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中世纪文化
一、古代文化的主要成就
几乎是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古代文明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南亚地区也发展起了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或因遗址发掘地而名哈拉巴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居民们享受着较为发达的都市生活，他们开始耕种和驯养家畜，知道制作陶器、纺锤、攻击性金属武器，喜欢用金银、象牙、青铜、宝石雕琢首饰，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手工业，建筑术也较为完善。
约公元前20—10世纪之间，远古中亚地区的雅利安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南下印度河流域上游，并在那里确立了社会霸权。印度雅利安人文化开始在印度文化形式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印度后世使用的主要文化语言几乎都源于雅利安人的语言。人们把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6世纪的漫长历史阶段，称为吠陀时代，它相当于我国的西周和殷商时朋。吠陀时代以公元前10世纪为限，又分为早期吠陀时代和后期吠陀时代。印度雅利安人和印度各土著民族一道创造了灿烂的吠陀文化。
最能代表吠陀文化的吠陀经是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资料、宗教经典和文学著作。曼殊罗（谚语、诗歌和信条）构成了吠陀文学的最古老部分。吠陀，意为“神的启示”、“神秘的知识”，主要包括四种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唐代的玄奘法师将他们意译为《赞颂明论》、《歌咏明论》、《祭祀明论》和《禳灾明论》。《梨俱吠陀》是在祭祀过程中，主祭者劝请、赞颂诸神的颂诗，凡1028首，分为十篇。《梨俱吠陀》中真正早期的部分，既不知道种姓区别，也不蔑视体力劳动，其经常性的主题是渴望增产粮食和物质财富，甚至天神也常被描写成协同人类完成这一任务。《娑摩吠陀》几乎不包栝任何独立的题材，在它的全部1549首诗歌中，除75首外，其余的诗歌部直接取自《梨俱吠陀》。《娑摩吠陀》中的诗歌由一批特定的祭司在祭祀酒神的时候咏唱。《耶柔吠陀》不仅包括《梨俱吠陀》中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独创的散文信条，共约二千首，是祭祀过程中向神奉献供物时所用的咒语、手则的汇编，但因文本不同又分为《黑耶柔吠陀》和《白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成书较晚，包栝有颂诗（或神咒）731首，分为二十篇，主要集录了医治疾病、驱除灾害、战胜诅咒的名言佳句，其中也有些赞美天帝和大地圣母的颂诗。
除上述四本集外，它们还分别包括有一套内容庞杂的梵书即《净行书》，以梵文的散文形式写成，主要说明婆罗门教的祭祀礼仪及其起源）、森林书（即《阿兰若迦》，主要涉及婆罗门教神秘的祭祀礼仪和某些哲学论题）和《奥义书》（亦称《吠檀多》，主要涉及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论题）。在梵书及其注疏中包含了很多神话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期吠陀时代的社会状况。森林书据说是为了在森林中诵读而作。奥义书意为“吠陀的终结”、“师陡坐在一起秘密传授的知识”，是当时各种秘传知识的集大成者。奥义书数量很大，主要包括《他氏奥义书》、《歌者奥义书》、《因孰奥义书》、《广林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灾厄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白骡奥义书》、《畦氏奥义书》、《慈爱奥义书》等十三种，此外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奥义书百余部。
公元6世纪后，又渐次出现了一批内容更为广博的经书，例如《传承经》、《所闻经》、《家范经》、《仪轨经》、《法经》、《数经》、《婆罗提娑佉》（《派别语音学》）。它们主要包括语音学、音韵学、仪礼学、文法学、语源学和天文学（含数学、星相学）等六方面的内容。这批经书虽然不再是“神的启示”，但通常也被包括在吠陀经内，称为“吠陀分集”。在吠陀分集产生的前后，有十八部往世书问世，我国旧译为《古史潭》，如《毗湿奴往世书》、《如是所说往世书》、《人与子往世书》等。往世书的内容一般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神创世界；神的世谱；摩奴（神创第一人）及其后代的活动；恒河流域日种王朝和月种王朝的活动记录及其族谱。实际上，往世书中可以看作历史文献的只有最后一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多半充斥着与宗教有关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抄袭、雷同之处屡见不鲜。
吠陀经和往世书是印度古代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梨俱吠陀》。它的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是还未遭受僧侣宗教影响的真正民间信仰，相信无数的形形色色的精灵鬼怪和妖术知识的极可贵的源泉”。它不但为晚出的吠陀经提供了创作的蓝本和灵感，同时也是人种学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吠陀经和往世书中的颂诗、祷文、咒语、祝福、神话、传说、民歌，使它们又成为一种文学作品，从而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吠陀时代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画面。例如，晚期吠陀经中描写的祭祀，通常是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领土扩张的国王们主持的宗教仪式，仪式中开始出现胜利酒、灌顶礼和马祭，这大概可以表明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政治统一观念的出现。在《梨俱吠陀》中，种姓制度还只是以一种模糊的形式存在于宇里行间，但在后期吠陀时代已经定型，对于吠陀经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古代种姓制度演变的清晰的脉络。在早期吠陀经中，妇女可以同丈夫一同参加祭祀，可以受教育；但在晚期，女孩子的出生往往被看作是“不幸的源泉。”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编定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古代文化的又一丰硕成果。它们分别容有十万行和二万四千行诗颂（每颂两行，每行16音），相当于荷马史诗的八倍或《圣经》的十九倍。两大史诗反映了印度奴隶制没落和封建制兴起时代的社会生活，涉及到了当时的哲学、宗教和法律问题，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间传说、寓言、神话、神话、伦理、道德、地理、星相，简直可以说是古代印度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或“罗摩传”，叙述王子罗摩因受老王妃嫉妒而被放逐，妻子悉多被十首魔王劫掳，后在猴王哈努曼帮助下得以夫妻团聚、恢复王位的故事。这篇故事原为民间口头创作，在长期流行中屡经增润，最后由诗人蚁蛭编写定本。罗摩在婆罗门教中被认为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他所具有的英勇、尽职、孝顺、夫妇忠贞、兄弟友爱、宽宏大量的性格，体现了印度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罗摩衍那》结构较严谨，情节单一，而《摩诃婆罗多》则要庞杂、松散得多。这部史诗的主要情节在公元前10世纪初已经出现，在几个世纪的增润过程中，最后由毗耶娑等人编定。其中除具有史诗性质的故事外，还有二百个左右的传说、故事式的插话，法论性质的内容，颂神诗歌和神学、哲学著作。《摩诃婆罗多》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族的故事”。它以奴隶制国家纷争、没落和封建制兴起时代的印度社会为广阔深邃的北京，以婆罗多王后裔争夺王位的斗争为中心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各阶级、阶层的重要人物形象，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民对国家的愿望。《摩诃婆罗多》的基本梗概是：婆罗多王的后裔分为般度族和俱卢族两支。般度族的坚战王五兄弟在父亲死后，王位被俱卢族的难敌霸占，遭受迫害而避居民间。后来，坚战分得一半荒芜的国土，惨淡经营，但又被难敌设下掷骰子骗局赢去。坚战五兄弟被放逐到森林中，在艰苦生活了十二年后潜逃别国。放逐期满后，难敌仍不交出国土，于是双方串联盟国，经过十八天惨烈的厮杀，坚战获胜复国。纵观全书，十八天战争只占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余为其他内容。《摩诃婆罗多》很象一部《旧约全书》，既有《创世纪》、《列王纪》，又有《诗篇》、《雅歌》和《传道书》，同时也有法律、风俗、道德、教训等。其中包含了很多印度古代社会的史料，只是由于历代加工，时代层次已经很不清楚。印度独立后，很多学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苏克坦迦先生依据现存各种写本主编的“精校本”已经问世，但是对于史诗的丰富内容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罗摩衍那》提出了雅利安人的一种崇高的生活理想的话，那么《摩诃婆罗多》却是印度文明、文化、科学、知识，并包括许多典范性插话的伟大的代表性著作。《罗摩衍那》时期开始的印度文明的高潮，到《摩诃婆罗多》时期曾一度达到顶峰。《摩诃婆罗多》的作者在讲到这部史诗的意义时写到：“尽管有人精通四种吠陀、各种吠陀分支和奥义书等著作中的知识，但是，如果他对《摩诃婆罗多》的传说一无所知，那他还算不得优秀的学者。”《摩诃婆罗多》中的许多篇章提供了高深的学问、崇高的虔诚精神、深奥的祈祷理论、盛大的祭典和法的说教，从而使我们得以获得印度雅利安人的全部知识。世界闻名的哲理著作《薄伽梵歌》（旧译《上帝之歌》、《吉他》），以及表现虔诚和神灵的著作《毗湿奴千名录》、《续神歌》、《毗湿摩颂》、《象王的解脱》等都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分，它们被称为印度教的“五宝”。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对印度乃至国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印度学者又把它尊称为“第五吠陀”，因为它提供了研究印度古代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等概貌的最后一把钥匙。
吠陀经和两大史诗中有很多篇章，表达了古代印度人对自然界的惊异和了解自然规律的欢娱，也表达了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掌握和企图运用。这种理解掌握和企图运用，表现为与神话同在而且同为宗教来源的巫术。正如炼金术、炼丹术之于化学的产生一样，巫术也是当时“科学”的萌芽。它在推动宗教神学产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开始了哲学的思索。
早期吠陀时代还只是人类的童年，人们还有待于发展出哲学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用儿童的眼光看待一切。早期吠陀经，如《梨俱吠陀》中的颂诗仅仅是日常愿望的简单表达：企求家畜、食物、雨水、安全、健康和子孙。但是，应该承认，人们已经开始了对宇宙的思索。只是到了奥义书时代、古代印度人才首次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论意识从对于巫术仪式的唯一兴趣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提出了一些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例如，《白骤奥义书》开宗明义地问到：“何为原因？何为梵？我们从何而生？我们靠什么生存？我们靠什么立身？”公元前6世纪佛教兴起的前夕，印度沉浸在哲学的思索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不同观点和体系，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积极进行宣传。此后的哲学活动，基本上只是这些原始观点的发展和阐释。虽然一批批哲学家们相继出现，但一般说来，他们基本上提不出任何新的哲学观点，而是各人支持一种古代印度的哲学体系。古代印度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奥义书的产生到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一般认为，印度哲学的开端始于《歌者奥义书》中乌达勒格·阿鲁尼的物活论（万物有生论）。尽管物活论还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唯物主义哲学，但阿鲁尼却是最早把史前印度的尘世观念系统化了的第一人。“动”的概念是阿鲁尼的“存在”（变化）说的根基。在阿鲁尼之后，耶告纳伏格亚提出了印度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存在”就是不动的“梵”，并提出了业报、轮回和解脱思想。由此，开始了两大派哲学的论战。（二）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30年的哲学。这是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在围绕着维护还是反对业报、轮回和解脱学说的问题上，发展并形成了很多新的学说，如：元素说、断灭说、偶然说、自性说、无常说、无我说、十二因缘说；不知说、命运说、苦行说。在《长阿含经》中，佛教徒将当时的哲学观点归纳为六十“说”，《白骡奥义书》中则记载了这些哲学流派的名称。（三）公元前330年至公元320年的哲学。印度哲学体系明显地出现系统化现象《古代最流行的印度哲学概说《摄一切见论》讨论了十六种哲学体系，而且目前将它们一般分为九派。其中包括维护吠陀经权威的弥曼差派（前思维派）、吠檀多派（后思维派、奥义书派）、数论派（僧佉派）、瑜伽派、正理派（尼耶耶派）、胜论派（毗世师派），以及反对吠陀权威的“异端”：顺世派（斫婆迦派、毗诃跋提派）、佛教派和耆那教派。
