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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洪承畴降清，力促议和
洪承畴是明朝的重臣，身负抗清的大任，兵败被俘后怎么会降清呢？这主要与皇太极对归降的汉人汉官的政策有关。
皇太极对待归降的汉人汉官，都是非常优待的。皇太极曾说：“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束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为了防止伤害归降汉人的行为，他规定：“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谕令满洲将上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
正是在皇太极这种善待汉人的政策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
孔、耿皆辽东人，在明朝为登州参将，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航海归金。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三日，皇太极不顾群臣的反对，亲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并打破常规，行抱见礼，以示优宠，这在后金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孔、耿不仅带了12000精壮官兵及红衣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此后不到4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紧步孔、耿之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皇太极重新任命扎骨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部为总兵官，让他们继续带兵，与和硕贝勒并列。
皇太极在优礼汉官方面，做的是十分有成效的，对范文程的重用，就是个典型例子。范文程原是沈阳县学秀才，在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时，自愿投效后金。努尔哈赤在位时，他仅是个无关紧要的章京，皇太极对他则非常信任、器重，安排他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皇太极总要问：“范章京知道吗？”当遇有疑难问题时，就说：“为什么不与范章京商议呢？”范文程练达持重，有远见卓识，由于受到重用，为满族关外政权及日后入关建立全国统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来归降的汉官，皇太极“无不恩养之”，迎接、宴请、赏赐、封官，处处优礼。皇太极的这些做法使汉官无不心悦诚服，感激涕零，他们表示：“以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皇太极对汉官采取大胆使用，破格提拔，不吝奖赏的“善抚”政策，与明廷君臣上下猜忌，朋党互相倾轧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皇太极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改善汉人地位、优礼汉官的国策。
天聪五年（1631年），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招降，是很典型的。大凌河守将祖大寿是明军中的悍将，又有许多子侄在明军中任职，如果争取到祖大寿，就同时争取到一批祖大寿的亲属朋友和部下。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然后致书祖大寿招降，态度十分诚恳，招降书里说：“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山川地势之险夷，亦多末谙。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朕之愿也。”
祖大寿不肯降，表示宁死于大凌河城也不降。皇太极仍不灰心，他再次致书祖大寿：“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巷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成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
祖大寿当时已处于困难境地，突围不行，守城又很难持久，明廷派来的援军在离城15里的长山口已被后金军打败。在援救无望、坐困孤城之际，祖大寿无可奈何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派石廷柱去联络，祖大寿和诸贝勒约降，并杀了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祖大寿心情是矛盾的，从封建道德忠君思想来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极的信任，才能逃离后金。为此，他又不得不将子侄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等留在后金。祖大寿向皇太极献计，诈逃以里应外合助后金取锦州，皇太极接受他的意见，令祖大寿率明军以败将身份逃回锦州。
皇太极对祖大寿能否不负前议，自然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把祖大寿的子侄带到沈阳，多次要祖大寿配合后金攻锦州，祖大寿全无回音，显然祖大寿又变卦不降了。皇太极并没有因此把留作人质的祖氏子侄处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极对降将不但录用，而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祖可法留作人质后，被带到后金军中，诸贝勒问他为什么“死守空城”，他说：“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上于贫困者赈给衣食，富饶者秋毫无扰。宽仁爱民之穗，远近闻之，然我国人犹不信也。”
努尔哈赤的孙子岳托对他说：“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乃二贝勒阿敏所为，后论罪幽禁，夺其属员，此事与今无涉。我皇上自即位以来，教行礼仪，政治一新，抚养黎民，爱惜士卒，想尔等亦闻之矣！”
祖可法答道：“上宽爱民，亦尝闻之。虽我国之人，见尔等先年杀戮肝胆俱丧；今虽言养人，人犹不信，职此故也。”
这段对话说明许多问题，后金的屠戮政策确实在明将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阴影，尽管他们诚恳地争取汉人、汉将投降，但明将中大部分人对后金是信不过的。
以往，努尔哈赤杀汉人十分残酷，几乎每陷一个城镇都把汉兵尽杀之，俘获的汉人基本上都分给女真贵族充当奴隶。有一次分赏给将士当奴隶的汉人，竟达30万人。后人把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归纳为两条：一是大规模屠杀汉人，二是把汉人大批分给女真贵族当奴隶。这个归纳，大体上是准确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后金能成气候，所以他干脆把这个问题挑开，如皇太极接受这个意见，一方面可使汉人少遭诛杀；另一方面可使后金政权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胆略的，这一点颇得皇太极的欢心。而岳托的答话也算是诚恳的，对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对永平杀降将之事说明是阿敏所为，已受到惩处，这倒不是敷衍之词。
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也是一员猛将，为清入关前的四大贝勒之一。天聪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附近被明军打败，随即下令将新降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等，一律处死，并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杀。为此，皇太极下令惩处阿敏时，确实将诛杀降将和百姓列其一条罪行，指责阿敏是故意破坏他的基业。
皇太极认识到，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态度，决定后金今后能否招降更多的汉民，能否稳定地统治汉民地区。正由于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如何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问题，看得这样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国之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并制定了许多安抚汉人和使用汉官的政策。这对争取汉官汉民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年大凌河城一役，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却得到祖可法等30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壮举。而且在这一批人里，确有颇具才能之辈，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宁远副将张存仁，后来在清朝定天下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极对他俩都给予重用。由于皇太极对明降将宽厚，绝大部分的明将都是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劳的，心地也比较坦诚。
皇太极对降将也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凌河战役之后，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将，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效劳。皇太极所实行的许多政策大多是从降将献策中得来的。后金、清初几次进军关内，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将随行。这些人长期在明军中服役，对明朝情况很了解，他们参与运筹，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后金和清招降明将，由女真或满洲人出面效果比较差；而以明将出面招降，效果就很好，许多明军将士看到大势已去，就在明降将的招抚下投到后金或清营。对后金或清军瓦解明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曾经说过，作战的事他来指挥，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听明朝降臣的，这并不是虚设之词。如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想考察汉官治绩，以所管地区丁户的增减，作为赏罚标准，凡是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者，即将辖官削职为民。马光远认为不妥，即上疏言明：“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国恩予世职，慨罢为民，众情惊惧。”
