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4章 从未叫过他一声“父亲”——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鲍旭东

　　鲍旭东又名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可是，她从未叫过萧军一声“父亲”。她一直生活在父母亲联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以下是刊登在《看历史》中的，鲍旭东介绍自己经历的文章，现摘录如下——

　　我的父亲虽然是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在耋耄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一九五三年出生在北京。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

　　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我，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他生前多次对我说：“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在西城区鸦儿胡同四十八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在这里。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二十五岁。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一九五一年，萧军四十四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一九五一年初，萧军以养病为名，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租住了外公的房子，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大学正处于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我想，他们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当然，事情的后果是严酷的，它不但直接改变了张大学的人生轨迹，还影响到了无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从小就一直称萧军为“大爷”，称他的夫人王德芬为“大娘”），而其中最无辜却受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爱情结晶”——我。

　　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而我却永远没有了父亲身边成长的机会：虽然，我有着双份的父母，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我有着若干血缘上的血亲，但最后却是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抚养长大……

　　一九五二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老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

　　张公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严辞相“逼”，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左右为难、盛怒之下的张老先生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张大学的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想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请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一九九六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四十三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十三年。“文革”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扶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

　　我就这样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一九五七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

　　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经亲口对我谈起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接着，她又说：“小鹰，你想想，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着别人，心里该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离婚。后来是你妈妈不愿意拆散我们的家庭，自己离开了北京。”

　　她还告诉我，“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也常和你大爷一起去包妈妈那里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们也对我这样说过。

　　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

　　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已经从包妈妈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所以并不吃惊，只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十八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

　　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一九六六开始“文革”，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文革”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一九七一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一段话：“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一九七三年初，萧军提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文革”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在一九七三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见到母亲则更晚些，已经是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们已近十年没见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萧耘的电话，说是萧军想见我，让我到海军医院去一趟。萧军为治疗胃部肿瘤，住进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由于他的繁忙，我有大约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我与丈夫、女儿踏进病房的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苍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经声如洪钟、行路带风的父亲萧军。这竟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出差。我没有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没和自己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我的身世当时对公众还是个秘密，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而让事情在那个悲伤的时候变得复杂，不想让我的母亲和大娘在那个悲伤的时刻再受到任何舆论的骚扰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