在上述哲学流派中，弥曼差和吠檀多派代表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潮，认为“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意识和精神才是真实可靠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我”和宇宙精神“梵”沟通起来才能达到“梵我如一”的解脱境界。正理和胜论派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把人的意识和一般概念绝对化，发展了一种类似佛教因明学（逻辑、伦理学）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逻辑思维的正确步骤才能达到“梵我如一”。严格说来，瑜伽派根本不是一种哲学流派，它意味着对从远古传下来的某种实践的崇拜，认为可由此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虽然它也讨论一种特殊的哲学观点，但两者间毫无内在联系，只不过各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家们时常依赖着从瑜伽实践中获得的独特经验去捍卫各自的哲学。数论派是一种不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既承认物质世界的重要性，又承认思想的可靠性。他们是人类辩证思维发展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之类的“迷途者”。耆那教派主张，最高的真实是绝对永恒的奥义书学说和永恒流动的佛教学说都是一种极端的东西，只承认两者中含有部分真理，认为永恒和变化都是真实的。这就是该派的“非一端说”（非决断说）。为维护这种哲学上的调和态度，该派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逻辑辩证方法：“七支论法”，即有、无、亦有亦无、不可言、有亦不可言、无亦不可言、亦有亦无亦不可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印度哲学的发展主要意味着界限分明的不同体系的发展，而不是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等哲学基本问题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当然，顺世派是唯一的例外。
顺世派代表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潮和自发的辩证法。这样的哲学观点在印度出现较早。例如，《摩诃婆罗多》曾提到自然说、自性说和转变说等。自然说者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受任何精神或规律的支配，也非神创，而楚各种偶然因素的集合。它虽然否认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但却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鲜明倾向。自性说肯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为一切事物都因内部“自性”的作用而动、止。转变说又前进了一步，在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同时，认为物质世界转变或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内部的喜乐德、忧苦德和痴闇德等三个“古那”的相互作用。此外，耆那教派、正理派出胜论派的“原子论”，弥曼差派对客观物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和佛教的“触”（由接触引起）的原理等，也都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然而，顺世派可以说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思潮的集大成者。它认为精神世界是由物质世界派生出来的；宇宙由土风水火空等物质构成；世上没有灵魂，也没有宇宙的最高精神和内在我；对吠陀经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认为祭祀和轮回说是骗人的把戏，否认来世的存在，强调人们应该追求现实世界中的幸福。不难看出，顺世派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很明显的。它摒弃了关于超自然实体的说法，但还未能建立一个正面的论理体系，因而它的唯物主义仅限于反对宗教观念。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唯物主义的顺世派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一样，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外界事物的存在只注意到了它的情况和性质、动（具体的变化）或静（抽象的永恒），而没有注意到其存在的时空条件。
除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外，古代印度也产生了一大批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律书，如《摩奴法典》、《人与子法典》（《那罗陀》）、《毗湿奴法典》、《述祀法典》、《祭言法典》、《耶吉纳伏格亚法典》、《保达亚纳法典》和《毗诃跋提法典》等，这些律书统称为“法论”。所谓“法”，最早的含义可能是“事物秩序”，佛教的法除“万法（事物）皆空”外，也指宗教理论而言。到公元前2世纪，“法”的概念逐渐转变为政治法律。
法论，一般主述宗教、民法和刑法等方面的问题，其基本内容是维护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它可以说是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传统中专门论述行为规范的学说，也可以叫做“法学”。法论的著作先后有两种形式：法经和传承。法经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陆续出现，经过三、四世纪后便被“传承”所代替，《摩奴法典》原来是称作《摩奴传承》的。在法论史上，《摩奴法典》是一个里程碑，它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法经”到它为止不再出现，“传承”则以它为始，而且后来的法论著作，无不以《摩奴法典》为权威，基本是在《摩奴法典》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产物。
《摩奴法典》是它赖以产生的时代用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在它全部的十二章2682颂条文中，“国王的法”占三章982颂，其中包括处理财产纠纷的民法150余颂；明文规定维护种姓制度的条文占一章131颂，其他各章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颂条；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刑法约占394颂；明确无误地维护婆罗门教地位的条文约占三章606颂；宣扬因果报应，“转世与解脱”的条文占一章106颂。其余的463颂则分别包括了创世说、法的本源、总论和结束语之类的内容。《摩奴法典》明显地用体现剥削阶级意志、维护宗教陋习、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种种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法律条文，禁锢着人民的思想，同时还用转世与解脱的说教使他们安于忍受现世的剥削和压迫。而对那些胆敢奋而思斗，静而思谋的反抗者，《摩奴法典》则把它们视为“异端”。
二、中世纪文化的主要成就
进入中世纪后，印度继承与发扬了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灿烂的成就，出现了若干文化中心，例如南方的建志和北方的那烂陀。据玄奘记载，那烂陀寺有学生万余人，其中不乏外国留学生。寺内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虽然研究的主要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经典，但也包括医学、病理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南方的建志，则侧重于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传播印度文化。古代文法大师伯尼尼和波颠阇利等人在梵文文法书《八章书》（《波你尼经》）和《大讲章》（《大疏》）中基本剔除了古代梵语中的俚语和俗语成分，使进入中世纪时的梵语得到很大程度的纯化，不过，梵语由此也就逐渐脱离了人民大众，成为上层社会的专业化文学语言。当然，如果没有梵语的纯化或规范化，是绝不会有后世梵语文学的鼎盛局面的。
梵语文学在贵霜王朝，特别是笈多王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全印范围内出现了广泛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华氏城、王舍城、摩揭陀、曲女城、古吉拉特、克什米尔和建志等一批创作中心。（二）文学作品的形式已不仅限于诗歌一种，印度特有的韵文（散文和诗交替使用）、诗剧、故事、小说、文艺理论等开始发展起来。（三）在宗教文学作品仍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世俗文学有了较大发展。虽然梵语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品中也不乏现实主义的表现，但其主要特征是模仿古代的格式，追求形式主义的描写，词藻堆砌，文句冗长，只能供少数人欣赏。10世纪前后，印度教的改革派为普及教义，一反正统派用古典梵语传教的积习，开始改用各地方言传教和写作。因此，在梵语文学之外，又出现了孟加拉人、马拉特人、古吉拉特人、泰卢固人等用自己的口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在中世纪的文学创作中，长诗，诗剧和故事文学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批颇具声望的作家和流传后世的佳作，如：王冕、迦梨陀娑、婆罗维（日辉）、马呜、拜沙、首陀罗迦、婆罗陀（Bharata，戏剧理论家）、毗沙迦达多（旧译氐宿授）、檀丁、苏班杜、巴纳、三步尊者、功德富、安主氏、月天氏；《罗怙家族》、《云使》、《山民与友修》、《小泥车》、《戏剧理论集》、《摩罗毗迦与火天友》、《勇健与广延》、《娑恭达罗》、《大臣的印章》、《龙喜》、《洙婴》、《五卷书》、《戒日王本行》和《十王子所行记》等等。现就其具体情况，略举几例如下。
戏剧。印度戏剧多以诗剧为主，源于古代哑剧性舞蹈，真正的剧作始于贵霜王朝。当时著名的佛教理论家、诗人马呜的作品很受人喜爱，他的《舍利佛所行》于20世纪初在我国吐鲁番盆地被发现。当时的著名剧作家还有拜沙，新近陆续发观的作品有《五夜记》、《婆娑·婆察多之梦》等。笈多王朝是戏剧人材辈出的时代，例如首陀罗迦，其代表作是《小泥车》。印度传统的戏剧理论在笈多王朝时期得到系统的整理。婆罗陀在《戏剧理论集》中涉及到了戏剧创作的各个方面，谈到了戏剧所表达的感情：爱情、兴奋、惊恐、害怕、厌恶、怜悯、羡慕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剧作家迦梨陀娑为我们留下了三部著名的作品，其中的七幕剧《娑恭达罗》堪称世界名著，它也是第一部出版了英译本的印度剧作。《娑》剧描写的是，国王豆扇陀和森林修道者的养女娑恭达罗的恋爱故事。剧情曲折而发展自然，对人物心理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诗歌和散文交相穿插。剧中人物包括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主要描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和风尚。《娑》剧文字绚丽动人，被公认为梵语古典文学的力作。我国已有中译本。
戏剧的发展还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笈多王朝的戒日王本身就是一个剧作家，著有《龙喜》和《洙婴》。与戒日王同时的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国王摩哂陀罗跋曼也曾有剧本《醉游》，揭露了婆罗门教徒的肮脏、伪善与寄生生活。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多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例如7—8世纪的剧作家有吉著有类似我国的梁祝悲剧的《茉莉与青春》，描写女尼茉莉追求个人幸福的悲剧经历，该剧在收场时便是以有悖于悲剧气氛的大团圆结尾的。10世纪时，由于频繁的外族入侵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繁荣了近八百年之久的戏剧创作高潮逐渐结束。
故事文学。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寓言、童话、故事，笈多王朝时期被用规范化的梵语重新编定，例如印度古代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嘉言集》。以《五卷书》为例，其中包括《绝交篇》、《结交篇》、《鸦枭篇》、《得而复失篇》、《轻举妄动篇》，全书采用故事体裁，穿插了大量诗篇，主要反映城市平民的生活和思想。编纂者虽想利用民间童话和寓言中贪心的豺狗、野兔、狮子、小牛、老鼠、獴猫、贼、少女和婆罗门的形象，作有利于婆罗门权贵的说教，但在许多故事中仍可看出人民对他们的讽刺。6世纪时，《五卷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波斯文。14世纪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16世纪定型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较为明显地接受了《五卷书》的影响。
