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香港警匪片《无间道》里这句经典台词，成了“李泰龙”们最后的人生注解。

　　8月4日凌晨，香港近年最“出位”的“尖沙咀霸王”李泰龙，拼杀20余年，被仇家街头斩杀，震撼香港。为防黑帮报复大厮杀和趁机争夺地盘，香港警方展开全港大反黑行动。

　　无独有偶。在重庆，这个因水而起的码头城市，“黑老大”们也面临着25年来最大规模的反黑行动。短短80天，14个黑道团伙，19名黑老大相继落网，同时落马的，还有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

　　同样的反黑，不一样的江湖。泰龙之死，仿如香港蛊惑仔街头正面血拼，与警察街头追逐时代的终结；而重庆除黑，揭开了中国内地涉黑组织的基本形态，没有保护伞，就没有黑社会。

对于亲人来说，泰龙之死是江湖仇恨的了断；对于黑道来说，泰龙被伏击可能是新一轮复仇大战的开始……

“世事竟何如恨，一夜腥风梦断。”

这是8月19日晚，李泰龙妻子送给丈夫的挽联，挂置在香港红新世界殡仪馆的灵堂。

对于亲人来说，泰龙之死是江湖仇恨的了断；对于黑道来说，香港“新义安”组织“五虎十杰”之一的泰龙被伏击，可能是新一轮复仇大战的开始。

在灵堂挂着的另一副更正式的挽联是：“剑胆无畏，永不妥协。”灵堂祭奠的死者，新义安近年最“出位”的黑道头目，拼杀20余年的李泰龙，最终在8月4日凌晨，在自己的地盘尖沙咀，被仇家有计划地斩杀。短短30秒的车撞、刀砍，曾经伤人无数的他，最终血喷街头而终，震撼香港。

“开山刀通常两英尺那么长，碳钢制成，轻便锋利。”在香港黑社会混迹多年的“郭佬”（化名）对记者说，他得知泰龙被杀的过程后，第一个反应是：“黑帮互劈，用开山刀、西瓜刀通常是砍而不刺，死不了人，但这次分明是取命，好狠。”

回看香港媒体对于这起凶案的报道，仍是惊心动魄：8月4日凌晨，两辆汽车开始跟踪泰龙，而泰龙平时为安全考虑，都把房车停在司机位靠墙位置，但当晚泰龙奇怪地重新把车停在墙对面，下车刚点过烟，先是一辆七人车把泰龙撞飞，然后另一辆轿车在另一头瞬间而至，数个男子挥舞利刃，往泰龙身上猛劈，顿时鲜血四溅。

事发后，几十个泰龙门徒赶到香格里拉酒店凶案现场，一个年轻的“古惑仔”不敢相信，当场发出哀号：“劈友嗟！使唔使攞命啊？（砍人而已！非得夺命吗？）”

对于很多“古惑仔”来说，黑社会（在香港特指“三合会”）意味着享乐、麻醉刺激、街头对抗和不劳而获，当江湖地位到达“红棍”等地区性头目的级别，更意味着暴力、横财、前呼后拥的威名。不过，李泰龙，时为新义安“四二六双花红棍（俗指红棍中最能打的一个）”，多年喋血街头，数次被拘，最终不得安老，在41岁时倒在暴力之下。

这是古惑仔生涯的极端。更多“古惑仔”，若没有在黑道中打出一片天，最终仍是两手空空。“一部分人无钱无权无依靠，才组织起来讨生活，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有警方保护不了的空间。”香港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朱光耀这样形容。

Triad Society，在英文中意为“旧时中国的秘密组织”，也就是三合会，最高峰时在香港曾拥20多万人。现在的香港三合会，可谓组织严密，手法专业。街头打拼的混混，只是幕后经营者（甚至单纯出钱的“资方”）抢夺地盘和敛财的炮灰。时而传出的杀戮新闻，给黑社会画上了一道道血痕。

近年来，香港警方持续扫荡黑帮，加上各大三合会的财源和行动被空前掐紧，“古惑仔”更是北上广东，甚至重庆、湖南发展社团，开展非法活动。

一个泰龙，以及与之有关的“恩仇史”，只是这个巨大生态中刺激、传奇又悲剧的冰山一角。

打仔之星

在泰龙被砍杀后，香港各大网站讨论区都纷纷刊载消息，更有人特别刊登出三年前他在某酒吧被拘捕的照片。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泰龙身穿白色外套，碎花衬衣，戴着时尚项链，金丝眼镜，梳着油光的“蛋挞头”，对拘捕他的警察不屑一顾。当即就有网友评论：“尖东黑霸王，真是好有星味！”

在网络上，还有数段据说是泰龙年轻时在某泰拳俱乐部参加比赛的视频。比赛中，他数次以强力的扫腿、踢腿和快拳攻击对方，把对手多次直接打倒在地，台下的青年男女激动雀跃，呐喊助威。

“他的形象一直就是这样，已经有十多年了，人人见到他都叫泰龙哥。”认识泰龙，经常在尖沙咀酒吧寻欢的Dony说，在油尖旺长泡夜店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泰龙是谁。“如果不砍人，只是跟你喝酒的话，他绝对是型人一个。”

在章盛等人撰写的黑社会论著中，曾经描述过旧时香港黑社会的招人仪式：摆设齐全，神灵满堂，帮中权力人物俱在，新人与执事者对答诗词，才能正式成为三合会成员。不过，根据Dony的形容，现在香港少年要跟大哥，经常是认一个，掌握一些联络与工作用的术语，已能出来做一个社团散丁。

