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糟糕的结婚理由 你到底为了什么而结婚？

你为什么结婚

这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继而会认真思考，最后却如走进迷宫、找不到出口的话题：“我们为什么最终要选择走进婚姻?”这个问题的本质，也许与哲学终极问题“我是谁”一样，难有说服大众的标准答案。

我们采访了近一百位或即将走进婚姻，或正在围城度日，或已告别爱情坟墓的人。面对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沉浸在恋爱甜蜜中的情侣多数脱口而出答案，有的人在一小会儿的思考后才慎重开口，甚至有人在经过极其慎重的考虑后，抱歉地告诉我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什么要结婚了。”说这话的人，结婚十四年，离异四年，正在考虑是否有再结一次婚的必要。

而能说出口的结婚理由，总结出来，不外乎年龄的压力、生活的惯性、责任感使然、家庭的要求等等。

年龄大了，长辈们都在催促自己结婚了;

结婚生子，都要走这一步，正好身边人还不错，就结了;

周围的同龄人都结婚了，自己还是单身，和他们格格不入了;

谈恋爱都谈了五年了，再不结婚怕真的没激情了;

对象的条件很不错，不结婚怕对方跑了，以后后悔;

父母身体不好，希望看到自己成家，算是让他们放心;

只谈恋爱不结婚，有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

几乎所有理由，都围绕“他人”、“他物”等外界压力，而发自内心的情感需求，排名反倒极其靠后。只是不管是哪种答案，所有被访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两个人恋爱了，不出意外，最终的结果就应当是用法律手段将彼此捆绑在一起，缔结新的家庭。

但在走向终点的路途中，有多少人会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你是否了解结婚与恋爱的区别?”“你最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

若明白婚姻的痛苦远远大于爱情的甜蜜，却仍然执意要走下去，那后一个问题便显得尤其重要——结婚的理由，便是你对婚姻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希翼婚姻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好处。

通读中国现代婚姻百年史，身不由己的结婚理由比比皆是，凭一腔激情冲进围城的也非少数。我们不以感情为评判结婚理由好坏的标准，不管是为情为理想，还是为钱为权利，明白自己为什么结婚，才能找准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好好经营。

民国篇 (1911年~1949年)

1911年，以一夫一妻制为重要标准的中国现代婚姻开篇之年，亦是中国婚姻最矛盾的时代。传统思想和自由思想间尖锐的冲突，让家族和个人在婚姻一事上争权不断。

为家族利益结婚

关键词：不为家族利益，就只为爱情

1926年，15岁的林家小姐林娴静初入十里洋场社交圈，

甫一露面便小有名气。这也是向外界放出的一个信号：林家千金开始考虑婚姻事宜了。

林家是江苏省的书香世家，林父到上海后，一路平步青云，四十岁不到便任上海市长秘书要职。但生活在新思潮集聚的上海，并不意味着林家改变了封建家长制作风，至少在儿女婚姻大事上，林家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女儿的婚姻，并不需要她自己的意见，林娴静五六岁时，长辈便在门当户对的世交家庭中寻找联姻人选，此后十年，父母在满足家族利益和需求的前提下，尽量为她定下一桩“应该会幸福”的婚姻。

林娴静从小就被教育“家族利益高于一切”，15岁的少女有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但也明白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17岁那年，林父为她选择了前清二品大员的长子张孝儒为夫——改朝换代后，张家依然在军队有不小的话语权。

尽管政府在1911年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法亲属篇》，明确了结婚必须要得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但不管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里，忽略子女意见、父母全权包办仍然是婚姻主流模式，一些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家庭为显示民主和进步，会在条件允许下征求子女意见，但总体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作为婚姻当事人，子女有为家庭利益而结婚的义务。

然而，西方思想不断冲击着壁垒森严、令人窒息的封建婚姻制度，青年男女用一种极端的姿态挑衅传统，尤其留过洋的少爷小姐们，一朝闻道，作风大胆令今人也瞠目结舌。

1917年6月8日，北京《晨钟报》上刊一则社会新闻：“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自由婚姻趋势初显，虽然整体数量并不多，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产生的各种“新式婚姻”影响深远。青年男女因家庭阻挠，于是相约出逃，一度掀起“私奔潮”;又有许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新式妾”。

