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度人口
一、人口概况
印度人口众多乃是印度社会一大特征。其人口之多并非始自今日，古代印度人口就十分可观。据统计，公元前300年左右、就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口。此后二千年间，始终保持这一数字。从16世纪开始，人口不断增长。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印度人口已有“爆炸”、“危机”之势。据1981年2月人口普査统计，印度人口已达6.838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5.53%，几乎等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两个洲人口的总和，人口总数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另据估算，至1087年年初，印度人口已逾八亿大关8.003亿。仅1951—1981年间，印度就增加三亿二千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苏联的人口（居世界第三位）和美国的人口（居世界第四位）。仅1971—1981年十年间印度增加的人口（1.6亿），就超过巴西和日本人口（分别为世界人口的第六位和第七位），而相当于十倍于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
印度人口的平均寿命，据1901—1911年的统计，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22.59岁和23.31岁，到1971—1975年为50.0岁和48.7岁，皆提高一倍以上。80年代以后，人均寿命据估算在52岁左右。由于近年来出生率远大于死亡率，人口年龄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据1971年统计，19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0.7%，20—29岁占15.3%，30—59岁占28%，60岁以上仅占6%。据1981年人口普查，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青少年所占百分比特高的状况表明，印度具备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力量，但也为失业和其它社会问题以及人口的更大膨胀创造了条件。
近四十年来，印度人口的性别比例是男性多于女性。1981年男性为353347249人，女性为330462802人。以往喀拉拉邦、曼尼普尔邦、奥里萨邦和特里普拉邦皆女多于男，现只喀拉拉邦一邦为女多于男，1981年男为1000，女为1034，其余各邦皆男多于女，尤以那加兰德邦为最，1981年男为1000，女仅367人。在大都市中女少于男的现象颇为明显，1971年女为1000，德里的男为1249，加尔各笞为1438.
印度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相差悬殊。印度人口高度集中在恒河一旁遮普平原与沿海平原上，面积占全印面积23.2%，人口却占52%，计3.55亿人，尤以恒河平原人口最多，它仅占总面积的13.8%，人口2.274亿，占总人口33.3%；沿海平原占总面积9.4%，人口占18.8%。
其余76.8%的面积内共有人口3.274亿。边缘山区和干燥荒漠区及过于潮湿区人烟稀少，占总人口1.44%，面积却占13.5%，其余63.3%的广大地区内，有3.1806亿人，属中等人口密度。河谷盆地，平坦高原台地或工矿业地区人口就比较密，如恰蒂斯加尔盆地和乔塔纳格普尔高原；而山势崎岖的丹达卡兰亚高原人口极疏。
同样，各邦人口分布也很不平衡。据1981年人口普查，人口最多的是北方邦（1.1亿人），与中国四川省相近似，其次是比哈尔邦（7000万），再次是马哈拉施特拉邦（6300万）。从1921年到1981年的六十年间，由于各邦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的不同，人口增长快慢也有很大差异。详见上页表。
印度人口另一重要特征是城镇人口增长加快。1901年至1911年城镇人口近2600万，占总人口的10.3%。1951年城镇人口增至6244万，占总人口的17.3%。此后，城镇人口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71年城镇人口达1.09亿，占总人口的19.9%，1981年达1.56亿，占总人口的23.73%。独立前五十年城镇人口共约增长3660万，而1951—1981年三十年间则增长9400万。其中1971—1981年新增加4710万人，增长率高达46.2%，十年内增长的人口约等于独立后三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的一半。
城镇中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增长异常突出，小城镇则逐浙出现衰落现象。1901年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占城镇总人口的25.71%，1981年上升到60.37%，八十年间增加了3765.4万人。而二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由1901年的47.23%，下降至1981年的13.63%。其中一万人以下的小城镇下降的最为明显，由1901年的6.18%—20.13%，下降至1981年的0.5%—3.61%。人口集中大城市的现象近年来越益明显。1971—1981年间，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6109万增至9430万，即增加3381万。中等城市（2—10万）共768个，由2946万增至4061万。而小城镇（一万以下）共852个，由656万下降至642万，人口反而减少。
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百万以上大都市，数量不断增加，人口急速膨胀。1971年百万以上城市只有九座，共约2979万人，1981年则增为十二座，共约4204万，十年间新增加1225.4万人，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41.1%。