他要求对这些人可以“免削世职，仍令戴罪视事”。皇太极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如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准备将内三院迁到理藩院之外。降将祖可法、张存仁认为不妥，上疏说明内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远离皇宫。他们建议把理藩院迁出，而将内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极立即照准。皇太极对汉臣的重视，调动了汉臣的积极性，又吸引许多明臣来降。
皇太极是比较宽厚的，不少汉将犯罪应受处罚，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极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对将领处罚却十分严酷，任凭一些太监、奸臣，陷害忠良。袁祟焕对明朝忠心耿耿，为保卫宁远，费尽心力，连续大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却仅因清军施了离间计，崇祯帝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既不调查，又不顾前功，立即将他逮捕，凌迟处死。两朝对待有怀疑的将领，处理办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极自然是较能笼络人心的。
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处理办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寿以诈逃为名逃回锦州城中，名义上以充内应，实际上重回明营。但他却带话给清营，说是带去的兵太少不便献城，须等待时机。皇太极知道祖大寿变了卦，却并不声讨他，只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约”。当祖大寿的降清被明朝巡抚邱嘉禾侦知，密报了崇祯帝，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上疏自劾。崇祯帝为了笼络人没有降罪于他，还晋升他为左都督。清军先后多次致书祖大寿，祖一直没有答复。
皇太极耐心等待，并没有明显表示对他不满；并在这时候，封祖大寿的子侄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润为兵部右参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还把清军战事进展报给祖大寿，无非是希望他认清形势，助清讨明。祖大寿仍是一直没有理皇太极。但是，祖大寿并非明朝的忠臣，他对崇祯帝杀袁崇焕十分不满，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崇祯帝所杀。所以，崇祯帝三次召他进京，他都不去，皇太极对祖大寿等了10年，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锦州城里弹尽粮绝时，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极不但不责怪他，反倒说：“往事已不可追，此后当竭尽尔力以事朕，则善矣。”
皇太极以这样宽广的胸怀，来争取降将，其目的是为入主中原作准备。正像他自己所说：“被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征战不休，涌现出许多猛将，如议政十贝勒、八大臣中就有许多是征明的勇将，但这些人大多“不谙国事”。诚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讲：“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攮外者，概未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自然想从汉官中争取到治国安邦之臣，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制定争取降将政策的立足点。
值得注意的是，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将，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名将，地位也较低；但到了后金和清朝，受到重用，于是个个精明，献谋献策，对进占辽东已经立下汗马功劳，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韬武略的定国安邦大臣。在皇太极眼里，洪承畴就是这样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畴的忠心归顺，就成为结束松锦战役之后的头等大事。
洪承畴是明朝的重臣，以蓟辽总督率兵援辽，朝中文武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松山城破之后，洪承畴及其部将祖大乐被俘。皇太极派席赖、查塔、钟古、商吉图等前往松山，谕请围困松山的皇太极长子、多罗郡王豪格，代善的孙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多罗贝勒多铎等说，松山所获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之弟祖大乐，可送入盛京；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如不降，可处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锦州城。于是，豪格、阿达礼等对被俘人员以不同的待遇：将洪承畴、祖大乐两人送往沈阳；对明朝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蚊、王廷臣等，先进行劝降，遭到拒绝以后，当即把他们就地处死，其下部将100余人、士兵3000余人，也全部被杀害；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弟弟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却放回锦州，实际是让他们去做祖大寿的工作。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太极很有心计，同时也说明他虽然比较宽厚，但对汉人的屠杀也是十分残酷的。被俘明将仅洪承畴、祖大乐送沈阳。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弟弟，为争取祖大寿，自然要保护；而洪承畴是明朝重臣，加以文韬武略闻名，如能争取洪承畴归顺清廷，对清朝以后形势发展将起重大作用。
洪承畴于三月到沈阳以后，据说被幽禁在大清门左边旧有的三宫庙内，距宫门很近。清廷一再劝降，洪承畴坚决不降。劝降的满将见洪承畴怒目而视，死不开口，就举刀欲杀承畴，他竟“延颈承刃，始终不屈”。那么，洪承畴后来为什么投降呢？史书说法不一，据《清朝全史》上记载：
汲修主人（礼亲王）谈太宗襟度有曰：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洪承畴），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太宗乃命诸文臣劝勉之，洪一语不答。太宗乃亲至洪之馆，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太宗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太宗大悦，即日赏费无算，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竟欲何为乎？”众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众乃服。
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静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速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这两处所说的一个共同点是，洪承畴被俘之初，确实坚决不降，其他史料，也证明这一点。《明季北略》里说他被俘后：
不屈，命之跪，承畴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
《清朝全史》和《清史稿》里所说的洪承畴降清的关键之举，都是由于皇太极亲自去看他，并把自己的貂裘亲手给洪承畴披上，洪承畴受到感动，才归顺了清朝。应当说洪承畴从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是皇太极招降政策的结果。皇太极为此费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汉臣，如范文程、张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洪承畴也从皇太极的礼贤下士和宽广胸怀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这大概也是洪承畴决心降清的原因之一。至于民间广泛流传着洪承畴的降清，是由于皇太极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做工作的结果，似乎并无根据。《清史演义》中第十回里关于洪承畴降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桩好色的奇癖。这日正幽在别室，他是立意待死，毫无他念。到了巳牌，红日满窗，几明室净。听门外叮当一声，开去了锁，半扉渐辟，进来了一个青年美妇，袅袅婷婷地走近前来，顿觉一种异香扑入鼻中。承畴不由得抬头一望，但见这美妇真是绝色，髻云高拥，鬟风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更有一双纤纤玉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壶，映着柔荑，格外洁白。
承畴暗讶不己，正是胡思乱想，那美妇樱口半开，瓠唇微启，轻轻的呼出“将军”二字。承畴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轻轻的应了一声。这一声相应，引出那美妇问长道短，先把承畴被掳的情形，问了一遍。承畴约略相告。随后美妇又问起承畴家眷，知承畴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却佯作凄惶的情状，一双俏眼，含泪两眶，顿令承畴思家心动，不禁酸楚起来。那美妇又设词劝慰，随即提起玉壶，令承畴喝饮。
