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精能生孩子吗？”----正常的“非正常”人群
文章来源: 华商晨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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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 本报记者 詹明雷 摄 背景 一次鲜为人知的见面会 “吞精能生孩子吗？”
7月24日，在张北川与沈阳同性恋者的见面会上，一位二十出头的男孩看起来极其认真地问。
张北川，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政策组)委员，对同性恋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国际最高奖“马丁奖”。张北川此次来沈的目的是进行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在沈期间除了和同性恋者见面外，还要对与会者进行尿检。从1998年开始，这个命名为“朋友”的健康干预项目陆续地选择了国内同性恋人群活跃的十几个城市，沈阳始终是其中之一。
7月24日的见面会是在沈阳北站附近某酒店6楼会议室举行的。开会前，来自青岛、西安、哈尔滨、沈阳的同性恋志愿者组织负责人一直在张北川的房间里等待张的到来。“来了大约100多人，现在还剩86人，可以开会了。”沈阳同性恋志愿者负责人唐广隶告诉张北川。
记者注意到，会场出双入对的多为同性，他们相互熟稔地打着招呼。 “很高兴和沈阳的朋友见面，我愿意回答朋友们的任何问题。”
张北川话音刚落，一个男孩提出了文章开头的问题，闻听此言，第一排一个躺在朋友怀里的女孩大笑着坐起身来。
张北川回答问题的声音在与会者的谈笑中显得那样微弱，唐广隶提醒几次无效后，音响师调高了麦克的音量。
“HIV尿液检测的是蛋白质还是RNA？作为筛查手段是否假阴性高，敏感度低？”
“我以前从来未使用‘避孕套’，也没有得病，最近使用却觉得对性伴侣不信任，是否对双方感情有影响？”
“据中国近期人口普查，中国新生人口中男童和女童的比例为130∶100。有学者认为这些新生人口成年后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有人认为届时男同性恋者的社会认同会有很大提高，想问张老师对此事的看法。”
两个多小时里，形形色色的问题抛向张北川。
会议结束后，在张北川教授的帮助下，沈阳同性恋者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唐广隶犹豫着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随后，从7月24日到8月2日，记者和包括唐广隶在内的沈阳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同性恋者进行了10天深入但艰难的接触。
A 肯定与否定： 同性恋者自我认同中的挣扎
“我不希望你把这个人群写得太好，因为那不真实。”8月1日凌晨，张诺走出中街附近一家咖啡馆时，回头说。
不谈———电话谈———见面谈———改日谈，四五天后，他再次同意见面，但前提是，唐广隶必须在场———与张诺见面颇费了番周折。
见到张诺时，他刚刚和客户喝过酒，但是很明显，酒精在谈话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作为一个公司的区域经理，张诺有很强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能力，在开始的一个多小时里，张诺一直嘻嘻哈哈地谈着不相干的事。
有意思的是，唐广隶和张诺是很好的朋友，竟也不知道张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年龄。
十点过后，咖啡馆里的灯光更加昏暗，邻桌人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让张诺产生了些许的信任，在吐出烟雾的掩映下，张诺终于“言归正传”。
“高中对我来说是场噩梦，每天不停地在肯定自己、否定自己” “这种感觉好像是天生的。”嘻嘻哈哈的表情从张诺脸上消失了。
“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喜欢和小男孩玩，但那时无法准确地给自己归类。上了初中，渐渐意识到自己跟平常人不一样了。那时还小，主要是玩，很快就过去了。”张诺说完，靠在椅背上不再出声。
记者：再大些呢？ 张诺：上高中的时候……(沉默了一分钟)有点太隐私了吧，高中翻过去吧。 记者：父母对你的事有察觉吗？
张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身边的朋友也都不知道。 记者：圈内人(同性恋者)呢？
张诺：我几乎没去过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所以知道的人极少。
记者：那么，我想你能讲这些事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你至少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倾听者……
张诺：(沉默)好吧，我和你聊聊吧。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谈恋爱，但我对女生没兴趣。我喜欢一个隔壁班的班主任，他当时教我化学。
记者：他不知道吧？ 张诺：我们这种人的恋爱都是从单恋开始的。 记者：后来怎么样了？
张诺：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也是这样的人。 记者：当时是什么感觉？高兴？ 张诺：我就开始躲他。 记者：为什么？
张诺：我想，如果我能发现他是这样的人，别人也能发现，如果我和他接近…… 记者：你是说你担心别人就会认为你也是这样的人？
张诺：是，上学时的心态就是这样的，藏得很深。 记者：自己明明喜欢他又得躲着他，很难受吧。
张诺：不，从知道他是以后，我打心眼里讨厌他。 记者：这样看来，你还是觉得这种性取向是不对的。