二、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増长过快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养活世界人口的15%，可它只有世界陆地面积的不到2%（其比例虽然名列第七），它的收入仅为世界收入总额的1.5%，80年代初它的人口约为6.85亿，超过美、苏两国人口的总和，然而，美、苏两国却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1.3%，为印度的十倍多，占世界收入总额的近40%，为印度的二十多倍；它的人口儿乎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总数相等，而它的面积只为这两洲的5.8%，人口密度为这两个洲的十倍还多；还在70年代初，印度每年净增人口即为1400多万，这就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以亿斤计的粮食、250万间房屋，400多万个就业机会、12.65万个学校、37.25万名教师、1.38亿米布匹以及其他消费和服务。目前印度人口每年净增一千六百多万，所需消费和服务量更大。仅举上面几个比较数字，印度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便不言自明了。一些经济学家用“人口爆炸”、“人口危机”、“发展的障碍”、“贫穷的根源”等来形容印度人口增长过快，也就不足为奇，并非耸人听闻了。
印度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过快，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主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阻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紧迫任务。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阶段，主要是指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提供更多更好的医药卫生和教育文化设施。而衡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减去人口增长速度即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印度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几乎抵消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或者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用来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不得不用来维持增加了的人口的原有生活水平。
从1951年8月到1981年3月三十年间，印度国民经济（以1950—51年度价格计）年均增长率为3.5%，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15%，所以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5%，人均实际私人消费增长率仅为1.22%。
第二，増加资金的困难。投资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
一般讲，人口増长快的国家其国民收入用作投资的要远远低于人口増长慢的国家。具体到一个国家要投资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这又受该国拟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反映生产率水平的资本产出率的制约，即，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资本产出率同拟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乘积。比如说，一个人口年均増长率为3%的国家，要使其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则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必须为5%，而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本产出率为3：1，那么，它为达到5%的经济増长率就必须用其国民收入的15%作投资。
印度要保持人均收入不下降，每年经济增长率应为2.2%，必须将其国民收入的6.6%用于投资；如果投资比例提高到15.6%，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別为5.2%和3%相反，如果人口年增长率不是2.2%，而是1.1%，要保持5.2%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降为12.3%，或者说，用15.6%的投资比率就可以使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3%，达到4.1%。这就说明，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本来就吃紧，由于人口増加过快，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花更多的投资，因而增加了资金的困难。
第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的阻碍。择其要者有四：其一，抚养比率局。15—59岁的人口为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15岁以下、59岁以上的人口为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前者是工作人口，后者是非工作人口，靠前者抚养。在发达国家，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大约65%，抚养比率为35%；在印度1980年时工作人口占55%，抚养人口占45%，抚养率高于发达国家。
其二，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1978年前，印度主要靠进口粮食来解决缺粮问题，仅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进口粮食2500万吨，平均每年500万吨，虽然进口粮食占粮食需要量的比例不高，但绝对数大，不得不花去相当数量的外汇。
1978年以后，由于60年代中期以来搞的绿色革命，使印度粮食逐步自给。但是，一些农业专家们认为，高产品种、绿色革命，并非解决人口增长过快而造成的粮食供不应求问题的最好、最后的办法，它只是为世界提供10—15年的喘息时间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人口的过快增长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控制，那么，面对暴长的人口，要解决粮食的供不应求问题，就连具有丰碑性贡献的绿色革命的发明者也会无能为力，朿手无策的。比如从1950—51年度到1983—84年度（印度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15237万吨）间，印度粮食年均増长率为2.61%，仅比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2.5%稍高一点，因此印度人平日粮食可得量仅从1951年的400克增加到1986年的478.1克，1986年的人平日粮食可得量只比1956年略有提高，比历史上人平日粮食可得量最高的1965年即比二十一年前还低。当然，依靠科学的发展，世界是可以解决不断增加的粮食的需要的，但那要求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而加大农业投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受人口的限制，还势必影响对非农业部门的投资。
