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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现代文化

  一、近代文化发展脉络及主要特征

  印度的民族文化在英国殖民者闯入南亚次大陆后,遭到了肆无忌惮的摧残。历史悠久的印度民族是一个富于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她的民族文化并未因殖民者的摧残而泯灭,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开出了新的花朵。

  19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迅速进行,资产阶级疯狂向外扩张。到1857年时,文明古国印度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兵戎战祸,终于被全部征服,沦为英属殖民地。为了维护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在加紧对印度物质财富进行掠夺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印度文化上的征服。其目的在于“努力造就一个英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土著居民之间的媒介阶层,一个既有印度血统和肤色,又有英国趣味、观点和智能性质的阶层”。英国人于19世纪初开始在印度大力推行“用英语统一印度民族语言”的政策。英语教育歪曲印度历史和文化,培养了维护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同时也使印度学生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明此外,大批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在此前后深入印度内地,传教,办学,推行奴化教育。例如基督教神甫威廉·盖列博士于1793年来到印度,后来在马拉巴尔地方建立了一所教堂,开始在农村中传教。他和他的传教团创立了耶稣传道会,用二十七种印度地方语言翻译《圣经》,并于1819年前后出版发行。

  印度很多地方成立了接受英国教育的学校,英语报刊杂志开始大量发行。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印度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在很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培养了轻视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情感,向他们强烈地灌输了资产阶级折衷主义文化。明显的例子是,殖民者创办了很多艺术学校,但却轻视对印度传统文化和艺术理论的研究,脱离印度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硬性灌输英国学院派的保守陈腐的观点和死板的格式。殖民者甚至指责印度民间艺术缺乏“道德规范”和艺术修养。这样一来,印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冲击。在素有舞蹈王国美称的印度,舞蹈开始与广大人民疏远。除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外,跳舞几乎成了职业舞女的专利。绘画和宗教艺术方面确立了死板而保守的标准形体。建筑艺术则局限于简单模仿欧洲的古典主义和英国的城市建筑风格,同建筑艺术息息相关的大型雕塑在近代印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作品。不容否认,英语教育给印度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有害的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完成其“建设性使命”对印度文化也有一定的促进。在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下,从19世纪初开始,印度各地开始出现用民族文字发行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到1821年时已达二十余种。印度文化界利用这块阵地既宣传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同时也发表了大量的历史论文、散文、杂文、诗歌和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文学评论等文学体裁也得到了初步发展。此外,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尽管殖民当局每年拨出的教育经费还不足政府全部支出的0.5%,但英语学校人数却不断增加。1829年的在校人数为三千人。到1855年时,人数增加了约十五倍,已达四万九千人。高等学府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相继成立。在官办、官资私办和教会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已逾三十万人。英语教育在培植维护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也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并在一大批优秀的印度知识分子中诱发了民族民主情绪。他们开始在殖民统治的氛围中为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感到骄傲,并思索、探求和实践着印度文化的出路。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在他们之中迅速形成了具有崭新意义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本质内容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改革宗教教义,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利于启迪民族意识,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抵制种族歧视和压迫,努力发展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们在运动中积极兴办民族报刊和出版事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创立新型学校,传播近代科学文化,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尚,同时也揭露政治时弊,谋求改良。以宗教改革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罗姆摩罕·罗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并不盲目反对西方文明。他们是保护印度文化特色的同化论者,主张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吸收到印度的固有文化中。