谭晓慧初识张治平是在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大会上，风度翩翩的张治平作为嘉宾到场演讲，一番妙语连珠的精彩演绎，立时俘获了谭晓慧的一颗芳心。受“自由恋爱”思想影响的她，丝毫不在乎张治平比她大15岁，也丝毫不在意张治平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大方果敢出手告白的她与张治平的私人约会很快确定下来。

辛亥革命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革命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解放，自由选婿。”结婚的理由，除了新派男女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外，精神上的共鸣亦是重要选项。

民国结婚理由

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家郎克经调查后，将当时的婚姻依据缔结理由，分为三大类五小类。

为家族利益：即包办婚姻，父母完全无视子女意愿决定子女婚姻。

兼顾家族和个人利益：父母和子女通过协商决定婚姻。1.父母主导式婚姻，父母决定，但征求子女的意见，地主和富裕商人为了维护既有

财产通常会选择此种策略性婚姻;2.子女主导式婚姻，本人决定，但征求父母意见，多见于城市洋派知识分子家庭。

为爱情或理想：1.自由式婚姻，本人决定，不征求父母意见;2.志同道合型，在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并为此奋斗的同志当中选择自己中意的结婚对象。

建国初篇 (1949年~1966年)

没有了家庭的干涉介入，但还有来自社会、国家等的干预。婚姻在建国初较之过去更民主和自由，但依然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

为革命结婚

关键词 革命友谊 组织说了算

青海大草原农场副站长杨东亮的终身大事，被组织写进了日程安排。

1959年初，杨东亮因为工作勤奋踏实被提拔为青海大草原农场的作业站副站长，他虽然也为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花了不少心思，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那时的未婚女青年们最渴望嫁给两种理想对象。

一类是战场上的英雄。从《小二黑结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鲜战场上那些最可爱的人，嫁给军人等于嫁给光荣。另一类是职场上的模范。“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刘巧儿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告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

而劳模杨东亮正是这样一个被憧憬的对象。此外，在结婚还叫“解决个人问题”时，经组织介绍结识“革命伴侣”，亦是

一种荣耀：只有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的先进分子才能享受这种待遇，一般人只能通过亲友找对象。

经过几番筛选，农场工会负责人安排了他与李燕见面。后者也是农场职工，贫下中农的女儿，剪羊毛好手，经常被领导点名表扬。杨东亮对李燕也早有耳闻，但因为不属于一个工作站而没能见面。

在对财富、职业没有高要求的年代里，政治成分的“门当户对”就尤为重要，结婚的目的也因此显得非常简单：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建设的需要。

建国初期的婚姻曾引起社会学家的争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翼认为，此时“无产阶级爱情观和婚姻观”符合民主自由标准，当时绝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姻，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的，婚姻包办成为旧时代的代名词而转化为历史。与之相反的是，家庭社会学家林明鲜认为，此时的婚姻虽然走出了家庭利益至上的捆绑挟持，但结婚的权利并没有彻底交还给个人，至少在“为爱情结婚”的理由之前，还有国家这个大前提，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都要经历组织考察、审查、批复等程序。

“从1953年起，为了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公权介入婚姻中，婚姻成为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公事。”

但在那时，为革命结婚才是常态，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从革命友谊升华为爱情是那个时代的主线。在和李燕确认恋爱关系后，杨东亮从未如此坚定地认为：婚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们理应作为祖国的一个小小齿轮，发挥自己小家庭的余热。

建国初期的结婚理由

有同样的目标，为祖国和革命建设。这是最普遍的结婚理由，也是郎克五种结婚类型中的“志同道合型”。

响应国家号召，因同情，嫁给“最需要的人”。195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组名为《劳动和爱情》的报道，宣传和倡导“奉献的爱情与婚姻”。报道中提到：“1954年，一位为了祖国而失去光明的军人从前线归来了，他的已定婚约的恋人因他失明而委婉地拒绝了结婚，虽然最后在乡政府的说服下结了婚，但夫妻关系处得不好，到底还是离婚了。离婚后，这位退伍伤残军人面临困境时，一位女性出于同情与他结了婚。”

对方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在当时是最常见的结婚理由。虽然年轻人在婚姻大事上不再受父母强制，但“终身只能有一次婚姻”的价值规范依然存在，对此，人们对婚姻大事思考尤其慎重，富有责任感的对象极受欢迎。

