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资产阶级
一、大资产阶級的产生、形成与独立前的初步发展
印度资产阶级是伴随印度资本主义而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这时，印度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先后在一些地方成熟，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奠定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首先，一部分印度商人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具备了投资工业的货币资本。英囯统治者为了进行殖民掠夺和剥削，在打击排挤印度商人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扶植一批当地商人，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业买办阶层。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是盂买管区的帕西商人和古吉拉特商人，他们长期与英国商人做生意，许多人充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的中间商，他们一直享有比其他地区的商人优惠得多的经商条件，40年代，英印政府赐予孟买商人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垄断权。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造成的美棉出口中断，迫使英国从盂买进口大量棉花。孟买和古吉拉特商人通过转口贸易和“棉花繁荣”很快地积聚了巨额财富，成为最早投资兴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商人。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如孟加拉的马尔瓦利商人和孟加拉商人，他们也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
其次，19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资本大量输入印度。为了从印度搜取更多的廉价原料，英国资本在印度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原料加工工业，建立了数以千计的碾米厂、面粉厂、轧棉厂、棉花包装厂以及一些煤矿、锰矿和云母矿。在加尔各答开设了大批麻纺织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了印度。间时，英印政府还在印度大规模地铺设铁路和兴修水利，1848年开始铺轨，到1861年铁路线长达1588英里，到1900年时又增至24700英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为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灌溉工程从19世纪前期陆续兴建，到20世纪初，全印度的灌溉面积达到了四千四百万英亩，灌溉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一批单一作物区的形成。如西部的棉花种植区、东部的黄麻种植区以及西北部的小麦种植区等。英国向印度大量的资本输出，达到了他们更大规模地在印度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的目的，从19世年代中到80年代中，向印度倾销的工业品和从印度掠夺的原料分别都增长了三倍。这种剥削活动刺激了印度国内的商业活动的发展，印度的商业资本再度膨胀，商品货币关系重新活跃。
最后，英国统治者在印度还逐步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整理，在法律上确立并巩固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抵押。因贫困丧失土地的农民变成自由的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自由的廉价的劳动力。
具备了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印度的一些买办商人仿效西方企业家先后办起了现代工厂，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生产，成为印度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
第一个开设棉纺厂的是盂买的帕西商人考瓦斯吉·奈那巴依·达瓦尔，他出身于大商人家庭，自己当过英国商行的掮客。他先从事棉花买卖，后购置英国的机器，聘用了英国兰开夏的工程师，于1851年创办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1857年又开设第二家。
1860年，孟买又出现七家棉纺织厂。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东方织布厂。该厂由一个合股公司经营，公司的经理、最大的股东同时又是三家英国纺织品出口商行的掮客，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孟买最大的商业巨头和两个英国资本家组成。董事会成员都是与英国商行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工厂的规模达到纱锭55万枚、织机1000台。机器设备来自英国。另外六家棉纺织厂的厂主分别是孟买最大的制造商、孟买管区银行唯一的印度人董事（设立两家工厂）、18世纪末孟买最大造船主的后代以及三个英国商行的掮客。
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印度商人和英国资本家都在孟买不断地开设棉纺织厂，印度资本占比势，发展到1915年，孟买的棉纺织业商行共四十家，印度人控制三十二家，英国人控制八家；棉纺织厂共八十三家，印度人控制五十四家，英国人控制二十九家。孟买的纺织业的实收资本共76，598，000卢比，约占全印度纺织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纱锭299，1400枚，约占全印度纱锭总数的一半，织机51900台，占全印度织机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度纺织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
最早成为印度工业资本家的孟买买办商人兴办的现代工厂集中于纺织工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有过发展重工业的尝试，但都在英殖民政府的压制下失败了，唯独塔塔家族是个例外，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建立了几家纺织厂，此后顶住了英殖民政府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本世纪头十几年里，一连建立了钢铁、水泥、电力等重工业企业。
继孟买之后是古吉拉特，古吉拉特的本地工业资本家主耍是由钱币商转变而成的，他们同英国殖民当局或土邦王公关系密切，有些人本身就是殖民机关或土邦的官吏。
到20世纪前后，古吉拉特商人已在艾哈迈达巴德建立了数十家纺织厂，1914年，共有纱锭七十万枚、织机二万台。其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在全印度机织品总产量中分别占10%和20%，成为仅次于盂买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以上是在殖民地条件下印度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从中可以知道：由于殖民地印度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封建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移植”的产物，因此新生的印度资产阶级是畸形的，主要表现为：1.他们主要是一批依附于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其中有的还在殖民当局任过职。2.这些买办商人许多与封建王公关系密切，在他们设厂过程中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其中有的商人又任封建王公的官吏。3.他们兴办的现代工业只能在殖民当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集中于纺织工业。4.他们从事现代工业生产中，机器设备和技术不可避免地要依靠英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5.只有少数最富有的买办商才能兴办工业，因此其规模一般都较大，发展也快，甚至具有某些垄断色彩。
本世纪开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又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机会。战时及战后，他们不仅扩大了原有的工业生产规模，而且投资到如水泥、制糖、采煤、造纸等工业领域。据国际联盟统计，从1913年到1938年期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82.7%，而印度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39.7%，在被统计的二十八个国家中，增长率比印度高的只有五个国家。1937～1938年度，印度的钢产量达到89.9万吨、煤产量达到2820万吨、工厂织布达到4.269亿码。印度工业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水平，在当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中是少见的。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工业资产阶级发展了，他们创办了许多公司企业。从1918～1919年度到1938～1939年度，在印度注册的“卢比公司”家数从2713家增至10070家，实收资本总额从10.6亿卢比增至27.542亿卢比。在这些“卢比公司”中，印度资本控制的份额已占全部“卢比公司”实收资本总额的55%左右，英国资本则占45%左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卢比公司”为英国资本控制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工业资产阶级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经营多种工（行）业、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大资产阶级了。自那时起直至今日，始终是印度两个最大的资本财团的塔塔和比尔拉，是代表这个演变过程的突出例子。
