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派斗争问题
一、独立前的教派斗争
如前所述，印度的教派斗争自古代起就已出现，那时主要表现为佛教、耆那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斗争。中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印度次大陆的教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矛盾。在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之前这种矛盾已相当尖锐。
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建立以后，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由于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各阶层，各宗教集团带来了深重的难灾，因此，在殖民统治前期（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印度内部各宗教势力的教派斗争则降到次要地位，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异教英国人。此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能在反英斗争中和睦相处。1857年大起义中，两教人民共同抗英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民族和宗教意识，即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要泶自治的愿望日趋强烈，同时，英国殖民主义为破坏印度入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则利用这种教派自治主义，挑拨两大宗教集团的关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从而不断加剧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伊斯兰教团体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选举殖民地行政机关任职候选人时给予优惠照顾。1882年中央伊斯兰教协会递交了一份含有上述要求的备忘录给印度总督。英国当局立即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方案。他们企图在伊斯兰教团体特别在其上层人物中寻求其支柱。1885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建议地方殖民行政机关在选举接江殖民管理机关职务候选人时，增加伊斯兰教徒的人数。从此便为加剧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英国当局为削弱刚刚建立的印度第一个全印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地把国大党描绘为印度教团体，挑动伊斯兰教团体与国大党的关系。一些伊斯兰教派组织和派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敌视国大党的倾向。如阿利加学院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辺德汗在他的著作里公然宣称，印度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国大党和印度资产阶级其它政治团体。一些伊斯兰教派团体在殖民当局的直接唆使下提出了保卫伊斯兰教徒权利，反对印度教统治的口号。1893年在孟买发生两大教派的大规模冲突，双方伤亡惨重。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殖民当局面对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则进一步采用“分而治之”之策，其中最狠毒的一项就是对印度民族运动中心的孟加拉实行分治。孟加拉省是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时全省人口七千五百多万，其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各占半数。伊斯兰教徒集中在东盂加拉，印度教徒集中在西孟加拉。殖民政府总督寇松于1905年决定把孟加拉划分成东西二省，其目的在于煽起两大宗教的仇恨以削弱孟加拉的民族运动，进而削弱全印的民族运动。此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进一步发展。1906年2月，在达卡成立了全印伊斯兰教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阿加利学院上层伊斯兰教徒代表团晋谒总督，要求立法会议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时，为伊斯兰教徒另设选举单位，增加伊斯兰教徒代表席位及在殖民政府机关中任职的特权，英总督立即表示同意。在东孟加拉阿萨姆省首先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担任政府官职，在县政府和市评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数额规定比伊斯兰教徒高五倍。这些新措施，嬴得了穆斯林教徒的好感。在东孟加拉及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上层纷纷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表示效忠英殖民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并提出“护教运动”，与“提倡国货”口号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趁机宣扬民族运动是威胁“印度穆斯林幸福”的印度教运动，而英殖民当局则充当了“反印度教统治的堡垒”。1907年春夏二季，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挑唆下，东孟加拉发生了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庙宇被毁，商店被抢，许多人被打死。两大教派对立情绪急剧上升，各地的教派纷纷加入两大教派组织。教派冲突无疑削弱了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的高潮。
1916年，穆盟和国大党为共同反英在加尔各答召歼会议协商，公布了耍求自治的勒克瑙公约。公约也承认了教派自治的原则。但是，印回两教团结的时间很短。进入20年代以后，形势突变，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仅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大规模的冲突就发生四十次之多，死197人，伤1508人。两教组织不断掀起狂热的教派运动。诸如“异教徒加入伊斯兰教运动”、“叛教再入印度教运动”、“保护印度教运动”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英国当局挑动教派仇杀外，印度教狂热分子，特别是印度教大斋会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1923年建立，它提出了“印度教的国家、穆斯林改宗”等口号，发起“护牛”运动，推广印地语，宣扬印度教节日等等。该大会首领之一哈尔达亚尔·拉尔在《力量报》上发表好战的印度教纲领：“我宣布，印度斯坦和旁遮普的印度教种族的前途建筑在以下四个柱石上：（1）印度教团体。（2）印度教的统治。（3）伊斯兰教徒加入印度教。（4）征服阿富汗和边境地带，并使其信奉印度教。在印度教徒未完成这四项任务之前，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印度教徒种族将不可能和平生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国大党的印度教色彩加重。它的著名领导人甘地用印度教的苦行修养方式非暴力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帕姆·杜德曾尖锐地批评说：“在所有甘地的宣传中，鼓吹印度教和他的宗教观念，是和鼓吹总的政治目标，难解难分地混合起来的。”问此，“国民大会的精选的领袖和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要代表，始终是以印度教与印度教复兴的积极领袖的姿态出现的”。甘地自称是一个“山那丹（SanatanistHindu，即极端派——作者注）教徒”，他说：“我第一信仰吠陀经、奧义书、印度古史传及一切通称为印度教经典的东西，因此也信仰投胎和再生”；“第二，我信仰种姓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主张严格按照吠陀经的意义”；“第三，我信仰比流行的意义大得多的保护母牛的教义”；“第四，我并非不信偶像崇拜”。英国殖民当局正是利用这种极端的印度教派主义的武器来煽动教派仇杀，对付人民的抗英运动，而甘地主义则“有助于把那武器交给它手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教族主义”，即要求建立伊所兰教国。1940年3月，在穆盟会议上通过了正式建立伊斯兰国的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又称拉合尔决议）。英国殖民当局为保持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并进一步分裂统一的民族运动，便极力支持伊斯兰自治主义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后阶段，英国当局被迫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并答应成立由印度人参加的临时政府。1946年6月，立宪会议选举结朿，穆盟领导人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并声明印度穆斯林唯一出路是建立穆斯林国家。同年8月16日，穆斯林在加尔各答举行游行示威，英殖民当局利用奸细捣毁印度教徒的商店和房屋。为了报复，印度教大斋会等团体组织队伍进攻穆斯林，酿成流血冲突，伤亡甚多。逃出加尔各答的难民到东孟加拉和比哈尔等地后，又连锁反应，引起了这些地区的流血冲突。1947年3月，教派冲突进一步扩大。