其三，增加失业人数。人口增长过快，使过度饱和的印度劳力市场每年都要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劳动大军，而政府又不能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印度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问题日趋严重：1976年到职业介绍所申请工作的人数为980万，1985年时上升为3013万，此外，城乡劳动力中还有四分之一就业不足。由于60和70年代出生的人将在80、90年代进入究动力市场，失业问题还会更加严重。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估计，1980年至1995年间将增加1.08亿劳动力，加上这之前积压的巨大的失业人数和就业不足怡况，这是“对我们发展战略的最严重的挑战”。
其四，分散了有限的资金。如上所述，解决不断增加的粮食的需要会将其他部门的投资转向农业；同样，要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行人员培训，也要巨大的投资；除此以外，人口增加过快必然引起对住房、医药、教育等社会服务的需求，同样要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有人曾经估计过，如果在1956年至1981年间印度政府能使其人口增长率下降一半，那么，从1956年到1986年间仅从住房和教育开支中就可节省600亿至650亿卢比。这样，有限的资金很难集中使用到刀刃上。
总上所述，人口增加过快已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政府控制人口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
印度是世界上官方主张计划生育的最早的国家，远在五十多年前的30年代初，当时的迈索尔邦（现为卡纳塔克邦）政府就建立了两家计划也育诊所。独立后，印度计划委员会虽然没有估计到印度人口增长会那么快，但却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人口过快増长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威胁，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计委的立场，颇有远见地将计划生育当作国策，作为国家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印度人口政策近四十年来的演变发展，可归纳出如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切忌强制命令。近四十年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五年计划文件中，在政府的政策声明中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报刊、广播、文艺等多种形式在城乡特别是乡村反复宣传，耐心教育，力图让人们懂得，“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而是要建立更加幸福、健康的家庭，在我国的条件下，就是要建立小型家庭”（英·甘地语）。也就是说，降低出生率不是目的而只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多子多福”只会使国弱民穷，实际上是“多子少福”。印度各政党也积极支持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由于加强宣传教育，人们已普遍接受计划生育的政策，目前，印度夫妇中赞成计划生育的在城市已占70%，在农村占50%到70%。
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切忌强制命令。1976年至1977年两年中，英·甘地的二儿子桑贾伊利用1976年4月人口政策反映出的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搞强制绝育，限期完成绝育指标，于是在北方的几个邦连很年轻甚至未成年的妇女都被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结果实得其反，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英·甘地1977年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态度暖昧，行动迟缓也不行，人民党执政三年间，印度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最差，即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健全管理机构，提供足够资金。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中央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央政府卫生部下设计划生育局。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1966年计划生育局升格为与中央政府其他部平行的计划生育部（以后改为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以指导和协调中央和各邦的计划生育工作。目前全印20个邦和385个县中的364个乃至许多边远地区，都成立了计划生育局，从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
尽管资金吃紧，印度政府对计划生育的拔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个五年计划部大幅度增加，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公营部门计划生育发展费用依次为650万卢比、5000万卢比、5亿卢比、33亿卢比、51.6亿卢比和101亿卢比。“六五”计划期间计划生育拔款为“一五”期间的1550多倍，其增加速度之快，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与之比拟。印度五年计划所含各部门的发展费用都常常吃紧，独有计划生育的发展费用在“六五”前的各五年计划中尚有结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计划生育的拔款是较为充裕的，反映了政府的重视程度。