  然而,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也反映到了文化领域,印度文化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同时,不断重复印度中世纪的文化题材。宗教形象在19世纪上半期的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文学创作、舞台艺术中仍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不过,它们往往以恶势力的反对者和正义的主持者的面目出现。有些作品则反映了众生平等、歌舞升平的理想境界,从而寄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开始得到文学界艺术的反映,例如对腐朽社会状况的愤怒和对各民族各教派团结问题的重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滋润了沉睡的印度大地,使之徐徐复苏。在文化领域中民主思想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出现,说明印度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无尽的灾难导致1857年民族大起义的爆发。它不但是印度近代历史,同时也是印度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印度人民在这场斗争中第一次经受了民族独立斗争的洗礼,反抗殖民统治的新思想和新精神直接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最早遭受殖民奴役的孟加拉和北印度的某些地区,以揭露殖民暴政为主旨的孟加拉语、梵文化了的印地语和阿拉伯化了的乌尔都语戏剧,率先吹响了反殖斗争的号角。剧作家们创作了一大批社会剧、话剧、诗剧、音乐剧、舞剧、哑剧、滑稽剧和悲剧,以反映社会的动荡、矛盾和斗争。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长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文化事业在民族运动中汲取了新的动力,开始走向繁荣并出现了一大批象《印度,我的母亲》、《印度的灾难》、《蓝靛镜子》、《孟加拉老爷》、《孟加拉农民》、《早婚》和《毒树》这样的代表作。

  民族大起义同时也导致英印殖民统治的加强。印度伊斯兰教徒在大起义中打响了第一枪,他们的乌尔都语文化在起义后受到了殖民者无情的压制。印度各语种文化在起义后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反英倾向也刺激了殖民者,殖民当局对印度文化界采取了空前的镇压措施,通过了《戏剧法》等一系列反动立法。这样的殖民高压使印度文化产生了两种倾向。其一是很多知识分子把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同胞们不幸遭遇的痛切之感异常真挚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由此产生了一批刚健的爱国主义诗歌,如浪漫主义的《拉贾斯坦史诗》。其二是印度文化的主流逐渐采用间接的办法反抗殖民统治,导致文化作品中历史题材的大量出现,开始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去描写印度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这样的作品大都借古讽今,鞭挞社会不平和殖民统治,颂扬印度古代英雄人物,以表达渴望民族解放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印度的思想。遗憾的是,作品的结局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在揭露殖民罪恶的同时未能向人们展示出民族斗争的出路究在何方。这样的说教只能使印度人民到脱离现实生活的“大团圆”中去寻求安慰和解脱。

  应该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发展印度民族资本主义扫除了某些障碍,使人们初步具有了“民族”和“祖国”的爱国主义观念,造就了一大批既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宝贵遗产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

  有人说,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的印度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或西方文化的翻版。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但恐怕又不无道理。可以肯定地说,印度近代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以文学为例,形式上的模仿或借鉴极其明显。即使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痕迹,如西方的泛爱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是人类心理的基本动力的观点,都可以在印度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立足之地,成为某些人逃避社会现实的精神支柱或摆脱社会政治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印度近代文化毕竟是在印度的土地上和民族主义的氛围中生发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印度本民族的特色。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同西方思想宣传的民主自由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认为,对西方思想和文化模式绝不应简单地模仿,而应创造性地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罗·泰戈尔曾说道,印度人不应该忘却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不应该用借来的西方“羽毛”装饰自己,如果只是一味地抄袭、模仿,那就意味着印度民族的慢性自杀。印度文化中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短篇小说、音乐、舞蹈、戏剧和建筑艺术领域,在力图反映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同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文化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上述领域中的印度文化一般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浪漫主义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是它们的主要特色。正是罗·泰戈尔阐述的这种民族精神,为20世纪印度现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是在这种民族精神指导下,罗·泰戈尔的侄儿、画家阿·奥·泰戈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了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在同殖民者推行的艺术教育制度进行斗争,以振兴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不在于复兴印度古代文化,而在于要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理论和创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彻底地继承印度古代艺术传统,从而促进印度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即同以神为中心的封建和宗教思想相对立,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达人和民族的思想感情。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却给印度社会重新开启了印度古代和中世纪文化艺术殿堂之门,为印度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印度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印度民族的觉醒和文化复兴运动。屈辱的殖民地地位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乃至社会环境决定了这种觉醒和复兴必定要经历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纵观印度近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它既吸收了近代欧洲文明中的先进成分,又植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印度文化已经播下了饱满的种子,等待着将来去开花结果。