民间故事被汇编成册是由一批文学家先后完成的，功德富编定了《故事广纪》，安主氏编定了《故事广集华聚》，月天氏完成了《故事海》。与此同时，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批内容更紧凑、情节更趋合理的小说，如巴纳的《戒日王本行》，苏班杜的《天主寿》。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学气氛中，产生了印度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檀丁（旧译昙丁）。他的代表作名为《十王子所行记》（《十公子传》）。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檀丁描写摩揭陀国王在同马尔华国王兵戎相见，败北后举家逃至文迪耶山的故事。大意是，王后在山中产下一子，取名罗阇瓦哈纳。后来，罗阇瓦哈纳和宰相之子等十人外出冒险，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这部小说描写了当时的城市社会生活，暴露了王公贵族们的伪善和堕落，是古典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此外，檀丁还用韵文写出了《诗镜》，集中探讨了诗的修辞和风格等问题，使它成为印度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
10世纪前后，当梵语文学已成强弩之末，各地方言文学或民族文学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伊斯兰文化也传入了印度次大陆。与传统的印度文化相比较，伊斯兰文化给印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注重现实社会的思想、风格迥异的乌尔都语、宗教与世俗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完全没有偶像的雕绘、尖塔圆顶的穆斯林建筑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毫无疑问，伊斯兰文化推动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发展，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里仅以文化教育为例。伊斯兰文化传入印度以前，印度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控制在社会上层人物手中。印度伊斯兰政权建立后，虽然没有设立特殊的教育部门，但却从多方面鼓励推广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大都开办了“习字班”和“初级学校”，并在若干城市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院校，除宗教课程外，还增加了逻辑、算术、测量、几何、天文、会计、农业、园艺等科目，从而使印度的教育事业在总体上具有了非宗教的倾向。伊斯兰政权在鼓励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图书馆。1641年时，阿格拉图书馆的藏书已达二万四千册，价值650万卢比。
如果说印度中世纪文学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她的中世纪哲学相比之下却失色得多。随着封建时代的开始，印度哲学进入了注疏时期，即经院哲学时期。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的教条，维护教会和封建主的统治。印度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不同于欧洲经院哲学之处在于，它只是以极为烦琐的论证方法，醉心于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各家各派在为古代哲学经书如《梵经》、《正理经》、《数论经》、《薄伽梵歌》进行注疏中乐此不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印度。实际上，印度中世纪哲学一直热衷于对古代的唯心主义体系作进一步的阐释。
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哲学在笈多王朝时期发展出了一套严整的一元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是中世纪的吠檀多派哲学。商羯罗（约788—820）又将它具体归纳为“不二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世界只是“幻”而非真实，一般人凭感觉知识和逻辑论断不可能认识这个真理；主张个人精神“我”和宇宙精神“梵”是同一不二的真实存在。商羯罗提出的吠檀多派的“不二论”哲学对后世印度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成为封建时代印度教的哲学基础。正如一位印度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进入浩瀚的‘不二’梵海之后，不同的哲学潮流汇合成为完美的同一体。”
随着印度教的传播，推崇这一体系的吠檀多派哲学家们从商羯罗时代以来，一直在执着地从《薄伽梵歌》中寻找自己的哲学基础，为《薄伽梵歌》楮心作注，广为宣扬。
《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中的片断。从形式上看，它是一首韵律优美的长诗；从内容上看，它却是一部玄奧的教作品，几乎囊括了印度古代的全部哲学流派，从吠陀经、梵书、奥义书、经书、吠檀多到数论、瑜伽、正理、胜论1弥曼差、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等哲学流派的重要哲学思想或伦理学说，无不收揽于它的庞杂的体系中。其中心思想和垧终目的是为宗教的“解脱”提供论证，因而创造了一个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我”。在具体论证方法上，一般说来，《爾伽梵歌》并不否认客观物质世界，但其目的在于否认主观上的能动性，进而否定影响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使人们对尘世的一切弊端屈从忍受，以求解脱之后升入永远寂静的极乐世界。
除文学、哲学方面的成就外，印度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培养出了繁茂的艺术之花，例如舞蹈。北方的卡塔卡利舞，以四肢配合眼、脸部的动作，用细腻的感情表达两大史诗中的场景；同为北方舞蹈的卡塔克舞，其动作节奏却极为强烈，舞蹈家们在手臂不断摆动的同时，脚上还踩着伴有优美铃声的节奏，活泼而自然，表现了印度人民高深的舞蹈造诣。南方的婆罗多舞大多是女性的独舞，以表现寺庙中的雕塑神像为主。
然而，古代中世纪印度最态出的艺术成就当首推造型艺术，其中包括阿育王时代以独块巨石制成的岩柱诏书，小乘佛教的窣堵波、塔，大乘佛教在山岩上开凿的讲经堂、寺院、佛像雕塑，贵霜王朝的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犍陀罗雕刻艺求，举世闻名的阿旃陀石窟和埃罗拉石窟艺术和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之一的泰姬陵。
在印度的造型艺术中，阿旃陀石窟艺术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它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在此后的八百年间，印度人民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巉岩峭壁上以简陋的工具、坚韧的毅力，硬是把一座荒山变成了奇伟壮丽的艺术宝库。阿旃陀石窟包括洞窟三十个。我们以一号窟为例。它的正前方是一尊高约三米的释迦牟尼石雕像，佛祖的三张面孔上分别表现出欢乐、痛苦和冥想的表情，这是古代印度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这尊石雕是佛教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门楣雕镂极为精致，拱门和六拫大石柱上均雕有“飞天”和仙女。右侧中间石柱上刻有四鹿同首石像。四只鹿身，两立两卧，而鹿首无论同哪个鹿身相接都雕造得十分生动逼真。从阿旃陀石窟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印度物质文化生活的概貌。那镶嵌在佛陀头部和仙女身上的无数珍珠，那富丽的庭院、华美的衣饰，表现了印度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除雕塑外，在佛殿和僧房两侧的洞窟石壁上还有布局和谐、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技巧精湛的壁画。正是由于阿旃陀石窟在表现技巧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它才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推崇。
被誉为“石砌的诗篇”、“大理石的梦”和“凝固的音乐”的泰姬陵，是印度伊斯兰艺术的杰作，修建于1632—1654年间。泰姬陵深受波斯设拉子建筑风格的影响，而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如果说印度教庙宇是古朴浑厚、雕饰繁丽的石刻，泰姬陵则是鲜润晶莹、镂刻精美的玉雕。不过，泰姬陵也吸收了印度教建筑和造型艺术的某些长处，尤其是在装饰的豪华富丽方面，集中体现了印度教艺术和伊斯兰教艺术的完美融合。泰姬陵的装饰非常华丽细致。在寝宫拱门上，铭刻着《古兰经》经文，镶嵌有贵重宝石的装饰性花边。走进拱门，犹如打开了金饰玉镶的宝奁，琳琅满目，光彩逼人。寝宫内部五间宫室的门扉窗棂都是白色大理石透雕而成，采进了天然光线，使室内明亮，有如一座灯烛荧荧的圣殿。门扉窗棂上透雕的藤蔓花卉，以黄金作梗、翡翠为叶，各色宝石、水晶、玛瑙镶花，花纹制作精细，叶脉明晰可辨。最珍贵的艺术品当推中央宫室里的一扇八角形白色大理石透雕屏风，上面镌有多种浮雕和异彩闪烁、多若繁星的宝石。
洁白如雪的泰姬陵，埋葬着莫卧儿王朝沙杰罕国王和王后慕玛泰姬·玛哈尔之间的爱情，但实际上，它既是印度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印度民族文化传统与中亚建筑、造型和园林艺术的不朽的杰作。
在我们巡礼印度古代、中世纪文化的伟大成就时，不应该忘记，印度人民在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盛行，直接促进了自然科学中某些领域的进步。例如，医学方面，《阿闼婆吠陀》中记载了七十七种疾病和相应的对症药，药品多为金石草木。《阿闼婆吠陀》和《百道梵书》中还载有人类全身的骨骼数目，与现代的仅略有出入。古代晚期，出现了两位著名医师：妙闻和阇罗迦。相传阇罗迦是迦腻色伽王的御医，著有《阇氏本集》，他将印度古代医学划分为八方（科）：拔除医方（牙科）、利器医方（外科）、身病医方（内科）、鬼病医方（神经科）、儿方（儿科、妇产科）、普通药物医方、长病药物医方和性药物医方。他还在《阇氏本集》中用专章论述了营养、睡眠、节食是关系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7—8世纪时，两位都取名婆拜他的医师在阇罗迦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医学专著《八科提要》和《八科经华集》。
人们对祭祀礼仪的敬重隆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术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于4—5世纪时的《太阳手册》中，开始有了“零”的符号和概念。“零”的运用无疑使早在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已经出现的十进位法和定位计数进位法更臻完善。这样，印度的科学家们才得以研究出了开平方根、立方根的方法，掌握了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求和的法则，求无理数平方根、解二次不等方程式、恒等式的方法，研究制定了三角函数正弦表。6世纪时，圆周率的计算已十分准确，定为3.1416.数学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著作，如阿利耶跋多（旧译圣使）、彘日、梵藏、佉庐虱吒（旧译驴唇）和《五手册论》、《梵明手册》、《婆罗门天文经》、《竭伽仙人天文说》、《摩登伽经说星图》和《婆罗门算经》等。他们在观测中认为，大地不动，日月星辰绕地而行。龙树的《大智度论》中对此有所记载。例如，佉庐虱吒的计算日月年方法是：月球绕地球一周需时27天又60分之21天；如按月球和地球一起绕日运行的关系推算，每月应有29又31分之15天；如按太阳年计算：每月应为三十天半，习惯按三十天计算，无疑这是十分准确的。但是，天文学的发展如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一样；还未能完全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例如彘日所著的《广集》就是一部把占星术用于园林、金石、婚嫁、占卜、建筑、动物、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三、古代、中世纪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影响
印度古代、中世纪文化的发展独具特色而又内涵丰富。任何造诣精深的专业学者很难将其方方面面阐述得淋漓尽致，因而，我们也只能将其总体特征大致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具有浓重的宗教内涵。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的力量和他所掌握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和中世纪，印度的社会生产力基本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生产技术方面也没有惊人的革新。虽然自然科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是和神秘的祭祀礼仪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低下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可能给人们提供任何根本的可能性去正确地认识、理解，进而艺术地反映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考虑到宗教在印度的久盛不衰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古代中世纪印度的各项主要文化成就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混杂有宗教教义、宗教伦理道和宗教哲学的内涵。