香港警察历史收藏学会会长林建强对记者介绍，香港三合会组织开始时并没有通用的规矩，直到一位到了香港的洪门（清时主张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人物，主张各社团以洪门规矩为主旨，共同生存，于是“堂”、“香”这些洪门组织方式，以及禁条、誓盟、警语等从此成为了香港三合会的特色。

Dony不承认自己是正式入会的“古惑仔”，但他直言自己经常跟一些黑道朋友交往。“以前跟‘话事人’（黑道地区头目）一起去玩，在报纸摊随便看黄色杂志，在Disco跳舞也不用给钱，很过瘾。”

泰龙正是新义安在尖沙咀一带的“话事人”。根据黑帮传闻，他出身于新界大埔汀角道大元村，曾经住在香港的码头区，做过苦力，后来认识了新义安的一名叫“高佬仁”的大哥，从此开始其黑社会生涯。不出几年，由于自小学习泰拳，加上好勇斗狠，泰龙很快就成为了该区的当打武生，兼新义安在尖沙咀的一个小头目。

《古惑仔》电影中有句形容香港黑帮的戏言：“打仔洪兴，四仔东星。”在香港，“洪兴”被公认为黑帮新义安的化身，在香港扎根上百年来一直以武斗彪悍著称，占据着很多需要武力维持的“睇场（收保护费并保护付费机构）”生意，而尖沙咀的夜场在近十几年的“睇场”，大多被新义安把持。

“他不但自己能打，还有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马仔，在夜总会和酒吧附近到处收保护费。曾经有其它社团也想来这一带做这个生意，结果被泰龙统统打走。”“郭佬”说，泰龙三十多岁就被尊为新义安“红棍”并在尖沙咀一代“话事”，在该区可谓飞扬跋扈。

临死前的泰龙，时常带着多个手下出入夜店。在被砍杀当夜，他依然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尖头黑皮鞋这样的风光行头，与一帮手下在卡拉OK刚喝到醉醺，然后带着一个门徒，两个年轻女孩到香格里拉酒店泊车准备再行乐。怎知，十几年的风光，在他下车那一刻，瞬间被撞到了尽头。

黑道新偶像

泰龙的死，引得新义安乃至其他帮派大佬们纷纷“现身”。在红殡仪馆的灵堂外，数以百计的黑衣戴口罩人士负责挡记者镜头、接待吊唁者等各种任务，而在场监视，并不时与之交流的黑背心反黑警员也接近200人。

在泰龙的灵堂上，摆放着各路江湖人物的花圈、花篮，上面的落款是各式的江湖外号，包括“文只权”、“高佬仁”等等，而向华波——电影人向华强兄弟的花圈，也在稍后送到。另外，泰龙的家人，从泰龙被杀那天起就已经被泰龙众门徒紧紧保护，被挡在摄影记者们的镜头之外。

在香港活跃的众多三合会组织中，新义安一直是传统强团。新义安的前身，是广东潮汕海陆丰地区的鹤佬人社团，上世纪至今一直由向氏家族把持龙头老大的位置。1921年，“义安工商总会”在香港注册，但到了1949年，“新义安”被港英政府指认为非法组织，于是活动转入地下。

Dony三年前曾参加过三合会的“晒马”（聚众显示实力）行动。在香港，由于自称三合会成员都会构成犯罪，所以黑帮内部都有术语:“外出行动时有咬汽水管等暗号，一旦被警察捕获，不按预定的口径作供，或者替大哥顶罪，事后都会有江湖规矩去追究。”他说。

很多人揣测，“剑胆无畏，永不妥协”这样的评语，可能是新义安给泰龙的“盖棺论定”。但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泰龙被不明对象伏杀，不但一时间无从报仇，更不能指望警方保护他们在尖沙咀的既往利益。

泰龙当年晋升为“红棍”，要听读誓词，歃血誓盟，上交红包，牢记上级公布的身份密语，等等，但在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离不开犯罪。“实际上，对于警察来说，真正的黑道头领，是那些控制着一个地区毒品交易，或者‘睇场’、赌档等非法生意的人。”一名曾在东九龙工作的刑侦警长向记者形容，“泰龙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类大哥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有时比较嚣张。”

2006年，泰龙因涉及伤人案被捕，其后60多个泰龙门徒集结在尖沙咀警署之外，声言“保护泰龙不被仇家埋伏”。今年2月，他在一次警方扫荡夜场被拘捕时，也拒绝戴上头套，还提示警察不要把他的发型搞乱，堂而皇之地在摄影机前步上警车。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泰龙在门徒面前一直很有威望：“他经常教我们做人，说要‘永不妥协’，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如果人家过来欺负，就一定要跟他们斗争到底，这样，在江湖上才会赢得尊重！”另一方面，知情人对记者描述，泰龙掌握地盘的获利丰厚，他自己的座驾是平治房车，而他的主力门徒，开的也是保时捷这样的好车，在油尖旺的夜店圈里一时传为“佳话”。

“很正式的社团仪式，可能到了‘话事’（即掌管地区权力）那个级别才做。重要的是‘背景’。在遇上麻烦的时候，你属于什么社团，跟谁混，就是你的资本。”Dony对记者说，“跟泰龙出来混，怎么讲也有点说服力。”

对于绝大多数的古惑仔来说，靠近黑社会当然不是为了政治理想乃至江湖义气。今年27岁的Dony，读书到中三就辍学，他曾经认过一位当地三合会头目做大哥，然后在学校里到处滋事，拉一些无心上学的同学一起在校外“威风”，最终被踢出学校。“有时我都挺羡慕他，”Dony说，“香港是有钱人说了算的世界，与其一辈子被有钱人压一头，倒不如搏一搏，做英雄，开靓车。”

尖沙咀霸王

相比之下，与泰龙相识的“郭佬”今年已近四十，他回忆起以前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因为书读得少，但又很想赚快钱。“我不是泰龙……我不想要名，我当时觉得入会后找钱会很容易而已。”