张诺：是的。高中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初中时很多感觉还是朦胧的，到了高中就很清醒自己的状况了，每天总是不停地在肯定自己、否定自己，今天往左想，明天往右想。那时候心里不合群，和周围的很多东西都格格不入，还得伪装自己、掩饰自己，大家的兴趣爱好都向东，就我向西，但还要装作向东的样子，又始终在自责。
记者：想过没想过，如果让别人知道了，究竟能怎么样？ 张诺：那时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记者：想出结果了吗？
张诺：想来想去，就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有一天你发现任何一个类你都归不进去，你是个另类，是个特例，一下子就会觉得：完了，我是有毛病的”
记者：你说自己不合群，可是，性在高中时期在人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毕竟不是很大，会对其他方面造成那么多影响吗？
张诺：在成长期，自己觉得这方面跟正常人不一样就是错的，就不停地否定自己。异性恋在上学期间都是不对的，更何况我？
记者：是不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时，产生了心理障碍，所以对自己的其他方面也常常否定？ 张诺：是，经常为小事自责。
记者：举个例子。
张诺：没有……(沉默，摇了摇头)真的没有。这些小事该忘的都忘了……我对高中时期的事，没有太多印象了。说实话，我已经下意识地把那一段在头脑里删掉了，我不喜欢也不想回忆。
唐广隶：我插句话……我是个比较善谈的人，但也从没跟任何人谈过我的高中时期，高中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噩梦，很痛苦。
张诺：当时心理障碍很重，这种心理影响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总觉得自己是个特例，而且也没有看到过媒体的科学宣传。从小，大人们往往喜欢把孩子归个类，是聪明的还是活泼的等等。但是，当有一天你发现周围的任何一个类你都归不进去，你是个另类，是个特例，一下子就会觉得：完了，我是有毛病的！就想尝试改变自己，把这种“不正常”变为“正常”，但这种努力反而更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所以，高中的时候，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下，但是还必须得活下去，又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受。为了掩饰，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要做得比别人更过一些，比如，有意谈论女生，甚至装得比别的男生还要懂。高中接触的圈子太小，不可能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刚上大学时我曾想过去看心理医生，让个权威的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记者：现在还这么想吗？
张诺：一样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自保是首要的。我没有男朋友，一个都没有过，但我自己已经认可自己了，我本身就这样，我这辈子改不了了，第一不能为别人改，第二不能为自己改。
张诺和唐广隶此前的最后一次联系缘于一个共同困扰着他们的问题，家里对结婚的催促。春节期间，被逼得没有办法的张诺，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请求唐广隶为他介绍一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演出一场名义上的婚姻。
“以前和现在都有很多女孩子追我，但我不会和正常的女孩结婚，那是在坑人家。”张诺最后无奈地表示，“而且，我也不可能幻想家里人知道后理解我。”
B 活跃的与隐藏的： 沈阳同性恋的“社会构成”
张诺的青春期在这个人群中具有标本意义，同时，他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同性恋者中最难接近的一种人，是人们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同性恋人群的一个临界点：年龄在三十左右，虽然对性取向的自我认同已经完成，但仍保留着青春期心理障碍的阴影，不在圈内抛头露面，只对几个极其信任的圈内朋友袒露心声。比他们年龄小的，成长期社会愈加宽容，自我认同越来越容易；比他们年龄大的，自我认同普遍较差，为生活和婚姻所束缚，并随之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唐广隶说，人们对同性恋的直观印象、偏见主要来自较为活跃的一些人表现，其他的几万人或是十几万人分散在我们身边，藏而不露。同性恋人群是个多元化的圈子，所谓正常社会的一切，他们都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和外界共同编织的茧里，生活得异常艰难。
“同性恋人群不会因社会的宽容而增多，也不会因为公众对他们的苛刻而减少”
“按占成年男性人口总数的3％算，沈阳同性恋者在10到15万之间，这个数字不包括外来人口、女性同性恋者。”张北川推断出沈阳同性恋者人群的规模。“这只是基数，实际人数还要多。”唐广隶等人肯定了这个推断。
张北川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对于同性恋者的处境，我这有一组数字，你们自己判断：中国同性恋人群中男女比例2：1，33.9％的同性恋者有过自杀念头，13.7％的同性恋者有过自杀行为；迫于压力，我国同性恋者中男同性恋者约1/3已婚，女同性恋者大部分已婚。”
随即，张北川对同性恋人群给出了盖棺论定式的结论：“同性恋人群不会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宽容而增多，同样也不会因为公众对他们的苛刻而减少，在任何环境下同性恋者都有恒定比例的人数。”
