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398期 作者：张海林  原题为：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

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