“郭佬”也曾经做过“睇场”的工作。他形容基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在夜店里看到有两帮人吵架，你要壮起胆子到两派人中间，告诉他们要吵到外面吵。“老板只是想维持场子的安全，不要有破坏，”他说：“这种事情，警察也未必比你有水平。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背后有社团支持。”

泰龙就是在酒吧砍杀中崛起的。2006年7月，泰龙人马在尖沙咀一家酒吧与“胜和” （香港另一黑社会组织）人马发生争执，泰龙派人在酒吧外与对方血拼，其部下高呼“我是泰龙人”，手持玻璃樽袭击对方，打斗中一名“胜和”的前四二六红棍 “纹身忠”被割破颈部大动脉，自此泰龙在黑道的声名也达到了顶峰。

被泰龙砍的“胜和”人还不止一个。早在2002年7月，“胜和”的头目“大华”也曾被泰龙重创。“大华”也是尖沙咀作风出位之人，在今年4月对抗警察搜查时还扔杯警告对方：“认得我大华哥，谁过来打谁！”不过，在7年前那场激斗中，泰龙与其黑道生意的谈判不果，两位大佬率众群殴，结果败落的“大华”拖血独自跑到医院求救，还被摄影记者候个正着，好不狼狈。

除了多次重创胜和势力，泰龙还野心勃勃地曾计划向油尖旺200多家“一楼一凤”妓女收保护费，后来被警方及时制止。一位熟悉尖东地区的探员还对记者表示，泰龙一直控制着尖东地区夜场的毒品交易。

不过泰龙并不轻易在自己的地盘滋事。根据记者的了解，一些在尖沙咀与泰龙打交道的人士，表示泰龙“为人和蔼，敌我分明，有义气，没有架子”，对记者留下“希望他一路走好”的遗憾之言。有消息还说，近年泰龙开始转行经营火锅店、日本菜等正行生意，夜场圈子还盛传他经常在尖沙咀自己投资的一家酒吧出入陪客。

不过，也有报刊报道指出，泰龙平时嗜食雪茄，外形官仔骨骨，但作风霸道，遇不顺眼之人即会恶言相向，甚至拳脚对待——泰龙和他的人马，过去可谓随时准备“战斗”。尤其去年春节，泰龙醉酒后跟一批大学生起了口角，于是派人把其中两个男生斩至重伤，后被警察拘留调查，令其“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送泰龙“最后一程”，在泰龙被杀第二天早上，40多个男女与道士在香格里拉酒店现场进行招魂仪式，众人齐呼“大哥，回来吧！”然后焚衣纸点香离开。8月 19日下午到20日早上，在红殡仪馆灵堂的现场还摆放了写着“泰龙楼”的纸扎六层高大楼，747飞机、法拉利跑车、平治房车、游艇、童男童女等等，而到场祭奠的人，则要经过金属探测器才能进入。

已离开黑道的“郭佬”，目前做了个小老板，他回首自己的黑社会过往，也是感慨万千。“现在做黑社会，赚钱比以前更难，竞争多，警察又看得紧，做老大的，要不就是不断被关监狱关到没了脾气，要不就是被利益冲突的仇家所害。我也是意兴阑珊，收心养性了。”

江湖暗战

在8月20日中午，所有殡仪结束，殡仪车载着泰龙的棺木到尖东地区作最后一次“巡视”。出发之前，一名黑衣大汉突然拿出一个西瓜，站到灵柩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西瓜摔地，瞬间瓜裂汁流——“扔西瓜是指放下恩怨。如果要报仇的话，要扔桃枝。”熟悉规矩的“郭佬”解释道。

不过，无论是警方，还是黑道中人，却在泰龙被杀后立即开始了追查。一方面是警方连续多天在油尖旺属于泰龙及属于泰龙仇家的场地查牌扫荡，高调警告各方不要滋事，另一方面是黑道头目们纷纷被请到警署问话，追寻下手之人。

在红殡仪馆仪式中，水房、胜和、敬义等黑帮的坐馆（龙头老大）和地区头目都到场致祭，警方也趁机出动摄影器材，在现场摄录忙个不停。不过，泰龙这十几年得罪的仇家很多，又涉及不同组织，甚至有新义安内部帮派斗争，于是各种猜疑在所难免。

根据报道，早在泰龙死后当晚，反黑组探员就问赶到现场的门徒：“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做的？”当即就有人回答：“应该是大角嘴那帮人干的！他们想出位！”江湖传言，两个月前，大角嘴一帮同门人马在泰龙地盘上的卡拉OK闹事遭打伤，泰龙拒绝交出打手，双方因而结怨。

不过在警方看来，最大的嫌疑仍然是胜和下属的人马。就在6月，一次同样震动香港的大埔吐露港公路飞车斩人案中，胜和内部展开大厮杀，手段同样是先撞后砍—— 上水区胜和小头目“浩然”先是遭人驾车撞倒及砍伤，几位欲为他报仇的同门，在第二天凌晨本想驱车去报仇，怎知又遭到两车伏击猛撞并砍伤。

在2007年曾被泰龙人马玻璃瓶断大动脉的前胜和四二六红棍“纹身忠”，现在是警察重点追踪的对象。有消息分析，“纹身忠”及胜和一直觊觎尖沙咀夜场这块肥肉，加上泰龙多次砍伤胜和头目，于是精心布局，痛下狠手。

“郭佬”和Dony也在关心追查凶手的消息，但是他们对记者表示，现在香港黑社会像李泰龙这样看上去讲情义、肯担当的角色已经不多，这样的江湖人更多存在于旧香港。在诡秘混浊的香港黑社会，能力强悍、作风刚劲、行事明朗的李泰龙，最终逃不过被追踪、被暗算的命运。