第三，节育手段既有侧重又灵活多样。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比较强调施行绝育手术和使用宫内避孕器。据估计从1956年到1981年间，在接受计划生育的8000万人中，有3340万人实行绝育，约有840万人使用宫内避孕器。预计1980年到1985年间绝育和使用宫内避孕器的人数分别为2200万和790万。可见施行绝育手术是印度控制生育的最有效手段。但政府并不强求（1976年和1977年两年间除外），只要达到节育目的，采用什么节育手段，由使用者自由选择，以使用者最方便为准。政府不仅通过城、乡计划生育诊所和卫生站（到80年代初，城市已有近二千个家庭福利中心，农村有五千多个生育诊所和近五万个卫生站）发放宫内避孕器。口服避孕药、避孕套等，还要求公、私营企业，甚至邮局都参加发放避孕器具的工作，尽可能让使用者最方便地得到最适合的避孕工具。同时，政府大力鼓励计划生育科学研究，研制新的避孕方法。据报道，1986年印度国家免疫学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与迄今使用的所有避孕方法完全不同的避孕疫苗，注入后可刺激妇女分泌可避孕的物质以达到避孕目的，有效期为九个月，而且完全无害。这种疫苗的广泛使用无疑将对计划生育工作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四，分工负责，通力合作。中央政府制定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所需经费。具体计刖的执行由各邦政府负责。政府强调，虽然中央计划生育部专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耍求中央和地方、中央和邦政府内各部、部内各局之间都要通力合作，积极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民间志愿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只有上上下下、官方民间通力合作，才能使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地在全国各地展开。
第五，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造成晚婚晚育的社会风气，宣布使用童工非法，提供老年社会保险，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这些工作作得好，极大地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
第六，经常进行检查评价。计划委员会所属计划评价组织和其他官方机构经常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调査研究，作出评价，以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更好进行。不仅组织国内机构调查评价，也邀请国外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价，比如应印度政府之请，联合国有关机构曾于1965年和1969年两次到印进行调査评价，提出改进意见。1985年中国亦有代表团赴印考察。
印度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前总理英·甘地宣布，整个70年代，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我们少生了2900万人”；据拉·甘地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官员宣布，印度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花了大约250多亿卢比，使整个国家少生了7600万人。
但是，成绩并不那么显著，一些重要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比如“六五”末期，只有35%的夫妇实行避孕，其中只有26.5%作了绝育手术；又如“六五”计划规定到1985年时出生率要降为29‰，可是目前的出生率却高达34‰；再比如，50、60、7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为1.35%、1.95%和2.25%，不仅没苻下降，反而一个十年高过一个十年，从1981年到1986年间更上升为2.85%。尤为严重的是，1976年至1977年间强制绝育的作法抵消了过去多年宣传教育的成果，在人民中产生的恐惧、反感情绪需要作更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印度政府对控制印度人口增长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发展经济的必需，是打破人口增长过快消除贫困之间恶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为实现新计划生育的各项指标和具体任务，政府提出了四条主要措施：其一，学习国外计划生育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关于控制人口的宣传鼓动、技术管理、组织实施等的专门技术；其二是给实行避孕、特别是实行绝育的夫妇提供现金补贴，对鼓动宣传实行避孕的计划生育人员按其动员的人数的多少实行分等级的奖励；其三，把计划生育运动同消除贫困、消除文盲、儿童和妇女保健、家庭福利计划等运动有效地结合起来，各部门要密切合作；其四，健全社会保险制。健全和扩大社会保险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环节。过去印度老年人社会保险由各邦政府管理，享受面很窄。现在规定，凡只生两个孩子的小型家庭，老年人都可得到社会保险，小型而又无儿子的家庭，老年人优先进入“老人之家”。政府在“七五”期间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拨款费用高达320多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
在印度，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涉及到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传统思想和观念，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要求要有满腔的热情、扎实细致的工作、大量训练有素的计划生育宣传人员和医务人员，要求这些人员能忠于职守，尤其要能吃苦耐劳，才可能深入到广大农村进行计划生育工作。而要做到这些，恐非指日可待之事。
（本章第一部分大量引用了胡世铎同志的《印度的人口与分布》一文。特此说明，并向胡世铎同志致谢。）