  二、现代文化发展脉络及主要特征

  20世纪是和亚洲的觉醒一起来到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为民族自由和新生开始了不懈的斗争。1947年以前的印度现代文化正是这样一种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呐喊的文化。

  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于是变本加厉地掠夺它的最大的殖民地印度。成长起来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予印度人民的斗争以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印度的新文化运动。

  始于文学创作的新文化运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与上个世纪改良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近代文化大不相同。高潮迭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向印度文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唤醒民众,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揭露殖民制度的黑暗。新文化运动摒弃了陈腐不堪的怪僻词语,运用自由活泼、朴素易懂、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和朴素的文风,深入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民族自治原则是它的指导思想。运动主要局限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还没有也不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但是,它那新鲜活泼、充满生气的、与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已经使战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和广大人民接近了一大步。以《金色的孟加拉》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诗,各群众社团组织的业余剧团大量上演的口语剧,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的街头三人剧,方兴未艾地揭露殖民者丑恶的嘴脸,号召人们起来关心民族的命运。新文化也同时触及了在民族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教派团结、妇女地位、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种姓陋习等问题。

  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印度文化史上的伯里克利时代和伊丽莎白时代。知识分子们逐渐在运动中学会了细致地观察现实生活。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开始取代神祇、古代英雄和王公贵胄,大量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文学艺术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个传统也逐渐波及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并得到了逐步的巩固。新文化运动尖锐、泼辣而清醒地猛烈批判一切旧事物,慷慨激昂地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真心实意地反映人民的爱国热情、世俗的和世界主义的观点,反映人民所开展的独立运动、反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斗争、国家的动乱和严重的恢复问题。在此基础上,1931—1947年间产生了在印度现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进步主义文化运动。1935年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诞生更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进步主义文化运动是对上个世纪出现的改良主义的和浪漫主义文化的反叛。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甘地主义、小资产阶级恐怖主义和教派主义分别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甘地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这场文化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了英印政府的疯狂围剿,当局先后颁布了“管制报刊特别权力法”、“实行先期检查报刊的印度国防法”,以及恢复出版检查和严格管制出版物的“保护公共治安法”等反动法案。但进步主义文化运动仍以坚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真反映30年代和40年代的印度社会,对工农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期望。正如希·拉沃的泰卢固语诗歌中所写的那样,“一个新世界正在形成;在这个新世界里,勤劳的汗水必定报偿农民和工人以正当的权利。”

  在进步主义文化运动中,起步较晚的印度小语种文化,如卡纳尔文化、马拉雅拉姆文化、奥里雅文化和克什米尔文化,也获得了相当发展。梵语文学、儿童文学、传记体文学、民间文学研究、绘画、电影、雕塑、版画、史学、农学和经济学等,亦有相当发展。其中尤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主义文化运动在担负起反映印度各族人民二百年来的兴衰荣辱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造就出了一大批声誉卓著的文化名人,如罗宾德拉纳德·泰戈尔、普列姆昌德、哈·昌德拉和阿·阿巴斯等。他们为印度现代文化的振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世界文化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罗·泰戈尔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印度作家。他以辛勤的耕耘,为人类文化宝库留下了五十余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二十多种剧作、二千多首歌曲和二千五百多幅画,此外还有很多游记、书简和论文。1913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以强烈的时代感、大量具体而生动的文学形象和超凡的艺术造诣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出现了波及世界文坛的“泰戈尔热”。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这种翻译热情至今仍未衰减。世界文坛评论说,人们从泰戈尔的作品中得到“隽永的享受”(瑞典著名作家海登斯泰姆语);发现了“新希腊”(美国诗人庞德语);探得了“生命的泉水”(郭沫若语);看到了“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语);带来了“优美的花朵般的影响”(冰岛作家、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克斯奈斯语)。正如冰心所说,泰戈尔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但这种影响又不仅仅限于艺术创作的天地。他曾在日本作了一个谴责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的报告,题为“民族主义”。罗曼·罗兰称誉这篇报告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西方人从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中接受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姑且不论,而东方被压迫民族接受的主要是他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倾向。茅盾先生指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周恩来同志也曾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泰戈尔无愧于印度人民的骄傲的殊荣。