“现在的三合会很散乱，一个头目，譬如红棍就可以带十几到几十个小孩控制一个地盘（的非法生意），与其它社团或其它派系争夺利益，同门人也照砍不误，砍完还可以玩跑路，装无辜，推卸责任，实在不行就找替死鬼咯。”“郭佬”对记者说。

去年9月澳门的“14K差佬文碎尸案”，在逃的香港人“阿Ben”就曾私下找到香港媒体报冤，爆料说该案是由其认识的一个同门（14K）朋友指使泰国杀手办事，然后栽赃到他身上，令他至今在省港澳颠沛流离。另一方面，逃往内地的香港三合会分子也未必好过——香港刑侦人员形容：“在香港，入屋要搜查令，抓人要有根据，控告要走程序，但在内地有点蛛丝马迹公安就可以破门而入，所以内地逃难也逃不脱担惊受怕。”

走出油尖旺

黑社会（三合会）组织几乎贯穿了整个香港的开埠史，很多人看惯了不时见诸报端的黑帮火拼新闻，于是一路以勇斗闻名，历史悠久、常被搬上报章头条的新义安，还被很多人戏称为“老新”。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讨论版面，一些评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老新衰落了……当年的‘五虎十杰’（注：多位前新义安著名的打斗人物）在香港谁人不知？现在死的死，不死的都不出来混了。”

泰龙之死，仿如香港古惑仔街头正面血拼，与警察街头追逐时代的终结。

香港警察历史收藏学会会长林建强形容，大约30年前，随着香港的经济起飞，油尖旺地区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开始增加，这里也成为了现实与电影中黑社会的必争之地。在近年，天水围、元朗等香港新市镇地区由于各种因素，也成为了“治安风险接近深圳”的地区。

“郭佬”说现在还可以在一些地方的屋村公园，看到失学失业的少年在深夜聚集。“足球场、游戏机中心这些地方，是社团收新人的好地方，”他说，对比起过去很多黑社会成员出自下层劳工的情况，现在的街头蛊惑仔，更年轻，更“沙尘白霍（粤语指嚣张放纵）”。

“为什么黑道时不时火拼，警察都不去理会？每次像泰龙这样的人为了争夺收数或者黄色档口利益去派人砍杀，乃至被拘，为什么总是还有下一次？”在大埔地区居住的香港青年林魄希抱怨。根据林的说法，他家附近的学校，某三合会组织已经铺设了一个软性毒品的售卖网，学生磕药，只需要打秘密电话就可以了。

在年轻人谈判火拼的背后，传统中，香港黑道争夺的是色情、赌博、运输、盗版、高利贷与农贸市场中的金钱利益，但是，近年的香港黑社会组织已经学会培养高智商青年，打入金融或国际财团，于是以百万数额计的涉黑经济案件，现在已成为香港警察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付街头暴力，其实难度不大，只要增加治安投入，譬如增加巡街和扫荡力度就可以，”林建强说，“但对于隐蔽的黑色犯罪，或者罪行背后操纵的幕后大哥大，我们更需要证据和耐心。”在香港，只要确认是三合会黑社会活动，就可以冻结充公罪犯的资产，这使警匪之间的“斗法”更趋于地下化。

运用“卧底”侦破黑社会组织，是讲求证据的香港警方反黑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卧底成功地把新义安、胜和、水房、14K等活跃三合会组织的多批头领控告入狱，而今年在香港电视屏幕上演的电视剧中，卧底“Laughing哥”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角色。

为了逃避黑帮仇杀，或者警方追踪，或者经济或生活事务，在1980年代开始，很多香港三合会成员开始进入广东等沿海地区。根据香港本地报纸的归纳，新义安、14K、和安乐、全一志、水房等组织都曾不同程度地在珠三角各大城市设立踞点。

内地有关部门的统计，1990年代广东地区一直上升的绑架勒索案件，有相当一部分经由香港黑社会成员插手；2000年以来，广东警方查获港澳台人员投资及发生违法犯罪活动的娱乐服务场所2万多家。在近十年的香港媒体报道中，三合会当红打手或者过气大佬们在深圳等地现身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

“上世纪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长期研究黑社会的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周心捷形容，黑社会组织正在逐渐“漂白”，而来往于省港澳乃至内地省份的“李泰龙”们，也在高度警惕的眼光中继续他们的黑白生涯。

香港黑社会百年风云

算起来，香港的黑社会发展史至少也有100年了，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开埠初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香港现代法治建设的进步和回归祖国日期的迫近，众多原来的帮派纷纷洗白，竭力在一些合法业务和近乎合法业务中确立垄断权。

开埠时期

在香港，人们通常把黑社会组织统称为“三合会”，因为香港的黑社会大都发源于三合会。但各个帮派的宗旨各不相同。三合会，以前叫做洪门三合会，据说是 1760年在中国成立的著名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在广东地区的一个分支。洪门子弟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作过贡献，近代三合会由于再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维系，已逐渐演变成从事非法活动的集团，以牟取金钱利益。而三合会的英文名“Triad”，是由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根据其名称和旗帜命名的。

19世纪中期是香港黑帮的孕育时期，当时香港开埠，西环和上环一带多为码头，搬运工云集，都是些四肢发达的健硕男子，经常为争夺活计而械斗，打着打着就打出了帮派。有的是老乡会，有的是同业行会。今天不少还活跃在香港社会的帮派，可以追溯到香港开埠时期。