§§第四部分 印度社会各阶级
印度人口众多乃是印度社会一大特征。其人口之多并非始自今日，古代印度人口就十分可观。据统计，公元前300年左右、就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口。此后二千年间，始终保持这一数字。从16世纪开始，人口不断增长。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印度人口已有“爆炸”、“危机”之势。据1981年2月人口普査统计，印度人口已达6.838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5.53%，几乎等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两个洲人口的总和，人口总数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另据估算，至1087年年初，印度人口已逾八亿大关8.003亿。仅1951—1981年间，印度就增加三亿二千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苏联的人口（居世界第三位）和美国的人口（居世界第四位）。仅1971—1981年十年间印度增加的人口（1.6亿），就超过巴西和日本人口（分别为世界人口的第六位和第七位），而相当于十倍于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
印度人口的平均寿命，据1901—1911年的统计，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22.59岁和23.31岁，到1971—1975年为50.0岁和48.7岁，皆提高一倍以上。80年代以后，人均寿命据估算在52岁左右。由于近年来出生率远大于死亡率，人口年龄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据1971年统计，19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0.7%，20—29岁占15.3%，30—59岁占28%，60岁以上仅占6%。据1981年人口普查，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青少年所占百分比特高的状况表明，印度具备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力量，但也为失业和其它社会问题以及人口的更大膨胀创造了条件。
近四十年来，印度人口的性别比例是男性多于女性。1981年男性为353347249人，女性为330462802人。以往喀拉拉邦、曼尼普尔邦、奥里萨邦和特里普拉邦皆女多于男，现只喀拉拉邦一邦为女多于男，1981年男为1000，女为1034，其余各邦皆男多于女，尤以那加兰德邦为最，1981年男为1000，女仅367人。在大都市中女少于男的现象颇为明显，1971年女为1000，德里的男为1249，加尔各笞为1438.
印度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相差悬殊。印度人口高度集中在恒河一旁遮普平原与沿海平原上，面积占全印面积23.2%，人口却占52%，计3.55亿人，尤以恒河平原人口最多，它仅占总面积的13.8%，人口2.274亿，占总人口33.3%；沿海平原占总面积9.4%，人口占18.8%。
其余76.8%的面积内共有人口3.274亿。边缘山区和干燥荒漠区及过于潮湿区人烟稀少，占总人口1.44%，面积却占13.5%，其余63.3%的广大地区内，有3.1806亿人，属中等人口密度。河谷盆地，平坦高原台地或工矿业地区人口就比较密，如恰蒂斯加尔盆地和乔塔纳格普尔高原；而山势崎岖的丹达卡兰亚高原人口极疏。
同样，各邦人口分布也很不平衡。据1981年人口普查，人口最多的是北方邦（1.1亿人），与中国四川省相近似，其次是比哈尔邦（7000万），再次是马哈拉施特拉邦（6300万）。从1921年到1981年的六十年间，由于各邦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的不同，人口增长快慢也有很大差异。详见上页表。
印度人口另一重要特征是城镇人口增长加快。1901年至1911年城镇人口近2600万，占总人口的10.3%。1951年城镇人口增至6244万，占总人口的17.3%。此后，城镇人口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71年城镇人口达1.09亿，占总人口的19.9%，1981年达1.56亿，占总人口的23.73%。独立前五十年城镇人口共约增长3660万，而1951—1981年三十年间则增长9400万。其中1971—1981年新增加4710万人，增长率高达46.2%，十年内增长的人口约等于独立后三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的一半。
城镇中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增长异常突出，小城镇则逐浙出现衰落现象。1901年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占城镇总人口的25.71%，1981年上升到60.37%，八十年间增加了3765.4万人。而二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由1901年的47.23%，下降至1981年的13.63%。其中一万人以下的小城镇下降的最为明显，由1901年的6.18%—20.13%，下降至1981年的0.5%—3.61%。人口集中大城市的现象近年来越益明显。1971—1981年间，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6109万增至9430万，即增加3381万。中等城市（2—10万）共768个，由2946万增至4061万。而小城镇（一万以下）共852个，由656万下降至642万，人口反而减少。
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百万以上大都市，数量不断增加，人口急速膨胀。1971年百万以上城市只有九座，共约2979万人，1981年则增为十二座，共约4204万，十年间新增加1225.4万人，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41.1%。
二、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増长过快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养活世界人口的15%，可它只有世界陆地面积的不到2%（其比例虽然名列第七），它的收入仅为世界收入总额的1.5%，80年代初它的人口约为6.85亿，超过美、苏两国人口的总和，然而，美、苏两国却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1.3%，为印度的十倍多，占世界收入总额的近40%，为印度的二十多倍；它的人口儿乎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总数相等，而它的面积只为这两洲的5.8%，人口密度为这两个洲的十倍还多；还在70年代初，印度每年净增人口即为1400多万，这就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以亿斤计的粮食、250万间房屋，400多万个就业机会、12.65万个学校、37.25万名教师、1.38亿米布匹以及其他消费和服务。目前印度人口每年净增一千六百多万，所需消费和服务量更大。仅举上面几个比较数字，印度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便不言自明了。一些经济学家用“人口爆炸”、“人口危机”、“发展的障碍”、“贫穷的根源”等来形容印度人口增长过快，也就不足为奇，并非耸人听闻了。