塔塔家族自19世纪60年代末建立纺织厂起到加世纪的头几年，已经在纺织、钢铁、水泥、水力发电、采煤、旅馆等领域里建立了公司企业。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塔塔是英属印度洋地区的唯一大钢铁企业，英国在近东战场所需要的铁轨和钢材主要靠它供应。1912年至1916年的五年里，塔塔钢铁公司获得的净利润共计2350.9万卢比，已超过其股份资本額，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赚取的利润更多，年利润高达一千万卢比。靠战争发了横财的塔塔家族于1916年、1919年相继建立两家发电公司，它们连同原有的一家一起垄断着印度中、西部的部分铁路干线、孟买地区的工厂生产以及居民照明的用电。1917年成立油脂公司。战后，在英印政府钢铁法保护下，实行了三次设备更新计划，到30年代，它的钢铁产量达到60至70万吨，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60～70%。到第二次大战前，塔塔家族还建立了水泥、金属、化学制品等公司。并在1917年创办的塔塔工业银行的基础上于1937年又建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塔塔除自己创办公司企业外，还仿效英国人在印度采用的经理行制，从而控制更多的企业，它的经理行塔塔父子公司控制有二十二家公司。至此，塔塔家族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资本财团了。
比尔拉家族是第一次大战后才投资于工业的。首先，他抓住战争时机扩大出口贸易业务，在四年的战争中，它的财产由200万卢比增加到800万卢比。战争结束它便转向工业投资，1918年买进一家刚建成的棉纺厂，1919年建立经理行比尔拉兄弟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第一家印度人的黄麻厂。以后又投资棉纺织业，建有两家棉纺公司，1928年建立一家轮船公司、次年买进印度斯坦时报公司。30年代，它相继建立了五家制糖厂、一家纺织厂以及一家造纸公司和一家工具公司，到1939年时，比尔拉家族控制的企业达四十四家，在二十年时间里，比尔拉由大商人变成为仅次于塔塔的印度第二大资本财团。
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辛哈尼亚、达尔米亚、瓦尔昌德和塔帕尔等几家财团也横跨多种行业，只是规模没有塔塔和比尔拉大。1939年，已有44家印度经理行进入大资产阶级行列，它们共控制了239家公司，其中，棉、麻和其他纺织厂31家，煤矿19座，制糖和食品业18家，发电厂16家，钢铁和机械厂15家，茶叶种植园13家，化学品和化肥厂10家，投资信贷和保险公司17家，银行2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印度的掠夺，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但战争对印度大资产阶级来说却又是发展壮大的时机。当时印度成为英国和同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物资和工业品的供应中心，而且战争使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品难以进入印度。这样英统治者不仅放宽了对印度资本的限制，而且还采取了保护他们发展工业的措施。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扩大已有的生产能力，积聚巨额资本，从而又新建一批企业。如塔塔财团在向英印政府供应装甲钢板等军用钢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它从出售钢材的生意中牟取的纯利润从1937～1938年度的4110万卢比增至1944～1945年度的8610万卢比，利用这些资金又新建了许多企业，如钢管公司、机械和机车公司、出口公司、服务公司、航空公司等，并再设一家经理行塔塔工业公司。比尔拉财团利用这个时机，继续发展它的棉、麻纺织业，同时进入了机械工业生产领域，这个时期里，它建立了自行车公司、汽车公司、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等，战后还从事化学工业生产。据一项研究说，从1937至1947年，印度资本增长了四倍，比尔拉占了这个增长额的五分之二。
其他的印度资本家也开设许多工厂企业。1945年，新建公司一千家，1946年增加为三千家，1947年再增加为四千家。从1944年至1947年，印度全部股份公司的实收资本总额从35.37亿卢比增至47.94亿卢比。其中，大资本财团建立的公司占很大一部分。同时，大战临近结束，印度即将独立，英国资本急于撤出印度，印度大资产阶级乘机还购买了一批英国资本控制的企业。
二、独立后大资产阶級的经济势力
印度获得独立、国大党掌握政权，为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大资本财团经济势力得到了迅速增长。
独立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增长很快。1951年到：1958年，印度最大的四个垄断财团所控制的股本从10.586亿卢比增至17.086亿卢比。据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64年印度七十五家资本集团的总资产达260.5亿卢比，至1980年底，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以下简称垄断法）管束的大资本财团（即资产值超过二亿卢比者）共有九十二家，其资产值总共为1260.2亿卢比，比1964年七十五家财团的总产值增加了3.48倍。此外还有三十四家受垄断法管束的独立巨型公司（即资产额超过5000万卢比者）。最大二十这财团资产的增长更为突出，1963～1964年度它们的资产总共132.6亿卢比，到1972～1973年度增至351.6亿卢比，列1982年增至1128.5亿卢比。
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长表现在它们在印度工业的资本和生产中的集中和垄断。
独立后印度政府发展工业的方针是由公营部门负责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中间产品工业则靠私营部门去发展，这么多年来，私人资本除继续发展了传统上拥有支配地位的轻纺工业外还普遍地进入并大规模地发展了除重工业、基础工业以外的各种工业，如机械、机床、化工、铁金属和非铁金属、塑料、橡胶等等也部基本上由私人资本负责生产经营。在商业领域里，外贸由政府控制，而国内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则由私营部门经营。因此，总的来说，私人资本拉制着消费品工业、中间产品工业的生产和国内的商业。
那么，大资产阶级在私人资本中又占据什么地位呢？首先看一下私人资本如何高度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的。这里提供两组较早的数字。
1964年印度有25661家私营公司，资产总值555.15亿卢比，实收资本总额为146.54亿卢比。其中，七十五家财团（即资产在5000万卢比以上的企业集团）所控制的1536家公司的资产共为260.595亿卢比，占全部25661家公司资产总值的94%，实收资本64.632亿卢比，占44.1%。
1973～1974年度，实收资本在250万卢比以上的公司共有1650家，它们的实收资本总额171.1亿卢比，产值966.5亿卢比。其中，实收资本1000万卢比以上的大公司有369家，只占公司总家数的22%，但它们的实收资本之和为127.9亿卢比，占1650家公司实收总额的产值631.2亿卢比，占65%。
这两组数字表明，在私人资本中，资本和产值都高度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里。
资本的高度集中必然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这方面的情况。它首先规定；如三家大制造商所生产的某项产品占有该产品市场量的份额达75%或75%以上，称为高度集中；如果其份额在60%至75%之间，称为中等集中；如果其份额在50%至60%之间，称为低度集中；低于50%者则可以不认为是集中。按此标准，它调查100种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产品，得出结果是：65种属于高度集中，10种属于中等集中，8种属于低度集中，17种属于不集中。高度集中的有幼儿奶制品、煤油、石油、炉子、日光灯、干电池、缝纫机、家用电冰箱、打字机、钟表、肥皂、皮鞋、橡胶鞋和帆布鞋、爽身粉、剃刀、香烟、药品、小汽车、商用卡车、吉普车、摩托车、轮胎、活塞、电花插头、蓄电池、电镀极、屋顶材料板以及建筑用板等。属于中等集中的有饼干、电扇、电灯、收音机、自行车和自行车链条及飞轮、水泥等。属于低度集中的有毛织品、毛线、防风灯书写和印刷纸张、铅笔、石制器、导管等。
垄断调查委员会还发现，最大的七十家垄断财团（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财团）在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所调查的1298种产品中，它们垄断了588种，占45.1%。涧如在产品垄断中占首位的塔塔独家生产的产品有19种、高度集中的产品有8种、中等垄断的产品有7种。第二位是比尔拉，它独家生产的、高度集中的、中等集中的产品数分别为13种、8种和5种。名列第四的是萨拉巴依，共垄断11种，（第三和第五位为外资财团），以下还有拉尔巴依和塔帕尔，各垄断8种，……等等。资本和生产高度地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中，表明了在由私人资本拥有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领域里，大资产阶级居于支配地位。
自1965年这次调査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生产范围、生产能力一直在增长和发展，但是，公营部门也在进入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领域，小型工业也在发展，大资本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趋势如何，1965年以后还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目前尚难断言，估计不会加剧。80年代以后政府在经济政策调整中对私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生产领域、生产能力、资本限额等多方面的放宽，大资本在政府的鼓励下正在进入高投资、高技术的尖端工业和国家的某些核心工业部门，这意味着大资本在印度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有所变化。
最后，印度大资本财团随着其资本的膨胀和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逐渐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1969年垄断法的颁布使他们向外发展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国际市场上商品竞争激烈，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大资本财团认为到海外建立合营企业，通过它带动资本设备等商品出口和技术管理知识出口，是最稳妥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形式。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从70年代起大资本财团开始了以建立海外合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
三、大资产阶級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
和它在经济上的垄断性与地位相一致印度大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使印度赢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掌握政权。作为印度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大党，集中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因此，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国大党和大财团的彼此的关系则可以大体了然。