  《泰戈尔传》的作者克·克里巴拉尼援引一家法国报纸的话说,“泰戈尔是印度的托尔斯泰”。一代文学巨匠泰戈尔以其浪漫主义的诗歌扬名于世,然而在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对当时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得最深刻和广泛的还是他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揭露了柴明达尔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刻画了殖民主义者奴役印度人民的丑恶嘴脸,反映了种姓制度、包办婚姻和寡妇殉夫等封建陋习,给人民特别是给妇女带来的极大危害。这些短篇小说的情节、布局、人物塑造和景物描写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泰戈尔的十二部中、长篇小说是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当中,除取材于莫卧儿王朝历史事件的两部历史题材的作品(《王后的市场》和《贤哲王》)之外,其余十部完全是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戈拉》是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现代印度文化中批判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称《戈拉》是现代印度的《战争与和平》或《摩诃婆罗多》。《戈拉》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表达了印度人民渴望独立与自由的愿望,揭发了殖民主义的罪行,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戈拉》还以浓重的笔墨批判了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和不肯脚踏实地地为民族服务的知识分子,批判了种族主义、复古主义和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而且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孟加拉社会的近代历史风貌。而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显然也是使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泰戈尔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其中主要有六个典型人物,即两个青年(戈拉、毕诺业)、两个姑娘(罗丽妲、苏查丽妲)和两位老人(帕端什先生和戈拉的母亲安楠达摩依)。他们是热爱祖国、反帝反封建的知识分子,然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世界观和鲜明的个性。主人公戈拉造泰戈尔塑造的印度民主主义者的典型,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解放祖国。他曾三次面对而地和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并三次被捕入狱。印度评论家S。K。班纳吉说道,“戈拉就象是渴望自由、愤怒地为反抗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上处于奴隶地位而斗争的印度心灵的化身”。泰戈尔在《戈拉》中还通过罗丽妲和苏查丽妲的遭遇,指出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妇女的艰难处境,认为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妇女将无法获得自由和幸福。此外,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反面人物,并通过他们的形象尖锐地讽刺了崇洋媚外的“高等印人”、渺小可笑的贪财讼棍和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学生。这样,泰戈尔就从各种类型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反映出当时孟加拉复杂的社会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强烈的爱国心、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诗一般的文学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拉》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燦的明珠。

