为力，在17日返回广州。不知道这一场没有方向，仍然迷雾一团的闹剧，到底将如何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