承畴此时，已觉口渴，又被她美色所进，便张开嘴喝了数口，把味一辨，乃是参汤。美妇知已入毂，索性与他畅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美妇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屡次授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轻信邪言，屡次反对，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两下息争，一面请将军作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相寻，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与将军家属为难。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不是两全之计？”
这一席话，说得承畴心悦诚服，叹息道：“汝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这般举动否？”美妇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复提起玉壶，与承畴喝了数口，令承畴说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
看官！你道这美妇是何人？便是太宗最宠爱的庄妃。因闻承畴不肯投降，她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荐，不料她竟劝降成功，立了一大功。
《清史演义》这个记述，在民间广泛流传。“演义”属小说类，情节可以根据作者爱憎进行编造，本不足信。显然，这些编述的目的，在贬低洪承畴和贬损庄妃。
事实上，庄妃是不可能独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畴的，起码会有宫女随从；而且，沈阳的清宫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极住的清宁宫，与庄妃所住宫室在一个院落，庄妃的一举一动其他嫔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极为顾及自己的颜面，也不会同意庄妃去用“美人计”说降洪承畴，这是一般常识。况且，《清史演义》在讲这个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一桩好色的奇癖。”这话自然是丑化洪承畴的。实际上，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庄妃说降洪承畴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庄妃聪明贤惠，为皇太极出了劝降洪承畴的主意，倒还是有可能的。
张存仁等早年降清的汉臣，对招降洪承畴的确比较热心。到四月初，都察院参政张存仁即上奏道：“今松锦既破……明国将帅有不人人破胆，处处惶惧者乎。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上为天授福德之真主……洪承畴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薤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也，且洪承畴身系书生，养于我国，譬如孤羊在槛阱之中，蝇飞无百步之力耳，纵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养之不宜薄者也。”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即崇德七年五月四日，洪承畸同意薤发，正式降清。清廷怕他反悔，当天夜里就给他剃了发。第二天下午，皇太极命明朝降臣降将洪承畴、祖大寿、祖大乐、夏承德、祖大弼等入见。皇太极坐于崇政殿，洪承畴跪于大清门外请罪，奏曰：“臣系明国主帅，将兵13万，来松山援锦州，曾经数战，冒犯军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城内，糗粮罄绝，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陈罪状，许入与否，候旨定夺。”
皇太极听罢，十分高兴，他说：“洪承畴所陈诚是。彼时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所以宥尔者，以击败十三万兵，与得松锦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养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尔，尔但念朕抚育之臣，尽心图报。从前情罪，悉与宽释。”
于是洪承畴等入大清门，在崇政殿前，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正式投降清朝。礼毕，皇太极召洪承畴等入殿，命坐于左侧，赐茶，问洪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至将帅率兵死战，或阵前被擒，或势穷降服，必诛其妻子，否则没入为奴者，何故？此旧规乎？抑新制乎？”
洪承畴答道：“昔无此例，今因文臣众多，台谏纷争，各陈所见，以闻于上，故致如此。”
皇太极说：“今日文臣固众，昔之文臣亦岂少耶？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币赎而得之，亦所当为，何至坐妻子以死徒之罪乎？其无辜冤滥亦甚矣。”
洪承畴垂涕叩首奏道：“皇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
皇太极命洪承畴等退出，坐于大清门外。当时祖大寿等为皇太极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皇太极不受，祖大寿等跪于大清门外一再恳请，皇太极念其心诚只拿了一两件，其余全部退回。回宫之后，皇太极命多罗贝勒多铎等在崇政殿宴请洪承畴等。
宴毕，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传皇太极谕承畴、大寿曰：“朕今日未服视朝衣冠，又不躬亲赐宴，非有所慢于尔等也，盖因关雎宫敏惠恭和元妃之丧，未过期故耳。”洪承畴等忙叩首奏道：“圣恩优异，臣等何以克当，虽死亦无憾矣！”皇太极是个极细心的政治家，对祖大寿送来的丰厚礼物拒不收，并非他不喜欢，而是不愿让初次相交的降臣看他不起，最后收一两件，是为了照顾降臣的情绪。
他在赐宴之后，考虑到降臣因他不在席上而有想法，忙又让人向降臣说明他不出席的理由，这实在是周到极了。在降臣面前，他的这些做法，都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增加了降臣对他的信任。皇太极的这些举动，使洪承畴感激涕零，从此真心归降，为清王朝建功立业。
但是，洪承畴的归降却是明朝意想不到的。先是由洪承畴的一个家人回来报信，称洪承畴被俘后“义不受辱，骂喊不屈”，已被清军所杀，“碎体而亡”。由于洪承畴在明廷有很高威望，松山战败又是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从中掣肘，明臣对洪承畴非常同情。崇祯帝对此也很关切，一听到洪承畴壮烈殉节，“痛哭遥祭”，准备隆重祭奠。
再有就是洪承畴家人的报告，洪承畴在松山被俘，他的家人乘乱逃回北京，上书“言承畴殉难始末甚详”，兵部收到的塘报和洪承畴家人的上书，基本一致。还有的书中记载，松山城破之后，“承畴子某走京师，击登闻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谢其殉难，立祠于京祭之，荫其一子”。这里所说的“十八疏”，是指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之后，不断上疏求援，前后共有“十八疏”。但是，这些疏文都被高起潜扣下，没有交给崇祯帝。高起潜怕洪承畴立功，所以不上报。这个记载不大可靠，洪承畴去辽东上阵，似乎并没有带儿子；且当时他在围城之下，想连续进出“十八疏”，谈何容易。不过这条材料也说明，洪承畴被俘后确实表现坚贞不屈，当时从巡抚到一般士兵，凡是不愿投降的一律砍头，洪承畴一再表示要求“速死”，并无乞降之意。因此，逃出的人分析，洪承畴已被杀死，也在情理之中，并非故意虚报。可是，意外的事是存在的，清朝皇帝偏偏看上了洪承畴，在被俘明将中，只将他和祖大乐二人押送沈阳，这是崇祯帝所未曾料到的。所以，崇祯帝一闻洪承畴被杀，就毫不怀疑，早在四月十二日就下了一道圣旨：
锦州不守，奴氛屠惨情形，真堪愤痛。其松城抚镇，义殉可悯，洪承畴节烈弥笃。即着该督镇再一确察，速与优旌，以慰幽忠。
但是，洪承畴之死只是在预料之中，并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在崇祯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又下行文稿，急催核实洪承畴死难的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又准礼部咨，为旌恤忠烈之臣，以维大义等事等因。移咨到部，复行催去后，迄今仍未见察覆，事关吃紧钦件，再难需待，相应亟催等因。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札咨辽督烦为查照。札吴三桂遵照）先今事理希速将洪承畴、丘民仰等死难缘由，确察覆部，以便会覆吏礼二部议恤。
显然，不论辽督或吴三桂，都没有能够提供确凿的材料，说明洪承畴的死难。崇祯帝还是下令赐祭，建立祠堂，准备隆重祭奠。据《通鉴辑览》记载：
传承畴已死，帝惊悼甚，诏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民仰六。寻命建祠都城外，承畴、民仰并列，将亲临奠，已闻承畴降，乃止。
有的书里，还具体说出崇祯帝为洪承畴所建祠的地点，就是后来正阳门东月城的观音大士庙。崇祯时下令修建的，专为“祀经略洪承畴”，后知洪承畴降清，“改祠大士焉”。
洪承畴毕竟是明之重臣，而且明王朝是个汉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洪承畴降清，若以历代改朝换代，新王朝接纳旧王朝有作为的大臣担任重要职务，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唯独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在初建时，汉臣降之，殊为大不可原谅之举。洪承畴降清，后又成为清初开国功臣，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一些明朝遗臣遗老对洪承畴多加谴责，并编造了许多责备洪承畴的言论。如明遗民张怡在《谀闻续笔》中说：
洪仆走京师，上书言承畴殉难始末甚详。先帝震悼痛哭，赠恤有加，命设坛朝天官前，将亲祭，以示激励。有台臣言其家人偏词，恐不足信，姑缓以待确报。而熟知承畴竟不死？大负先帝意。
另一个明朝遗民李介立在《天香阁随笔》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称清军将洪承畴抓走，承畴的爱将曹变蛟跟从他到凌河，对洪承畴说：“可以死矣。”洪承畴没有死，曹变蛟就自己扼喉而死。这当然是为了颂扬被清军杀害的曹变蛟，贬斥洪承畴贪生怕死。其实，清军俘获洪承畴之后，就决定将他送到沈阳，未必还和曹变蛟关押在一起。事实上，曹变蛟、丘民仰等明将，因拒绝投降，都被清军杀害了；而洪承畴同样也拒绝投降，清军却不杀他，将他押往沈阳。所谓曹变蛟劝洪承畴死，洪承畴不死，显然未必是事实。