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暴徒们甚至动用了步枪和机抢。仅在拉瓦尔品第就死亡四千余人。有一个乡就死了八百人。教派突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947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抛出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两个自治领一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和15日，两个国家正式诞生，印巴正式分裂。印巴分治后，穆盟和印度教大斋会等教派组织宣传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穆斯林迁出印度斯坦，双方难民的迁移导致了印度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仇杀。不到几个月时间，许多城市变成废墟，横尸遍野。据估计，有50万人被残杀，1200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1400万人，2500万人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这场所谓“不流血的革命”，造成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内战，后患无穷，为分治后的两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严重困难和问题。
二、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宗教政策与印回教派斗争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甘地和尼赫鲁不止一次地谴责教派主义。尼赫鲁曾指出，“以印度教教派主义面貌出现的宗教和政治的联盟是最危险的联盟，它将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尼赫鲁还将印度教教派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在印度的变种”。印度民主人士也指出，教派主义成为印度民族统一的严重危险，因而也是印度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危险。为了争取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印度社会的统一，国大党及其政府一般来说，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守现代印度应成为世俗国家的信念。这种世俗主义在国大党的党章中和印度宣传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它的党章规定，凡积极党员“不信奉、不履行任何形式的不可接触制度，而应努力清除之”，“信奉没有阶级或种姓差别的统一的社会”。1950年公布的印度宪法将“世俗化”定为印度共和国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宗教平等、政教分离、保持民族完整等口号。该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有信奉、履行和宣传宗教的权利；任何公民在选举、就业、任职和受教育方面，不受性别、出生地、宗教、种族和种姓的影响。印度政府的世俗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国家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宣布某种宗教为国教。尼赫鲁力图在印度建立一个“自由的世俗国家”。“国家应当保护所有的宗教，但是不亲某个宗教而疏远其它宗教”。（2）主张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少数人集团的利益给予深护和照顾。尼赫鲁呼吁人们，“记住少数人集团的利益和福利是他们的神圣信念。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信念，那么他们所损害的不仅是国家，而且也是他们自己”。（3）主张社会不受种姓支配，认为种姓制度的存在是与世俗的概念不相协调的。印度政府基于上述指导思想，采取了种种立法、行政等措施，力图削弱教派主义影响和避免教派冲突。
然而，独立后四十年来，教派纠纷和冲突不仅没有清除，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仍是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斗争。
印巴分治后暂时缓和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个教派的纠纷。从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两个教派之争基本上平静。伹是自60年初以来，便重新开始发生此起彼伏、规模不等的教派冲突。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冲突26起，1961年增加到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这些冲突一般发生在穆斯林人数占20%到40%的城镇地区。骚乱首先发生在北方各邦，尤其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南方各邦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冲突越来越残酷，流血越来越多，在冲突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杀人武器。
印、穆两教之争之所以连绵不断且有增长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独立后活动猖獗，竭力鼓吹印度教高于一切。印度教教派主义主要组织有印度教大斋会、国民志愿团和雅利安人社、湿婆军、人民同盟等，其中国民志愿团最为活跃。该组织建立于1925年，K·B·赫奇沃创建。其成员服装一律，每天上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曾多次同穆斯林教徒发生流血冲突。1948年因其成员刺杀圣雄甘地而被印度政府取缔。1949年以后它又打着文化组织的旗号重新恢复，现有近五千个支部和六十万以上成员。1951年，它的大批骨干组成“人民同盟”，竞选席位，其成员大部分是印度教高级种姓和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等。它的势力主要在操马拉地语的地区和西北地区。该组织领导人继续鼓吹印度教教派主义理论。他们说：“在印度斯坦这里，印度教种族及其印度教、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语言一起构成了印度教民族。”他们还强调说：“只有赞誉印度教种族和民族，并为达到此目的尽最大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至于非印度教徒，“如果他们拒绝放弃他们与印度教徒的全部不同特点，不完全融化于印度教民族大种姓之中，那么印度便没有他们民族生存的余地。”国民志愿团领导者们宣布要消灭印度的各小宗教，并把在印度建立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些教派主义组织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在全国人民中制造教派意识心理。1982年1月国民志愿团在班加罗尔专门举办了“训练营”。受训的有21287名“志愿服务者”，年龄从十四岁到八十岁，训练内容无非是灌输宗教沙文主观念。训练结束的那一天还举行了游行，参加者达两万人，都穿着传统服装——暗绿色短裤、白衬衫和蓝单帽。教派主义组织为群众灌输宗教意识还通过印刷刊物和其它新闻手段。人民同盟前主席B。马德霍长承认，人民同盟和国民志愿团现今出版十种日报和五十种周刊，他们有自己的新闻社“印度斯坦新闻通讯社”以及若干出版社。他们还建有一个“学术”中心，名称是“乌帕德亚区研究所”，并出版季刊。许多穆斯林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宣传及活动来认识印度教徒的。他们逐渐感到，印地人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和财产安全，而对印度教产生厌恶和复仇心理和情绪。
其二、印度穆斯林某些教派组织继续鼓吹分离主义。印度独立后，留在印度境内某些穆斯林组织一直鼓吹穆斯林应该单独组织起来，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语言和宗教。1967年]0月29日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该联盟总书记’L。S。萨依特宣称该组织是“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机构”。它“只为印度的穆斯林讲话”。1971年3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为参加大选而在新德里召开全印穆斯林政治性大会。大会通过了六个有关为穆斯林利益而斗争的决议。此后全印穆盟组织活动更加频繁，在穆斯林的居住区和城镇纷纷建立分支组织。1973年8月5日北方邦穆盟组织成立，该邦一部分地方组织则公开鼓吹穆斯林从印度分离出来。1979年12月27日，全印穆斯林组织召开会议，并组成“穆斯林民族阵线”，以图在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该组织穆斯林领异人反复声明，他们的同胞从独立以来，一直是最不幸的受苦者。他们的利益一直被国家领导层所忽视。他们甚至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政府、荣誉、财产和乌尔都语。而如果剥夺我们的宗教和阿拉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一无所有地衰落下去”。这样一些言论和行动不能不扩大印、穆两教间所固有的鸿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穆斯林中间的上述“分离主义”乃是引起教派纷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三、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的教派主义。