“人们对同性恋的直观印象、偏见主要来自于一些较活跃的人，其他几万人分散在我们身边藏而不露”
通过10天的接触，我们大体了解了沈阳同性恋人群中相对活跃、“喜欢扎堆”的人多数聚集在某些小型露天场所、酒吧、浴池、公厕。这些场所附近的居民往往已不再将它们视为公共场所，在短时期内，互不打扰、相安无事；但，凡在此驻足的人往往会招来“正常人”复杂眼光的审视。
体育场在沈阳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在年龄大点的沈阳同性恋人群中更是如此。几年前，这里除了吸引各式球迷外，每天晚上附近的胡同里，都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唐广隶对此印象很深：“那时，每天晚上都有几千人在此活动。”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同性恋酒吧，沈阳和一些大型城市一样也曾有过几个很红火的同性恋酒吧，但由于沈阳经济水平和文化氛围的限制，沈阳的同性恋酒吧相继关门，“走到哪哪黄，光舞厅就跳黄了好几家。”唐广隶说。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近年来，沈阳同性恋者的活动场所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比较落后。目前，沈阳同性恋者公开活动的场所除了个别酒吧，主要集中在一些浴池和公厕。
唐广隶介绍，不管是公开还是半公开的场所，来的都是这个圈子里的活跃分子，人数在几千人到一万人，他们是浮出水面上的一群人，在圈子里是互相熟悉的。人们对同性恋的直观印象、偏见主要来自于这里面一些人的表现，其他的几万人或是十几万人分散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藏而不露。
C 误解与真相：对同性恋的认识偏差
圈内或圈外的掖掖藏藏中，产生了一个让同性恋自己都害怕、危及生命的问题———疾病，特别是当“艾滋病”和“同性恋”两个词语频频同时出现时，同性恋者更加不敢露面。张北川对此的评价是：“缺乏对这个群体的客观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进程。”关于同性恋者潜在的健康问题，记者和张北川有了下面的对话。
“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不是病态” 记者：据说有刊物介绍治疗同性恋的疗法。
张北川：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不是病态，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同性恋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
记者：在会上有人提出变性的问题，是不是很多同性恋者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张北川：同性恋是在认同自己性别的前提下，对同性产生的爱恋，他们没有改变自己性别的意愿，也并非全部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很多人认为有变性心理的人是同性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中国现今，不排除有人为了向世俗妥协而采取变性的手段。
“并不是说是同性恋者就一定会感染艾滋病”
记者：人们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相提并论是有原因的，1989年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
张北川：同性恋者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但是这并不是说是同性恋者就一定会感染艾滋病，很多异性恋者同样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取决于他(她)是否有不洁的性行为。但这些年，没有多少人科学地正视这个问题。
记者：昨天的见面会让我们很失望。
张北川：我可以理解，我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在云南，这种活动是由政府部门出面在疾控中心的会议室里进行的，当时有公安厅的人在场，主要是防止不怀好意的人恶意干扰。
记者：沈阳的见面会是谁出面组织的？ 张北川：同性恋志愿者小组负责租的场地，费用是由我提供的。
记者：我们请了相关部门的人员吗？ 张北川：我听说请了，他们没来，原因是什么我还不清楚。
记者：现场的一些问题表明了他们染病几率是极高的。
张北川：实际上这些人做检测是最需要的，他们需要获得知识，但他们占领知识的资源又非常少。所以我最直白地告诉他们，你们要防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安全套。
“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完全实事求是” 记者：请您表述一下他们现在的境遇。
张北川：少有媒体在传达正确的声音。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常因自己的性取向被敲诈，常被逼成婚，造成自己和家人终生痛苦；而同性恋志愿者在工作中，常常受到刁难，比如经费被截留。这有一封一位同性恋者自杀前写给我的信：“像我们这种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自杀前，他捐了1000元钱给我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记者：无论是大众影视还是学者文章，人们现在并未回避这个问题。 张北川：那我可以明确地说，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完全实事求是。
(文中除张北川外均为化名，明日请继续关注本文下半部分) 本报记者 尹晓晖 段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