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对他虽然“恩养有加”，但由于“不强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极当政期间，一直没有给洪承畴委任官职，洪承畴实际上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史书记载，只有一件事是问过洪承畴的，那就是明朝派使臣至锦州清营，要求“讲和”的问题。关于“讲和”，自皇太极继位以来，多次致书明朝，呼吁和谈。皇太极这样做，是因为明清多年交战，境内经济困难，民族和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急需巩固和加强统治。后来，清朝力量强大起来，为了笼络人心，皇太极仍然呼吁和谈。
在崇祯帝与皇太极对抗较量中，初有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至十月间以袁崇焕为代表的与皇太极的议和，得到宝贵的时间，修筑城池，整饬兵备，加强宁锦防线，使皇太极不敢由宁锦进逼，只得绕道蒙古入边侵扰。另外，还有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与明宣府巡抚沈荣的议和；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和辽东巡抚方一藻与皇太极的议和，等等。
如果说，袁崇焕以议和为手段，达到了加强战备并给对方以威胁的目的的话，那么，沈荣、杨嗣昌、方一藻的议和，无论是时机的选择和实际效果，远不能与袁崇焕相比，而陷于被动。之所以如此被动的议和还能得到对方的响应，只不过是因为皇太极在入侵之后，无心也无力保守攻略的城池，而采取的应付手段罢了。不同时机，由不同的将帅提出的议和，明显地反映出双方力量对比在微妙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当以袁崇焕被冤杀为标志，不仅失去了议和的有利时机，而且失去了对皇太极的威慑力。从而使皇太极步步紧逼，遂有松山之战的失败和锦州、松山的被围困。
皇太极指挥清兵重重围困锦州、松山，希望明军内乱而收胜利之效。可是，时近天寒，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兵的粮饷难以为继，导致垂手可得战果化为乌有；准备撤回，又担心明兵从后追击。于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使降丁入关议款。”兵部尚书陈新甲听信张若麒之言，口头许诺。
崇祯帝最忌讳群臣百官建言议和，他周围的文武大臣亦囿于宋金和议的耻辱，绝口不谈议和之事，即使为了某种需要默许议和，而事后便委过于人，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所谓的气节。一些官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与腹背受敌的困境，意为以设和安抚后金，集中兵力解除内忧。这本是富有远见卓识之议，但遭到崇祯帝的断然拒绝，严旨问责，下令敢谈和者斩，朝中文武噤若寒蝉。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军事形势更加危重。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南北交困”，只有议和才能暂时摆脱面临的困境。在上年十一月听到张若麒奏报皇太极有议和之议时，就以为可以同意。此时又辗转得知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探知皇太极的议和意向，并试探清兵守将，回答说：“此吾国素志也。”陈新甲便暗示石凤台将此事面奏皇上。崇祯帝勃然大怒，“以私遣辱国”，下令将其逮捕，投入刑部监狱。
尽管如此，陈新甲觉得唯一的出路，仍是遣使议和，并将此意私下告知傅宗龙。傅宗龙出都前夕，再告大学士谢升。谢升“见疆事大坏”，便对同僚说：“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同僚以为言之有理，便嘱咐陈新甲在适当的时候将此意含蓄地转达皇上，并相约以“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为词。当陈新甲依约而行时，崇祯帝的态度似有转还，一改怒容，担心地问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或许他也感到，事已至此，不议和难以缓解时艰，令陈新甲“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接着，又询问阁臣，周延儒等闭口不言，唯有谢升回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至此，崇祯帝才对议和一事下定了决心，表明了态度，令“新甲密图之。”陈新甲遂推荐主事马绍愉，加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充任使者，前往议和。崇祯帝虽同意议和，但仍十分保密，“外廷不知”。
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奉命，便于同年正月初七日带领参将李御兰、周维墉驰往宁远，先与清将取得联系。当清将请敕为信时，马绍愉急忙请命于朝，兵部奏报皇上，如此“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崇祯帝仍要保全其天朝大国皇帝的尊严，直到三月中旬，崇祯帝才以“谕兵部陈新甲”一道敕谕代之。敕谕称：“据卿部奏：辽沈有息兵休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与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崇祯帝的敕书，是给兵部尚书陈新甲，而不直接与皇太极的大清通话，无非是玩弄此种伎俩，仍以天朝大国皇帝自居，全祖望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在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对崇祯帝的心态，皇太极一眼识破，并对敕书中的傲慢言词甚表愤怒，明确指出崇祯帝“执滞不通。自以天之子，鄙视他人，口出大言，不愿和好。”而大清本无意起兵，全系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之理，愿意修好。皇太极以长篇敕谕交付诸王，令其传示明朝来使。马绍愉接到敕谕，即回朝廷奏呈。
崇祯帝得到马绍愉的奏报，寻思如何回答，是仍像以前那样，居高临下，抑或稍示谦恭，承认大清？颇费神思。然而，锦州、松山已陷，杏山、塔山危在旦夕，这一严酷的现实，又使崇祯帝不能对皇太极的敕书置之不理，只好决定继续遣使前往议和。四月中，马绍愉及兵部司务朱济之奉命起程，率领副将周维墉、鲁宗孔，以及僧性容、游击王应宗、都司朱龙、守备乔国栋、张祚、赵荣祖、李国登、王有功、黄有才等8人，从役99人，于月末抵达宁远，即向清将联络。五月初一日，围守杏山、塔山的清将济尔哈朗、多尔衮派官奏报皇太极。皇太极立即派詹霸、叶成格、石图等前往晓谕迎接。初三日至塔山，初七日至清境，十四日至沈阳。皇太极命大臣到20里外设宴迎接。礼仪结束，马绍愉一行住于驿馆，并呈上崇祯帝的敕谕。这一敕谕仍是以给陈新甲为名，其中说：“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且奏。特谕。”
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的敕谕，仍以“天之子”自居，且空洞无物。心中的不快，不言自明。加上张存仁等上书恳请皇太极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师，成“一统基业”。具体分析明朝日益衰败之势说：“南朝盗贼蜂起，饥馑载途，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中原势如瓦解。关外所恃者止有九城，已破其四矣。辽之兵将，巳失十之八九矣；依赖之武职，重托之文臣，皆为我擒矣。明国之君，审天时，度人事，自知气运衰败，文臣不能效谋，武职不能宣力，欲战无术，欲守无资。我兵再举，彼南迁必矣。大势一动，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练兵之地，南人非备敌之人，表里山河，全属皇上。汉人此时，心胆惧丧，如坐针毡。是以遣使乞怜，求和淳切。”同时提出了“首广其地，次广其财”的建议。皇太极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尤其是松山、锦州一战的胜利，再取杏山、塔山，明廷的关外防线已被摧毁，乘此进兵，胜算在握，当无问题。然而，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上一层，比崇祯帝高出一筹。他明白地知道明廷的危机，也知道清将、清兵在取得胜利后的士气极为饱满。
尽管有此有利条件，但仍不能采纳文武百官的意见。这是因为，内部目前的稳定，是由于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若一旦失去这一大敌，内部的稳定将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时，加强内部的整顿以及周边势力的驯服，才有力量去进击，而且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因此，皇太极将崇祯帝的倨傲置之脑后，仍然利用议和之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出于这种考虑，令礼官热情接待来使，并给予十分优厚的赏赐。最后，在马绍愉临走时，再命大臣送至15里之外，并将他写给崇祯帝的长信，交马绍愉转呈。
皇太极给朱由检的长信，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归咎于明廷之后，又谈及清兵胜势，仍愿议和通好，就此提出了具体条件：“迩来我军，每入尔境，辄克城陷阵，乘胜长驱，若图进取，亦复何难。然予仍愿和好者，特为亿兆生灵计耳，盖嗜杀者殃，好生者祥。应感之理，昭然不爽。若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而诚心和好，则自前以后，宿怨尽释，彼此不必复言矣。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较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若尔国使来，予令面见，予国使往，尔亦令面见。如此则情不塞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视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见，情词无由通达，则和事终败，徒贻国家之忧矣。夫岂拒绝使臣进见，遂足以示尊耶。至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变相庆吊。每岁贤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觔，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分。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上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枉行者，亦俱察出处死。倘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则我两人，或亲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尔速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来，予亦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往。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其遗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最后通牒：“约九月不至则治兵。”