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原来是血肉相联的，只是在独立后才分居在两国，因此，印度境内的程斯林与境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息息相通，而且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说一样的话。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巴基斯坦的存在，是促成或刺激印度教派主义产生的另一因素。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印、问冲突，巴基斯坦领导人、电台和报纸部不问青红皂白，信口开河，把这里的事情统统归结为印地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并指责印度政府对这种‘罪行’‘姑息养奸’”。这种评论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如1961年印度发生教派之争时，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人士则声言，“要见没有印度政府的纵容，这次骚乱足不会发生的”，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对“穆斯林有组织有预谋的残杀”，是“野蛮行动”。1963年印、回骚乱后，当时的巴基斯坦外长阿·布托声言，盗贼是“印度当局及其愧儡指使的”，“他们想以此喑示穆斯林，你们的生命、信仰、宗教是无保障的。你们必须离开这个邦，最后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变为少数”。嗣后，巴基斯坦的儿个城市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煽动人民进行“圣战”。1980年8月骚乱期间，巴基斯坦的各大报纸均加以大肆渲染。《巴基斯坦时代》报发表社论说，“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我们就不会在这块土地上享受着自由之果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而是和印度穆斯林那样倍受磨难。”社论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印度著名作家D。C。古普塔评论说，“他们把巴基斯坦当作他们的利益的维护者，靠山和救世主”，“相信巴基斯坦会挽救他们”。他们相信，“巴基斯坦将会对付印度狂热主义的猖狂进攻”。
其四、印度政府政策的某些失误。
根据一些印度学者的分析，印度政府在处理印、回教派问题上的失当之处有以下几点：（1）政府不重视穆斯林处境的改善。独立后穆斯林居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依然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和愚昧状态，他们得不到以好的教育，社会福利得不到正常保障，甚至经商开办工厂也享受不到均等的机会，从而使穆斯林陷入绝境，继而对政府不满而发生骚乱。（2）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往往实行强化印度族而轻视甚至歧视穆斯林的政策，如在国庆节时全印广播电台播放纯印度教的颂歌；在穆斯林儿童读书的学校里讲述印度教教义及其宗教仪式在各种学校中不教乌尔都语，而政府也不加敦促。（3）印度政府对诸如国民志愿团、人民同盟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或教派色彩较浓的组织和政党，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以取缔或控制，从而使其大肆活动。（4）对印、回教派骚乱，印度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制止和防范；有的官员和蒈方在处理骚乱事件时采取纵容或偏袒印度教一方；对在骚乱中成为牺牲品的穆斯林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抚和救济。（5）一些国大党的要人为争取选票，往往出席印度教组织的集会和其它活动，从而助长了教派情绪。
三、锡克教的自治运动
近几年来，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同印度中央政府以及同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严重影响印度政局的声势浩大的自治运动，成为印度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趁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崩溃之机，于]943年6月通过要求建立“自由旁遮普”的决议。翌年8月又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即锡克人的国家。1947年独立后，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省被一分为二，穆斯林迁移到西旁遮普，锡克人在旁遮普邦内处于少数地位，邦政权也完全把持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手中。锡克人提出的“自由旁遮普”因而告吹，锡克人对此结局强烈不满。1849年4月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印锡克教徒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语言邦的要求，此后至50年代中后期，又多次发动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1960年5月阿卡利党召开旁遮普会议，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组建旁遮普语言邦。该党主席塔拉·辛格率领锡克教徒从阿姆利则出发步行到德里举行集会和游行，遭政府的严厉镇压，引起锡克教徒的更大不满。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该邦政局的稳定。迫于形势，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66年答应阿卡利党的要求，在旁遮普地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终于实现。在新建的旁遮普邦中，锡克人占55.48%，占全国锡克人的79%（1971年人口普査）。但锡克人在旁遮普邦仍不占绝对优势。为此，锡克族宗教领袖德特·辛格曾以绝食和自焚相威胁。
从70年代初以后，锡克教徒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要求扩大邦自治权和建立大旁遮普的运动，从而使锡克教徒的斗争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了一项“阿南德普尔一沙赫布决议”。该决议成为后来锡克教徒自治运动的总纲领。它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锡克教徒在旁遮普自治权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1）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并宣布阿姆则则为锡克教圣城；（2）把昌迪加尔（原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共同首府）以及全部邦的旁遮普语区划归旁遮普邦；（3）重新合理分配拉维——比阿斯水系；（4）除国防、外交、交通和货币由中央管辖外，其它各项事务由本邦自治管辖，不受联邦宪法的限制。
为迫使印度政府接受他们的自治要求，自1981年8月开始，锡克教徒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动种种攻势，包括组织大批锡克教徒示威游行，封锁铁路、公路，阻断交通，故意招致警察逮捕等。锡克教中激进派则竭力主张脱离印度而独立为一个国家，即“卡利斯坦”。他们还在国外成立了流亡政府，制定了国旗、发行货币和邮票、护照等，从而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利斯坦”运动。与此同时，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也不断增长，纵火、暗杀、爆炸、抢劫等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政府因此逮捕了二万五千名锡克教徒。为了平息骚乱，英。甘地政府曾同意就旁遮普邦问题同锡克教领导人进行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该邦的局势更加恶化。锡克教激进分子在阿姆利则市同印度保安部队展开了枪战。1984年6月1日，一些锡克教持枪者躲藏在阿姆利则市金庙里同保安部队交火长达七小时。阿卡利党还决定在6月3日发起“不合作运动”，阻止把粮食运出旁遮普邦。面对日益升级的骚乱，印度军队于6月2日奉命进驻旁遮普邦，并包围了金庙，6月5日，印度军队对金庙发起进攻，并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金庙。据官方宣布，在金庙事件中打死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人受伤，七千多人遭逮捕。锡克教精神领袖S。宾格兰瓦勒以及全印学生会主席均战死在金庙之中。印度军队占领金庙事件引起了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对，它严重伤害了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感情，进一步引起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大仇杀，也加剧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和仇视情绪。同年10月31日，三名锡克教卫兵枪杀了英甘地总理。事件发生后，继而又爆发了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大仇杀，首都新德里和其它一些城市一时陷入一片教派骚乱之中，死伤者数以千计，数万幢房屋被烧毁，约三万人无家可归。印度《政治家》报说，“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拉吉夫·甘地任总理后，曾于1985年7月同锡克教温和派领导人签订了旁遮普协议同意把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同意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等，并且让阿卡利党温和派掌握邦政权，以缓和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但自1986年下半年以来，局势又重新恶化，锡克教极端分子，始终未放弃成立“卡利斯坦”的要求，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不少印度教徒被迫迁离旁遮普。1987年1月26日，他们在金庙召开万人大会，焚毁印度国旗，升起“卡利斯坦”国旗。同年4月起锡克教恐怖分子又掀起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指向酒店、摆烟摊、经营肉店和理发店的人，并焚烧店铺、枪杀烟酒小商贩，枪杀公共汽车上的印度教的乘客。大批印度教徒被迫迁移。同年5月中央政府实行总统治理，解散旁遮普邦议会。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及印度教徒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之势。