1885年国大党成立，在政治上它最初只要求扩大印度人在英国统治机构中的代表权，1906年提出印度自治，到1937年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在经济上，它提出保护印度工商业、降低税收、缩减英印政府的军事和民政开支以及固定田赋等。国大党对发展民族工业尤为重视，每年都召开工业会议，商讨发展工业问题。
1905年国大党领导发起了司瓦德希（即提倡国货）运动，为印度资本家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塔塔家族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三个月内顺利地在国内发行了价值163万英镑的股票，而后又由一个叫瓜利奥的王公认购了400万英镑债券，才得以建立起它的塔塔钢铁公司。
30年代切期的抵制洋布运动，国大党与大资产阶级互相配合，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抵制洋布运动高涨期间，印度的棉布进口1929—1930年度为18.97亿码，下一年度降至8.73亿码，再下一年度又降为7.6亿码。正是经过这场运动，印度大资产阶级拥有的棉纺织业才站稳了脚跟，控制了极大部分的国内市场，从而加强了整个特别是大印度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力量。
1935年，英殖民统治者迫于民族独立运动压力，允许国大党在七个省组织国大党政府，1938年10月举行七省工业部长会议，会议的决议说，“贫困、失业、国家防卫、经济建设，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工业化就不能解决……并提出应立即建立机床、电器设备、配件、重化工业制品、化肥、发电设备等大型工业”。这些设想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后因第二次大战爆发未能实施。
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得力于国大党，自然也积极地支持国大党。首先是经费上大力资助国大党。一名英国记者费晓问甘地：国大党经费中印度富翁提供的部分占多大比重？甘地回答：“实际上是全部”。费晓还指出，“甘地所办的学院、甘地为贱民和农民服务的一些组织以及为推广一种民族语言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来自百万富翁纺织此制造商比尔拉的”。另一名国大党元老S·K·帕蒂尔说：“国大党在五十年争取自由斗争中。花去了一亿卢比经费，其中90%是工业家的捐赠”。
除了经费上资助，大资产阶级还为国大党出谋划策，比尔拉被称为甘地的“非官方大使”，1930年随甘地去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1944年比尔拉、塔塔等八名大资本家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孟买计划，准备作为印度独立后实施，独立后的印度五年计划就是在孟买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
当然，独立前大资产阶级与国大党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嫌隙，尼赫鲁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发表过一些激进的言论，如1936年他任国大党主席时曾说，“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我找不到结束印度人民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被统治的任何方式。”这些言论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孟买二十一名大商人发表了《反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重要声明》，后在G·D·比尔拉的斡旋下得以平息。大资产阶级不希望民族独立运动超出他们的阶级利益范围，按比尔拉的策略，尼赫鲁不是不可改变的，要对他施加影响，同时要加强国大党右翼领导人的地位。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和国大党在反英斗争中的几次妥协，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独立后，大资产阶级通过国大党成为执政阶级。国大党政府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它的政治、经济政策主要也是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大资产阶级或垄断财团则成为印度政府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支柱。财团需要政府的扶植，政府需要财团的支持，二者利益根本一致，关系极为密切。印度垄断财团正是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才获得了上述惊人的发展。
但是，大资产阶级与政府间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矛盾，这是因为：第一，印度不仅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它在扶持垄断财团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此，不能不对垄断财团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第二，印度政府建国后竭力推行计划经济，建立强大的公营经济体制，实行一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为此，印度政府对垄断财团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60年代末公布了限制生产垄断和集中的垄断法。这些措施不能不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样就构成了政府与财团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财团发展的，即使是限制性的政策，也给财团留下活动余地，在具体执行时倍加照顾。印度政府大力发展国营经济表面看是对私营特别是垄断财团经济的一种控制和打击，实际上，却是为促进垄断财团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因为公营部门为财团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料、燃料、机器和装备，为其提供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的方便，还向它们订货，提供资金和技术等等。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罗易所说：“公营部门提供最基本的基础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却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实践证明，公营经济促进了财团经济的发展。
但是，印度大财团一般并不直接参政，这是因为，大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种姓，历史上商人种姓属于较低等的种姓，在至今种姓制度仍然十分森严的印度社会里，大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的不法行径，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因此工商界参政不多，进入政界成为头面人物的更少。
大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政党主要是国大党的资助，与党、政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参加政府的一些咨询机构和公营企业的工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大财团对政党的资助主要用于竞选活动。据计算，1962年大选共花了8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共花了1.5亿卢比。1977年大选时，国大党从企业界得到11.3亿卢比的捐款。1980年人民院选举至少花了16.89亿卢比。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家的捐赠，当然大资本家又在其中占主耍份额，如：1966年北方邦选举，比尔拉财因为支持英·甘地在该邦的竞选，捐赠1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比尔拉捐赠国大党160万卢比。大资本财团主要向执政的国大党捐赠，但有些大财团为维护切身利益，有时也向反对党捐赠，以支持它们与国大党竞选。例如以塔塔为首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企业、反对国有化反对国家经济计划的这部分大资产阶级，在60年代中期当国大党表示要实现银行国有化、限制生产垄断和财富集中时，就利用1967年大选时机对代表他们主自由党慷慨解囊，塔塔资助80万卢比，在塔塔带动下私营企业对自由党的扔赠从上一次大选的181.3万卢比增加到245.3万卢比。从而使自由党在人民院中赢得的席位激增至四十四席。
大资本财团对政党的资助还包括了对议员的个别资助，这种资助实际上是收买。如1962年比尔拉财团资助了四十八名议员当选。
靠大资本财团捐赠竞选获胜的政党（主要是国大党）以及由大资本财团资助当选的议员执政后，在组织内阁班子、任命有关机构的官员、制定经济政策等事宜中，势必反映大资产阶级的意图，成为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资助最多的比尔拉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也最大。一些国大党议员指出比尔拉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大党的肌体，从基层到最高层。比哈尔邦是比尔拉一些重要公司企业的所在地，由于它在该邦的权势，人们称比哈尔邦为“比尔拉邦”。1974年北方邦首席部长被迫下台，原因之一据说是该邦首席部长未执行英·甘地总理关于要让K·K·比尔拉竞选联邦议员的指示，为此，R·纳拉因指责说，“现在的比尔拉就是英迪拉了。”当然，比尔拉财团在政治中这种作用并不是大财团的普遍现象。
大资本财团建立与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国大党领导人的密切个人关系，是他们对政局施加影响的又一途径。一些老牌大财团如塔塔、比尔拉独立前就与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甘地、尼赫鲁有密切的交情。独立后，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哈尼亚、达尔米亚等财团的头目都与尼赫鲁父女有密切的关系，基洛斯卡财团与德赛是亲戚，人民党的一些首脑同巴贾吉又有关系，等等。一些财团还进而在政党首脑的子女身上花功夫，以加深这种关系。如比尔拉财团向前总理英·甘地的次子桑贾伊创办的马鲁蒂汽车公司投资500万卢比，契蒂亚财团成员M·A·契坦姆勃拉姆任该公司的董事长；S·K·帕蒂尔任部长时其儿子受雇于由达尔米亚财团控制的《印度时报》，其女婿又受雇于比尔拉财团，德赛的儿子是基洛斯卡的女婿，曾受雇于塔塔财团的航空公司，他经营的孟买贸易公司，又是比尔拉财团两个公司的代理行，等等。