在马绍愉一行未从沈阳返回之前，明朝廷内外就为议和一事议论纷纷，其因是大学士谢升的一席话。一天，言官在朝房谒见谢升，谈及议和之事，谢升对给事中方士亮、倪仁祯等人说：“议和事，诸君不必言，上祈签奉先殿，意已决。”又说：“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上太用聪明，致天下坏尽。”方士亮等听得此言，十分惊愕，退出朝房之后，方士亮首先上书，弹劾谢升“诈谤君父，泄禁中语。”倪仁祯与同官廖国遴等继之而起，指斥谢升“大不道，无人臣礼。”方士亮趁机再次上书，先后弹劾谢升的奏疏达数十封。
崇祯帝勃然大怒，一再嘱咐议和之事，不得外传。而现在议论如此纷纷扬扬，有失体统，也是皇帝的尊严遭到沾污，为此，只得将谢升削籍了事。议和风波，因无实指而渐趋平息。不料，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案件呈递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看过之后，随手放在几案之上，就急忙入朝视事。而家僮误以为塘报，即令抄传。群臣百官得此密件，朝野为之哗然，言官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崇祯帝极为愤怒，本来，此事十分机密，且三令五申不得外泄，以便“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可现在闹得实出意料之外。起初，崇祯帝将言官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见舆论鼎沸，难以平息，才降严旨切责，令陈新甲自陈其过。
而陈新甲觉得此事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自诩其功”。为了名誉、威严孜孜以求，且忧心如焚的崇祯帝，更加怒不可遏。究竟如何处置陈新甲，崇祯帝心中仍无稳妥之策，便再三询问阁臣周延儒。几上几下的周延儒深于世故，面对陈新甲遭弹劾，与其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皇上又喜怒无常，欲脱干系，因此对皇上的询问始终保持沉默，闭口不答。气得崇祯帝慨然而起，拂袖而去。此时，言官再次指斥陈新甲，并说“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在此舆论面前，崇祯帝便于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陈新甲逮捕入狱。陈新甲入狱之初，仍怀有侥幸，以为仅仅是崇祯皇帝为掩人耳目，遮饰己过的权宜之计，便上书请求赦免，却遭到皇帝的断然拒绝。
这时，陈新甲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将充当替罪羊的角色，赶紧设法向朝廷内外官员行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到刑部侍郎徐石麒说情营救，被徐石麒拒绝。起初闭口不言的周延儒，在其收受贿赂之后，也与陈渲一起，竭力营救陈新甲，对皇帝说：“国法，敌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说：“他边疆即勿论，辱我亲藩七焉，不甚于薄城乎！”周延儒等无言以对。徐石麒说：“罪枢陈新甲奏辩，一曰有例，再曰有例，不知亲藩累寄寇刃，百姓骈衅腥原，城邑迭见丘墟，兵士惟闻逃溃。此中枢所未有之罪也。春秋之义，人臣无境外之交，今专擅议款，未闻奏请，瞽师频遣，用张若麒以掣任事之肘，嗾石凤台以露挟疑之端。今日百口将谁欺乎。”崇祯帝见此说正合其心，即令覆奏，徐石麒及时奉命而行。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的赦免之梦还未做醒时，便被弃于西市。
那么“讲和”同洪承畴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上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来说，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不必盖上宝印，他怀疑这印是否真是崇祯帝的。于是，他令人把这个盖有宝印的敕谕，拿给洪承畴看，以辨别真假。洪承畴看后说：
此宝札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绝非虚语。
洪承畴的这番话，解除了皇太极的疑心。皇太极相信，明朝此次议和，迫于形势，不得不和。从洪承畴那时的心境上看，对明朝还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够达成和议，所以不仅辨认了宝印，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此来促成和议的进行。
可惜的是，崇祯帝却辜负了洪承畴的这一番苦心。既刚愎自用，又当断不断的崇祯帝，只考虑自己的面子，在关键时刻，诿过于人，出尔反尔的性格缺陷，得到了充分地暴露。结果，议和不成，徒失二位大臣，明朝的政局日益败坏，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廷有此变故，对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十四日，皇太极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兵讨伐明朝。他告谕道：“朕命尔等统领大军，往伐明国者，非好为黩武穷兵也。朕不忍使生灵罹害，屡欲与明修好，而彼国君臣，执迷不从，朕是以命尔等往。尔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毋任意妄杀，不应作俘之人，毋夺其衣服，毋离人妻子，毋焚毁财物，毋暴殄粮谷”，并令其“切以为戒，传谕各旗悉知”。次日出发。
崇祯帝并没有忘记对皇太极的防御。尤其是关外四城失陷之后，他在调兵遣将对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于关内、关外并设二督，而关外加督师衔，地位尤为尊荣，又于昌平、保定设二督，千里之内有四督臣；还在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地设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律、保定八地设总兵。尽管“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反不一。”
其时，蓟辽总督张福臻昏庸无能，言官弹劾，建议移督师于关内，裁撤蓟辽总督。崇祯帝照样批准，召回张福臻，今辽东总督范志完兼理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辞，崇祯帝不准，范志完请求致仕，也不批准。不得已便上书请求仍设蓟辽督师，崇祯帝命赵光抃赴任。如此将不敢任其事、推来推去之时，清兵已由墙子岭、青山口等处入侵，连破迁安、三河，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崇祯帝不得不再次宣布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征诸镇兵入援。
当援兵逐渐抵达，都畏怯观望不敢与清兵作战，致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蓟州，趋真定、河间，再抵山东，攻下临清各州县，进至兖州，鲁生朱寿镛被俘自杀。遂分兵上泰安、青州、鱼台、武城、金乡、单县，一一攻克。次年又攻德州、莱阳、安丘，出登、莱合军，陷顺德，取道彰德、顺德北上。直到四月初一日，清兵折道畿内，经宝坻，准备回师，初五日，周延儒见崇祯帝十分忧虑，无所措手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请求督师。崇祯帝喜出望外，赐敕设宴，直到二十日才出京，驻扎通州。他不思如何督军围歼清兵，而每天与幕下宾客饮酒娱乐。同月二十八日，清兵由原路北归，诸援军跟随其后，始终没有敢于与之作战的。唯一战斗是在螺山，而赵光抃、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兵，以失败而告终，总兵官张登科、和应荐战死。
此次清兵深入内地，历时7个月，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俘获人口36万9千人、牲畜32万1千余头、黄金12250两、白金220万5270余两、珍珠4440两、彩缎52230匹。
明朝损失如此惨重，但周延儒却奏报说：“臣中夜冒警，自顺义抵密云，趋各督逐战。东骑今俱出塞。”崇祯帝信以为真，论功行赏，加太师，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周延儒自知无功，再三辞却太师衔。而实际情况，正如给事中熊汝霖所揭露的：“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靡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又说：“比者外县难民纷纷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敌。霸州之破，敌犹不多杀掠，官军继至，始无孑遗。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岂欲毒我赤子。”
而当掌锦衣事的骆养性揭露周延儒在督师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崇祯帝为之恼怒，指责周延儒蒙蔽推诿，交付廷臣议处。周延儒自知有罪，自请戍边。崇祯帝又一改怒容，降下圣旨，说什么“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允许乘坐驿站车马回家，赐给路费，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待廷臣将处理意见奏报，崇祯帝说：“延儒功多过少”，不要再议其罪，打发其回家了事。崇祯帝赏罚不明，暗于事理，本末倒置的表现，于此可见一斑。
清兵入扰虽告一段落，而内地的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向京师进发，崇祯帝及其大明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部队相继攻克襄阳、荆州、德安等地，又经过汝州战役，打败了孙传庭的明军主力。就在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进入湖广，破汉阳，克武昌，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
这时的明朝内外交困，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都在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北京，究竟鹿死谁手呢？