对方热爱工作，是劳模。国家大力宣传“比起个人利益更应优先考虑革命利益”这样的价值观，在爱情、家庭之上是工作及社会。因此劳模尤其受欢迎——在那个年代，劳模等同于今日的富豪。

为了房子。中国人对“妆尤其敏感。后计划经济时代为福利分房而假结婚假离婚最能体现这点。但建国初为分房而结婚的理由，只是结婚的催化剂：所有的恋爱都必须以结婚为前提，如果能分房，就可以早一点结婚。

改革开放初篇 (1978年~1992年)

60后们在此时开始走进婚姻。这是最早接触时髦为何物的一代人，对结婚提出了物质的要求。60后的精神需求尤其庞大，他们写朦胧诗，抒发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理解，讨论婚姻到底是自己的需要排在第一位，还是将满足别人需求放得更重。

为自己结婚

关键词：提物质条件 满足个人需求

1984年，母亲嫁给父亲。那时母亲是常州长霞纺织厂的“厂花”，虽然才18岁，但因外公死得早，外婆是小脚女人，舅舅年幼，她14岁就顶了外公的岗位挑起家中的重担，像男人一般在外面工作。厂里的女职工都很佩服她。

反观父亲，用后来的眼光看，是绝对配不上母亲的。之前厂工会的女主席给母亲做过媒，也有一些老大姐私下给她推荐过不错的小伙子，但也许是时代真的有了点松动，她就是不甘心被别人“左右”婚姻大事，一定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就认识了父亲。

那时城里的“60后”已经开始接触到流行元素，他们听港台歌曲，追求个性，表现在感情问题上，就是质疑上辈人所谓的“爱情”，认为真正的婚姻应该是琼瑶小说那样，以男女之情为基础，自己说了算。

父亲当时27岁了，虽然年纪轻轻就是常州无线电厂的车间副主任，但只有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长得也不好看，黑黑的皮肤，瘦长的身子，算是个“二等残废”。在琼瑶剧和高仓健正流行的年代，他不符合厂里女青年们的审美标准。更糟糕的是，因为之前被恋爱对象退过婚，厂里对他的风评也不太好。

媒人介绍母亲与父亲相了一次亲，媒人都不看好的这桩婚事，母亲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这轰动了整个纺织厂，很多人，包括当时厂工会的女主席，都轮番上门来劝母亲要综合考虑下，母亲的车间主任甚至急得说出“我绝不会在你的结婚申请上签字”的话。

在那个年代，母亲是个比较有远见的女子，小小的她知道生活的艰难，因而就想到要如何走出艰难。在当时看来，母亲的许多做法都太现实。比如对婚礼提了一堆物质上的要求，还要求调到父亲所在工厂，因为当纺织女工确实太辛苦了。

母亲结婚的理由就是为了改变现状，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和她的上一辈一样，其实她结婚也不是奔着爱情去的。但和老一辈又不一样的是，她敢提经济上的要求，这是过去的人不敢的，也许敢想，但不敢做出来。

父亲结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母亲选择了其貌不扬被人嫌弃的他，他就有责任照顾好她。这是很传统的东西。在两人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没有爱情基础就走进婚姻中的他们，用奉献和责任维护着他们的婚姻。

事实上，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后，人们对为什么结婚有了全新认识。结婚由“公”走向“私”，1989年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领导干部应当少干预个人的私事》的报道，第一次明确了“结婚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

伴随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们选择结婚，不再只考虑责任、父母、政治、社会影响等外界影响，更看重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既有来自精神的，如兴趣爱好是否相投，也有来自世俗的，社会地位高低、收入财产等，还有将婚姻当作跳板的，以改变自身不如意的处境。

最影响60后婚恋观的人和事

流行歌曲。港台的有张雨生、邓丽君等，内地的有崔舰窦唯等，更时髦一点的，还能找到“披头士”的翻版录制磁带，在此之前，爱情歌曲一概被批为“靡靡之音”。

电视剧。港台的有《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日本的有《追捕》、《排球女将》、《姿三四郎》等，国内的有《过把瘾》等。电视剧偶像带来了审美标准的改变。

文学作品。琼瑶的小说，三毛的散文，席慕容的诗歌，歌颂的都是为爱抗争一切、走天涯的浪漫。为浪漫的爱情结婚，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被压抑几千年后，在现代再次苏醒。