颇有影响的“和字系”帮会，成立于1846年。当时，部分洪门散兵游勇常聚集在香港中环的和记客栈，便以“和“字为记，组成帮会。此后广招社会闲散入会。

1909 年，香港“义勇堂”堂主黑骨仁为了调和各个帮派之间的矛盾，出面召集了香港的第一次“洪门大会”，后决定在各堂口前加上一个“和”字，表示各帮派之间应 “以和为贵”，这样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联合的“和”字派三合会组织。杜琪峰电影《黑社会之以和为贵》开头描述的正是这个故事，尤勇扮演的角色作了如下的表白：小弟黑骨仁，隶属洪门天宝山碧血堂，司职红旗五哥。今日有幸结交各位大哥，斗胆提点意见。我们既然是背井离乡，到这里来无非是求一个财字，所以应该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了摩擦，也应该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非万不得已，不得诉诸武力；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也需指定时日，一决雌雄。无论胜负，绝对不要惊动官府。小弟建议大家跟随洪门的规矩和仪式，让每一个堂口的会员都有所依循，不再是乌合之众。既是洪门兄弟，应该以和为贵。我们应该在每个堂口的名称上，都加上一个和字。

1866年，说福佬话的潮汕人成立了“万安帮”，1919年，“万安帮”内部分裂，部分成员自组“义安帮”，1921年以“义安工商总会”的名义向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注册。

“和” 字头帮会有30多个堂口，活动范围包括整个港九地区。其中，以“和安乐”、“和胜和”、“和合桃”最为活跃。“和安乐”是“和”字派的第一大帮，它的前身是“安乐堂”，早期成员多数为茶楼酒馆、熟食摊档的从业人员。因其总部曾设在九龙安乐汽水厂，又被称为“水房”或“汽水房”。“和合桃”，原称“和合图”，成立于1886年，是香港现有的最老牌的三合会组织之一。

当时的香港警力单薄，对这些帮派争斗不闻不问，除非是打出人命。成龙的电影《A计划》和《A计划续集》中，对那个时期的香港警察队伍有过负面的描述。

二十世纪中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取缔所有“会道门”，孤悬海外的香港成了三合会成员理想的外迁目的地。如“洪门忠义会”是1949年后才进入香港的。 1949年10月，解放军占领广州，会中兄弟拒绝武装抵抗，会首葛肇煌潜入香港重组“洪门忠义会”。为掩人耳目，他以原会址西关宝华路14号为名，自称 “14号”。以“洪发山、忠义堂、珠江水、白云香”作山头诀，将洪门原宗旨“反清复明”改为“反共复国”，其支派直接以蒋介石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堆”进行活动。之后，“14号”又被称为“14K”。

已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一些帮派经过百年发展，也出现了分化组合。“和胜和”是在1930年从“和合图”中分离出来的，是“和”字派中仅次于“和安乐”的第二大帮。 1947年，“义安工商总会”因为从事黑社会活动，被港英当局取消了社团注册，国名党将领出身的“龙头”向前，将组织改名为新安公司及其分支“永安公司”，这就是今天的 “新义安”。

和字系、14K、新义安是香港最有势力的“社团”。

1956 年香港发生“九龙暴动”，14K等社团成员参与了搜掠和抢夺。暴乱之后，警方对三合会组织打击逐渐加大，各帮派活动明显收敛。但三合会问题在60年代到 70年代又变得严重起来。主要是警匪勾结，三合会组织控制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如果发生拐骗等事件，警方会召集各个帮派头目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警方也会协同地方帮派头目来控制地盘。到了1974年，由于廉政公署的建立，警方的腐败活动得到抑制，很多帮派才转为地下交易。

1940年，一个年仅20岁，带着潮汕口音的内地新移民走进香港警察招募处，成为香港警队的一分子。数十年后，他的职位仅次于英籍总警司，成为那个香港警黑勾结时代的代表。以他当时的身价，足以收购大半个九龙。他的名字叫吕乐。

1991 年，一部以他的传奇经历为蓝本的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上映，成为90年代香港电影的扛鼎之作。《雷洛传》的制片之一向华强是吕乐的同乡，并且还有点亲戚关系。据说这也是吕乐最终同意永盛公司拍摄他个人传记的原因。今年香港导演王晶拍摄的《金钱帝国》，也是以吕乐故事为蓝本。

与《雷洛传》同年上映的还有《跛豪》。1962年，中国大饥荒催生了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在浩浩荡荡的偷渡大军中，有一名日后声名显赫的年轻人叫吴锡豪。到香港之后，他投身于当时很受欢迎的民间博彩业——字花。所谓字花，其实是一种不太公正的彩票。吴锡豪的字花生意在与强大对手马氏兄弟的竞争中江河日下，对金钱的渴求让他不得不投身于一个更刺激的事业当中—跳灰，即为贩毒。

许多评论人士都称：香港黑帮电影中最具史诗相的莫过于《跛豪》，导演潘文杰以扎实的叙事风格拍出了这部具有传记性质的影片，影片再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风貌。

80年代后

“14K” 从80年代起，江湖地位便不断受到挑战。“新义安”、“和胜和”等新势力人马倍增，在各区与14K发生磨擦。据香港警方估计，目前14K会众介乎12万至 20万人，共36“堆”，分布港九各地。但大部分“堆”其实都已老化式微，名存实亡。在江湖上仍然活跃及拥有一定实力的，就只有6个字堆。

新义安发展迅猛，成为三合会中的“寡头”，并在1980、1990年代控制了香港的电影业。不过近年来由于两岸反黑组织的联合打击，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范围被急剧缩小，因此赚钱也不再容易，这样各帮派头目的争夺斗争就不像以前那样激烈。

香港黑社会各帮派经营的行当，大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既有较固定的地盘和区域，又进行行业垄断。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高科技的推广应用以及警方“扫黑”力度加大，各帮派不仅在经营范围上不断扩大，而且经营方式、方法也不断更新变化，更加隐蔽、智能和现代化。