锡克教徙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大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儿种因素：
（1）锡克教徒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宗教和民族意识不断有了增长，锡、印两教矛盾日趋增加。锡克人的自治运动的高潮恰恰是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形成的。由于“绿色革命”，使旁遮普邦成为印度的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被称之为“印度的粮仓”。该邦的小麦和大米的商品率高达90%以上，在印度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旁遮普一个邦就占一半以上。1975—1976年，邦人均收入就达1688卢比，名列全印之首，80年代之后则进一步发展。该邦的锡克人主要经营农业，近70%人居住在农村，而该邦的印度教徒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占城镇人口的6.7%以上，他们把持着工商业。城镇中也有一小部分锡克教资本家，但他们的资本一般都比较小，无法同印度教商人竞争，处处受印度教商人排挤。而由于“绿色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兴农场主也不再满足千仅仅经营农业，也想向工商业投资，同样也遇到城市印度教工商业主的阻挠。他们希望实行邦自治，控制邦政权，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进而垄断这块城镇工商业市场。此外，由于旁遮普经济的发展，许多外邦印度教徒的贫苦农民来该邦寻找工作，并慢慢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的不断流入，加上锡克人去外国谋生的人日益增多，这就使该邦人口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锡克教人占全邦人口的60%，到1981年已降至52%，而印度教人口则由40%增加到48%。印度教徒的不断增加，引起锡克人的不安，因为他们减少了在当地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锡克教青年人虽然受教育较高，但由于该邦农业发展近于饱和，在城镇就业机会很少，而把不满发泄到印度教徒身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则成为要求独立的激进分子。
（2）阿卡利党竭力利用锡克教的宗教和民族情绪为其政治权欲服务。阿卡利党是1920年在锡克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政党。其领导阶层主要是农村中的锡克教农场主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它公开宣称，它是锡克教族利益和愿望的真正体现者，自建立后一直为维护和发扬锡克教和为锡克教徒的政治、经济权益及社会地位而斗争。该党自60年代初以来，逐渐控制了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来控制在国大党的锡克教手中。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锡克人的政治议会，锡克教的一切重大决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在1960年的一次选举中，阿卡利党获得132个席位中的110席，从国大党锡克教手中夺取了教徒，管理权；从此阿卡利党一直控制该委员会。因此，阿卡利党也就从此全面、直接控制了全国和旁遮普邦的全部锡克教徙，其势力和地位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该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政治胃口也越来越大，愈益企图在旁遮普邦单独执政。该党在旁遮普邦多数是处于在野地位。在邦的各次选举中从未取得过多数的席位，仅有几次是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1967年获104席位中的26席，同人民联盟、印共、印共（马）、共和党等共组联合阵线政府；1969年获43席，而与人民同盟组织联合政府；1972年在邦选举中被国大党击败，1977年同人民党结成联盟，重新联合执政。1980年再次让位给国大党（英），直到1986年7月在邦议会选举中才第一次单独执政，可惜还不到一年（到1987年5月），由于拉吉夫政府实行总统治理，邦政权又恢复到国大党手中。阿卡利党对这种不体面的政治地位颇为恼火，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途径就是煽动教徒情绪，推动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以此作为真正登上旁遮普政治舞台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当阿卡利党在执政时，该邦自治呼声相对平静，而当阿卡利党成为在野党时，自治运动则随之高涨起来。
（3）锡克教族内极端派势力日趋增大。
锡克教在1962年以后在组织上就正式分为以阿卡利党的主席塔拉·辛格为首的极端派和以副主席法泰赫·辛格为首的温和派。1967年以后阿卡利党在邦内几次执政，温和派一般均处于执政地位，因而大权在握，成为阿卡利党的主流派别。但极端派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它不仅在阿卡利党内有塔尔旺迪等为代表的势力，而且在党外还有卡尔萨党、全印锡克教学生联合会和统一阿卡利党等组织。温和派一般代表锡克教大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他们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实力雄厚，主宰旁遮普邦的经济生活，而极端派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成份则是锡克教的中下层贫民和低种姓。他们是“绿色革命”的受害者。据统计，1980年初，旁遮普邦农村共六十六万户无地农民，占总农户的34%；年收入低于三千六百卢比以下的少地贫困农民达二万四千户，占总农户的30.6%，随着阶级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希望在新的独立的国度里获得新生。他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往往被一些阿卡利党领导人所利用。80年代以来的锡克自治运动主要是极端派在起作用，他们的势力在阿卡利党内外日渐占优势。特别是自1986年1月在掌握了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以后，其活动空前加强，恐怖组织如“卡利斯坦突击队”和“卡利斯坦解放力量”公开抛头露面，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严重影响印政局之稳定。
（4）中央政府对锡克教自治运动的政策有失误之处。据一些学者分析，印度政府的政策失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一，独立前，国大党领导人曾答应在分治后的印度建立一个锡克人的自治邦。国大党重要领导人萨·巴特尔于1946年4月5日郑重宣布：“锡克斯坦问题将在权力移交到印度的手中后在立法议会中予以考虑。”当时锡克人因此许诺而愿意留在印度联邦范围之内。但中央在制定印度宪法时，立宪议会没有考虑这一承诺，锡克人乃有受骗之感。其二，印度政府在1966年以前一直拒绝锡克人单独在旁遮普建立语言邦，甚至在I960年出动大批警察逮捕阿卡利党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査封该党办公室和机关报刊。直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为了取得锡克人对战争的支持，才答应建立旁遮普邦。其三，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阿南徒普尔——萨希布”决议后，中央政府一直视为分离主义纲领，拒不承认锡克人的民族地位。1981年甚至对旁遮普邦实行总统治理，宣布该邦为动乱地区，在各地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和审讯平民。更有甚者，在1984年实行所谓代号为“蓝星行动”的极端措施，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打死锡克教领袖和许多锡克教徒，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其四，政府借口旁遮普邦处于边境，较少支援和投资该邦，扶助其工业发展。自195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旁遮普的投资仅有九十亿卢比，只占中央对国营企业全部投资（四千亿卢比）的2.5%。而旁遮普邦银行储蓄的三分之二都被调拨到外邦使用，这不能不引起锡克教族的不满。
（5）带有印度教色彩的党派对锡克教自治运动采取对抗的做法，起了推波柱澜作用。如50年代中期阿卡利党入发动语言邦运动时，人民同盟和印地语协会便发动“拯救印地语运动”；60年代阿卡利党锡克人为争取建立语言邦发起绝食至死时，印度教各党派便组织一百多位领导八威胁要绝食至死。