例如，在最早期的吠陀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从自然现象中入格化的神出现，反映了吠陀教的存在。在后期吠陀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祭祀礼仪、人神对话的颂诗，这正是婆罗门教方兴未艾的明证和艺术的再现。古代、中世纪印度的很多哲学流派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承认宇宙精神“梵”是第一性的本体，它在自我发展中创造了神和世界，推崇并力争达到“梵我如一”的最高境界，而这个共词点是直接来自婆罗门教教义的。至于佛教哲学和耆那教哲学流派，更是同它们脱胎出来的佛教和耆那教教义有着鱼水不可分的关系。法律方面，我们以影响最大的《摩奴法典》为例。据统计，其中讲纯粹法律的地方只约占全书的25%，其余内容多半与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有关。例如；它在十二章正文中，以1034颂条文明确维护婆罗门教的教义和教规，约占全书内容的38.55%。宗教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例如犍陀罗文化和阿旃陀石窟，其中的雕刻作品和大量的壁画主要反映了佛教的传说和教义，因而它们是以佛教艺术的深刻内涵而著称于世的。
宗教内涵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很多文学作品原本就是宗教典籍，如《百喻经》和《佛本生经》，而更多的文学作品是直接取材于宗教典籍或宗教传说。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着宗教的训诲，例如以古典印度的“百科全书”闻名的《摩诃婆罗多》。
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摩诃婆罗多》同《罗摩衍那》一样，被认为是阐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全部实质的“第五吠陀”，并以宗教经典的形象受到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崇拜。
第二，明显的连续性与思想上的僵化。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表现为后世文化在继承前世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印度中世纪文化正是在这种普遍规律作用下，全面继承了古代文化遗产，带来了中世纪文化一定程度上的繁荣。
包括上古时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化遗产，都在中世纪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例如湿婆的形象。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发现了一枚男性神作苦修瑜伽者状的印章。印章表明，这位男性神的四周环绕着一些动物，他本人有三张看得见的面孔，在高耸的头饰两边生有两只角（连同头饰在内呈三角状）。正是这位男性神发展为中世纪印度教的湿婆神，印度教认为，湿婆是伟大的瑜伽行者、百兽之王，他的主要标志中包括三只眼和三叉戟。看来，两者间的承继或渊源关系是较为明显的。推而广之，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婆罗门教、印度教与印度河文明的某种渊源关系。再如文学和哲学。古代印度最伟大的成就当推两大史诗，它们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在17世纪以前的二千年左右的时间内，梵语作家们根据两大史诗的故事创作自己的作品，或者忙于为它们作注，换言之，两大史诗成了中世纪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梵语文学的许多诗歌、长诗、戏剧和故事作品，如《故事海》、《故事广纪华聚》、《奇镜》、《儿童婆罗多》、《儿童罗摩衍那》、《薄伽梵歌与罗摩》、《般度传》、《娑恭达罗》、《罗怙家族》、《那罗传》、《罗摩传》、《茉莉花环》等等，简直是不可胜数。古代文化的伟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也是后世文化责无旁贷的使命。在这点上说来印度中世纪哲学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中世纪乃至后世的印度哲学家们，即使在达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高度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总要设法在他们的思想中宽容地为传统的学问和迷信思想留下一席之地。无论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思维能力，总体说来，他们还是不愿意超越他们所认为的古代智慧的范畴，因此他们也总是颂扬包含在古代思想中的原始成分，甚至竭力使之合理化。例如：耆那教哲学家阿卡兰科系统地总结了耆那教在逻辑学方面的基本观点，于是耆那教哲学家们在阐释业报理论时，开始不厌其烦地用逻辑知识来介绍一种于哲学思维并无益处的神话；在阿卡兰科之后的四百年间，维底亚南德和海默昌德拉等一批耆那教哲学家、作家、逻辑学家，一直在矢志不渝地维护着同一种耆那体系，而丝毫不怀疑它的荒谬的业报说教。
从一个角度看来，中世纪文化实实在在地继承了古代文化遗产，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却表明了中世纪印度思想上的僵化与板滞。旧思想对新思想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印度中世纪文化的保守性和尊古倾向。正如印度哲学家们在本世纪初所指出的那样，“在新文化或新知识突飞猛进的时刻，印度人决不屈从于一时的诱惑，而是坚守传统信仰，尽可能把新东西纳入旧的轨道。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印度文化和文明成功的秘诀。”
第三，对外来文化的容摄性。
虽然印度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继承性，但这并不排斥它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消化、吸收、改造的能力人们很容易想到10世纪以后进入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其实，早在公元前后出现的贵霜文化，就是古代印度、波斯和希腊文化的混合。例如，贵霜文化中的犍陀罗雕刻物，多是些面貌和蔼的人像，在透明或半透明的衣饰下显露出人体的曲线美。这些特征无疑来自希腊艺术，因而犍陀罗艺术又被称为印度希腊或印度罗马艺术，它以希腊的雕刻工艺和审美观点来表现印度佛教信仰的主题。此外，据我们所知，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的名衔中包括有“凯撒”、“天子”的字样，在他所铸造的货币上可以看到印度的湿婆、佛陀、伊朗的祆教神和希腊的神，有一枚迦腻色伽时期的钱币上甚至刻有衣希腊服饰的释迦牟尼像，其周边配以希腊文的“佛”字。不难看出，贵霜文化受到了希腊、罗马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然，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绝非上述几端，例如，我国在宗教、习俗、医药、科技等多方面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影响。具有较为成熟的文明传统的印度民族将它们最终容摄、消化、吸收、改造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在行将结束本章的时候，似有必要谈谈古代中世纪文化对印度近现代和世界文化的影响。
首先谈谈对本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而广泛，几乎渗透到了印度近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例如，印度宗教的核心理论之一的“业报”观念，时至今日仍在农民的头脑中作祟。世世代代以来，这种观念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是前生作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同样落后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他们并不欢迎、甚至抵制土地改革或提供给他们的先进农业技术。法律方面，以《摩奴法典》为代表的法论著作虽然在形式上早已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作为印度人民心目中尊奉的法律信条却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印政府在制订司法条文时也不得不时时翻阅它。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只谈谈舞蹈方面的内容。印度的舞蹈自古以来是同宗教仪式一同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时，印度教的大神湿婆又获得了“舞王”的桂冠。时至今日，印度民族舞蹈的内容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印度人成立了达尔帕纳舞蹈学院、喀达姆舞蹈学校等一批院校，系统地研究、继承和表演传统的民族舞蹈。宗教本是否定人的情欲的，但现代印度的艺术家们却把各路神祗表现得如同凡人一样，充满了欢乐和痛苦。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的神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将不断缩小影响，但这种表达人民情感的舞蹈艺术之美，却将是永存的。
古代、中世纪文化给后世印度思想上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例如哲学界对传统哲学的捍卫，特别是对《薄伽梵歌》的激烈捍卫。罗姆莫罕·罗易、提拉克和甘地等人深知，《薄伽梵歌》认为每个人都蕴含着超脱尘世苦海的可能性，因而得到印度人民的广泛信仰。于是，他们在发动民族革命的时候，便不遗余力宣扬《薄伽梵歌》中的思想，导致了“每个爱国者只要手持一册《薄伽梵歌》，就能步伐坚定地走上绞刑架”的情况的出现。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因而也是一个迷信盛行的国家。早在《梨俱吠陀》中就出现的占星术，时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历久而不衰。从平民到政府官员，事无巨细都依赖占星术的指示而决定。印度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印度时报》于1985年指出，拉吉夫·甘地就是一位笃信占星术的政府领袖。他在施政或制订国家政策时往往先请教占星术士，再作出决定。例如拉·甘地要确定大选日期、宣誓就职或重组内阁时，都事先由术士占卜后才择定时日。前总理甘地夫人亦如此。1983年，英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印时，曾因甘地夫人依从星相术士的劝告而修改了日期。她曾经有一次在破晓时分宣布新内阁名单，拉·甘地在午夜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也都是术士们的主意。在印度，一切规模宏大的建筑的开工动土日期，银行家们向客户提供贷款之前，商人们在签订数目达千万卢比的交易时，政府船坞举行新船下水礼时，也部要事先占卜，确定星座运程对己有利后方才着手办事。人们不难看出，传统的文化意识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我们来概略地分析一下印度文化对外界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印度人就与外界发生了联系。此后，印度逐渐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区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往，印度文化得以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印度文字一度流行于中亚各地；“零”和十进位记数法被阿拉伯人吸收后传入欧洲，对数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相继传入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许多其他地区，特别是佛教又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深刻影响许多国家、地区的哲学、文学和造型艺术。东南亚曾被称为“远方的印度”，印度文化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到近现代社会后，印度的传统文化仍在影响着外界文化。例如19世纪时，古代印度的《八章书》被介绍到欧洲，从而促进了语言学中比较研究法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被相继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中文和其他一些外国文字，两大史诗尤其受到欢迎。1986年，法国文化工作者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过近十年的辛苦劳动，改编并上演了史诗剧《摩诃婆罗多》，轰动了西方剧坛。