黑社会各帮派主要垄断着卖淫和色情电影、录影带、影碟及刊物等。大多数低级夜总会、按摩院、一凤楼、桑纳浴以及提供卖淫场所的公寓和俗称的“鱼蛋档”等色情场所，都被帮会所控制，但提供资金及组织者，常以几个中间人来掩饰身份，很难查证背后主谋。

各帮派也都参与贩毒，并且以此作为帮会收入的重要项目。其中既有国际贩毒也有街头贩毒。此外，帮会组织涉及犯罪的敛财手段还有放高利贷、走私、诈骗、赌博以及收保护费等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香港现代法治建设的进步和回归祖国日期的迫近，众多帮派组织纷纷用聚敛的金钱收购合法企业以及投资各类生意业务，并竭力在一些合法业务和近乎合法业务中确立垄断权。当然，一些新集团要在一些新行业中取得垄断权，不仅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还常伴有一连串的帮派火并。

建筑装修业、运输业、饮食业和娱乐业都是他们乐于从事的行业。其中最为大陆人熟悉的，可能就是与新义安社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向氏兄弟了，向氏旗下的永盛、中国星、一百年等电影制作公司，曾出品过多部为大陆观众熟知的电影。在《赌神》系列和《赌侠》中饰演的高手“龙五”的，就是永盛老板向华强。

这也应该是香港三合会成功上岸的典型—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秘密的民间结社能发挥的作用和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了。香港归回后，香港黑帮题材的电影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电影中的大佬，想洗白上岸了，如刘德华、张学友主演的《江湖》。有意思的是，这部在意识形态上小心翼翼、企图进军内地市场的影片，最后却未能在内地上映。

香港黑帮电影：审美化的江湖

早期的香港黑帮片与武侠片颇为相似。其区别只在于武侠片是借用历史的朦胧把暴力、性爱等商业元素包裹起来，用遥远幽深的时间长廊来遮蔽特殊题材对现状的影射；而香港黑帮片则是以一个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边缘空间来容纳这种暴力和性爱，其中饱含着对现实的隐喻。

周润发由于在《英雄本色》中的出色表演，使他成为当时黑帮题材影片中扮演大哥的不二人选。以《英雄本色》、《监狱风云》为代表的“黑帮英雄片”，是黑社会电影的古典时代。电影主人公虽然经历坎坷，但却一诺千金、豪情盖天，用源源不绝的子弹来解决恩仇。

有人说，吴宇森拍黑帮电影像李白写诗——肆意汪洋，一泻千里。慢镜头、教堂、白鸽，所有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子弹笼罩下给观众营造了一个金庸式的江湖世界。吴宇森解读黑帮题材的方式，对香港黑帮电影影响深远，一时间义气泛滥了整个江湖。

除了枪战以外，香港电影人又从现实中找到了其他可以扩展的娱乐元素。比如在全世界别无分店的“黑帮赌片”。代表作品很多，《赌神》、《赌侠》、《赌圣》、《赌霸》……只要能想到的关于赌的后缀修饰词，香港电影人都想到了。香港电影人进一步在黑社会的现实范畴上加以神化，比如千变万化的赌计，甚至引入了异能人士，开启了黑帮造神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惑仔》系列是突破之作，它让香港黑帮从天上落回地上。不过虽然贵为旧式黑社会电影的巅峰之作，但《古惑仔》还是没有跳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框框。这一系列给人留下最大印象的恐怕仅仅是陈浩南和山鸡漫画英雄般的街头械斗，以及兄弟间的情和义。《古惑仔》只是一个成人童话式的热血江湖而已。

这些所谓的黑帮片，更多是编导借题发挥以抒发个人浪漫情怀的产物，个人英雄主义在诸如“吴宇森系列”、“林岭东系列”等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这种一个坏人对更坏的人进行道德审判的黑帮电影时代很快过去，近年来，黑帮电影开始挟带着政治批判、艺术追求、人生哲理等纷繁的主题，进入到了描摹人性的深度。

杜琪峰的《枪火》是一个经典。影片剧情很简单：黑帮大佬遭人追杀，找来5个保镖追查，最终找出幕后黑手，顺利完成任务，保镖之一阿信与大嫂偷情，5人面临抉择。这部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大量的留白，极少涉足血腥暴力场面，更多是让人思考黑社会的组织管理与权力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

杜琪峰后来拍摄的《黑社会》系列对于黑帮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是：“政府把我们黑社会当作是尿壶，尿急的时候想着你，需要你，尿完了就嫌你臭，嫌你污染空气，想着要治你。”

这些香港黑帮片极大地增加了黑帮电影的批判现实力度。就像世界不可能只有白天一样，黑社会仍然有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可能灭绝。就像在《无间道2》里黄秋生说的：“别搞事，我们就不抓你。”政府能做的是与他们合作和制衡，不让一家独大，多个黑帮形成内耗，在打压和维持秩序中寻找平衡点。

“重庆打黑”的幕后

李泰龙被杀，显示了香港黑社会的困境，而内地的涉黑势力日子也不好过，在重庆掀起特大打黑风暴中， 14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被摧毁，19名黑老大被抓，一名前市公安局副局长落马。重庆除黑揭开了中国内地涉黑组织区别于香港的基本形态，没有保护伞，黑组织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

　　这位当年的执法者如今却涉嫌涉黑而落马。 摄影·小米

　　全民打黑：法学教授被盘查

　　领导把王力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知道谁的事赶紧去公安局举报，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王力是重庆某高校的法学教授，国内最早研究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的专家之一，曾经多次深入新疆、深圳、广州等地与当地涉黑团体亲密接触。他偶尔也会和一些“问题人士”打交道，因此，在重庆的打黑风暴中，很自然地被领导认为是一个“知情者”。

