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者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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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江的“反诗”说文字狱

(2017-12-12 20:24:18) 下一个


  宋江在杀阎婆惜后,通过运动官司已经被从轻发落,刺配江州。他最终被判处斩首而被晁盖等人劫了法场,上了梁山的根本原因是浔阳江头题写反诗。蔡九知府等人判处其斩首并未涉及到前罪,——杀阎已被处罚,看来一事不二理之原则当时似乎也有。那么单就题写反诗这一情节,宋江是因言获罪,他遭遇到典型的“文字狱”。历史上宋江因为“文字狱”而上梁山的到底是否为事实,今已难以考证,宋代的《宣和遗事》已有《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那么宋江获罪是因为“杀阎”还是“题诗”呢?而《水浒》中已经把两个情节完全分开,历史上读书人因言获罪的事例举不胜举,因此施公将此情节作为宋江最终落草的直接原因,是很有典型性的。

  我们今天将宋江的一首《西江月》,一首七绝来做文本分析,这无非是一个有抱负的能吏,遭遇人生的打击,发泄满腹牢骚和怨恨,表示了对社会不满,对他曾效忠的大宋王朝不满,但罪不致死。这要是在西方国家,完完全全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两首诗词还不如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起开”那样直白。《西江月》前六句叙述自己空有权谋、壮志不酬而虎落平阳的境遇。后两句是在发泄不满,可是“报怨仇”和“血染”没有特指,不是说要杀掉大宋皇帝取而代之,也不是说要杀死江州的官员。他说的“血染”无非是对自己流配所表达的愤怒之情,就像某些妄人受了欺负,不服气地说:“老子将来发达了,将你们全部杀掉”一样。宋江没有“血染浔阳江口”的任何行动,包括纠集团伙、准备武器等等,完全是酒后思想的流露,但思想怎能有罪?“敢笑黄巢不丈夫”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用典。也许可以说宋江佩服犯贼黄巢,有学习黄巢的意愿,但也仅仅是意愿而已,据此就判定宋江要推翻现政权,要行凶杀人完全是凭判案官员的主观意志的陷害。

  宋代的文字狱不若明代残酷,因此蔡九当初并不当回事,“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当黄文炳将宋江和童谣联系起来,昏庸的蔡九才警觉起来。立功心切的他管宋江有没有犯罪的事实,本知府说你犯罪你就是犯罪。那个时代,王朝鼓励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司法惯例。这种惯例促使大小官吏为了立功为了升迁,千方百计地找百姓谋反的种种迹象,然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扼杀”的手法是否合法是否人道就不重要了。这种“陷民于罪”的做法往往结果是“驱民为寇”。因而我们看到在将宋江打入死牢前,不需要官方举证,用刑讯逼供,让其承认自己写反诗就够了。在这场官司里面,蔡九既是法官,也是公诉人,宋江没有任何可以申辩的机会。在将宋江斩首的犯由牌上写道:“江州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连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律斩。”吟反诗获罪是文字狱,妄连妖言是主观臆断,京城的小孩唱歌谣说一个叫宋江的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关我鸟事?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故意散布的。如果照这个逻辑,我编一个歌谣,说什么“草下大祭祀,身居在东京;门徒遍天下,要扛赵家鼎。”里面暗含着蔡京篡位的意思,让孩子们传唱,是不是得将蔡京砍头?这种“妄连”不是宋江本人,正是蔡九等人。至于和梁山强寇结连,是戴宗传假信事发后的事情,可在此之前,宋江已进了死囚牢。

  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社会中,言论的禁锢是越来越紧,文字狱也越来越严酷。而且在一个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论越是自由。汉代的史马迁因给李陵说情被割掉睾丸,将性欲转变为创作欲望,愤而做《史记》,里面有许多对汉高祖和汉武帝不恭敬的言语,而且对高祖的死对头项羽评价很高;李隆基爬灰,搞了自己的儿媳妇杨太真,这可是大唐王朝的A级国家机密,可白居易那厮竟将这段臭事编成歌谣,传唱宇内,说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说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礼部不但没有发文天下,禁止传播这首诗歌,而且当时的皇帝看了后,还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悠哉游哉享尽富贵。要是搁在明清,太史公和白香山肯定被杀头,说不定还要株连九族。

  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一个文人,并让后代子孙即位前必须来这碑前发毒誓。但宋代比起汉唐,言论的口还是收紧了。宋代面对着强大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魄,于是更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地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因此出现一些“文字狱”,最有名的当属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被贬至湖州,按当时的规矩向皇帝上表称谢,里面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朝中章惇、蔡确等人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这章惇原是苏轼的同年兼朋友,大概因为嫉妒苏的才气,变成了陆虞侯那样的人。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黄文炳”,举东坡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攻击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从他的其他诗文断章取义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自谦读书很多但对治国的“律”不熟悉,无法辅佐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种用法已有成例,杜甫就说过:“致君尧舜上”。“黄文炳”们指控苏轼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黄文炳”们攻击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指控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苏东坡在狱中饱受凌辱与体罚,和他同时下狱的官员后来回忆,苏东坡被殴打时的哀号整个监狱都能听到。豁达的东坡以为这次死定了,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实为托孤: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残酷的文字狱让学通儒释道的大才东坡也有“心似鹿”、“命如鸡”的恐惧感。诗写罢,狱吏按惯例,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不禁为他的不世出的才华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被东坡攻击过的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凭王安石这种胸襟,千年后都值得后人崇敬。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发誓不再胡说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黄州,又难改积习,在诗中冷嘲热讽。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做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东坡贬黄州,朝廷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即没有签字权,是个虚职。宋代的官员俸禄分两种,一是给现钱,二是给实物来折算。东坡得了许多官家卖酒退回的酒袋子,好比现在一些皮鞋厂年底用皮鞋折算工资发给工人一样。东坡对这两项有些不满。他保住了一条命,而且享受这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待遇,该知足了,让他生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试一试,不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哪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发明“东坡肉”,写《前后赤壁赋》。

  宋江没有东坡的名气,也没有功名,他的生死一个小小的知府就能决定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东坡的好运气了,只等待他的晁盖哥哥来救命。

  《水浒》成书时的明初,朱元璋那个流浪汉做了皇帝,出身低微的他克服不了那种自卑情结,把文字狱搞得“前无古人”,——当然老朱再牛,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文字狱”方面并未做到“后无来者”。

  被“文字狱”搞死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到:“虽然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文字有许多禁忌,违犯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这种法外之“法”最可怕,因为他没给大家一个标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完全靠制造一种恐怖让人们自我审查,可自我审查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犯了“诽谤君上”这个口袋罪,等待的就是杀头抄家。人们只能噤若寒蝉,天下文人万马齐喑,思想文化空前倒退,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官员谢表中有“作则垂宪”、“圣德作则”之类的马屁话,因为被朱元璋怀疑讽刺他“做贼”,一律处死。翰林高启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因为被怀疑泄漏了宫禁中宫女偷情的机密,也被找个理由杀了头。

  中国人读《水浒》,对题反诗而被判处死刑往往并没有更多的惊奇,因为对于这种文字的禁忌,对于因言获罪,中国的百姓越来越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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