我国同印度的友好交往已达两千余年，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开创了我国文学翻译史的先河，导致了目录学的发祥，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丰富了汉语语汇，给我国固有的文学艺术园地增加了新的艳丽的花朵；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诸宗并兴，名僧辈出，佛教哲学空前繁荣；布局在名山大川的寺庙塔楼点缀了我国的山河大地，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我国中古、近古文化的中枢和末梢，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几乎是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古代文明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南亚地区也发展起了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或因遗址发掘地而名哈拉巴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居民们享受着较为发达的都市生活，他们开始耕种和驯养家畜，知道制作陶器、纺锤、攻击性金属武器，喜欢用金银、象牙、青铜、宝石雕琢首饰，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手工业，建筑术也较为完善。
约公元前20—10世纪之间，远古中亚地区的雅利安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南下印度河流域上游，并在那里确立了社会霸权。印度雅利安人文化开始在印度文化形式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印度后世使用的主要文化语言几乎都源于雅利安人的语言。人们把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6世纪的漫长历史阶段，称为吠陀时代，它相当于我国的西周和殷商时朋。吠陀时代以公元前10世纪为限，又分为早期吠陀时代和后期吠陀时代。印度雅利安人和印度各土著民族一道创造了灿烂的吠陀文化。
最能代表吠陀文化的吠陀经是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资料、宗教经典和文学著作。曼殊罗（谚语、诗歌和信条）构成了吠陀文学的最古老部分。吠陀，意为“神的启示”、“神秘的知识”，主要包括四种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唐代的玄奘法师将他们意译为《赞颂明论》、《歌咏明论》、《祭祀明论》和《禳灾明论》。《梨俱吠陀》是在祭祀过程中，主祭者劝请、赞颂诸神的颂诗，凡1028首，分为十篇。《梨俱吠陀》中真正早期的部分，既不知道种姓区别，也不蔑视体力劳动，其经常性的主题是渴望增产粮食和物质财富，甚至天神也常被描写成协同人类完成这一任务。《娑摩吠陀》几乎不包栝任何独立的题材，在它的全部1549首诗歌中，除75首外，其余的诗歌部直接取自《梨俱吠陀》。《娑摩吠陀》中的诗歌由一批特定的祭司在祭祀酒神的时候咏唱。《耶柔吠陀》不仅包括《梨俱吠陀》中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独创的散文信条，共约二千首，是祭祀过程中向神奉献供物时所用的咒语、手则的汇编，但因文本不同又分为《黑耶柔吠陀》和《白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成书较晚，包栝有颂诗（或神咒）731首，分为二十篇，主要集录了医治疾病、驱除灾害、战胜诅咒的名言佳句，其中也有些赞美天帝和大地圣母的颂诗。
除上述四本集外，它们还分别包括有一套内容庞杂的梵书即《净行书》，以梵文的散文形式写成，主要说明婆罗门教的祭祀礼仪及其起源）、森林书（即《阿兰若迦》，主要涉及婆罗门教神秘的祭祀礼仪和某些哲学论题）和《奥义书》（亦称《吠檀多》，主要涉及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论题）。在梵书及其注疏中包含了很多神话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期吠陀时代的社会状况。森林书据说是为了在森林中诵读而作。奥义书意为“吠陀的终结”、“师陡坐在一起秘密传授的知识”，是当时各种秘传知识的集大成者。奥义书数量很大，主要包括《他氏奥义书》、《歌者奥义书》、《因孰奥义书》、《广林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灾厄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白骡奥义书》、《畦氏奥义书》、《慈爱奥义书》等十三种，此外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奥义书百余部。
公元6世纪后，又渐次出现了一批内容更为广博的经书，例如《传承经》、《所闻经》、《家范经》、《仪轨经》、《法经》、《数经》、《婆罗提娑佉》（《派别语音学》）。它们主要包括语音学、音韵学、仪礼学、文法学、语源学和天文学（含数学、星相学）等六方面的内容。这批经书虽然不再是“神的启示”，但通常也被包括在吠陀经内，称为“吠陀分集”。在吠陀分集产生的前后，有十八部往世书问世，我国旧译为《古史潭》，如《毗湿奴往世书》、《如是所说往世书》、《人与子往世书》等。往世书的内容一般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神创世界；神的世谱；摩奴（神创第一人）及其后代的活动；恒河流域日种王朝和月种王朝的活动记录及其族谱。实际上，往世书中可以看作历史文献的只有最后一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多半充斥着与宗教有关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抄袭、雷同之处屡见不鲜。
吠陀经和往世书是印度古代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梨俱吠陀》。它的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是还未遭受僧侣宗教影响的真正民间信仰，相信无数的形形色色的精灵鬼怪和妖术知识的极可贵的源泉”。它不但为晚出的吠陀经提供了创作的蓝本和灵感，同时也是人种学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吠陀经和往世书中的颂诗、祷文、咒语、祝福、神话、传说、民歌，使它们又成为一种文学作品，从而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吠陀时代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画面。例如，晚期吠陀经中描写的祭祀，通常是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领土扩张的国王们主持的宗教仪式，仪式中开始出现胜利酒、灌顶礼和马祭，这大概可以表明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政治统一观念的出现。在《梨俱吠陀》中，种姓制度还只是以一种模糊的形式存在于宇里行间，但在后期吠陀时代已经定型，对于吠陀经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古代种姓制度演变的清晰的脉络。在早期吠陀经中，妇女可以同丈夫一同参加祭祀，可以受教育；但在晚期，女孩子的出生往往被看作是“不幸的源泉。”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编定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古代文化的又一丰硕成果。它们分别容有十万行和二万四千行诗颂（每颂两行，每行16音），相当于荷马史诗的八倍或《圣经》的十九倍。两大史诗反映了印度奴隶制没落和封建制兴起时代的社会生活，涉及到了当时的哲学、宗教和法律问题，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间传说、寓言、神话、神话、伦理、道德、地理、星相，简直可以说是古代印度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或“罗摩传”，叙述王子罗摩因受老王妃嫉妒而被放逐，妻子悉多被十首魔王劫掳，后在猴王哈努曼帮助下得以夫妻团聚、恢复王位的故事。这篇故事原为民间口头创作，在长期流行中屡经增润，最后由诗人蚁蛭编写定本。罗摩在婆罗门教中被认为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他所具有的英勇、尽职、孝顺、夫妇忠贞、兄弟友爱、宽宏大量的性格，体现了印度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罗摩衍那》结构较严谨，情节单一，而《摩诃婆罗多》则要庞杂、松散得多。这部史诗的主要情节在公元前10世纪初已经出现，在几个世纪的增润过程中，最后由毗耶娑等人编定。其中除具有史诗性质的故事外，还有二百个左右的传说、故事式的插话，法论性质的内容，颂神诗歌和神学、哲学著作。《摩诃婆罗多》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族的故事”。它以奴隶制国家纷争、没落和封建制兴起时代的印度社会为广阔深邃的北京，以婆罗多王后裔争夺王位的斗争为中心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各阶级、阶层的重要人物形象，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民对国家的愿望。《摩诃婆罗多》的基本梗概是：婆罗多王的后裔分为般度族和俱卢族两支。般度族的坚战王五兄弟在父亲死后，王位被俱卢族的难敌霸占，遭受迫害而避居民间。后来，坚战分得一半荒芜的国土，惨淡经营，但又被难敌设下掷骰子骗局赢去。坚战五兄弟被放逐到森林中，在艰苦生活了十二年后潜逃别国。放逐期满后，难敌仍不交出国土，于是双方串联盟国，经过十八天惨烈的厮杀，坚战获胜复国。纵观全书，十八天战争只占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余为其他内容。《摩诃婆罗多》很象一部《旧约全书》，既有《创世纪》、《列王纪》，又有《诗篇》、《雅歌》和《传道书》，同时也有法律、风俗、道德、教训等。其中包含了很多印度古代社会的史料，只是由于历代加工，时代层次已经很不清楚。印度独立后，很多学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苏克坦迦先生依据现存各种写本主编的“精校本”已经问世，但是对于史诗的丰富内容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罗摩衍那》提出了雅利安人的一种崇高的生活理想的话，那么《摩诃婆罗多》却是印度文明、文化、科学、知识，并包括许多典范性插话的伟大的代表性著作。《罗摩衍那》时期开始的印度文明的高潮，到《摩诃婆罗多》时期曾一度达到顶峰。《摩诃婆罗多》的作者在讲到这部史诗的意义时写到：“尽管有人精通四种吠陀、各种吠陀分支和奥义书等著作中的知识，但是，如果他对《摩诃婆罗多》的传说一无所知，那他还算不得优秀的学者。”《摩诃婆罗多》中的许多篇章提供了高深的学问、崇高的虔诚精神、深奥的祈祷理论、盛大的祭典和法的说教，从而使我们得以获得印度雅利安人的全部知识。世界闻名的哲理著作《薄伽梵歌》（旧译《上帝之歌》、《吉他》），以及表现虔诚和神灵的著作《毗湿奴千名录》、《续神歌》、《毗湿摩颂》、《象王的解脱》等都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分，它们被称为印度教的“五宝”。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对印度乃至国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印度学者又把它尊称为“第五吠陀”，因为它提供了研究印度古代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等概貌的最后一把钥匙。
吠陀经和两大史诗中有很多篇章，表达了古代印度人对自然界的惊异和了解自然规律的欢娱，也表达了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掌握和企图运用。这种理解掌握和企图运用，表现为与神话同在而且同为宗教来源的巫术。正如炼金术、炼丹术之于化学的产生一样，巫术也是当时“科学”的萌芽。它在推动宗教神学产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开始了哲学的思索。
早期吠陀时代还只是人类的童年，人们还有待于发展出哲学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用儿童的眼光看待一切。早期吠陀经，如《梨俱吠陀》中的颂诗仅仅是日常愿望的简单表达：企求家畜、食物、雨水、安全、健康和子孙。但是，应该承认，人们已经开始了对宇宙的思索。只是到了奥义书时代、古代印度人才首次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论意识从对于巫术仪式的唯一兴趣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提出了一些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例如，《白骤奥义书》开宗明义地问到：“何为原因？何为梵？我们从何而生？我们靠什么生存？我们靠什么立身？”公元前6世纪佛教兴起的前夕，印度沉浸在哲学的思索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不同观点和体系，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积极进行宣传。此后的哲学活动，基本上只是这些原始观点的发展和阐释。虽然一批批哲学家们相继出现，但一般说来，他们基本上提不出任何新的哲学观点，而是各人支持一种古代印度的哲学体系。古代印度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奥义书的产生到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一般认为，印度哲学的开端始于《歌者奥义书》中乌达勒格·阿鲁尼的物活论（万物有生论）。尽管物活论还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唯物主义哲学，但阿鲁尼却是最早把史前印度的尘世观念系统化了的第一人。“动”的概念是阿鲁尼的“存在”（变化）说的根基。在阿鲁尼之后，耶告纳伏格亚提出了印度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存在”就是不动的“梵”，并提出了业报、轮回和解脱思想。由此，开始了两大派哲学的论战。（二）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30年的哲学。这是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在围绕着维护还是反对业报、轮回和解脱学说的问题上，发展并形成了很多新的学说，如：元素说、断灭说、偶然说、自性说、无常说、无我说、十二因缘说；不知说、命运说、苦行说。在《长阿含经》中，佛教徒将当时的哲学观点归纳为六十“说”，《白骡奥义书》中则记载了这些哲学流派的名称。（三）公元前330年至公元320年的哲学。印度哲学体系明显地出现系统化现象《古代最流行的印度哲学概说《摄一切见论》讨论了十六种哲学体系，而且目前将它们一般分为九派。其中包括维护吠陀经权威的弥曼差派（前思维派）、吠檀多派（后思维派、奥义书派）、数论派（僧佉派）、瑜伽派、正理派（尼耶耶派）、胜论派（毗世师派），以及反对吠陀权威的“异端”：顺世派（斫婆迦派、毗诃跋提派）、佛教派和耆那教派。
