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薄“两种蛋糕论”引起的争议尚未平息之际，因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诸多口号也开始屡遭肢解。有部分民众将愤怒的口水吐向“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种声音，在拥有舆论引导力量的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

　　打破大锅饭时代思想禁锢

　　此前，主政重庆薄熙来和广东一把手汪洋曾分别以蛋糕作比喻谈及各地发展方向，引起了广泛关注。薄熙来“分好蛋糕再来做大蛋糕”的路线重视分配前的公正，与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相比，显然有更多的民意支持。近日，与薄汪“蛋糕论”争议类似的邓小平“先富论”，也遭到各种质疑。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18日发表题为《那些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口号》的文章，公开呼吁“抵制”邓小平围绕改革提出的口号，其中明确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刘胜军首先肯定了这一政策在一大二公时期的“激励作用”，紧随其后的“但是”则完全否定了邓小平口号的现实意义。文中称，中国大量企业家靠“寻租”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隐含了对违法的宽容。并提出“应该废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同时建言立即出台针对富人的“遗产税”，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与刘胜军观点类似的，还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早在2011年，许小年就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称“平等是起跑线上的平等，比赛规则的平等，而不是终点线上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并在2012年1月份刊发的《中国新闻周刊》中撰文《万一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将中国经济的“隐性”问题摆上了台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等。

　　对此，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对多维记者表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针对当时中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实际提出来的，并强调了必须是“合法致富”，所以刘胜军称其隐含着对违法的宽容显然忽略了“合法”的前提。其后出现的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副作用，只能说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制度缺陷、法律缺陷、监督缺陷。所以，不能将其一竿子打死。毕竟，这一口号的提出，打破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锅饭思想，也让人们第一次有了钱和市场的概念。这在当时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此外，不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民众，一方面不满于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入场踢球的双重角色，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将更多的权利让渡给政府，使其不仅当裁判员、运动员，还兼任教练。收入分配恶化的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这一点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便可管窥一二。而部分民众寄希望于计划经济的回潮以及强势政府以压迫式手段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的想法，显然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而容易让问题更加复杂。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过时？

　　归结起来，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对邓小平口号的质疑，主要是不满足于当前的社会现状。比如，在“共同富裕”口号的指引下，人们并没有迎来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愿景，取而代之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等。所以，每每发生富二代、官二代参与其中的事件，舆论都会无一例外地偏向于弱势一方。有分析人士称，与其说这种偏向是同情弱者的本能使然，毋宁说是借机宣泄对权贵阶层的不满情绪。

　　许小年在《万一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的文中也说到，因为民众对改革的失望日渐增加，所以便自然而然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年代，同时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从而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此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有悖于民众不愿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预期，何况先富群体并未履行“带动后富”的承诺，共富更是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先富容易共富难，尤其对于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更是如此。共富还在襁褓中的那个时期，如果没有邓小平略显激烈的态度，中国社会很容易被与生俱来的惰性所裹挟。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就是这样，有时候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退两步、进一步。所以，要解决中国当前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社会矛盾，单靠“打倒一方扶正另一方”、或是迁怒于邓小平，不仅很难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还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中国人向来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调和心理。所以，就算是改革开放及共同富裕类口号带来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只要还存在“不均”的情况，再多生活水平层面的改善都很难抹去因之而起的不安情绪。所以，不管是蛋糕论还是共富论，最大限度消除民众的不安情绪，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才是最切合实际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