印度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过快，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主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阻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紧迫任务。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阶段，主要是指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提供更多更好的医药卫生和教育文化设施。而衡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减去人口增长速度即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印度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几乎抵消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或者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用来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不得不用来维持增加了的人口的原有生活水平。
从1951年8月到1981年3月三十年间，印度国民经济（以1950—51年度价格计）年均增长率为3.5%，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15%，所以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5%，人均实际私人消费增长率仅为1.22%。
第二，増加资金的困难。投资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
一般讲，人口増长快的国家其国民收入用作投资的要远远低于人口増长慢的国家。具体到一个国家要投资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这又受该国拟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反映生产率水平的资本产出率的制约，即，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资本产出率同拟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乘积。比如说，一个人口年均増长率为3%的国家，要使其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则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必须为5%，而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本产出率为3：1，那么，它为达到5%的经济増长率就必须用其国民收入的15%作投资。
印度要保持人均收入不下降，每年经济增长率应为2.2%，必须将其国民收入的6.6%用于投资；如果投资比例提高到15.6%，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別为5.2%和3%相反，如果人口年增长率不是2.2%，而是1.1%，要保持5.2%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降为12.3%，或者说，用15.6%的投资比率就可以使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3%，达到4.1%。这就说明，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本来就吃紧，由于人口増加过快，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花更多的投资，因而增加了资金的困难。
第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的阻碍。择其要者有四：其一，抚养比率局。15—59岁的人口为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15岁以下、59岁以上的人口为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前者是工作人口，后者是非工作人口，靠前者抚养。在发达国家，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大约65%，抚养比率为35%；在印度1980年时工作人口占55%，抚养人口占45%，抚养率高于发达国家。
其二，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1978年前，印度主要靠进口粮食来解决缺粮问题，仅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进口粮食2500万吨，平均每年500万吨，虽然进口粮食占粮食需要量的比例不高，但绝对数大，不得不花去相当数量的外汇。
1978年以后，由于60年代中期以来搞的绿色革命，使印度粮食逐步自给。但是，一些农业专家们认为，高产品种、绿色革命，并非解决人口增长过快而造成的粮食供不应求问题的最好、最后的办法，它只是为世界提供10—15年的喘息时间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人口的过快增长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控制，那么，面对暴长的人口，要解决粮食的供不应求问题，就连具有丰碑性贡献的绿色革命的发明者也会无能为力，朿手无策的。比如从1950—51年度到1983—84年度（印度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15237万吨）间，印度粮食年均増长率为2.61%，仅比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2.5%稍高一点，因此印度人平日粮食可得量仅从1951年的400克增加到1986年的478.1克，1986年的人平日粮食可得量只比1956年略有提高，比历史上人平日粮食可得量最高的1965年即比二十一年前还低。当然，依靠科学的发展，世界是可以解决不断增加的粮食的需要的，但那要求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而加大农业投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受人口的限制，还势必影响对非农业部门的投资。