在上述哲学流派中，弥曼差和吠檀多派代表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潮，认为“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意识和精神才是真实可靠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我”和宇宙精神“梵”沟通起来才能达到“梵我如一”的解脱境界。正理和胜论派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把人的意识和一般概念绝对化，发展了一种类似佛教因明学（逻辑、伦理学）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逻辑思维的正确步骤才能达到“梵我如一”。严格说来，瑜伽派根本不是一种哲学流派，它意味着对从远古传下来的某种实践的崇拜，认为可由此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虽然它也讨论一种特殊的哲学观点，但两者间毫无内在联系，只不过各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家们时常依赖着从瑜伽实践中获得的独特经验去捍卫各自的哲学。数论派是一种不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既承认物质世界的重要性，又承认思想的可靠性。他们是人类辩证思维发展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之类的“迷途者”。耆那教派主张，最高的真实是绝对永恒的奥义书学说和永恒流动的佛教学说都是一种极端的东西，只承认两者中含有部分真理，认为永恒和变化都是真实的。这就是该派的“非一端说”（非决断说）。为维护这种哲学上的调和态度，该派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逻辑辩证方法：“七支论法”，即有、无、亦有亦无、不可言、有亦不可言、无亦不可言、亦有亦无亦不可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印度哲学的发展主要意味着界限分明的不同体系的发展，而不是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等哲学基本问题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当然，顺世派是唯一的例外。
顺世派代表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潮和自发的辩证法。这样的哲学观点在印度出现较早。例如，《摩诃婆罗多》曾提到自然说、自性说和转变说等。自然说者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受任何精神或规律的支配，也非神创，而楚各种偶然因素的集合。它虽然否认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但却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鲜明倾向。自性说肯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为一切事物都因内部“自性”的作用而动、止。转变说又前进了一步，在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同时，认为物质世界转变或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内部的喜乐德、忧苦德和痴闇德等三个“古那”的相互作用。此外，耆那教派、正理派出胜论派的“原子论”，弥曼差派对客观物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和佛教的“触”（由接触引起）的原理等，也都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然而，顺世派可以说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思潮的集大成者。它认为精神世界是由物质世界派生出来的；宇宙由土风水火空等物质构成；世上没有灵魂，也没有宇宙的最高精神和内在我；对吠陀经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认为祭祀和轮回说是骗人的把戏，否认来世的存在，强调人们应该追求现实世界中的幸福。不难看出，顺世派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很明显的。它摒弃了关于超自然实体的说法，但还未能建立一个正面的论理体系，因而它的唯物主义仅限于反对宗教观念。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唯物主义的顺世派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一样，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外界事物的存在只注意到了它的情况和性质、动（具体的变化）或静（抽象的永恒），而没有注意到其存在的时空条件。
除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外，古代印度也产生了一大批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律书，如《摩奴法典》、《人与子法典》（《那罗陀》）、《毗湿奴法典》、《述祀法典》、《祭言法典》、《耶吉纳伏格亚法典》、《保达亚纳法典》和《毗诃跋提法典》等，这些律书统称为“法论”。所谓“法”，最早的含义可能是“事物秩序”，佛教的法除“万法（事物）皆空”外，也指宗教理论而言。到公元前2世纪，“法”的概念逐渐转变为政治法律。
法论，一般主述宗教、民法和刑法等方面的问题，其基本内容是维护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它可以说是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传统中专门论述行为规范的学说，也可以叫做“法学”。法论的著作先后有两种形式：法经和传承。法经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陆续出现，经过三、四世纪后便被“传承”所代替，《摩奴法典》原来是称作《摩奴传承》的。在法论史上，《摩奴法典》是一个里程碑，它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法经”到它为止不再出现，“传承”则以它为始，而且后来的法论著作，无不以《摩奴法典》为权威，基本是在《摩奴法典》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产物。
《摩奴法典》是它赖以产生的时代用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在它全部的十二章2682颂条文中，“国王的法”占三章982颂，其中包括处理财产纠纷的民法150余颂；明文规定维护种姓制度的条文占一章131颂，其他各章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颂条；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刑法约占394颂；明确无误地维护婆罗门教地位的条文约占三章606颂；宣扬因果报应，“转世与解脱”的条文占一章106颂。其余的463颂则分别包括了创世说、法的本源、总论和结束语之类的内容。《摩奴法典》明显地用体现剥削阶级意志、维护宗教陋习、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种种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法律条文，禁锢着人民的思想，同时还用转世与解脱的说教使他们安于忍受现世的剥削和压迫。而对那些胆敢奋而思斗，静而思谋的反抗者，《摩奴法典》则把它们视为“异端”。
二、中世纪文化的主要成就
进入中世纪后，印度继承与发扬了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灿烂的成就，出现了若干文化中心，例如南方的建志和北方的那烂陀。据玄奘记载，那烂陀寺有学生万余人，其中不乏外国留学生。寺内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虽然研究的主要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经典，但也包括医学、病理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南方的建志，则侧重于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传播印度文化。古代文法大师伯尼尼和波颠阇利等人在梵文文法书《八章书》（《波你尼经》）和《大讲章》（《大疏》）中基本剔除了古代梵语中的俚语和俗语成分，使进入中世纪时的梵语得到很大程度的纯化，不过，梵语由此也就逐渐脱离了人民大众，成为上层社会的专业化文学语言。当然，如果没有梵语的纯化或规范化，是绝不会有后世梵语文学的鼎盛局面的。
梵语文学在贵霜王朝，特别是笈多王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全印范围内出现了广泛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华氏城、王舍城、摩揭陀、曲女城、古吉拉特、克什米尔和建志等一批创作中心。（二）文学作品的形式已不仅限于诗歌一种，印度特有的韵文（散文和诗交替使用）、诗剧、故事、小说、文艺理论等开始发展起来。（三）在宗教文学作品仍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世俗文学有了较大发展。虽然梵语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品中也不乏现实主义的表现，但其主要特征是模仿古代的格式，追求形式主义的描写，词藻堆砌，文句冗长，只能供少数人欣赏。10世纪前后，印度教的改革派为普及教义，一反正统派用古典梵语传教的积习，开始改用各地方言传教和写作。因此，在梵语文学之外，又出现了孟加拉人、马拉特人、古吉拉特人、泰卢固人等用自己的口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在中世纪的文学创作中，长诗，诗剧和故事文学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批颇具声望的作家和流传后世的佳作，如：王冕、迦梨陀娑、婆罗维（日辉）、马呜、拜沙、首陀罗迦、婆罗陀（Bharata，戏剧理论家）、毗沙迦达多（旧译氐宿授）、檀丁、苏班杜、巴纳、三步尊者、功德富、安主氏、月天氏；《罗怙家族》、《云使》、《山民与友修》、《小泥车》、《戏剧理论集》、《摩罗毗迦与火天友》、《勇健与广延》、《娑恭达罗》、《大臣的印章》、《龙喜》、《洙婴》、《五卷书》、《戒日王本行》和《十王子所行记》等等。现就其具体情况，略举几例如下。
戏剧。印度戏剧多以诗剧为主，源于古代哑剧性舞蹈，真正的剧作始于贵霜王朝。当时著名的佛教理论家、诗人马呜的作品很受人喜爱，他的《舍利佛所行》于20世纪初在我国吐鲁番盆地被发现。当时的著名剧作家还有拜沙，新近陆续发观的作品有《五夜记》、《婆娑·婆察多之梦》等。笈多王朝是戏剧人材辈出的时代，例如首陀罗迦，其代表作是《小泥车》。印度传统的戏剧理论在笈多王朝时期得到系统的整理。婆罗陀在《戏剧理论集》中涉及到了戏剧创作的各个方面，谈到了戏剧所表达的感情：爱情、兴奋、惊恐、害怕、厌恶、怜悯、羡慕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剧作家迦梨陀娑为我们留下了三部著名的作品，其中的七幕剧《娑恭达罗》堪称世界名著，它也是第一部出版了英译本的印度剧作。《娑》剧描写的是，国王豆扇陀和森林修道者的养女娑恭达罗的恋爱故事。剧情曲折而发展自然，对人物心理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诗歌和散文交相穿插。剧中人物包括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主要描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和风尚。《娑》剧文字绚丽动人，被公认为梵语古典文学的力作。我国已有中译本。
戏剧的发展还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笈多王朝的戒日王本身就是一个剧作家，著有《龙喜》和《洙婴》。与戒日王同时的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国王摩哂陀罗跋曼也曾有剧本《醉游》，揭露了婆罗门教徒的肮脏、伪善与寄生生活。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多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例如7—8世纪的剧作家有吉著有类似我国的梁祝悲剧的《茉莉与青春》，描写女尼茉莉追求个人幸福的悲剧经历，该剧在收场时便是以有悖于悲剧气氛的大团圆结尾的。10世纪时，由于频繁的外族入侵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繁荣了近八百年之久的戏剧创作高潮逐渐结束。
故事文学。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寓言、童话、故事，笈多王朝时期被用规范化的梵语重新编定，例如印度古代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嘉言集》。以《五卷书》为例，其中包括《绝交篇》、《结交篇》、《鸦枭篇》、《得而复失篇》、《轻举妄动篇》，全书采用故事体裁，穿插了大量诗篇，主要反映城市平民的生活和思想。编纂者虽想利用民间童话和寓言中贪心的豺狗、野兔、狮子、小牛、老鼠、獴猫、贼、少女和婆罗门的形象，作有利于婆罗门权贵的说教，但在许多故事中仍可看出人民对他们的讽刺。6世纪时，《五卷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波斯文。14世纪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16世纪定型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较为明显地接受了《五卷书》的影响。