如前所述，印度的教派斗争自古代起就已出现，那时主要表现为佛教、耆那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斗争。中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印度次大陆的教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矛盾。在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之前这种矛盾已相当尖锐。
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建立以后，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由于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各阶层，各宗教集团带来了深重的难灾，因此，在殖民统治前期（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印度内部各宗教势力的教派斗争则降到次要地位，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异教英国人。此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能在反英斗争中和睦相处。1857年大起义中，两教人民共同抗英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民族和宗教意识，即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要泶自治的愿望日趋强烈，同时，英国殖民主义为破坏印度入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则利用这种教派自治主义，挑拨两大宗教集团的关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从而不断加剧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伊斯兰教团体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选举殖民地行政机关任职候选人时给予优惠照顾。1882年中央伊斯兰教协会递交了一份含有上述要求的备忘录给印度总督。英国当局立即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方案。他们企图在伊斯兰教团体特别在其上层人物中寻求其支柱。1885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建议地方殖民行政机关在选举接江殖民管理机关职务候选人时，增加伊斯兰教徒的人数。从此便为加剧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英国当局为削弱刚刚建立的印度第一个全印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地把国大党描绘为印度教团体，挑动伊斯兰教团体与国大党的关系。一些伊斯兰教派组织和派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敌视国大党的倾向。如阿利加学院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辺德汗在他的著作里公然宣称，印度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国大党和印度资产阶级其它政治团体。一些伊斯兰教派团体在殖民当局的直接唆使下提出了保卫伊斯兰教徒权利，反对印度教统治的口号。1893年在孟买发生两大教派的大规模冲突，双方伤亡惨重。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殖民当局面对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则进一步采用“分而治之”之策，其中最狠毒的一项就是对印度民族运动中心的孟加拉实行分治。孟加拉省是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时全省人口七千五百多万，其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各占半数。伊斯兰教徒集中在东盂加拉，印度教徒集中在西孟加拉。殖民政府总督寇松于1905年决定把孟加拉划分成东西二省，其目的在于煽起两大宗教的仇恨以削弱孟加拉的民族运动，进而削弱全印的民族运动。此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进一步发展。1906年2月，在达卡成立了全印伊斯兰教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阿加利学院上层伊斯兰教徒代表团晋谒总督，要求立法会议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时，为伊斯兰教徒另设选举单位，增加伊斯兰教徒代表席位及在殖民政府机关中任职的特权，英总督立即表示同意。在东孟加拉阿萨姆省首先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担任政府官职，在县政府和市评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数额规定比伊斯兰教徒高五倍。这些新措施，嬴得了穆斯林教徒的好感。在东孟加拉及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上层纷纷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表示效忠英殖民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并提出“护教运动”，与“提倡国货”口号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趁机宣扬民族运动是威胁“印度穆斯林幸福”的印度教运动，而英殖民当局则充当了“反印度教统治的堡垒”。1907年春夏二季，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挑唆下，东孟加拉发生了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庙宇被毁，商店被抢，许多人被打死。两大教派对立情绪急剧上升，各地的教派纷纷加入两大教派组织。教派冲突无疑削弱了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的高潮。
1916年，穆盟和国大党为共同反英在加尔各答召歼会议协商，公布了耍求自治的勒克瑙公约。公约也承认了教派自治的原则。但是，印回两教团结的时间很短。进入20年代以后，形势突变，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仅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大规模的冲突就发生四十次之多，死197人，伤1508人。两教组织不断掀起狂热的教派运动。诸如“异教徒加入伊斯兰教运动”、“叛教再入印度教运动”、“保护印度教运动”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英国当局挑动教派仇杀外，印度教狂热分子，特别是印度教大斋会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1923年建立，它提出了“印度教的国家、穆斯林改宗”等口号，发起“护牛”运动，推广印地语，宣扬印度教节日等等。该大会首领之一哈尔达亚尔·拉尔在《力量报》上发表好战的印度教纲领：“我宣布，印度斯坦和旁遮普的印度教种族的前途建筑在以下四个柱石上：（1）印度教团体。（2）印度教的统治。（3）伊斯兰教徒加入印度教。（4）征服阿富汗和边境地带，并使其信奉印度教。在印度教徒未完成这四项任务之前，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印度教徒种族将不可能和平生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国大党的印度教色彩加重。它的著名领导人甘地用印度教的苦行修养方式非暴力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帕姆·杜德曾尖锐地批评说：“在所有甘地的宣传中，鼓吹印度教和他的宗教观念，是和鼓吹总的政治目标，难解难分地混合起来的。”问此，“国民大会的精选的领袖和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要代表，始终是以印度教与印度教复兴的积极领袖的姿态出现的”。甘地自称是一个“山那丹（SanatanistHindu，即极端派——作者注）教徒”，他说：“我第一信仰吠陀经、奧义书、印度古史传及一切通称为印度教经典的东西，因此也信仰投胎和再生”；“第二，我信仰种姓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主张严格按照吠陀经的意义”；“第三，我信仰比流行的意义大得多的保护母牛的教义”；“第四，我并非不信偶像崇拜”。英国殖民当局正是利用这种极端的印度教派主义的武器来煽动教派仇杀，对付人民的抗英运动，而甘地主义则“有助于把那武器交给它手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教族主义”，即要求建立伊所兰教国。1940年3月，在穆盟会议上通过了正式建立伊斯兰国的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又称拉合尔决议）。英国殖民当局为保持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并进一步分裂统一的民族运动，便极力支持伊斯兰自治主义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后阶段，英国当局被迫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并答应成立由印度人参加的临时政府。1946年6月，立宪会议选举结朿，穆盟领导人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并声明印度穆斯林唯一出路是建立穆斯林国家。同年8月16日，穆斯林在加尔各答举行游行示威，英殖民当局利用奸细捣毁印度教徒的商店和房屋。为了报复，印度教大斋会等团体组织队伍进攻穆斯林，酿成流血冲突，伤亡甚多。逃出加尔各答的难民到东孟加拉和比哈尔等地后，又连锁反应，引起了这些地区的流血冲突。1947年3月，教派冲突进一步扩大。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暴徒们甚至动用了步枪和机抢。仅在拉瓦尔品第就死亡四千余人。有一个乡就死了八百人。教派突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947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抛出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两个自治领一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和15日，两个国家正式诞生，印巴正式分裂。印巴分治后，穆盟和印度教大斋会等教派组织宣传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穆斯林迁出印度斯坦，双方难民的迁移导致了印度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仇杀。不到几个月时间，许多城市变成废墟，横尸遍野。据估计，有50万人被残杀，1200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1400万人，2500万人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这场所谓“不流血的革命”，造成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内战，后患无穷，为分治后的两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严重困难和问题。