大财团还用两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一些则团的原高级职员或与财团有关系的人到政府机构担任要职，这时财团继续维持并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政府机构中一些原高级官员在退休或离任后，大财团招聘他们去财团担任高职，由这些人与政府建立关系。通过这两种方式，大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与政府沟通的关系网。由财团招聘的退休文官述立的班子被称作大财团的“工业大使馆”，它为大财团收集政府部门的情报，与政府一些部疏通关系联络工作。
大资产阶级还是政府设立的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如中央工业咨询委员会、贸易咨询委员会、关税和国产税咨询委员会、直接税咨询委员会以及资本发行咨询委员会内，都有塔塔、比尔拉、马法特拉尔等财团的人。这些咨询委员会本来就是政府为了联系财团共同商定政策而设立的，因此咨询委员会中的财团成员可以利用这些场所施加影响。与此异曲同工，不少财团的成员也还在公营企业、公营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内任职。
四、大资产阶級的性质和特点
1.民族性
印度资产阶级主要产生于一批投靠英殖民政府和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他们只能在其主子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他们的买办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时工业品的匮乏，这些都为印度资本发展工业提供了良机，印度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起来，随之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的愿望也更强烈。殖民政府迫于形势给予资产阶级的某些保护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加剧。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代表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买办性逐渐减弱，民族性日益增强。独立后在国大党政府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下，大资产阶级更日益向着民族性方向发展。印度大资产阶级无疑应是民族资产阶级。
2.垄断性
由于印度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正常发展的结果，即既不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也不是“生产者成长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在殖民主义桎梏下只有一批投靠殖民统治者和英国资本的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才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业生产，因此最早经营工业的那部分买办商人一般部扼有相当多的货币资本，发展工业的速度较快，往往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开设许多工厂企业，具有某些垄断色彩。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成为英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品供应地，印度国内工业品进口断了路，大大刺激了印度的工业生产，再加上民族独立运动给予的支持，使印度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程度比其他殖民地附庸国高得多。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形成一批垄断资本财团，在当时殖民地世界中也是少见的。在这个基础上，独立后大财团经济实力迅速增长，50、60年代，工业生产的垄断和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此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急骤膨胀，也由于政府限制大资本和鼓励小工业的政策的作用，虽然大资本财团在资产、生产、销售上绝对数字继续增长，但是其垄断程度恐难以为继了。
3.依赖性
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对英殖民政府和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在缩小，但是在技术设备和资金上对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仍是严重的，即使是独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依赖仍不可避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印度民族工业独立前有较好的基础，独立后发展较快，到60、70年代以后，这种依赖性已不是没有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就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相反，一些大资本财团在得到这些外援利用了一定时期后，往往能请走外资，打起自己的牌子。印度大资产阶级与外资的关系主要是利用它们来发展壮大自己。
4.封建性
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处于英殖民统治下，也处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里。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最早兴办工厂的资本家有许多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或投资，一些封建王公成为不少工业公司的最大股东，有的担任多家公司企业的董事，也有的新工厂主本人就是封建王公。资产阶级队伍里有这么一批代表封建秩序的大地主，势必使它打上封建烙印。
大资产阶级身上的封建色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既是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大土地拥有者，虽然基本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但在雇工条件上保留了半封建的剥削方式，有的甚至采用出租土地的形式。二是：大资产阶级把封建传统家族观念带进了企业，不少财团在经营中实行家族控制和世袭继承。财团首脑父传子、子传孙，家族成员被安排在所控制的企业里的现象，司空见惯。
但是这种封建色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在发生变化。首先，印度60年代中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进了农业，虽然只有在少数地区这种变革明显，大部分地区仅在缓慢地演变，但是农村在向着资本主义发展是无疑的；大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迅速增长，使得他们的封建剥削成份越来越小。其次，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需求的增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大资本财团渴求获得更多的资本，大量发行股票，这样股东队伍扩大，大资本家族自己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不断下降，加上经理人员中的非家族成员增多，家族的控制力受影响，同时，受西方教育的新的一代资本家和经理人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家族控制、世袭继承的封建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正在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的企业所有权与经理权分离的过渡。
5.扩张性
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必然发生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60、70年代就具有了这种能力，这在二次大战后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是少有的。由于印度垄断财团的资本“过剩”主要是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不是货币资本，因此他们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是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即将它们折合成股份与接受国家的资本合股建立企业，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印方的股份只能占少数股，虽然在经营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印方常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印度大资本财团在海外投资合营的企业规模比较小，一般采用中间技术，劳动集约度较高，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此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印度财团的经济实力也远不如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加之印度政府的政策干预，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资本输出规模与国际垄断财团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相对强大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国内生活在一个绝对贫困的社会里，居住着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口的广大农村本是工业品的广阔市场，但是大部分农村保留着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农业生产方式陈旧，生产力落后，大多数农民很少进入商品市场。几十年来政府为大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高利润的保护市场，但需求停滞不前，影响了大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印度大工业资本的技术设备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国内的保护政策更助长了这种落后，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企图通过工业品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以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大资本的发展，显然短期内办不到（少数产品是可能的）。因此，国内市场上需求不足，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是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障碍和困难。