民间故事被汇编成册是由一批文学家先后完成的，功德富编定了《故事广纪》，安主氏编定了《故事广集华聚》，月天氏完成了《故事海》。与此同时，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批内容更紧凑、情节更趋合理的小说，如巴纳的《戒日王本行》，苏班杜的《天主寿》。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学气氛中，产生了印度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檀丁（旧译昙丁）。他的代表作名为《十王子所行记》（《十公子传》）。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檀丁描写摩揭陀国王在同马尔华国王兵戎相见，败北后举家逃至文迪耶山的故事。大意是，王后在山中产下一子，取名罗阇瓦哈纳。后来，罗阇瓦哈纳和宰相之子等十人外出冒险，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这部小说描写了当时的城市社会生活，暴露了王公贵族们的伪善和堕落，是古典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此外，檀丁还用韵文写出了《诗镜》，集中探讨了诗的修辞和风格等问题，使它成为印度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
10世纪前后，当梵语文学已成强弩之末，各地方言文学或民族文学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伊斯兰文化也传入了印度次大陆。与传统的印度文化相比较，伊斯兰文化给印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注重现实社会的思想、风格迥异的乌尔都语、宗教与世俗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完全没有偶像的雕绘、尖塔圆顶的穆斯林建筑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毫无疑问，伊斯兰文化推动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发展，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里仅以文化教育为例。伊斯兰文化传入印度以前，印度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控制在社会上层人物手中。印度伊斯兰政权建立后，虽然没有设立特殊的教育部门，但却从多方面鼓励推广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大都开办了“习字班”和“初级学校”，并在若干城市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院校，除宗教课程外，还增加了逻辑、算术、测量、几何、天文、会计、农业、园艺等科目，从而使印度的教育事业在总体上具有了非宗教的倾向。伊斯兰政权在鼓励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图书馆。1641年时，阿格拉图书馆的藏书已达二万四千册，价值650万卢比。
如果说印度中世纪文学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她的中世纪哲学相比之下却失色得多。随着封建时代的开始，印度哲学进入了注疏时期，即经院哲学时期。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的教条，维护教会和封建主的统治。印度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不同于欧洲经院哲学之处在于，它只是以极为烦琐的论证方法，醉心于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各家各派在为古代哲学经书如《梵经》、《正理经》、《数论经》、《薄伽梵歌》进行注疏中乐此不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印度。实际上，印度中世纪哲学一直热衷于对古代的唯心主义体系作进一步的阐释。
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哲学在笈多王朝时期发展出了一套严整的一元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是中世纪的吠檀多派哲学。商羯罗（约788—820）又将它具体归纳为“不二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世界只是“幻”而非真实，一般人凭感觉知识和逻辑论断不可能认识这个真理；主张个人精神“我”和宇宙精神“梵”是同一不二的真实存在。商羯罗提出的吠檀多派的“不二论”哲学对后世印度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成为封建时代印度教的哲学基础。正如一位印度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进入浩瀚的‘不二’梵海之后，不同的哲学潮流汇合成为完美的同一体。”
随着印度教的传播，推崇这一体系的吠檀多派哲学家们从商羯罗时代以来，一直在执着地从《薄伽梵歌》中寻找自己的哲学基础，为《薄伽梵歌》楮心作注，广为宣扬。
《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中的片断。从形式上看，它是一首韵律优美的长诗；从内容上看，它却是一部玄奧的教作品，几乎囊括了印度古代的全部哲学流派，从吠陀经、梵书、奥义书、经书、吠檀多到数论、瑜伽、正理、胜论1弥曼差、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等哲学流派的重要哲学思想或伦理学说，无不收揽于它的庞杂的体系中。其中心思想和垧终目的是为宗教的“解脱”提供论证，因而创造了一个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我”。在具体论证方法上，一般说来，《爾伽梵歌》并不否认客观物质世界，但其目的在于否认主观上的能动性，进而否定影响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使人们对尘世的一切弊端屈从忍受，以求解脱之后升入永远寂静的极乐世界。
除文学、哲学方面的成就外，印度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培养出了繁茂的艺术之花，例如舞蹈。北方的卡塔卡利舞，以四肢配合眼、脸部的动作，用细腻的感情表达两大史诗中的场景；同为北方舞蹈的卡塔克舞，其动作节奏却极为强烈，舞蹈家们在手臂不断摆动的同时，脚上还踩着伴有优美铃声的节奏，活泼而自然，表现了印度人民高深的舞蹈造诣。南方的婆罗多舞大多是女性的独舞，以表现寺庙中的雕塑神像为主。
然而，古代中世纪印度最态出的艺术成就当首推造型艺术，其中包括阿育王时代以独块巨石制成的岩柱诏书，小乘佛教的窣堵波、塔，大乘佛教在山岩上开凿的讲经堂、寺院、佛像雕塑，贵霜王朝的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犍陀罗雕刻艺求，举世闻名的阿旃陀石窟和埃罗拉石窟艺术和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之一的泰姬陵。
在印度的造型艺术中，阿旃陀石窟艺术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它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在此后的八百年间，印度人民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巉岩峭壁上以简陋的工具、坚韧的毅力，硬是把一座荒山变成了奇伟壮丽的艺术宝库。阿旃陀石窟包括洞窟三十个。我们以一号窟为例。它的正前方是一尊高约三米的释迦牟尼石雕像，佛祖的三张面孔上分别表现出欢乐、痛苦和冥想的表情，这是古代印度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这尊石雕是佛教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门楣雕镂极为精致，拱门和六拫大石柱上均雕有“飞天”和仙女。右侧中间石柱上刻有四鹿同首石像。四只鹿身，两立两卧，而鹿首无论同哪个鹿身相接都雕造得十分生动逼真。从阿旃陀石窟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印度物质文化生活的概貌。那镶嵌在佛陀头部和仙女身上的无数珍珠，那富丽的庭院、华美的衣饰，表现了印度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除雕塑外，在佛殿和僧房两侧的洞窟石壁上还有布局和谐、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技巧精湛的壁画。正是由于阿旃陀石窟在表现技巧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它才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推崇。
被誉为“石砌的诗篇”、“大理石的梦”和“凝固的音乐”的泰姬陵，是印度伊斯兰艺术的杰作，修建于1632—1654年间。泰姬陵深受波斯设拉子建筑风格的影响，而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如果说印度教庙宇是古朴浑厚、雕饰繁丽的石刻，泰姬陵则是鲜润晶莹、镂刻精美的玉雕。不过，泰姬陵也吸收了印度教建筑和造型艺术的某些长处，尤其是在装饰的豪华富丽方面，集中体现了印度教艺术和伊斯兰教艺术的完美融合。泰姬陵的装饰非常华丽细致。在寝宫拱门上，铭刻着《古兰经》经文，镶嵌有贵重宝石的装饰性花边。走进拱门，犹如打开了金饰玉镶的宝奁，琳琅满目，光彩逼人。寝宫内部五间宫室的门扉窗棂都是白色大理石透雕而成，采进了天然光线，使室内明亮，有如一座灯烛荧荧的圣殿。门扉窗棂上透雕的藤蔓花卉，以黄金作梗、翡翠为叶，各色宝石、水晶、玛瑙镶花，花纹制作精细，叶脉明晰可辨。最珍贵的艺术品当推中央宫室里的一扇八角形白色大理石透雕屏风，上面镌有多种浮雕和异彩闪烁、多若繁星的宝石。
洁白如雪的泰姬陵，埋葬着莫卧儿王朝沙杰罕国王和王后慕玛泰姬·玛哈尔之间的爱情，但实际上，它既是印度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印度民族文化传统与中亚建筑、造型和园林艺术的不朽的杰作。
在我们巡礼印度古代、中世纪文化的伟大成就时，不应该忘记，印度人民在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盛行，直接促进了自然科学中某些领域的进步。例如，医学方面，《阿闼婆吠陀》中记载了七十七种疾病和相应的对症药，药品多为金石草木。《阿闼婆吠陀》和《百道梵书》中还载有人类全身的骨骼数目，与现代的仅略有出入。古代晚期，出现了两位著名医师：妙闻和阇罗迦。相传阇罗迦是迦腻色伽王的御医，著有《阇氏本集》，他将印度古代医学划分为八方（科）：拔除医方（牙科）、利器医方（外科）、身病医方（内科）、鬼病医方（神经科）、儿方（儿科、妇产科）、普通药物医方、长病药物医方和性药物医方。他还在《阇氏本集》中用专章论述了营养、睡眠、节食是关系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7—8世纪时，两位都取名婆拜他的医师在阇罗迦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医学专著《八科提要》和《八科经华集》。
人们对祭祀礼仪的敬重隆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术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于4—5世纪时的《太阳手册》中，开始有了“零”的符号和概念。“零”的运用无疑使早在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已经出现的十进位法和定位计数进位法更臻完善。这样，印度的科学家们才得以研究出了开平方根、立方根的方法，掌握了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求和的法则，求无理数平方根、解二次不等方程式、恒等式的方法，研究制定了三角函数正弦表。6世纪时，圆周率的计算已十分准确，定为3.1416.数学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著作，如阿利耶跋多（旧译圣使）、彘日、梵藏、佉庐虱吒（旧译驴唇）和《五手册论》、《梵明手册》、《婆罗门天文经》、《竭伽仙人天文说》、《摩登伽经说星图》和《婆罗门算经》等。他们在观测中认为，大地不动，日月星辰绕地而行。龙树的《大智度论》中对此有所记载。例如，佉庐虱吒的计算日月年方法是：月球绕地球一周需时27天又60分之21天；如按月球和地球一起绕日运行的关系推算，每月应有29又31分之15天；如按太阳年计算：每月应为三十天半，习惯按三十天计算，无疑这是十分准确的。但是，天文学的发展如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一样；还未能完全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例如彘日所著的《广集》就是一部把占星术用于园林、金石、婚嫁、占卜、建筑、动物、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三、古代、中世纪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影响
印度古代、中世纪文化的发展独具特色而又内涵丰富。任何造诣精深的专业学者很难将其方方面面阐述得淋漓尽致，因而，我们也只能将其总体特征大致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具有浓重的宗教内涵。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的力量和他所掌握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和中世纪，印度的社会生产力基本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生产技术方面也没有惊人的革新。虽然自然科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是和神秘的祭祀礼仪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低下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可能给人们提供任何根本的可能性去正确地认识、理解，进而艺术地反映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考虑到宗教在印度的久盛不衰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古代中世纪印度的各项主要文化成就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混杂有宗教教义、宗教伦理道和宗教哲学的内涵。