  印度伟大的人民作家普列姆昌德是与泰戈尔齐名的文学大师。他以同样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在三十六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多部长篇小说,并因长篇小说《舞台》的发表在印度赢得了“小说之王”的称号。1900年前后,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庙宇的秘密》,揭露了祭司和长老们糟踏去庙中敬神的良家女子的恶行。他这时的小说结构松散,还有些自然主义的色彩。后来,普列姆昌德在1916年前后写出了长篇、说《服务院》,描写一位中产阶级女子追慕虚荣,被丈夫遗弃后沦为妓女的故事。他的这部小说一反过去印度小说的言情、志怪和神秘之风,而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从而推动了印度文化进一步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1924年,《舞台》问世。小说的主人公是双目失明的乞丐苏尔达斯,他胸怀博大、憎爱分明,对穷苦百姓宽容忍让,而对侵夺他祖传的草地和房舍的资本家却毫不退。《舞台》表现了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新特点,反映出印度人民开始觉醒。普列姆昌德在作品中通过一位医生之口说道:“四十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政府对我们进行的是公正的统治,而今天却撕开了这公正的画皮。我亲眼目睹了它赤裸裸的形象:统治我们是为了榨干我们的油水,毁灭我们的生存,消灭我们的文明和人性,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成为牛马!”从1332年开始,他开始着手创作自己最成熟,同时也最为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戈丹》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农村生活的画面,真实地再现了处于殖民地和封建社会下的印度社会,作品在揭露上层统治者种种卑鄙、残暴行径的同时,还向人们揭示了印度农民由忍耐到觉醒的过程,并且展现了工人运动的场面。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生涯,正值印度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他的全部创作正是这时期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把握了时代精神的脉搏,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和概括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因此,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接触了别人不敢接触,或接触很少的重要社会题材,使他成为现实主义文化的一面光辉旗帜。在描写民族独立斗争时,他也很重视有关阶级斗争的题材,他说:“我们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英国当权者,而且也针对印度当权者。”可以说,他高举的是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旗帜。普列姆昌德也关心并同情劳动人民的命运,歌颂他们的高尚品质。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往往是工人、农民、小职员,而决不是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客。他也特别同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度妇女,猛烈抨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嫁奁制度,如中篇小说《妮摩拉》。在他的作品中,下层人民被作为主人公而赋予崇高的地位,这在印度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例如《戈丹》,已为许多文艺批评家誉为反映印度现代农村生活的史诗。在印度,《戈丹》的主人公何利,就象鲁迅笔下的阿Q在中国,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在苏联一样,已成为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典型人物。何利从半自耕农走向破产的经历,则是千千万万印考农民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破产过程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普列姆昌德用数以百计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勾勒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既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印度社会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历史,也为印度现实主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进步主义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文学名著脱颖而出,除罗·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外,还有沙·乔托帕德的《道路的要求》,贝·邦多帕德的《旅途之歌》和《不可战胜的人》,伊克巴尔的《摩西的打击》和《汉志的赠礼》,克·钱达尔的《奇特的想象》和《我不能死》,以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自传》和《印度的发现》等。这些作品应该最有资格代表独立前的印度现代文化。进步主义作家的主要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在技巧上则更富于创新精神。他们的作品突破了一切旧的文学形式和风格上的堤岸,象注重现实一样注重作品的内在思想冲突,主题也更加广泛。他们在自然主义细节真实的基础上,将象征性手法和主题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作家还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技巧,在这场运动之前的文学风格是雕琢修饰,一般只适合于高雅学者的口味,而此时却抛弃:了语言的夸张和累赘,风格纯朴、直率和自然,但仍能细致入微地表达各种思想。

  然而,勿庸讳言的是,在这场进步主义的文化运动中,也有些文学家和艺术家为追求新奇而采用了赤裸裸的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有时甚至是污秽和庸俗的。此外,主题雷同,相当一部分作品质量欠佳,缺乏真实可信的生活感受,过分的性描写和耸人听闻的多愁善感,使得进步主义文学的精华和糟粕掺杂在一起。

  印度获得独立的时候,她的文化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具有爱国主义倾向和革命风格的作品仍不断出现。例如阿萨姆语的《默尼拉姆王宫》描写了19世纪两位爱国者反对英印统治的斗争故事而《古夏·高沃尔》则表现了印度人民1942年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类作品一般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1951年9月的印度国会公报称,印度当时登记注册的定期刊物约七千余种,是本世纪初期的几十倍。此外,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更采取了一些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的积极措施,在努力发展全民基础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大力扶植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绘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印度文化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是,印度独立前后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很悬殊,因此我们不必说政治上的独立为印度文化开创了什么新时代。独立前的文化一般充满了民族自由精神,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民族独立运动。他们从历史、神话和现实生活中选择那些能表达民族精神的创作素材,戮力同心地服务于争取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例如,印度著名的“短篇小说之王”克里希纳·钱达尔(1914—1977)在印度独立前共创作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电影剧本,三百余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政治和社会活动,许多作品的主题深刻地触及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1942年,钱达尔发表了以孟加拉饥荒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我不能死》。这标志着这位进步主义文化运动中的先锋战士已经完全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并确立了他在印度文坛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民主倾向。政治与现实,在他独立前的作品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印度独立后,民族主义的斗争带给独立前印度文化的动力已经不复存在。独立后的印度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理应以饱满的热情反映挣脱了殖民枷锁后的印度人民所面临的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反映他们在殖民废墟上重建国家的艰巨的经济斗争,以及反映印度人民为继续深入反对社会不平等、封建桎梏和种姓陋习所开展的斗争。但是,独立后的印度文化对此并未显示出任何特殊的热情。如果说某些时候某些文化领域表现出了某种热情,这种热情也远远没有在独立前的几十年里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显示出的那样强烈。我们还以克·钱达尔为例,钱达尔在1977年去世前,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写作,又发表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及百余篇短篇小说,并将他所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汇编成二十二个集子出版。但是,很可能由于作家个人地位的变化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他的思想远不如独立以前。尽管民主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加强,然而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作品已经实在是不多了。