二、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宗教政策与印回教派斗争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甘地和尼赫鲁不止一次地谴责教派主义。尼赫鲁曾指出，“以印度教教派主义面貌出现的宗教和政治的联盟是最危险的联盟，它将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尼赫鲁还将印度教教派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在印度的变种”。印度民主人士也指出，教派主义成为印度民族统一的严重危险，因而也是印度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危险。为了争取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印度社会的统一，国大党及其政府一般来说，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守现代印度应成为世俗国家的信念。这种世俗主义在国大党的党章中和印度宣传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它的党章规定，凡积极党员“不信奉、不履行任何形式的不可接触制度，而应努力清除之”，“信奉没有阶级或种姓差别的统一的社会”。1950年公布的印度宪法将“世俗化”定为印度共和国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宗教平等、政教分离、保持民族完整等口号。该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有信奉、履行和宣传宗教的权利；任何公民在选举、就业、任职和受教育方面，不受性别、出生地、宗教、种族和种姓的影响。印度政府的世俗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国家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宣布某种宗教为国教。尼赫鲁力图在印度建立一个“自由的世俗国家”。“国家应当保护所有的宗教，但是不亲某个宗教而疏远其它宗教”。（2）主张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少数人集团的利益给予深护和照顾。尼赫鲁呼吁人们，“记住少数人集团的利益和福利是他们的神圣信念。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信念，那么他们所损害的不仅是国家，而且也是他们自己”。（3）主张社会不受种姓支配，认为种姓制度的存在是与世俗的概念不相协调的。印度政府基于上述指导思想，采取了种种立法、行政等措施，力图削弱教派主义影响和避免教派冲突。
然而，独立后四十年来，教派纠纷和冲突不仅没有清除，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仍是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斗争。
印巴分治后暂时缓和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个教派的纠纷。从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两个教派之争基本上平静。伹是自60年初以来，便重新开始发生此起彼伏、规模不等的教派冲突。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冲突26起，1961年增加到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这些冲突一般发生在穆斯林人数占20%到40%的城镇地区。骚乱首先发生在北方各邦，尤其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南方各邦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冲突越来越残酷，流血越来越多，在冲突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杀人武器。
印、穆两教之争之所以连绵不断且有增长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独立后活动猖獗，竭力鼓吹印度教高于一切。印度教教派主义主要组织有印度教大斋会、国民志愿团和雅利安人社、湿婆军、人民同盟等，其中国民志愿团最为活跃。该组织建立于1925年，K·B·赫奇沃创建。其成员服装一律，每天上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曾多次同穆斯林教徒发生流血冲突。1948年因其成员刺杀圣雄甘地而被印度政府取缔。1949年以后它又打着文化组织的旗号重新恢复，现有近五千个支部和六十万以上成员。1951年，它的大批骨干组成“人民同盟”，竞选席位，其成员大部分是印度教高级种姓和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等。它的势力主要在操马拉地语的地区和西北地区。该组织领导人继续鼓吹印度教教派主义理论。他们说：“在印度斯坦这里，印度教种族及其印度教、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语言一起构成了印度教民族。”他们还强调说：“只有赞誉印度教种族和民族，并为达到此目的尽最大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至于非印度教徒，“如果他们拒绝放弃他们与印度教徒的全部不同特点，不完全融化于印度教民族大种姓之中，那么印度便没有他们民族生存的余地。”国民志愿团领导者们宣布要消灭印度的各小宗教，并把在印度建立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些教派主义组织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在全国人民中制造教派意识心理。1982年1月国民志愿团在班加罗尔专门举办了“训练营”。受训的有21287名“志愿服务者”，年龄从十四岁到八十岁，训练内容无非是灌输宗教沙文主观念。训练结束的那一天还举行了游行，参加者达两万人，都穿着传统服装——暗绿色短裤、白衬衫和蓝单帽。教派主义组织为群众灌输宗教意识还通过印刷刊物和其它新闻手段。人民同盟前主席B。马德霍长承认，人民同盟和国民志愿团现今出版十种日报和五十种周刊，他们有自己的新闻社“印度斯坦新闻通讯社”以及若干出版社。他们还建有一个“学术”中心，名称是“乌帕德亚区研究所”，并出版季刊。许多穆斯林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宣传及活动来认识印度教徒的。他们逐渐感到，印地人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和财产安全，而对印度教产生厌恶和复仇心理和情绪。
其二、印度穆斯林某些教派组织继续鼓吹分离主义。印度独立后，留在印度境内某些穆斯林组织一直鼓吹穆斯林应该单独组织起来，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语言和宗教。1967年]0月29日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该联盟总书记’L。S。萨依特宣称该组织是“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机构”。它“只为印度的穆斯林讲话”。1971年3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为参加大选而在新德里召开全印穆斯林政治性大会。大会通过了六个有关为穆斯林利益而斗争的决议。此后全印穆盟组织活动更加频繁，在穆斯林的居住区和城镇纷纷建立分支组织。1973年8月5日北方邦穆盟组织成立，该邦一部分地方组织则公开鼓吹穆斯林从印度分离出来。1979年12月27日，全印穆斯林组织召开会议，并组成“穆斯林民族阵线”，以图在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该组织穆斯林领异人反复声明，他们的同胞从独立以来，一直是最不幸的受苦者。他们的利益一直被国家领导层所忽视。他们甚至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政府、荣誉、财产和乌尔都语。而如果剥夺我们的宗教和阿拉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一无所有地衰落下去”。这样一些言论和行动不能不扩大印、穆两教间所固有的鸿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穆斯林中间的上述“分离主义”乃是引起教派纷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三、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的教派主义。