例如，在最早期的吠陀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从自然现象中入格化的神出现，反映了吠陀教的存在。在后期吠陀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祭祀礼仪、人神对话的颂诗，这正是婆罗门教方兴未艾的明证和艺术的再现。古代、中世纪印度的很多哲学流派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承认宇宙精神“梵”是第一性的本体，它在自我发展中创造了神和世界，推崇并力争达到“梵我如一”的最高境界，而这个共词点是直接来自婆罗门教教义的。至于佛教哲学和耆那教哲学流派，更是同它们脱胎出来的佛教和耆那教教义有着鱼水不可分的关系。法律方面，我们以影响最大的《摩奴法典》为例。据统计，其中讲纯粹法律的地方只约占全书的25%，其余内容多半与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有关。例如；它在十二章正文中，以1034颂条文明确维护婆罗门教的教义和教规，约占全书内容的38.55%。宗教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例如犍陀罗文化和阿旃陀石窟，其中的雕刻作品和大量的壁画主要反映了佛教的传说和教义，因而它们是以佛教艺术的深刻内涵而著称于世的。
宗教内涵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很多文学作品原本就是宗教典籍，如《百喻经》和《佛本生经》，而更多的文学作品是直接取材于宗教典籍或宗教传说。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着宗教的训诲，例如以古典印度的“百科全书”闻名的《摩诃婆罗多》。
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摩诃婆罗多》同《罗摩衍那》一样，被认为是阐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全部实质的“第五吠陀”，并以宗教经典的形象受到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崇拜。
第二，明显的连续性与思想上的僵化。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表现为后世文化在继承前世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印度中世纪文化正是在这种普遍规律作用下，全面继承了古代文化遗产，带来了中世纪文化一定程度上的繁荣。
包括上古时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化遗产，都在中世纪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例如湿婆的形象。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发现了一枚男性神作苦修瑜伽者状的印章。印章表明，这位男性神的四周环绕着一些动物，他本人有三张看得见的面孔，在高耸的头饰两边生有两只角（连同头饰在内呈三角状）。正是这位男性神发展为中世纪印度教的湿婆神，印度教认为，湿婆是伟大的瑜伽行者、百兽之王，他的主要标志中包括三只眼和三叉戟。看来，两者间的承继或渊源关系是较为明显的。推而广之，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婆罗门教、印度教与印度河文明的某种渊源关系。再如文学和哲学。古代印度最伟大的成就当推两大史诗，它们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在17世纪以前的二千年左右的时间内，梵语作家们根据两大史诗的故事创作自己的作品，或者忙于为它们作注，换言之，两大史诗成了中世纪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梵语文学的许多诗歌、长诗、戏剧和故事作品，如《故事海》、《故事广纪华聚》、《奇镜》、《儿童婆罗多》、《儿童罗摩衍那》、《薄伽梵歌与罗摩》、《般度传》、《娑恭达罗》、《罗怙家族》、《那罗传》、《罗摩传》、《茉莉花环》等等，简直是不可胜数。古代文化的伟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也是后世文化责无旁贷的使命。在这点上说来印度中世纪哲学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中世纪乃至后世的印度哲学家们，即使在达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高度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总要设法在他们的思想中宽容地为传统的学问和迷信思想留下一席之地。无论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思维能力，总体说来，他们还是不愿意超越他们所认为的古代智慧的范畴，因此他们也总是颂扬包含在古代思想中的原始成分，甚至竭力使之合理化。例如：耆那教哲学家阿卡兰科系统地总结了耆那教在逻辑学方面的基本观点，于是耆那教哲学家们在阐释业报理论时，开始不厌其烦地用逻辑知识来介绍一种于哲学思维并无益处的神话；在阿卡兰科之后的四百年间，维底亚南德和海默昌德拉等一批耆那教哲学家、作家、逻辑学家，一直在矢志不渝地维护着同一种耆那体系，而丝毫不怀疑它的荒谬的业报说教。
从一个角度看来，中世纪文化实实在在地继承了古代文化遗产，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却表明了中世纪印度思想上的僵化与板滞。旧思想对新思想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印度中世纪文化的保守性和尊古倾向。正如印度哲学家们在本世纪初所指出的那样，“在新文化或新知识突飞猛进的时刻，印度人决不屈从于一时的诱惑，而是坚守传统信仰，尽可能把新东西纳入旧的轨道。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印度文化和文明成功的秘诀。”
第三，对外来文化的容摄性。
虽然印度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继承性，但这并不排斥它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消化、吸收、改造的能力人们很容易想到10世纪以后进入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其实，早在公元前后出现的贵霜文化，就是古代印度、波斯和希腊文化的混合。例如，贵霜文化中的犍陀罗雕刻物，多是些面貌和蔼的人像，在透明或半透明的衣饰下显露出人体的曲线美。这些特征无疑来自希腊艺术，因而犍陀罗艺术又被称为印度希腊或印度罗马艺术，它以希腊的雕刻工艺和审美观点来表现印度佛教信仰的主题。此外，据我们所知，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的名衔中包括有“凯撒”、“天子”的字样，在他所铸造的货币上可以看到印度的湿婆、佛陀、伊朗的祆教神和希腊的神，有一枚迦腻色伽时期的钱币上甚至刻有衣希腊服饰的释迦牟尼像，其周边配以希腊文的“佛”字。不难看出，贵霜文化受到了希腊、罗马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然，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绝非上述几端，例如，我国在宗教、习俗、医药、科技等多方面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影响。具有较为成熟的文明传统的印度民族将它们最终容摄、消化、吸收、改造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在行将结束本章的时候，似有必要谈谈古代中世纪文化对印度近现代和世界文化的影响。
首先谈谈对本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而广泛，几乎渗透到了印度近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例如，印度宗教的核心理论之一的“业报”观念，时至今日仍在农民的头脑中作祟。世世代代以来，这种观念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是前生作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同样落后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他们并不欢迎、甚至抵制土地改革或提供给他们的先进农业技术。法律方面，以《摩奴法典》为代表的法论著作虽然在形式上早已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作为印度人民心目中尊奉的法律信条却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印政府在制订司法条文时也不得不时时翻阅它。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只谈谈舞蹈方面的内容。印度的舞蹈自古以来是同宗教仪式一同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时，印度教的大神湿婆又获得了“舞王”的桂冠。时至今日，印度民族舞蹈的内容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印度人成立了达尔帕纳舞蹈学院、喀达姆舞蹈学校等一批院校，系统地研究、继承和表演传统的民族舞蹈。宗教本是否定人的情欲的，但现代印度的艺术家们却把各路神祗表现得如同凡人一样，充满了欢乐和痛苦。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的神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将不断缩小影响，但这种表达人民情感的舞蹈艺术之美，却将是永存的。
古代、中世纪文化给后世印度思想上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例如哲学界对传统哲学的捍卫，特别是对《薄伽梵歌》的激烈捍卫。罗姆莫罕·罗易、提拉克和甘地等人深知，《薄伽梵歌》认为每个人都蕴含着超脱尘世苦海的可能性，因而得到印度人民的广泛信仰。于是，他们在发动民族革命的时候，便不遗余力宣扬《薄伽梵歌》中的思想，导致了“每个爱国者只要手持一册《薄伽梵歌》，就能步伐坚定地走上绞刑架”的情况的出现。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因而也是一个迷信盛行的国家。早在《梨俱吠陀》中就出现的占星术，时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历久而不衰。从平民到政府官员，事无巨细都依赖占星术的指示而决定。印度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印度时报》于1985年指出，拉吉夫·甘地就是一位笃信占星术的政府领袖。他在施政或制订国家政策时往往先请教占星术士，再作出决定。例如拉·甘地要确定大选日期、宣誓就职或重组内阁时，都事先由术士占卜后才择定时日。前总理甘地夫人亦如此。1983年，英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印时，曾因甘地夫人依从星相术士的劝告而修改了日期。她曾经有一次在破晓时分宣布新内阁名单，拉·甘地在午夜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也都是术士们的主意。在印度，一切规模宏大的建筑的开工动土日期，银行家们向客户提供贷款之前，商人们在签订数目达千万卢比的交易时，政府船坞举行新船下水礼时，也部要事先占卜，确定星座运程对己有利后方才着手办事。人们不难看出，传统的文化意识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我们来概略地分析一下印度文化对外界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印度人就与外界发生了联系。此后，印度逐渐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区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往，印度文化得以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印度文字一度流行于中亚各地；“零”和十进位记数法被阿拉伯人吸收后传入欧洲，对数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相继传入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许多其他地区，特别是佛教又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深刻影响许多国家、地区的哲学、文学和造型艺术。东南亚曾被称为“远方的印度”，印度文化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到近现代社会后，印度的传统文化仍在影响着外界文化。例如19世纪时，古代印度的《八章书》被介绍到欧洲，从而促进了语言学中比较研究法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被相继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中文和其他一些外国文字，两大史诗尤其受到欢迎。1986年，法国文化工作者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过近十年的辛苦劳动，改编并上演了史诗剧《摩诃婆罗多》，轰动了西方剧坛。
我国同印度的友好交往已达两千余年，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开创了我国文学翻译史的先河，导致了目录学的发祥，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丰富了汉语语汇，给我国固有的文学艺术园地增加了新的艳丽的花朵；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诸宗并兴，名僧辈出，佛教哲学空前繁荣；布局在名山大川的寺庙塔楼点缀了我国的山河大地，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我国中古、近古文化的中枢和末梢，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