其三，增加失业人数。人口增长过快，使过度饱和的印度劳力市场每年都要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劳动大军，而政府又不能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印度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问题日趋严重：1976年到职业介绍所申请工作的人数为980万，1985年时上升为3013万，此外，城乡劳动力中还有四分之一就业不足。由于60和70年代出生的人将在80、90年代进入究动力市场，失业问题还会更加严重。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估计，1980年至1995年间将增加1.08亿劳动力，加上这之前积压的巨大的失业人数和就业不足怡况，这是“对我们发展战略的最严重的挑战”。
其四，分散了有限的资金。如上所述，解决不断增加的粮食的需要会将其他部门的投资转向农业；同样，要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行人员培训，也要巨大的投资；除此以外，人口增加过快必然引起对住房、医药、教育等社会服务的需求，同样要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有人曾经估计过，如果在1956年至1981年间印度政府能使其人口增长率下降一半，那么，从1956年到1986年间仅从住房和教育开支中就可节省600亿至650亿卢比。这样，有限的资金很难集中使用到刀刃上。
总上所述，人口增加过快已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政府控制人口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
印度是世界上官方主张计划生育的最早的国家，远在五十多年前的30年代初，当时的迈索尔邦（现为卡纳塔克邦）政府就建立了两家计划也育诊所。独立后，印度计划委员会虽然没有估计到印度人口增长会那么快，但却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人口过快増长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威胁，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计委的立场，颇有远见地将计划生育当作国策，作为国家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印度人口政策近四十年来的演变发展，可归纳出如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切忌强制命令。近四十年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五年计划文件中，在政府的政策声明中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报刊、广播、文艺等多种形式在城乡特别是乡村反复宣传，耐心教育，力图让人们懂得，“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而是要建立更加幸福、健康的家庭，在我国的条件下，就是要建立小型家庭”（英·甘地语）。也就是说，降低出生率不是目的而只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多子多福”只会使国弱民穷，实际上是“多子少福”。印度各政党也积极支持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由于加强宣传教育，人们已普遍接受计划生育的政策，目前，印度夫妇中赞成计划生育的在城市已占70%，在农村占50%到70%。
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切忌强制命令。1976年至1977年两年中，英·甘地的二儿子桑贾伊利用1976年4月人口政策反映出的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搞强制绝育，限期完成绝育指标，于是在北方的几个邦连很年轻甚至未成年的妇女都被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结果实得其反，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英·甘地1977年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态度暖昧，行动迟缓也不行，人民党执政三年间，印度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最差，即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健全管理机构，提供足够资金。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中央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央政府卫生部下设计划生育局。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1966年计划生育局升格为与中央政府其他部平行的计划生育部（以后改为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以指导和协调中央和各邦的计划生育工作。目前全印20个邦和385个县中的364个乃至许多边远地区，都成立了计划生育局，从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
尽管资金吃紧，印度政府对计划生育的拔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个五年计划部大幅度增加，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公营部门计划生育发展费用依次为650万卢比、5000万卢比、5亿卢比、33亿卢比、51.6亿卢比和101亿卢比。“六五”计划期间计划生育拔款为“一五”期间的1550多倍，其增加速度之快，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与之比拟。印度五年计划所含各部门的发展费用都常常吃紧，独有计划生育的发展费用在“六五”前的各五年计划中尚有结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计划生育的拔款是较为充裕的，反映了政府的重视程度。