印度资产阶级是伴随印度资本主义而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这时，印度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先后在一些地方成熟，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奠定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首先，一部分印度商人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具备了投资工业的货币资本。英囯统治者为了进行殖民掠夺和剥削，在打击排挤印度商人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扶植一批当地商人，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业买办阶层。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是盂买管区的帕西商人和古吉拉特商人，他们长期与英国商人做生意，许多人充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的中间商，他们一直享有比其他地区的商人优惠得多的经商条件，40年代，英印政府赐予孟买商人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垄断权。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造成的美棉出口中断，迫使英国从盂买进口大量棉花。孟买和古吉拉特商人通过转口贸易和“棉花繁荣”很快地积聚了巨额财富，成为最早投资兴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商人。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如孟加拉的马尔瓦利商人和孟加拉商人，他们也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
其次，19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资本大量输入印度。为了从印度搜取更多的廉价原料，英国资本在印度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原料加工工业，建立了数以千计的碾米厂、面粉厂、轧棉厂、棉花包装厂以及一些煤矿、锰矿和云母矿。在加尔各答开设了大批麻纺织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了印度。间时，英印政府还在印度大规模地铺设铁路和兴修水利，1848年开始铺轨，到1861年铁路线长达1588英里，到1900年时又增至24700英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为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灌溉工程从19世纪前期陆续兴建，到20世纪初，全印度的灌溉面积达到了四千四百万英亩，灌溉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一批单一作物区的形成。如西部的棉花种植区、东部的黄麻种植区以及西北部的小麦种植区等。英国向印度大量的资本输出，达到了他们更大规模地在印度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的目的，从19世年代中到80年代中，向印度倾销的工业品和从印度掠夺的原料分别都增长了三倍。这种剥削活动刺激了印度国内的商业活动的发展，印度的商业资本再度膨胀，商品货币关系重新活跃。
最后，英国统治者在印度还逐步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整理，在法律上确立并巩固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抵押。因贫困丧失土地的农民变成自由的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自由的廉价的劳动力。
具备了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印度的一些买办商人仿效西方企业家先后办起了现代工厂，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生产，成为印度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
第一个开设棉纺厂的是盂买的帕西商人考瓦斯吉·奈那巴依·达瓦尔，他出身于大商人家庭，自己当过英国商行的掮客。他先从事棉花买卖，后购置英国的机器，聘用了英国兰开夏的工程师，于1851年创办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1857年又开设第二家。
1860年，孟买又出现七家棉纺织厂。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东方织布厂。该厂由一个合股公司经营，公司的经理、最大的股东同时又是三家英国纺织品出口商行的掮客，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孟买最大的商业巨头和两个英国资本家组成。董事会成员都是与英国商行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工厂的规模达到纱锭55万枚、织机1000台。机器设备来自英国。另外六家棉纺织厂的厂主分别是孟买最大的制造商、孟买管区银行唯一的印度人董事（设立两家工厂）、18世纪末孟买最大造船主的后代以及三个英国商行的掮客。
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印度商人和英国资本家都在孟买不断地开设棉纺织厂，印度资本占比势，发展到1915年，孟买的棉纺织业商行共四十家，印度人控制三十二家，英国人控制八家；棉纺织厂共八十三家，印度人控制五十四家，英国人控制二十九家。孟买的纺织业的实收资本共76，598，000卢比，约占全印度纺织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纱锭299，1400枚，约占全印度纱锭总数的一半，织机51900台，占全印度织机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度纺织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
最早成为印度工业资本家的孟买买办商人兴办的现代工厂集中于纺织工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有过发展重工业的尝试，但都在英殖民政府的压制下失败了，唯独塔塔家族是个例外，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建立了几家纺织厂，此后顶住了英殖民政府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本世纪头十几年里，一连建立了钢铁、水泥、电力等重工业企业。
继孟买之后是古吉拉特，古吉拉特的本地工业资本家主耍是由钱币商转变而成的，他们同英国殖民当局或土邦王公关系密切，有些人本身就是殖民机关或土邦的官吏。
到20世纪前后，古吉拉特商人已在艾哈迈达巴德建立了数十家纺织厂，1914年，共有纱锭七十万枚、织机二万台。其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在全印度机织品总产量中分别占10%和20%，成为仅次于盂买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以上是在殖民地条件下印度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从中可以知道：由于殖民地印度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封建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移植”的产物，因此新生的印度资产阶级是畸形的，主要表现为：1.他们主要是一批依附于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其中有的还在殖民当局任过职。2.这些买办商人许多与封建王公关系密切，在他们设厂过程中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其中有的商人又任封建王公的官吏。3.他们兴办的现代工业只能在殖民当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集中于纺织工业。4.他们从事现代工业生产中，机器设备和技术不可避免地要依靠英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5.只有少数最富有的买办商才能兴办工业，因此其规模一般都较大，发展也快，甚至具有某些垄断色彩。
本世纪开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又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机会。战时及战后，他们不仅扩大了原有的工业生产规模，而且投资到如水泥、制糖、采煤、造纸等工业领域。据国际联盟统计，从1913年到1938年期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82.7%，而印度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39.7%，在被统计的二十八个国家中，增长率比印度高的只有五个国家。1937～1938年度，印度的钢产量达到89.9万吨、煤产量达到2820万吨、工厂织布达到4.269亿码。印度工业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水平，在当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中是少见的。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工业资产阶级发展了，他们创办了许多公司企业。从1918～1919年度到1938～1939年度，在印度注册的“卢比公司”家数从2713家增至10070家，实收资本总额从10.6亿卢比增至27.542亿卢比。在这些“卢比公司”中，印度资本控制的份额已占全部“卢比公司”实收资本总额的55%左右，英国资本则占45%左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卢比公司”为英国资本控制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工业资产阶级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经营多种工（行）业、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大资产阶级了。自那时起直至今日，始终是印度两个最大的资本财团的塔塔和比尔拉，是代表这个演变过程的突出例子。
塔塔家族自19世纪60年代末建立纺织厂起到加世纪的头几年，已经在纺织、钢铁、水泥、水力发电、采煤、旅馆等领域里建立了公司企业。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塔塔是英属印度洋地区的唯一大钢铁企业，英国在近东战场所需要的铁轨和钢材主要靠它供应。1912年至1916年的五年里，塔塔钢铁公司获得的净利润共计2350.9万卢比，已超过其股份资本額，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赚取的利润更多，年利润高达一千万卢比。靠战争发了横财的塔塔家族于1916年、1919年相继建立两家发电公司，它们连同原有的一家一起垄断着印度中、西部的部分铁路干线、孟买地区的工厂生产以及居民照明的用电。1917年成立油脂公司。战后，在英印政府钢铁法保护下，实行了三次设备更新计划，到30年代，它的钢铁产量达到60至70万吨，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60～70%。到第二次大战前，塔塔家族还建立了水泥、金属、化学制品等公司。并在1917年创办的塔塔工业银行的基础上于1937年又建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塔塔除自己创办公司企业外，还仿效英国人在印度采用的经理行制，从而控制更多的企业，它的经理行塔塔父子公司控制有二十二家公司。至此，塔塔家族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资本财团了。