  尽管印度近代文化和独立前的现代文化在西方文明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二百余年来作为殖民地附属国的屈辱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宗主国工业品倾销市场、金融资本投资地和廉价原料供应者的不平等的经济伙伴地位,决定了印度近代和独立前的现代文化不可能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如果说独立前的印度文化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的话,那也只是受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下在表现形式上的发展和在人文主义及民族主义推动下在内容上的繁荣。文化不仅仅是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此,独立前的印度近现代文化也是先天不足的。上述种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立后的印度文化在独立前印度文化基础上的发展。

  三、资产阶級哲学及主要政治思想体系

  罗姆摩罕·罗易在19世纪初所宣传的理性、神论和启蒙思想,标志着印度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近现代哲学的开端。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印度经历了由封建社会的瓦解到沦为英国殖民地,从民族运动的兴起而至民族独立的过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哲学。印度近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力量,是它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印度近现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19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印度开始出现,他们在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大多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以罗姆摩罕·罗易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以宗教和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他们首先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野蛮的封建习俗和罪恶的殖民统治,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继承本民族传统哲学思想的同时,他们也吸收了若干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例如罗易宣扬的理性——神论思想,亨利·狄奥吉洛的无神论思想、达耶难陀·婆罗室伐底的“回到吠陀中去”的思想、罗摩克里希纳和维韦卡南达(即辨喜)的“行动的吠檀多”和“人类宗教”思想,以及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伊斯兰教改革思想。(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兴起时期的哲学。这个时期内,民族主义思想家明显分为两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自由派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前者的哲学除追随古代唯心主义外,还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理性有神论”。后者在20世纪初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哲学理论主要来自印度古代唯心主义和西方近代哲学。在这一派中,提拉克的“为世界服务”的思想、奥·高士鼓吹的“精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在印度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三)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哲学。伴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印度资产阶级哲学也有所发展。这时的哲学思想大多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为争取民族独立制造理论依据,并把它们同时作为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内容上,除继承古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外,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有罗·泰戈尔的“人格论”和“普遍之爱”的人道主义,甘地的“坚持真理”和“非暴力”主义,伊克巴尔的“自我学说”、拉达克里希南的“完整经验吠檀多”思想和贾·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和世俗观。

  纵观印度的近现代哲学,其特征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点。(一)复兴印度的古代宗教哲学。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取缔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印度资产阶级复活了《奥义书》中阐述的无形式、无属性、不可言表的精神本体“梵”和“梵我如一”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把复兴古代文化作为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例如,奥·高士曾宣扬民族主义是一种“宗教”,民族运动是“宗教祭祀”,而“解脱之路”就是为国捐躯。实际上,这种作法是一种典型的托古改制。他们只是从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中发掘自己需要的内容并加以改造。(二)将东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和科学融汇于一体之中。近代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科学技术传入印度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印度人民对反封建、反专制的外来新思想当然是不难接受的。我们还以奥·高士为例。他在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创造了独特的“精神进化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精神”的表象,其进化的顶点乃是“真、智、乐”的神圣境界。印度思想家们往往还运用西方近代哲学原理和科学方法去分析、阐释印度古代哲学内容,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时代的需要。(三)哲学思想同宗教、伦理、社会政治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印度近现代哲学家往往把“造业”、“再生”、“解脱”等传统宗教观念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因此,哲学思想同社会改革观、国家政治观和民族主义理论紧密结合,便成为印度近现代哲学的显著特征。例如,维韦卡南达的社会政治理论就是其“行动吠檀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号召印度人民团结起来,“用印度的宗教去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社会”,印度近现代哲学的这一特征使它并非单纯研究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或其他学术问题,而是同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相关,从而服务于资产阶级开展的各项斗争。