第三，节育手段既有侧重又灵活多样。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比较强调施行绝育手术和使用宫内避孕器。据估计从1956年到1981年间，在接受计划生育的8000万人中，有3340万人实行绝育，约有840万人使用宫内避孕器。预计1980年到1985年间绝育和使用宫内避孕器的人数分别为2200万和790万。可见施行绝育手术是印度控制生育的最有效手段。但政府并不强求（1976年和1977年两年间除外），只要达到节育目的，采用什么节育手段，由使用者自由选择，以使用者最方便为准。政府不仅通过城、乡计划生育诊所和卫生站（到80年代初，城市已有近二千个家庭福利中心，农村有五千多个生育诊所和近五万个卫生站）发放宫内避孕器。口服避孕药、避孕套等，还要求公、私营企业，甚至邮局都参加发放避孕器具的工作，尽可能让使用者最方便地得到最适合的避孕工具。同时，政府大力鼓励计划生育科学研究，研制新的避孕方法。据报道，1986年印度国家免疫学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与迄今使用的所有避孕方法完全不同的避孕疫苗，注入后可刺激妇女分泌可避孕的物质以达到避孕目的，有效期为九个月，而且完全无害。这种疫苗的广泛使用无疑将对计划生育工作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四，分工负责，通力合作。中央政府制定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所需经费。具体计刖的执行由各邦政府负责。政府强调，虽然中央计划生育部专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耍求中央和地方、中央和邦政府内各部、部内各局之间都要通力合作，积极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民间志愿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只有上上下下、官方民间通力合作，才能使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地在全国各地展开。
第五，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造成晚婚晚育的社会风气，宣布使用童工非法，提供老年社会保险，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这些工作作得好，极大地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
第六，经常进行检查评价。计划委员会所属计划评价组织和其他官方机构经常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调査研究，作出评价，以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更好进行。不仅组织国内机构调查评价，也邀请国外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价，比如应印度政府之请，联合国有关机构曾于1965年和1969年两次到印进行调査评价，提出改进意见。1985年中国亦有代表团赴印考察。
印度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前总理英·甘地宣布，整个70年代，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我们少生了2900万人”；据拉·甘地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官员宣布，印度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花了大约250多亿卢比，使整个国家少生了7600万人。
但是，成绩并不那么显著，一些重要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比如“六五”末期，只有35%的夫妇实行避孕，其中只有26.5%作了绝育手术；又如“六五”计划规定到1985年时出生率要降为29‰，可是目前的出生率却高达34‰；再比如，50、60、7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为1.35%、1.95%和2.25%，不仅没苻下降，反而一个十年高过一个十年，从1981年到1986年间更上升为2.85%。尤为严重的是，1976年至1977年间强制绝育的作法抵消了过去多年宣传教育的成果，在人民中产生的恐惧、反感情绪需要作更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印度政府对控制印度人口增长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发展经济的必需，是打破人口增长过快消除贫困之间恶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为实现新计划生育的各项指标和具体任务，政府提出了四条主要措施：其一，学习国外计划生育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关于控制人口的宣传鼓动、技术管理、组织实施等的专门技术；其二是给实行避孕、特别是实行绝育的夫妇提供现金补贴，对鼓动宣传实行避孕的计划生育人员按其动员的人数的多少实行分等级的奖励；其三，把计划生育运动同消除贫困、消除文盲、儿童和妇女保健、家庭福利计划等运动有效地结合起来，各部门要密切合作；其四，健全社会保险制。健全和扩大社会保险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环节。过去印度老年人社会保险由各邦政府管理，享受面很窄。现在规定，凡只生两个孩子的小型家庭，老年人都可得到社会保险，小型而又无儿子的家庭，老年人优先进入“老人之家”。政府在“七五”期间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拨款费用高达320多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
在印度，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涉及到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传统思想和观念，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要求要有满腔的热情、扎实细致的工作、大量训练有素的计划生育宣传人员和医务人员，要求这些人员能忠于职守，尤其要能吃苦耐劳，才可能深入到广大农村进行计划生育工作。而要做到这些，恐非指日可待之事。
（本章第一部分大量引用了胡世铎同志的《印度的人口与分布》一文。特此说明，并向胡世铎同志致谢。）
§§第四部分 印度社会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