比尔拉家族是第一次大战后才投资于工业的。首先，他抓住战争时机扩大出口贸易业务，在四年的战争中，它的财产由200万卢比增加到800万卢比。战争结束它便转向工业投资，1918年买进一家刚建成的棉纺厂，1919年建立经理行比尔拉兄弟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第一家印度人的黄麻厂。以后又投资棉纺织业，建有两家棉纺公司，1928年建立一家轮船公司、次年买进印度斯坦时报公司。30年代，它相继建立了五家制糖厂、一家纺织厂以及一家造纸公司和一家工具公司，到1939年时，比尔拉家族控制的企业达四十四家，在二十年时间里，比尔拉由大商人变成为仅次于塔塔的印度第二大资本财团。
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辛哈尼亚、达尔米亚、瓦尔昌德和塔帕尔等几家财团也横跨多种行业，只是规模没有塔塔和比尔拉大。1939年，已有44家印度经理行进入大资产阶级行列，它们共控制了239家公司，其中，棉、麻和其他纺织厂31家，煤矿19座，制糖和食品业18家，发电厂16家，钢铁和机械厂15家，茶叶种植园13家，化学品和化肥厂10家，投资信贷和保险公司17家，银行2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印度的掠夺，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但战争对印度大资产阶级来说却又是发展壮大的时机。当时印度成为英国和同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物资和工业品的供应中心，而且战争使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品难以进入印度。这样英统治者不仅放宽了对印度资本的限制，而且还采取了保护他们发展工业的措施。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扩大已有的生产能力，积聚巨额资本，从而又新建一批企业。如塔塔财团在向英印政府供应装甲钢板等军用钢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它从出售钢材的生意中牟取的纯利润从1937～1938年度的4110万卢比增至1944～1945年度的8610万卢比，利用这些资金又新建了许多企业，如钢管公司、机械和机车公司、出口公司、服务公司、航空公司等，并再设一家经理行塔塔工业公司。比尔拉财团利用这个时机，继续发展它的棉、麻纺织业，同时进入了机械工业生产领域，这个时期里，它建立了自行车公司、汽车公司、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等，战后还从事化学工业生产。据一项研究说，从1937至1947年，印度资本增长了四倍，比尔拉占了这个增长额的五分之二。
其他的印度资本家也开设许多工厂企业。1945年，新建公司一千家，1946年增加为三千家，1947年再增加为四千家。从1944年至1947年，印度全部股份公司的实收资本总额从35.37亿卢比增至47.94亿卢比。其中，大资本财团建立的公司占很大一部分。同时，大战临近结束，印度即将独立，英国资本急于撤出印度，印度大资产阶级乘机还购买了一批英国资本控制的企业。
二、独立后大资产阶級的经济势力
印度获得独立、国大党掌握政权，为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大资本财团经济势力得到了迅速增长。
独立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增长很快。1951年到：1958年，印度最大的四个垄断财团所控制的股本从10.586亿卢比增至17.086亿卢比。据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64年印度七十五家资本集团的总资产达260.5亿卢比，至1980年底，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以下简称垄断法）管束的大资本财团（即资产值超过二亿卢比者）共有九十二家，其资产值总共为1260.2亿卢比，比1964年七十五家财团的总产值增加了3.48倍。此外还有三十四家受垄断法管束的独立巨型公司（即资产额超过5000万卢比者）。最大二十这财团资产的增长更为突出，1963～1964年度它们的资产总共132.6亿卢比，到1972～1973年度增至351.6亿卢比，列1982年增至1128.5亿卢比。
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长表现在它们在印度工业的资本和生产中的集中和垄断。
独立后印度政府发展工业的方针是由公营部门负责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中间产品工业则靠私营部门去发展，这么多年来，私人资本除继续发展了传统上拥有支配地位的轻纺工业外还普遍地进入并大规模地发展了除重工业、基础工业以外的各种工业，如机械、机床、化工、铁金属和非铁金属、塑料、橡胶等等也部基本上由私人资本负责生产经营。在商业领域里，外贸由政府控制，而国内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则由私营部门经营。因此，总的来说，私人资本拉制着消费品工业、中间产品工业的生产和国内的商业。
那么，大资产阶级在私人资本中又占据什么地位呢？首先看一下私人资本如何高度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的。这里提供两组较早的数字。
1964年印度有25661家私营公司，资产总值555.15亿卢比，实收资本总额为146.54亿卢比。其中，七十五家财团（即资产在5000万卢比以上的企业集团）所控制的1536家公司的资产共为260.595亿卢比，占全部25661家公司资产总值的94%，实收资本64.632亿卢比，占44.1%。
1973～1974年度，实收资本在250万卢比以上的公司共有1650家，它们的实收资本总额171.1亿卢比，产值966.5亿卢比。其中，实收资本1000万卢比以上的大公司有369家，只占公司总家数的22%，但它们的实收资本之和为127.9亿卢比，占1650家公司实收总额的产值631.2亿卢比，占65%。
这两组数字表明，在私人资本中，资本和产值都高度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里。
资本的高度集中必然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这方面的情况。它首先规定；如三家大制造商所生产的某项产品占有该产品市场量的份额达75%或75%以上，称为高度集中；如果其份额在60%至75%之间，称为中等集中；如果其份额在50%至60%之间，称为低度集中；低于50%者则可以不认为是集中。按此标准，它调查100种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产品，得出结果是：65种属于高度集中，10种属于中等集中，8种属于低度集中，17种属于不集中。高度集中的有幼儿奶制品、煤油、石油、炉子、日光灯、干电池、缝纫机、家用电冰箱、打字机、钟表、肥皂、皮鞋、橡胶鞋和帆布鞋、爽身粉、剃刀、香烟、药品、小汽车、商用卡车、吉普车、摩托车、轮胎、活塞、电花插头、蓄电池、电镀极、屋顶材料板以及建筑用板等。属于中等集中的有饼干、电扇、电灯、收音机、自行车和自行车链条及飞轮、水泥等。属于低度集中的有毛织品、毛线、防风灯书写和印刷纸张、铅笔、石制器、导管等。
垄断调查委员会还发现，最大的七十家垄断财团（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财团）在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所调查的1298种产品中，它们垄断了588种，占45.1%。涧如在产品垄断中占首位的塔塔独家生产的产品有19种、高度集中的产品有8种、中等垄断的产品有7种。第二位是比尔拉，它独家生产的、高度集中的、中等集中的产品数分别为13种、8种和5种。名列第四的是萨拉巴依，共垄断11种，（第三和第五位为外资财团），以下还有拉尔巴依和塔帕尔，各垄断8种，……等等。资本和生产高度地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中，表明了在由私人资本拥有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领域里，大资产阶级居于支配地位。
自1965年这次调査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生产范围、生产能力一直在增长和发展，但是，公营部门也在进入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领域，小型工业也在发展，大资本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趋势如何，1965年以后还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目前尚难断言，估计不会加剧。80年代以后政府在经济政策调整中对私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生产领域、生产能力、资本限额等多方面的放宽，大资本在政府的鼓励下正在进入高投资、高技术的尖端工业和国家的某些核心工业部门，这意味着大资本在印度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有所变化。
最后，印度大资本财团随着其资本的膨胀和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逐渐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1969年垄断法的颁布使他们向外发展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国际市场上商品竞争激烈，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大资本财团认为到海外建立合营企业，通过它带动资本设备等商品出口和技术管理知识出口，是最稳妥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形式。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从70年代起大资本财团开始了以建立海外合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
三、大资产阶級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
和它在经济上的垄断性与地位相一致印度大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使印度赢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掌握政权。作为印度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大党，集中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因此，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国大党和大财团的彼此的关系则可以大体了然。