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原来是血肉相联的，只是在独立后才分居在两国，因此，印度境内的程斯林与境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息息相通，而且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说一样的话。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巴基斯坦的存在，是促成或刺激印度教派主义产生的另一因素。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印、问冲突，巴基斯坦领导人、电台和报纸部不问青红皂白，信口开河，把这里的事情统统归结为印地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并指责印度政府对这种‘罪行’‘姑息养奸’”。这种评论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如1961年印度发生教派之争时，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人士则声言，“要见没有印度政府的纵容，这次骚乱足不会发生的”，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对“穆斯林有组织有预谋的残杀”，是“野蛮行动”。1963年印、回骚乱后，当时的巴基斯坦外长阿·布托声言，盗贼是“印度当局及其愧儡指使的”，“他们想以此喑示穆斯林，你们的生命、信仰、宗教是无保障的。你们必须离开这个邦，最后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变为少数”。嗣后，巴基斯坦的儿个城市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煽动人民进行“圣战”。1980年8月骚乱期间，巴基斯坦的各大报纸均加以大肆渲染。《巴基斯坦时代》报发表社论说，“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我们就不会在这块土地上享受着自由之果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而是和印度穆斯林那样倍受磨难。”社论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印度著名作家D。C。古普塔评论说，“他们把巴基斯坦当作他们的利益的维护者，靠山和救世主”，“相信巴基斯坦会挽救他们”。他们相信，“巴基斯坦将会对付印度狂热主义的猖狂进攻”。
其四、印度政府政策的某些失误。
根据一些印度学者的分析，印度政府在处理印、回教派问题上的失当之处有以下几点：（1）政府不重视穆斯林处境的改善。独立后穆斯林居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依然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和愚昧状态，他们得不到以好的教育，社会福利得不到正常保障，甚至经商开办工厂也享受不到均等的机会，从而使穆斯林陷入绝境，继而对政府不满而发生骚乱。（2）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往往实行强化印度族而轻视甚至歧视穆斯林的政策，如在国庆节时全印广播电台播放纯印度教的颂歌；在穆斯林儿童读书的学校里讲述印度教教义及其宗教仪式在各种学校中不教乌尔都语，而政府也不加敦促。（3）印度政府对诸如国民志愿团、人民同盟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或教派色彩较浓的组织和政党，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以取缔或控制，从而使其大肆活动。（4）对印、回教派骚乱，印度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制止和防范；有的官员和蒈方在处理骚乱事件时采取纵容或偏袒印度教一方；对在骚乱中成为牺牲品的穆斯林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抚和救济。（5）一些国大党的要人为争取选票，往往出席印度教组织的集会和其它活动，从而助长了教派情绪。
三、锡克教的自治运动
近几年来，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同印度中央政府以及同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严重影响印度政局的声势浩大的自治运动，成为印度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趁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崩溃之机，于]943年6月通过要求建立“自由旁遮普”的决议。翌年8月又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即锡克人的国家。1947年独立后，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省被一分为二，穆斯林迁移到西旁遮普，锡克人在旁遮普邦内处于少数地位，邦政权也完全把持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手中。锡克人提出的“自由旁遮普”因而告吹，锡克人对此结局强烈不满。1849年4月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印锡克教徒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语言邦的要求，此后至50年代中后期，又多次发动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1960年5月阿卡利党召开旁遮普会议，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组建旁遮普语言邦。该党主席塔拉·辛格率领锡克教徒从阿姆利则出发步行到德里举行集会和游行，遭政府的严厉镇压，引起锡克教徒的更大不满。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该邦政局的稳定。迫于形势，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66年答应阿卡利党的要求，在旁遮普地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终于实现。在新建的旁遮普邦中，锡克人占55.48%，占全国锡克人的79%（1971年人口普査）。但锡克人在旁遮普邦仍不占绝对优势。为此，锡克族宗教领袖德特·辛格曾以绝食和自焚相威胁。
从70年代初以后，锡克教徒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要求扩大邦自治权和建立大旁遮普的运动，从而使锡克教徒的斗争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了一项“阿南德普尔一沙赫布决议”。该决议成为后来锡克教徒自治运动的总纲领。它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锡克教徒在旁遮普自治权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1）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并宣布阿姆则则为锡克教圣城；（2）把昌迪加尔（原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共同首府）以及全部邦的旁遮普语区划归旁遮普邦；（3）重新合理分配拉维——比阿斯水系；（4）除国防、外交、交通和货币由中央管辖外，其它各项事务由本邦自治管辖，不受联邦宪法的限制。
为迫使印度政府接受他们的自治要求，自1981年8月开始，锡克教徒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动种种攻势，包括组织大批锡克教徒示威游行，封锁铁路、公路，阻断交通，故意招致警察逮捕等。锡克教中激进派则竭力主张脱离印度而独立为一个国家，即“卡利斯坦”。他们还在国外成立了流亡政府，制定了国旗、发行货币和邮票、护照等，从而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利斯坦”运动。与此同时，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也不断增长，纵火、暗杀、爆炸、抢劫等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政府因此逮捕了二万五千名锡克教徒。为了平息骚乱，英。甘地政府曾同意就旁遮普邦问题同锡克教领导人进行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该邦的局势更加恶化。锡克教激进分子在阿姆利则市同印度保安部队展开了枪战。1984年6月1日，一些锡克教持枪者躲藏在阿姆利则市金庙里同保安部队交火长达七小时。阿卡利党还决定在6月3日发起“不合作运动”，阻止把粮食运出旁遮普邦。面对日益升级的骚乱，印度军队于6月2日奉命进驻旁遮普邦，并包围了金庙，6月5日，印度军队对金庙发起进攻，并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金庙。据官方宣布，在金庙事件中打死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人受伤，七千多人遭逮捕。锡克教精神领袖S。宾格兰瓦勒以及全印学生会主席均战死在金庙之中。印度军队占领金庙事件引起了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对，它严重伤害了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感情，进一步引起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大仇杀，也加剧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和仇视情绪。同年10月31日，三名锡克教卫兵枪杀了英甘地总理。事件发生后，继而又爆发了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大仇杀，首都新德里和其它一些城市一时陷入一片教派骚乱之中，死伤者数以千计，数万幢房屋被烧毁，约三万人无家可归。印度《政治家》报说，“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拉吉夫·甘地任总理后，曾于1985年7月同锡克教温和派领导人签订了旁遮普协议同意把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同意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等，并且让阿卡利党温和派掌握邦政权，以缓和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但自1986年下半年以来，局势又重新恶化，锡克教极端分子，始终未放弃成立“卡利斯坦”的要求，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不少印度教徒被迫迁离旁遮普。1987年1月26日，他们在金庙召开万人大会，焚毁印度国旗，升起“卡利斯坦”国旗。同年4月起锡克教恐怖分子又掀起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指向酒店、摆烟摊、经营肉店和理发店的人，并焚烧店铺、枪杀烟酒小商贩，枪杀公共汽车上的印度教的乘客。大批印度教徒被迫迁移。同年5月中央政府实行总统治理，解散旁遮普邦议会。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及印度教徒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之势。