  近现代哲学是印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印度近现代哲学家几乎完全是客观唯心论者,他们在哲学内容的表述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继承了吠檀多不二论哲学的本体观,认为纯精神本体“梵”是宇宙的本源和基础。第二,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认为“世界物质的原因无疑是最小的分子,分子显然是不灭的。它们被称为‘阿拏’或‘原子’,绝不可认为非物质的神可以作为这些分子的物质原因,正如不能承认它们是从无中产生出来的一样”。第三,普遍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第四,认识论上的双重真理观。绝大多数印度近现代哲学家们一面承认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在认识自然界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宣称人类具有超理性的直觉认识能力。因此,真理便被分为自然界的真理和心灵上的真理。他们认为,“探求自然领域里的真理要运用分析和科学渐进的方法。要了解心灵里的真理则是以直接的方法,即通过直接的直觉。我们不可能从逐渐积累起来的连续的认识中去获得至高的心灵,因为心灵是唯一的,不是由许多部分拼凑而成的”。这段话无疑是印度近现代哲学家的双重真理观的最恰如其分的脚注。

  这种认识论和真理观上的矛盾性,是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相吻合的。他们既有改革现实世界的要求,反对传统吠檀多哲学的“世界虚幻论”,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也有民族民主斗争中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因而在改革现实世界的斗争中又时时坚持古代哲学中神秘主义的真理观和认识论,寄希望于神灵。这样的哲学思想在现代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我们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例。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真理”观。如他所言,“对我来说,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包括着无数的其他原则。这个真理不但是指言论的真实,而且也指思想的真实,它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真理,而且是绝对真理一神”。甘地认为,他的“真理”是宇宙的最高实在和本原,天下万物是它的表现形式。甘地还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把“真理”或神看作是宇宙中“支配一切生命的法则”。如他所说,“我赞成一切生命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信仰和哲学……这种信仰要求相信:有生命的神是人们命运的最高裁决者”。

  按照甘地的观点,人的内在精神与神同出一源,是神性在人体内的表现。由于神是绝对统一的,因而人在精神本质上也是同一的。正是在这种“人性同一论”的基础上,他才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出了非暴力主义和坚持真理的学说。

  甘地也从道德观的角度,把“真理”或神看作“是一切道德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他说,“神是真理和爱,神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光明和生命的源泉……神就是良知”。甘地之所以宣扬这样的观点,目的在于使人们的道德规范神圣化,企图为人们找到一种永恒的道德准则,然后再从“神性善”的观点引伸出“人性善”的结论。众所周知,任何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并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它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甘地脱离了所有这一切,把抽象的、神秘主义的真理、善、爱,视为可以超越历史和阶级的永恒的东西,并用它作为调整人际关系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这样的道德无疑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

  在甘地的思想体系中,非暴力主义是另一个重要的核心。非暴力的含义渊源于古代印度宗教中戒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信条。他的“非暴力”,主要含有“爱一切人”和“多行善事”的意义。有时他甚至说,非暴力就是爱。他认为,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也就是自我忍受痛苦。我们知道,根据甘地的“真理”观,人的本性是同一的,都含有人性善和良知的因素。因此,他主张人们通过自我牺牲、自我净化来充分表达非暴力者的内在“善”性,进而去感化、唤醒犯错误者和敌对者内在的“良知”,促使他们改恶向“善”。甘地说,非暴力是以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他强调指出,非暴力是人们必须全力以赴地执行的原则,企图以此为手段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甘地将他的“真理”观和非暴力学说结合在一起,独创了“坚持真理运动”。他在20世纪20—40年代开展的不合作运动和公民不服从运动只是坚持真理运动的翻版或发展。在甘地看来,既然神性寓于每个人之中,那么,英国殖民者或印度剥削者肯定会含有善性和良知的因素。他们所以办恶事,是由于内在的善性和良知被私欲和仇恨所蔽而不能显现的缘故。只要坚持真理者矢志不渝地依靠自身神性和爱的力量去感化他们,就可以启迪他们内在的善性并忏悔自己的罪孽。