崇祯十七年（1644年），干支为甲申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正月初一，这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当时的中国是在遍地烽火、炮声隆隆中迎来的。这天北京刮大风，明朝发祥地及祖陵所在地凤阳地震。据说这都是国破家亡的不祥之兆，甲申年的第一日，对明王朝几无喜庆可言。这天崇祯帝视朝，大臣们人心惶惶，朝班混乱。
但这一天对李自成的农民军来说，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并仿明六部，设六政府，各政府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开科取士，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李自成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明朝的统治心脏——北京。
正月初八，李自成亲率农民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军。农民军的战略是先入山西，取太原，然后由大名、真定而北；攻宣府，再由居庸关而入昌平，攻占北京。一路上，明军望风披靡。二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入山西，当日攻克汾州。初三陷怀庆，初八占太原，随后连下忻州、代州。明三关总兵周遇吉拼死抵抗，固守宁武关，几经激战，农民军伤亡很大。至三月初一日，农民军攻破宁武关擒杀周遇吉，战局才出现转机。初七日，明总兵姜瓖在大同投降大顺军，次日，明监军太监杜勋、总兵王承胤以宣府降。另一路大顺军由河南向北进军直隶，攻克彰德、真定、大名。
在攻克太原向北进军的途中，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讨明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祗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令，每悉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庚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谨诏。”
面对农民军的迅猛攻势，正月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问防御起义军的对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后，对崇祯帝说：“如今起义军势大，已逼近畿甸，实在是危急存亡之秋，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崇祯帝四顾无人，才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放延迟至今，但怕诸臣不从，所以还要保密。”他还和李明睿研究了南迁途中的安排。后来此议一出，马上有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出来反对，认为这是邪说，而且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崇祯帝虽然生气，但南迁之议却也因此作罢。不过此时，崇祯帝已经意识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虑退路。
大学士李建泰，自告奋勇，主动为皇上分忧，“愿以家财佐军”，领兵西行阻击农民军。二十六日，刚出北京，就以山西烽火甚急，而迟迟不前。第二天到了涿州，他的兵已经逃走了3000人。李建泰行至广宗，当地横行乡里的绅衿竟不允许他入城，结果攻打了3天才进城。然后杀绅衿王佐，笞知县张弘基。李建泰以家财佐军的幻想破灭后，进退两难，只得逡巡于畿内。三月，李建泰迎降大顺军。
二月的北京已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二月十三日，崇祯帝下《罪己诏》，企图以此唤起军民“忠君爱国”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崇祯皇帝最信赖的外戚宦官，在关键时刻，都抛弃了他。当这位曾被他们俯伏高呼的“万岁爷”按籍征其助饷，并派太监徐高让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带个头时，家藏现金50余万的周奎竟然拒绝说没有。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漫不搭理。徐高气愤地说：“外戚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报告捐纳万金，皇帝嫌少，要求捐2万。周奎又向皇后求助，皇后给他5000金，他自己又留下2千，只拿出3000.宦官王之心最富，仅纳万金，后来农民起义军拷打他，却拿出15万。宦官们为了躲避助饷表示无钱，有人故意在自家的门上大写：“此房急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入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十六日，进占昌平，焚明十二陵享殿。大顺军逼近京师，给明廷蒙上了一片阴沉的气氛，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三月十六日，大臣们在朝房商讨对策，一个个“但相顾不发一言”。同一天，崇祯帝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军队和农民起义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挨次奏对。在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而已。然而，就连崇祯帝本人的内心恐惧也无法掩饰了。崇祯帝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心不在焉。“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严景象也。”奏对还没结束，内官便忽然递进一件密封文书，崇祯帝一看，立刻面无人色，万分惊恐地进入后宫。参加奏对的臣下们面向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后一打听才知道是报告昌平失守，起义军即将兵临城下了。
这天傍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师北面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面城墙的遗址）。十七日，农民军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城里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见，唯唯诺诺，或同无言，或曰奈何？惟议巡街闭门，无一胜算也”有的官僚心怀侥幸，“犹谓城坚势重，外有大帅足倚，围三月未伤也。故城中多务积煤米，余无所问。”崇祯帝则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而且“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在了宦官手里，被驱赶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时既无训练，临事又缺粮饷，“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襄城伯李国桢所统京兵三大营屯扎于城外，大顺军一到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转手之间便成了农民军攻城的利器。
李自成为减少伤亡，命投降的明监军太监杜勋缒城入见崇祯帝。表示：“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军银百万两，退守河南”；同时“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精兵助制辽藩”。崇祯帝欲战不能，欲和不愿，犹豫不决，和议最终未成。三月十八日夜间，大顺军将士爬城而入，占领了外城。十九日凌晨，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大顺军大队人马开始攻入京城。
十八日夜晚，崇祯帝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已无法安然就寝，“徘徊殿廷，忧懑计无所出。”此时，内官张殷忽然跑上前来说道“皇爷不需忧愁，奴辈有策在此。”崇祯帝忙问何策，答到：“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使无事矣。”崇祯帝大怒，一剑把张殷刺死。直到这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复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
崇祯帝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铳带着一批内官像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北（朝阳）、安定等门乱窜，但却碰壁而回。他同身边的宦官王承恩只得登上万寿山（煤山，即今景山），眼看着烽火烛天，耳边不时传来的喊杀声越来越近。他往来徘徊多时，最后彻底绝望，丢掉一切幻想，开始安排后事：把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分别送到外公周家与田家。对皇后说：“大事已去了。”两人相对而泣。一大群宫娥围着这位自身难保的“万岁爷”哀嚎不已。他根本顾不了这些红妆粉黛，只是一甩袖子，让她们自找出路。
皇后送走了太子并二王，自我结束了生命。崇祯帝又召来了15岁的大女儿，对这位乐安公主说：“为何生我家？”意思是说，到这个时候，还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安全。崇祯帝说完就挥剑砍向自己的女儿，公主举手遮挡，被砍断了左臂，昏了过去；然后又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接着，命袁贵妃自缢，但绳子断了，他就拔剑砍了她的肩膀；最后，又胡砍乱杀了几个妃嫔。在崇祯帝认为他的后事处理差不多的时候，由王承恩陪伴，往来中南门、东华门、齐化门之间，到处奔窜。到了安定门，想冲出去，门却不开。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崇祯帝更加紧张了，他到前殿敲钟，还想召集文武百官，来一次大登殿，可是钟声不灵了，没有一个人响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位如今已落到孤家寡人地步的大明天子，登上了万寿山的万寿亭，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在一棵比人身略高的海棠树上缢死了。他的前衣襟上还写着两行字，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崇祯皇帝朱由检之死，标志着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国已经崩溃。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们还在梦中，宫内已经乱成一团。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变乱又是那样触目惊心，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夺门而逃，络绎道路，顿时一片惊惶骇乱的景象。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这天上午，大顺军迈着胜利的步伐由外城通过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北京城里的居民热烈欢迎农民军，皆在门口设立香案，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有的人在帽子上还帖上“顺民”字样，“往来奔走如故”。