1885年国大党成立，在政治上它最初只要求扩大印度人在英国统治机构中的代表权，1906年提出印度自治，到1937年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在经济上，它提出保护印度工商业、降低税收、缩减英印政府的军事和民政开支以及固定田赋等。国大党对发展民族工业尤为重视，每年都召开工业会议，商讨发展工业问题。
1905年国大党领导发起了司瓦德希（即提倡国货）运动，为印度资本家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塔塔家族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三个月内顺利地在国内发行了价值163万英镑的股票，而后又由一个叫瓜利奥的王公认购了400万英镑债券，才得以建立起它的塔塔钢铁公司。
30年代切期的抵制洋布运动，国大党与大资产阶级互相配合，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抵制洋布运动高涨期间，印度的棉布进口1929—1930年度为18.97亿码，下一年度降至8.73亿码，再下一年度又降为7.6亿码。正是经过这场运动，印度大资产阶级拥有的棉纺织业才站稳了脚跟，控制了极大部分的国内市场，从而加强了整个特别是大印度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力量。
1935年，英殖民统治者迫于民族独立运动压力，允许国大党在七个省组织国大党政府，1938年10月举行七省工业部长会议，会议的决议说，“贫困、失业、国家防卫、经济建设，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工业化就不能解决……并提出应立即建立机床、电器设备、配件、重化工业制品、化肥、发电设备等大型工业”。这些设想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后因第二次大战爆发未能实施。
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得力于国大党，自然也积极地支持国大党。首先是经费上大力资助国大党。一名英国记者费晓问甘地：国大党经费中印度富翁提供的部分占多大比重？甘地回答：“实际上是全部”。费晓还指出，“甘地所办的学院、甘地为贱民和农民服务的一些组织以及为推广一种民族语言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来自百万富翁纺织此制造商比尔拉的”。另一名国大党元老S·K·帕蒂尔说：“国大党在五十年争取自由斗争中。花去了一亿卢比经费，其中90%是工业家的捐赠”。
除了经费上资助，大资产阶级还为国大党出谋划策，比尔拉被称为甘地的“非官方大使”，1930年随甘地去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1944年比尔拉、塔塔等八名大资本家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孟买计划，准备作为印度独立后实施，独立后的印度五年计划就是在孟买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
当然，独立前大资产阶级与国大党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嫌隙，尼赫鲁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发表过一些激进的言论，如1936年他任国大党主席时曾说，“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我找不到结束印度人民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被统治的任何方式。”这些言论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孟买二十一名大商人发表了《反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重要声明》，后在G·D·比尔拉的斡旋下得以平息。大资产阶级不希望民族独立运动超出他们的阶级利益范围，按比尔拉的策略，尼赫鲁不是不可改变的，要对他施加影响，同时要加强国大党右翼领导人的地位。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和国大党在反英斗争中的几次妥协，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独立后，大资产阶级通过国大党成为执政阶级。国大党政府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它的政治、经济政策主要也是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大资产阶级或垄断财团则成为印度政府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支柱。财团需要政府的扶植，政府需要财团的支持，二者利益根本一致，关系极为密切。印度垄断财团正是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才获得了上述惊人的发展。
但是，大资产阶级与政府间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矛盾，这是因为：第一，印度不仅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它在扶持垄断财团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此，不能不对垄断财团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第二，印度政府建国后竭力推行计划经济，建立强大的公营经济体制，实行一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为此，印度政府对垄断财团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60年代末公布了限制生产垄断和集中的垄断法。这些措施不能不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样就构成了政府与财团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财团发展的，即使是限制性的政策，也给财团留下活动余地，在具体执行时倍加照顾。印度政府大力发展国营经济表面看是对私营特别是垄断财团经济的一种控制和打击，实际上，却是为促进垄断财团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因为公营部门为财团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料、燃料、机器和装备，为其提供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的方便，还向它们订货，提供资金和技术等等。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罗易所说：“公营部门提供最基本的基础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却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实践证明，公营经济促进了财团经济的发展。
但是，印度大财团一般并不直接参政，这是因为，大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种姓，历史上商人种姓属于较低等的种姓，在至今种姓制度仍然十分森严的印度社会里，大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的不法行径，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因此工商界参政不多，进入政界成为头面人物的更少。
大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政党主要是国大党的资助，与党、政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参加政府的一些咨询机构和公营企业的工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大财团对政党的资助主要用于竞选活动。据计算，1962年大选共花了8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共花了1.5亿卢比。1977年大选时，国大党从企业界得到11.3亿卢比的捐款。1980年人民院选举至少花了16.89亿卢比。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家的捐赠，当然大资本家又在其中占主耍份额，如：1966年北方邦选举，比尔拉财因为支持英·甘地在该邦的竞选，捐赠1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比尔拉捐赠国大党160万卢比。大资本财团主要向执政的国大党捐赠，但有些大财团为维护切身利益，有时也向反对党捐赠，以支持它们与国大党竞选。例如以塔塔为首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企业、反对国有化反对国家经济计划的这部分大资产阶级，在60年代中期当国大党表示要实现银行国有化、限制生产垄断和财富集中时，就利用1967年大选时机对代表他们主自由党慷慨解囊，塔塔资助80万卢比，在塔塔带动下私营企业对自由党的扔赠从上一次大选的181.3万卢比增加到245.3万卢比。从而使自由党在人民院中赢得的席位激增至四十四席。
大资本财团对政党的资助还包括了对议员的个别资助，这种资助实际上是收买。如1962年比尔拉财团资助了四十八名议员当选。
靠大资本财团捐赠竞选获胜的政党（主要是国大党）以及由大资本财团资助当选的议员执政后，在组织内阁班子、任命有关机构的官员、制定经济政策等事宜中，势必反映大资产阶级的意图，成为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资助最多的比尔拉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也最大。一些国大党议员指出比尔拉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大党的肌体，从基层到最高层。比哈尔邦是比尔拉一些重要公司企业的所在地，由于它在该邦的权势，人们称比哈尔邦为“比尔拉邦”。1974年北方邦首席部长被迫下台，原因之一据说是该邦首席部长未执行英·甘地总理关于要让K·K·比尔拉竞选联邦议员的指示，为此，R·纳拉因指责说，“现在的比尔拉就是英迪拉了。”当然，比尔拉财团在政治中这种作用并不是大财团的普遍现象。
大资本财团建立与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国大党领导人的密切个人关系，是他们对政局施加影响的又一途径。一些老牌大财团如塔塔、比尔拉独立前就与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甘地、尼赫鲁有密切的交情。独立后，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哈尼亚、达尔米亚等财团的头目都与尼赫鲁父女有密切的关系，基洛斯卡财团与德赛是亲戚，人民党的一些首脑同巴贾吉又有关系，等等。一些财团还进而在政党首脑的子女身上花功夫，以加深这种关系。如比尔拉财团向前总理英·甘地的次子桑贾伊创办的马鲁蒂汽车公司投资500万卢比，契蒂亚财团成员M·A·契坦姆勃拉姆任该公司的董事长；S·K·帕蒂尔任部长时其儿子受雇于由达尔米亚财团控制的《印度时报》，其女婿又受雇于比尔拉财团，德赛的儿子是基洛斯卡的女婿，曾受雇于塔塔财团的航空公司，他经营的孟买贸易公司，又是比尔拉财团两个公司的代理行，等等。
大财团还用两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一些则团的原高级职员或与财团有关系的人到政府机构担任要职，这时财团继续维持并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政府机构中一些原高级官员在退休或离任后，大财团招聘他们去财团担任高职，由这些人与政府建立关系。通过这两种方式，大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与政府沟通的关系网。由财团招聘的退休文官述立的班子被称作大财团的“工业大使馆”，它为大财团收集政府部门的情报，与政府一些部疏通关系联络工作。