  实际上,所谓的坚持真理运动,是企图用精神感化的办法去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罪恶现象,其立足是“人性善”。众所周知,人的本质的属性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以真理观和非暴力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甘地主义,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而不可能揭示人的真正的本质。甘地企图依靠坚持“真理”的办法去争取社会平等和民族独立的良好愿望,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历史证明,尽管甘地主义在动员印度人民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一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印度的独立却并非英国殖民者被坚持真理运动启迪了“善性”的结果。

  如果说甘地主义在独立前的印度是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潮的话,而它在印度独立后已经让位于尼赫鲁主义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90年生于某婆罗门种姓的贵族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律师和国大党温和派的重要领袖。他在这种家庭中,自幼就受到政治的熏陶,接受了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同甘地相比,尼赫鲁的思想体系中更多地含有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较少宗教意识。

  印度国内外的学者们,习惯于把尼赫鲁的思想体系称为尼赫鲁主义或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了尼赫鲁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和国际事务的各种思想与看法。其主要内容似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推进民族主义。印度共产党人、工农大众和知识青年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尼赫鲁感觉到“一种模糊而混乱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印度(政治)气氛的组成部分”。他承认,自己“绝不是印度社会主义的先驱……我只是一步步地努力前进”。但是,他指出,他在实质上是位民族主义者,而“社会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因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两者都赞成印度政治上的独立。尼赫鲁执政后,领导国大党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实际上,民族主义继续是尼赫鲁思想体系的主线和内核,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其外壳而已。第二,宣扬以“中间道路”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尼赫鲁认为,西方国家有的是民主,但缺少经济平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则恰好相反。因此,他指出,世界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把民主制度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便努力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两种模式之外,建立一种新的“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根据体现在1958年发表的《基本方法》一文中。尼赫鲁在文中宣称,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两者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他还认为,民主减轻了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了某些社会主义成分。他的中间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1962年发展到了顶峰,他说,印度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不难看出,尼赫鲁的所谓“中间道路”,只不过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鼓吹的“福利国家”在印度的翻版。第三,主张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印度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教派纠纷和民族磨擦一直是印度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之一。尼赫鲁为争取稳定的政治局面、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推行了政教分离政策,不允许宗教因素干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不把任何宗教宣布为印度的国教。同时,他也主张取缔种姓制度,认为它的存在与世俗主义的概念极不协调。然而,尼赫鲁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取缔种姓制度,只是提倡各种姓间的平等共处。可见,他的世俗主义寻求的是建立在中庸和妥协基础上的印度各宗教、种姓集团和种族间的相安无事。第四,在国际事务中主张不结盟。尼赫鲁首次谈到不结盟是在1947年。年,他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原则。尼赫鲁提出的上述原则,满足了当时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保持印度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平衡,为印度的复兴和发展赢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尼赫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尼赫鲁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他考虑问题时从不迷恋于什么“主义”,但他指出,“印度将沿着民主的特殊道路前进,它带有很大程度的社会主义,但绝非教条的社会主义,而是实际的、实用的社会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英国的席勒和意大利的帕比尼等人。他们宣称,真理不是观念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有报酬”、“有效应”、“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尼赫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哲学思潮的反映。

  尼赫鲁主义产生和发展于印度民族运动之中,并在独立后印度的国内外环境中趋于成熟。尼赫鲁去世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继承了他的政治事业。英·甘地遭刺后,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出任总理,明确表示要把其外祖父和母亲的未竟事业推向前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尼赫鲁主义基本上是印度独立四十年来的建国指南。对于尼赫鲁主义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印度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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