　　“当时吓了一跳。”当回过头来看到重庆市公安局还于6月25日向市民发出公开信，王力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9年6月，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同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向市民发出公开信，呼吁市民“积极行动，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公开信印制了20万份，并第一时间发送。与此同时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封信以及足够资费的邮票也被送达市民手中。

　　公开信承诺，将依法严格为检举、揭发者保密。还破天荒地提出，在提供涉黑线索时，市民可以“直接约见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在接到预约要求后，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将及时安排时间与您面谈”。

　　打黑宣传工作被逐片逐人落实，每一个辖区派出所、片区民警都被安排负责一个区域，在送达公开信的同时也得向市民讲解如何向警方提供打黑线索。重庆市较场口街道一位社区民警回忆说，这是他从警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经历，即便是在奥运等重大事件前夕也没有如此声势浩大。

　　无论是大学教授、企业家、医生、警察、街道办人员凡是被预设为“知情者”逐一谈话，要求知情必报。王力教授说：这次重庆的除黑行动，其声势之浩大，参与人之众多前所未有。大量人员（包括我自己）被谈话盘查。除黑已经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所有的责任，而更像是一个“全民运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发动群众，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这是我们多年来惯有的做法。

“强强”联手：红黑生死恋

　　此次扫黑行动中，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和原重庆市公安副局长文强的落马，掀开了警界与黑恶势力勾结谋取非法利益的盖子。

　　“他们展现了现实社会中黑社会的基本形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保护伞，黑社会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王力说，“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它本身是‘经济动物’，它本质是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黎强被捕之前，早有内部人士给其透风，让其“避避风头”。但黎强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自己可以摆得平，因而放松警惕。在被捕后，仍有不少人向黎强的手机发送短消息建议他离开重庆，经重庆警方证实，其中就有公安机关内部人员。

　　黎强在重庆可谓有头有脸的人物，头上顶着多重光环、事发前曾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常委，巴南区总商会（工商联）会长，并被称作“巴南第二富商”。其经营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涉足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驾驶培训、汽车租赁、汽车维修等行业。据内情人士介绍2007年黎强为争夺一客运线路的运营权曾和竞争方大打出手，事后通过文强摆平，可谓“强强联合”。

　　文强，一名出生于1955年12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有着“袍哥”特有的江湖气质，喜欢交朋结友，很义气。据知情人士介绍，1990年代初期，文强尚在巴县任职时就和一些“社会人士”有所来往，和黎强的结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强哥”也在这个时候被叫响。

　　除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外，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文强在系统内一度是个英雄般的人物。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也正是在2000年张君案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坊间流传说，2000年在主办张君案时，上面就放言：不拿下张君就拿下文强。重庆司法局一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2000年10月2日，白云湖赌场被查，再次暴露出文强问题。

　　1999年下半年，重庆著名的“黑老大”王渝男等8位股东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为寻求保护，他们先后“搞定”了赌场所在的镇派出所所长冉勇、治安总队队长李虹等人。

　　“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上百万的现金和近百辆车，当时文强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知情人透露，李虹由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白云湖赌场”实则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当外界非议传来，文强时常这样回应：公安办案也得要几个线人，我们必须要和线人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和涉黑人员接触，一些区县公安局长、队长甚至普通民警大量卷入。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一个畸形的怪圈。王力说：从黎强、文强案你不难发现，部分成型的黑社会组织与保护伞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情况并非重庆一地独有，河北杨树宽、浙江温岭张畏，辽宁刘涌、福州陈凯都走着和重庆黎强同样的道路。

　　“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社会，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如亲属、同事、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社会;有的官员，则靠着黑社会的钱往上爬，比如买官。随着他的升迁，周围聚的集团，利益越来越多，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而过去的团伙，随着他升迁，发展越来越大，也逐渐形成了黑社会。”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就是黑社会成长迅速，并有条件迅速集聚资本，增强实力，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从过去暴力为主，转向以更高层次的经济犯罪为主，治安案件反而大为减少，但危害性更大，更深层次危害社会肌体。”

　　“中国除黑应该是一个长期性任务。现行的社会体制给予了黑社会滋生的土壤，要想有效地遏制，必须多面出击，从制度上加以控制，比如用人制度，如何任免官员，再则需要形成健全的法律条文，严厉执法。”王力认为，除黑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斩断“红黑恋”，那么除黑必将只是反复。

　　“除黑”收网，“换血”开始

　　据称真正点燃“除黑引信”的是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当时出租车司机诉求称，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重庆市政府要求主城区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降低50元“板板钱”。但在一些涉黑的出租车经营公司，该项措施却受到强力阻挠。

　　而在今年对于“7字头”公交收归为国有的过程中，“民营公交公司”要价达1亿多元，导致政府收购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样屡遭政令不通甚至暴力对抗的情况之下，重庆主政者薄熙来才决定让声名远扬的“除黑英雄”王立军启动25年来重庆最大打击暴力犯罪、打黑除恶、缉枪制爆专项整治行动。在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重庆公安民警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9512人。

　　出租车司机张永刚对于“重庆除黑行动”最切实的感受是生意明显的差了。“以前一天可以跑三百多的，现在只有一百多点。除黑把那些‘小混混’都吓到了，躲在屋里头不敢出来耍了。”

　　张永刚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北锫区人，在重庆跑车已经整整5年时间，出租车行业经历的种种压榨与变动他都深有体会。2008年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在他看来是不得不有的反抗，出租车行业早在多年前就被转卖给私人经营，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官商勾结，我们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张永刚说。虽然打黑影响了生意，但张永刚很乐意，“现在总要安全多了。”