锡克教徙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大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儿种因素：
（1）锡克教徒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宗教和民族意识不断有了增长，锡、印两教矛盾日趋增加。锡克人的自治运动的高潮恰恰是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形成的。由于“绿色革命”，使旁遮普邦成为印度的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被称之为“印度的粮仓”。该邦的小麦和大米的商品率高达90%以上，在印度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旁遮普一个邦就占一半以上。1975—1976年，邦人均收入就达1688卢比，名列全印之首，80年代之后则进一步发展。该邦的锡克人主要经营农业，近70%人居住在农村，而该邦的印度教徒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占城镇人口的6.7%以上，他们把持着工商业。城镇中也有一小部分锡克教资本家，但他们的资本一般都比较小，无法同印度教商人竞争，处处受印度教商人排挤。而由于“绿色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兴农场主也不再满足千仅仅经营农业，也想向工商业投资，同样也遇到城市印度教工商业主的阻挠。他们希望实行邦自治，控制邦政权，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进而垄断这块城镇工商业市场。此外，由于旁遮普经济的发展，许多外邦印度教徒的贫苦农民来该邦寻找工作，并慢慢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的不断流入，加上锡克人去外国谋生的人日益增多，这就使该邦人口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锡克教人占全邦人口的60%，到1981年已降至52%，而印度教人口则由40%增加到48%。印度教徒的不断增加，引起锡克人的不安，因为他们减少了在当地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锡克教青年人虽然受教育较高，但由于该邦农业发展近于饱和，在城镇就业机会很少，而把不满发泄到印度教徒身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则成为要求独立的激进分子。
（2）阿卡利党竭力利用锡克教的宗教和民族情绪为其政治权欲服务。阿卡利党是1920年在锡克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政党。其领导阶层主要是农村中的锡克教农场主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它公开宣称，它是锡克教族利益和愿望的真正体现者，自建立后一直为维护和发扬锡克教和为锡克教徒的政治、经济权益及社会地位而斗争。该党自60年代初以来，逐渐控制了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来控制在国大党的锡克教手中。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锡克人的政治议会，锡克教的一切重大决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在1960年的一次选举中，阿卡利党获得132个席位中的110席，从国大党锡克教手中夺取了教徒，管理权；从此阿卡利党一直控制该委员会。因此，阿卡利党也就从此全面、直接控制了全国和旁遮普邦的全部锡克教徙，其势力和地位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该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政治胃口也越来越大，愈益企图在旁遮普邦单独执政。该党在旁遮普邦多数是处于在野地位。在邦的各次选举中从未取得过多数的席位，仅有几次是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1967年获104席位中的26席，同人民联盟、印共、印共（马）、共和党等共组联合阵线政府；1969年获43席，而与人民同盟组织联合政府；1972年在邦选举中被国大党击败，1977年同人民党结成联盟，重新联合执政。1980年再次让位给国大党（英），直到1986年7月在邦议会选举中才第一次单独执政，可惜还不到一年（到1987年5月），由于拉吉夫政府实行总统治理，邦政权又恢复到国大党手中。阿卡利党对这种不体面的政治地位颇为恼火，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途径就是煽动教徒情绪，推动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以此作为真正登上旁遮普政治舞台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当阿卡利党在执政时，该邦自治呼声相对平静，而当阿卡利党成为在野党时，自治运动则随之高涨起来。
（3）锡克教族内极端派势力日趋增大。
锡克教在1962年以后在组织上就正式分为以阿卡利党的主席塔拉·辛格为首的极端派和以副主席法泰赫·辛格为首的温和派。1967年以后阿卡利党在邦内几次执政，温和派一般均处于执政地位，因而大权在握，成为阿卡利党的主流派别。但极端派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它不仅在阿卡利党内有塔尔旺迪等为代表的势力，而且在党外还有卡尔萨党、全印锡克教学生联合会和统一阿卡利党等组织。温和派一般代表锡克教大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他们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实力雄厚，主宰旁遮普邦的经济生活，而极端派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成份则是锡克教的中下层贫民和低种姓。他们是“绿色革命”的受害者。据统计，1980年初，旁遮普邦农村共六十六万户无地农民，占总农户的34%；年收入低于三千六百卢比以下的少地贫困农民达二万四千户，占总农户的30.6%，随着阶级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希望在新的独立的国度里获得新生。他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往往被一些阿卡利党领导人所利用。80年代以来的锡克自治运动主要是极端派在起作用，他们的势力在阿卡利党内外日渐占优势。特别是自1986年1月在掌握了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以后，其活动空前加强，恐怖组织如“卡利斯坦突击队”和“卡利斯坦解放力量”公开抛头露面，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严重影响印政局之稳定。
（4）中央政府对锡克教自治运动的政策有失误之处。据一些学者分析，印度政府的政策失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一，独立前，国大党领导人曾答应在分治后的印度建立一个锡克人的自治邦。国大党重要领导人萨·巴特尔于1946年4月5日郑重宣布：“锡克斯坦问题将在权力移交到印度的手中后在立法议会中予以考虑。”当时锡克人因此许诺而愿意留在印度联邦范围之内。但中央在制定印度宪法时，立宪议会没有考虑这一承诺，锡克人乃有受骗之感。其二，印度政府在1966年以前一直拒绝锡克人单独在旁遮普建立语言邦，甚至在I960年出动大批警察逮捕阿卡利党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査封该党办公室和机关报刊。直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为了取得锡克人对战争的支持，才答应建立旁遮普邦。其三，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阿南徒普尔——萨希布”决议后，中央政府一直视为分离主义纲领，拒不承认锡克人的民族地位。1981年甚至对旁遮普邦实行总统治理，宣布该邦为动乱地区，在各地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和审讯平民。更有甚者，在1984年实行所谓代号为“蓝星行动”的极端措施，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打死锡克教领袖和许多锡克教徒，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其四，政府借口旁遮普邦处于边境，较少支援和投资该邦，扶助其工业发展。自195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旁遮普的投资仅有九十亿卢比，只占中央对国营企业全部投资（四千亿卢比）的2.5%。而旁遮普邦银行储蓄的三分之二都被调拨到外邦使用，这不能不引起锡克教族的不满。
（5）带有印度教色彩的党派对锡克教自治运动采取对抗的做法，起了推波柱澜作用。如50年代中期阿卡利党入发动语言邦运动时，人民同盟和印地语协会便发动“拯救印地语运动”；60年代阿卡利党锡克人为争取建立语言邦发起绝食至死时，印度教各党派便组织一百多位领导八威胁要绝食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