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的陪同下，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象征着封建帝国权威所在的皇城。他立马承天门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李自成等人进宫时，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遂仆地。”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来。接着又搜获了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兄弟三人“身穿民间破衣，帽上亦帖顺民二字”。李自成命人给他们换下破衣服，吩咐他们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随即将明太子和二王交刘宗敏营内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目的是招徕原来为明王朝效劳的文武官员。李自成在宫内看到被朱由检砍伤的袁妃和长公主，也为之叹息，“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祯皇帝的下落。宫中既找不到朱由检的踪迹，内官和宫女也说不清去向。尚玺卿黎志陞说：“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于是，一面“令诸将南追”，一而出牌大书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一千两；隐匿者诛其全家。”过了两天，有个内官在煤山发现了朱由检所骑的马，才寻踪找到了朱由检的尸体。大顺政权把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至宫禁，停在东华门外示众，故明诸臣往哭祭拜者寥寥无几。那些不久前还在朝廷上争权固宠的明朝官僚们，这时皆树倒猢狲散，有的钻穴觅缝，希冀改换门庭；有的藏头露尾，避之唯恐不及，谁还顾及这具毫无用场的尸骸。
入城时，李自成拔箭去镞，向后军连发三矢，约定军纪：“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当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出榜安民“大军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民间逐渐安定如常。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故明官吏3000多人在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陈演的率领下，向李自成祝赞，具表劝进，准备改换门庭，投靠大顺政权。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召见这些降官。此后，他们中间有300多人被授以京职，400多人被派到大顺军控制的外省任职。二十四日，李自成开始在北京健全政权机构，同时向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派任地方官。
在北京，大顺军将领纷纷占住高门大宅、贵胄府第，日益追求享乐。农民军主要将领、铁匠出身的刘宗敏便居住在皇亲国戚田弘遇的宅中。田宅乃是京师名第，刘宗敏在府宅中，征歌逐妓，劫掠妇女，当田府中女眷潜逃却被
皇太极对待归降的汉人汉官，都是非常优待的。皇太极曾说：“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束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为了防止伤害归降汉人的行为，他规定：“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谕令满洲将上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
正是在皇太极这种善待汉人的政策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
孔、耿皆辽东人，在明朝为登州参将，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航海归金。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三日，皇太极不顾群臣的反对，亲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并打破常规，行抱见礼，以示优宠，这在后金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孔、耿不仅带了12000精壮官兵及红衣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此后不到4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紧步孔、耿之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皇太极重新任命扎骨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部为总兵官，让他们继续带兵，与和硕贝勒并列。
皇太极在优礼汉官方面，做的是十分有成效的，对范文程的重用，就是个典型例子。范文程原是沈阳县学秀才，在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时，自愿投效后金。努尔哈赤在位时，他仅是个无关紧要的章京，皇太极对他则非常信任、器重，安排他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皇太极总要问：“范章京知道吗？”当遇有疑难问题时，就说：“为什么不与范章京商议呢？”范文程练达持重，有远见卓识，由于受到重用，为满族关外政权及日后入关建立全国统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来归降的汉官，皇太极“无不恩养之”，迎接、宴请、赏赐、封官，处处优礼。皇太极的这些做法使汉官无不心悦诚服，感激涕零，他们表示：“以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皇太极对汉官采取大胆使用，破格提拔，不吝奖赏的“善抚”政策，与明廷君臣上下猜忌，朋党互相倾轧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皇太极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改善汉人地位、优礼汉官的国策。
天聪五年（1631年），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招降，是很典型的。大凌河守将祖大寿是明军中的悍将，又有许多子侄在明军中任职，如果争取到祖大寿，就同时争取到一批祖大寿的亲属朋友和部下。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然后致书祖大寿招降，态度十分诚恳，招降书里说：“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山川地势之险夷，亦多末谙。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朕之愿也。”
祖大寿不肯降，表示宁死于大凌河城也不降。皇太极仍不灰心，他再次致书祖大寿：“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巷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成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
祖大寿当时已处于困难境地，突围不行，守城又很难持久，明廷派来的援军在离城15里的长山口已被后金军打败。在援救无望、坐困孤城之际，祖大寿无可奈何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派石廷柱去联络，祖大寿和诸贝勒约降，并杀了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祖大寿心情是矛盾的，从封建道德忠君思想来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极的信任，才能逃离后金。为此，他又不得不将子侄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等留在后金。祖大寿向皇太极献计，诈逃以里应外合助后金取锦州，皇太极接受他的意见，令祖大寿率明军以败将身份逃回锦州。
皇太极对祖大寿能否不负前议，自然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把祖大寿的子侄带到沈阳，多次要祖大寿配合后金攻锦州，祖大寿全无回音，显然祖大寿又变卦不降了。皇太极并没有因此把留作人质的祖氏子侄处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极对降将不但录用，而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祖可法留作人质后，被带到后金军中，诸贝勒问他为什么“死守空城”，他说：“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上于贫困者赈给衣食，富饶者秋毫无扰。宽仁爱民之穗，远近闻之，然我国人犹不信也。”
努尔哈赤的孙子岳托对他说：“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乃二贝勒阿敏所为，后论罪幽禁，夺其属员，此事与今无涉。我皇上自即位以来，教行礼仪，政治一新，抚养黎民，爱惜士卒，想尔等亦闻之矣！”
祖可法答道：“上宽爱民，亦尝闻之。虽我国之人，见尔等先年杀戮肝胆俱丧；今虽言养人，人犹不信，职此故也。”
这段对话说明许多问题，后金的屠戮政策确实在明将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阴影，尽管他们诚恳地争取汉人、汉将投降，但明将中大部分人对后金是信不过的。
以往，努尔哈赤杀汉人十分残酷，几乎每陷一个城镇都把汉兵尽杀之，俘获的汉人基本上都分给女真贵族充当奴隶。有一次分赏给将士当奴隶的汉人，竟达30万人。后人把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归纳为两条：一是大规模屠杀汉人，二是把汉人大批分给女真贵族当奴隶。这个归纳，大体上是准确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后金能成气候，所以他干脆把这个问题挑开，如皇太极接受这个意见，一方面可使汉人少遭诛杀；另一方面可使后金政权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胆略的，这一点颇得皇太极的欢心。而岳托的答话也算是诚恳的，对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对永平杀降将之事说明是阿敏所为，已受到惩处，这倒不是敷衍之词。