　　在此次打黑行动中，大量公安人员被发现与黑有染，记者从公安内部人士了解到，发起打击打击之前，公安内部就开始自查，“打黑除恶办”要求，凡是内部问题人士应主动向上反映自己或者他人问题，否则后果自付。

　　而有关具体的抓捕行动实施除“打黑除恶办”几位核心成员知道外，其余人员不到执行时一概不知。有关除黑的消息统一由官方发布，除官方指定发布媒体外，重庆公安几乎不接受采访。

　　记者曾试图联系一位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他无奈地说，非常时期不能乱说，公安内部规定“不过问，不打听，不传言”。

　　除黑收网工作依然在进行中，但公安系统“换血”却已经开始。据重庆人事网显示，重庆市公安局正公开招募300名基层警员。这样的招聘规模是罕有的，记者致电重庆市公安局宣传处就“300警员招募”进行采访，对方否认与除黑有关，称是正常的人员补充。

　　不过，王力教授认为，“这是除黑之后的公安系统换血行动。”这必将导致重庆整个官场格局的变化。　　

黑社会正在漂白

现在黑社会犯罪性质也有所改变，原先是低层次的运作，像走私手表，而且暴力性强，现在港澳台黑社会来内地多数“求财”，很多是做正常生意的，涉及的金额大了，暴力少了。

访谈对象

周心捷 广东警察学院刑事侦查学副教授，曾主持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研究。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香港的黑社会起源于旧时的民间秘密组织。您过去也研究过中国的秘密社会，黑社会与秘密社会有怎样的联系？

周心捷（以下简称周）：黑社会跟白社会是相对的。白社会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黑社会指一种地下的社会。一个县城，只有一个公安局、一个检察院、一个法院，但有些人弄个黑社会，就可以自己设“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去干预社会秩序。

南：香港黑社会算不算传承以前中国秘密社会特性最多的？

周：清朝我国南方数省及海外华侨中活跃着一个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其名取意为“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会内则通称洪门三合会，根据清代的档案资料记载,天地会起源于福建省的漳州地区。完全有证据显示，香港黑社会主要是从广东传过去的，广东又可以追溯到福建。

在香港，法律层面上没有“黑社会”的说法，他们叫三合会，香港O记叫有组织罪案三合会调查科。三合会，并不是特指某个组织。现在香港、澳门的很多黑社会组织名字都一样，比如“新义安”、“胜和”等，实质上只是一个符号。例如同样一个“水房”，里面派系也不同，1996年到1998年，澳门的“水房”组织还对抗了香港的“水房”跟“胜和”。香港的黑社会组织，有些小到我们不可想象，就三五个人。

在中国内地，“五五三”是恶势力的标准，就是说五起案件里三起是刑事案件，而且必须要有五个人以上。从这个定义说来，恶势力还不是黑社会，比黑社会差一点。内地“黑社会”的定性是法律层面的。公安部门打击恶势力不需要跟检察机关、法院沟通，但打击黑社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报纸上写“广州又打掉了一个黑社会”，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南：香港黑社会在内地举行一些组织仪式，譬如成员烧纸升迁，内地警方一般如何处理？

周：有时候境外的社团要来内地搞生日聚会，或者黑社会一些老大死后到故乡埋葬，有些会搞一些比较大的送葬仪式，内地警方也会严密监控，尽量把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1900 年，广东就有全国首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判例，有六个人到深圳搞职位升迁仪式，他们从草鞋四九仔升级到红棍，回香港时，其中五人被内地警方抓获并判刑。全国的高检、高院都参与了这个案例。当时有个规定，香港三合会组织来内地发展黑社会要被判刑，高级的成员过来更是要被惩处。

南：广东黑社会组织有何特点？

周：在广东，黑社会类型是多层次的：有来自境外的，也有非常简单的模仿复制，喝个血酒，斩个鸡头，弄一个名号。来自境外势力的黑社会组织也分几种，有些来扩展势力，有些为投资服务业。

南：从趋势上说，境外黑社会组织向中国内地的渗透呈现何种状态？

周：1981 年，我们在深圳的沙头角发现了4个“入口”的黑社会组织，到1990年代这个数字是29。不过，一般到内地的黑社会成员，包括一些三合会组织的龙头老大，很多不是来犯罪的，是入境观光、探亲、消费、旅游的，内地警方掌握着他们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他们是来搞社团活动的话，内地警方也会知道。

南：这种人员出入是否增加罪案发生风险？

周：港澳黑社会在内地犯罪率，到1990年代中下期，也就是香港回归到澳门回归前后已经在下降，这跟警方不同阶段加大工作力度有关。

1983年，新中国第一例蒙面抢劫银行案件，就是香港黑社会“水房”的歹徒干的，这个歹徒后来在“严打”中被枪毙。

现在黑社会犯罪性质已有所改变，原先是低层次的运作，像走私手表，而且暴力性强，现在港澳台黑社会来内地多数是“求财”，很多是做正常生意的，涉及的金额大了，暴力少了。

在 1990年代初，公安部久提出，内地警方对境外的黑社会分子，有三大原则：第一个是不得入境发展组织，一经发现坚决取缔；第二是不能将内地作为避风港。台湾很多黑社会犯案分子在台犯案后，会利用两地的司法隔阂，把内地当作避风港躲避；第三个原则是，不准到内地来进行刑事犯罪。

南：对黑社会的打击，内地和香港在手法上有什么不同？

周：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就是广东、福建、重庆之间也有大同小异之处。香港方面的情报做得非常好，他们在1956年就专门有反黑组，更专业。在内地，类似的犯罪我们以前叫流氓罪，1997年修订《刑法》后才有聚众斗殴等罪名的区分。内地与香港都是不断走向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