大资产阶级还是政府设立的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如中央工业咨询委员会、贸易咨询委员会、关税和国产税咨询委员会、直接税咨询委员会以及资本发行咨询委员会内，都有塔塔、比尔拉、马法特拉尔等财团的人。这些咨询委员会本来就是政府为了联系财团共同商定政策而设立的，因此咨询委员会中的财团成员可以利用这些场所施加影响。与此异曲同工，不少财团的成员也还在公营企业、公营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内任职。
四、大资产阶級的性质和特点
1.民族性
印度资产阶级主要产生于一批投靠英殖民政府和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他们只能在其主子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他们的买办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时工业品的匮乏，这些都为印度资本发展工业提供了良机，印度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起来，随之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的愿望也更强烈。殖民政府迫于形势给予资产阶级的某些保护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加剧。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代表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买办性逐渐减弱，民族性日益增强。独立后在国大党政府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下，大资产阶级更日益向着民族性方向发展。印度大资产阶级无疑应是民族资产阶级。
2.垄断性
由于印度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正常发展的结果，即既不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也不是“生产者成长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在殖民主义桎梏下只有一批投靠殖民统治者和英国资本的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才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业生产，因此最早经营工业的那部分买办商人一般部扼有相当多的货币资本，发展工业的速度较快，往往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开设许多工厂企业，具有某些垄断色彩。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成为英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品供应地，印度国内工业品进口断了路，大大刺激了印度的工业生产，再加上民族独立运动给予的支持，使印度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程度比其他殖民地附庸国高得多。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形成一批垄断资本财团，在当时殖民地世界中也是少见的。在这个基础上，独立后大财团经济实力迅速增长，50、60年代，工业生产的垄断和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此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急骤膨胀，也由于政府限制大资本和鼓励小工业的政策的作用，虽然大资本财团在资产、生产、销售上绝对数字继续增长，但是其垄断程度恐难以为继了。
3.依赖性
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对英殖民政府和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在缩小，但是在技术设备和资金上对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仍是严重的，即使是独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依赖仍不可避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印度民族工业独立前有较好的基础，独立后发展较快，到60、70年代以后，这种依赖性已不是没有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就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相反，一些大资本财团在得到这些外援利用了一定时期后，往往能请走外资，打起自己的牌子。印度大资产阶级与外资的关系主要是利用它们来发展壮大自己。
4.封建性
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处于英殖民统治下，也处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里。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最早兴办工厂的资本家有许多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或投资，一些封建王公成为不少工业公司的最大股东，有的担任多家公司企业的董事，也有的新工厂主本人就是封建王公。资产阶级队伍里有这么一批代表封建秩序的大地主，势必使它打上封建烙印。
大资产阶级身上的封建色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既是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大土地拥有者，虽然基本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但在雇工条件上保留了半封建的剥削方式，有的甚至采用出租土地的形式。二是：大资产阶级把封建传统家族观念带进了企业，不少财团在经营中实行家族控制和世袭继承。财团首脑父传子、子传孙，家族成员被安排在所控制的企业里的现象，司空见惯。
但是这种封建色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在发生变化。首先，印度60年代中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进了农业，虽然只有在少数地区这种变革明显，大部分地区仅在缓慢地演变，但是农村在向着资本主义发展是无疑的；大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迅速增长，使得他们的封建剥削成份越来越小。其次，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需求的增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大资本财团渴求获得更多的资本，大量发行股票，这样股东队伍扩大，大资本家族自己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不断下降，加上经理人员中的非家族成员增多，家族的控制力受影响，同时，受西方教育的新的一代资本家和经理人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家族控制、世袭继承的封建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正在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的企业所有权与经理权分离的过渡。
5.扩张性
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必然发生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60、70年代就具有了这种能力，这在二次大战后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是少有的。由于印度垄断财团的资本“过剩”主要是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不是货币资本，因此他们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是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即将它们折合成股份与接受国家的资本合股建立企业，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印方的股份只能占少数股，虽然在经营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印方常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印度大资本财团在海外投资合营的企业规模比较小，一般采用中间技术，劳动集约度较高，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此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印度财团的经济实力也远不如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加之印度政府的政策干预，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资本输出规模与国际垄断财团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相对强大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国内生活在一个绝对贫困的社会里，居住着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口的广大农村本是工业品的广阔市场，但是大部分农村保留着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农业生产方式陈旧，生产力落后，大多数农民很少进入商品市场。几十年来政府为大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高利润的保护市场，但需求停滞不前，影响了大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印度大工业资本的技术设备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国内的保护政策更助长了这种落后，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企图通过工业品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以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大资本的发展，显然短期内办不到（少数产品是可能的）。因此，国内市场上需求不足，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是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障碍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