“阿飞”。艺术作品里出现的坏痞子英雄形象，让未婚女青年们看到另一种男人的形象，“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父母强烈排斥的“摇滚青年”交往甚至结婚，成为当时的潮流。

当下篇 (1992年~至今)

在思想最开放、物质最丰富、个性最自由的当下，结婚反而成了最头痛的事。前三个年代，都不曾出现过“是否一定要结婚”的选择题，恋爱到婚姻，只有一条路可走。但当有了更多选择，恋爱不一定就得走向婚姻时，“为什么结婚”显得那么纠结。任何理由都可以成为说服自己走进围城的借口，对婚姻的轻视，似乎让历史在这里后退了一步。

为结婚而结婚

关键词 物质欲望 生存压力

采访中，接触得最多的人群是生于1975年以后的青年人。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划分法，这个年龄群体，是货真价实的青年。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沪飘”汪小玲。为了爱情，或者是为了想要的大城市的生活，她辞去老家公务员的工作，这个决定在后来让她后悔不已。

选择嫁过去，汪小玲考虑了很多，比如对方能给孩子办上海户口，对方是联通上海公司的中层，发展潜力巨大，对方答应把岳父母接来同住，对方同意她结婚就当全职太太等。一桩婚事可以带来如此大的收益，谁也不愿意放过。

后来的事谁也没料准。孩子有了上海户口，但对口的小学很差，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去年她把孩子的户籍迁回合肥;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孩子上幼儿园后就中止了，在上海，离婚的全职太太不少，她怕自己步上后尘;给私人老板打工后，她开始想念当初铁饭碗的安逸。

当初的结婚目的，除了父母和自己同来了上海，没有一个实现。在仔细思考后，汪小玲在话题问卷上写下最真实的答案：“觉得自己该结婚了，于是找个条件不错又看得顺眼的，就结了。”

这也是“北漂”女孩谭贞的答案。27岁之前，她不想结婚，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但扛不住周围人的热情，上至爹妈，下至朋友，和她聊天时三句不离“我给你介绍一人吧”。她没有勇气当不孝女，也不想成为朋友圈的边缘人群，于是同意去相亲，最后与同样是北漂的先生结婚。

还有为了房子结婚的。故事主角是谭贞的朋友，毕业于北影却在娱乐圈混不下去，最后嫁给了北京土著胖子，因为对方在北京有四套房子。还有更多的结婚理由，如：“对方买了房子，还写了我的名字，干嘛不结婚?”

“说是结婚了，他家里人就安排我们一块出去留学。”

“在一起八年了，抗战都结束了，周围人都觉得我们该

结婚了，也没有不结婚的理由埃”

“青梅竹马，再也找不到比对方更有默契的人。”

“一起创业，有感情了。”

“因为怀孕了，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相信父母的眼光。”

“他让我有安全感。”

“求婚太浪漫了，于是就答应了。”

结婚的成本低，离婚的成本更低，自由的年代里，婚姻的主角们选择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婚姻还能作为一项可盈利的投资，获得丰硕回报。于是在纸媒和网络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结婚理由。但看似各异的答案，其实可以归为两类：因为被感动，或者不可抗拒的外界压力。

更多人选择了后者，在浮躁的社会里，爱情是奇迹，有它是锦上添花，无它，也有其他可以填补婚姻空白的东西。

比如那个最实在其实也最浪漫的结婚理由：“结婚，可以分担一半的生活成本，父母老了，可以多一个人照顾，失业了也有个人当你的后盾，哪怕是暂时的，在压抑得喘不过去的生活里，回家后，有一盏灯为你亮着，心里觉得踏实。”

与过去的大半个世纪相比，“为什么结婚”，在当下显得如此人性化和丰富多彩。有结婚与不结婚两个选项，却依然选择了后者，说明你对婚姻抱有最大程度的期望和善意。

而弄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结婚，才知道婚姻这艘船该如何驾驭，可以航行多远，最终停泊在何处。

当下那些最糟糕的结婚理由

1为了梦幻婚礼。须知婚礼只是一天的事，结婚才是一辈子的事。

2 耐不住寂寞。人类是群居动物，当然会恐惧孤单，尤其是当你到了一定年龄，很容易就会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选择伴侣。

3 不忍拒绝对方的求婚。这大概是“没有准备好就结婚”的最普遍动因。但一秒钟的诚实比一辈子的谎言容易。

4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当别人都已经踏入婚姻的殿堂，你无数次当过伴娘或伴郎，“和朋友保持一致就好了”的想法就在你大脑中发酵。但最晚结婚，也总比最早离婚好。

5前任订婚了。放不下前任又死要面子的人，就会用“我比你更先结婚”作为报复手段。只是幼稚的手段如何证明自己活得比对方好?

6 性。贞操不等于归属权，强烈的生理需求更不是结婚的好借口。只有性没有爱的婚姻，你敢保证是幸福?

7 奉子成婚。也许会因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最终而成婚，但在没有做好结婚准备前，孩子是离婚的催化剂。

8 钱。为钱而结婚，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现象了。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难事，但爱情恰恰不属于其中之一。

10父母的要求。家长在让子女觉得愧疚这件事上，真的是信手拈来。哪怕是随随便便的一句“你什么时候结婚?”都会成为千斤重担压在心头。是时候自食其力了。

结婚的理由从来都没单纯过，它也许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各方面因素已经被进行了综合考量，这一思考模式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退一步进两步的现代婚姻

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笔。

它本是为确保人类的繁衍交配权而定，以仪式的方式在众人前公布一对男女对彼此的拥有权，满足生存与安全感的需要。性，权利，财富，子嗣，一开始就在婚姻中占据主要地位。

选择什么样的婚姻，从来不是单纯的事。文学作品中歌颂的“因爱而缔结”，单方面放大了婚姻对情感的需求，却没有告诉青年人：到底是什么，让你们爱上对方，进而产生要和对方厮守终身的决定。

最初级的结婚理由，是“异性相吸”，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五感综合作用，产生身体上的吸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系统，用感觉去寻找“对象”，了解对方喜欢的“觉”在哪里，达成交流意愿，这就是恋爱。

所以因爱而结婚，其实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

但人是社会的动物，婚姻不可能仅仅是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变化。社会和心理学家列维·斯特莱斯曾说：从一开始，男女之间婚姻的缔结就是部族之间女人的交换，这就是“门当户对”的雏形。为什么结婚?除了异性相吸，更因为家庭、氏族有地位对等交换意愿的需要。

直到20世纪前，婚姻都带有浓厚的交换性质。因为门当户对利益的需要，婚姻只在同阶层中缔结。社会和历史学家古德在著作《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中指出：允许青年以个人意志自由恋爱、结婚，会对既定的社会分层制度产生潜在威胁。他的理论得到同仁马克·赫特尔的赞同，认为与择偶选择联系密切的财产继承权、家庭控制权以及血统延续性等因素，会迫使家长干预或干脆决定子女的婚配。

家长制包办婚姻在中国婚姻史上延续了三千多年，在社会变革中，婚姻还继续受到国家、社会等价值观的影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和谁结婚的权利，才开始回到婚姻当事人手中，物质和生存的需要基本满足后，人们越发强调感情因素在婚姻中占据的比例。

但感情同样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合成体。“我和她有共同语言”，“她的性格吸引了我”，“他很照顾我”，“他很聪明，我很崇拜他”等结婚理由背后，是理智在筛选了教育程度、智力因素、经济收入等条件后，为感情留下的结果。

即便是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对象了，人们还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相近或类似的对象，即“同类匹配”。它其实是阶层婚姻的另一种表现，结婚理由依然逃不出“因为你和我在同一阶层，我们的感情建立更容易，利益交换更均等”的范畴。

纵观这十余年来中国婚姻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人在终身大事的选择上陷入矛盾。一方面，青年人想最大程度地实现个性解放，将结婚架到纯粹的精神需求层面上，谈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又逃不出现实生活的束缚，不得不优先考虑物质利益等世俗的东西。

为了后者牺牲前者，在一些婚恋研究者看来是历史的后退，但若把现代婚姻放到历史中评判，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进步。也许现代婚姻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但总体方向并没发生改变：人们在考虑自己要不要结婚时，考虑得比过去更全面。他们受历史烙印的影响，会强调财富、社会地位的因素，但同时也更注重“三同”的平衡——同德(双方都具备正面的道德品质，如善良、有责任感等)，同志(有相似的目标、理想追求、兴趣爱好)，同值(价值观取向一致)。

他们希望身体和精神得到同步满足，希望将这种满足用法律方式进行巩固。这便是最好的结婚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