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也是一员猛将，为清入关前的四大贝勒之一。天聪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附近被明军打败，随即下令将新降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等，一律处死，并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杀。为此，皇太极下令惩处阿敏时，确实将诛杀降将和百姓列其一条罪行，指责阿敏是故意破坏他的基业。
皇太极认识到，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态度，决定后金今后能否招降更多的汉民，能否稳定地统治汉民地区。正由于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如何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问题，看得这样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国之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并制定了许多安抚汉人和使用汉官的政策。这对争取汉官汉民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年大凌河城一役，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却得到祖可法等30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壮举。而且在这一批人里，确有颇具才能之辈，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宁远副将张存仁，后来在清朝定天下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极对他俩都给予重用。由于皇太极对明降将宽厚，绝大部分的明将都是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劳的，心地也比较坦诚。
皇太极对降将也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凌河战役之后，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将，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效劳。皇太极所实行的许多政策大多是从降将献策中得来的。后金、清初几次进军关内，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将随行。这些人长期在明军中服役，对明朝情况很了解，他们参与运筹，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后金和清招降明将，由女真或满洲人出面效果比较差；而以明将出面招降，效果就很好，许多明军将士看到大势已去，就在明降将的招抚下投到后金或清营。对后金或清军瓦解明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曾经说过，作战的事他来指挥，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听明朝降臣的，这并不是虚设之词。如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想考察汉官治绩，以所管地区丁户的增减，作为赏罚标准，凡是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者，即将辖官削职为民。马光远认为不妥，即上疏言明：“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国恩予世职，慨罢为民，众情惊惧。”
他要求对这些人可以“免削世职，仍令戴罪视事”。皇太极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如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准备将内三院迁到理藩院之外。降将祖可法、张存仁认为不妥，上疏说明内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远离皇宫。他们建议把理藩院迁出，而将内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极立即照准。皇太极对汉臣的重视，调动了汉臣的积极性，又吸引许多明臣来降。
皇太极是比较宽厚的，不少汉将犯罪应受处罚，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极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对将领处罚却十分严酷，任凭一些太监、奸臣，陷害忠良。袁祟焕对明朝忠心耿耿，为保卫宁远，费尽心力，连续大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却仅因清军施了离间计，崇祯帝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既不调查，又不顾前功，立即将他逮捕，凌迟处死。两朝对待有怀疑的将领，处理办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极自然是较能笼络人心的。
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处理办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寿以诈逃为名逃回锦州城中，名义上以充内应，实际上重回明营。但他却带话给清营，说是带去的兵太少不便献城，须等待时机。皇太极知道祖大寿变了卦，却并不声讨他，只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约”。当祖大寿的降清被明朝巡抚邱嘉禾侦知，密报了崇祯帝，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上疏自劾。崇祯帝为了笼络人没有降罪于他，还晋升他为左都督。清军先后多次致书祖大寿，祖一直没有答复。
皇太极耐心等待，并没有明显表示对他不满；并在这时候，封祖大寿的子侄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润为兵部右参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还把清军战事进展报给祖大寿，无非是希望他认清形势，助清讨明。祖大寿仍是一直没有理皇太极。但是，祖大寿并非明朝的忠臣，他对崇祯帝杀袁崇焕十分不满，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崇祯帝所杀。所以，崇祯帝三次召他进京，他都不去，皇太极对祖大寿等了10年，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锦州城里弹尽粮绝时，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极不但不责怪他，反倒说：“往事已不可追，此后当竭尽尔力以事朕，则善矣。”
皇太极以这样宽广的胸怀，来争取降将，其目的是为入主中原作准备。正像他自己所说：“被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征战不休，涌现出许多猛将，如议政十贝勒、八大臣中就有许多是征明的勇将，但这些人大多“不谙国事”。诚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讲：“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攮外者，概未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自然想从汉官中争取到治国安邦之臣，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制定争取降将政策的立足点。
值得注意的是，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将，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名将，地位也较低；但到了后金和清朝，受到重用，于是个个精明，献谋献策，对进占辽东已经立下汗马功劳，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韬武略的定国安邦大臣。在皇太极眼里，洪承畴就是这样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畴的忠心归顺，就成为结束松锦战役之后的头等大事。
洪承畴是明朝的重臣，以蓟辽总督率兵援辽，朝中文武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松山城破之后，洪承畴及其部将祖大乐被俘。皇太极派席赖、查塔、钟古、商吉图等前往松山，谕请围困松山的皇太极长子、多罗郡王豪格，代善的孙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多罗贝勒多铎等说，松山所获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之弟祖大乐，可送入盛京；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如不降，可处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锦州城。于是，豪格、阿达礼等对被俘人员以不同的待遇：将洪承畴、祖大乐两人送往沈阳；对明朝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蚊、王廷臣等，先进行劝降，遭到拒绝以后，当即把他们就地处死，其下部将100余人、士兵3000余人，也全部被杀害；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弟弟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却放回锦州，实际是让他们去做祖大寿的工作。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太极很有心计，同时也说明他虽然比较宽厚，但对汉人的屠杀也是十分残酷的。被俘明将仅洪承畴、祖大乐送沈阳。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弟弟，为争取祖大寿，自然要保护；而洪承畴是明朝重臣，加以文韬武略闻名，如能争取洪承畴归顺清廷，对清朝以后形势发展将起重大作用。
洪承畴于三月到沈阳以后，据说被幽禁在大清门左边旧有的三宫庙内，距宫门很近。清廷一再劝降，洪承畴坚决不降。劝降的满将见洪承畴怒目而视，死不开口，就举刀欲杀承畴，他竟“延颈承刃，始终不屈”。那么，洪承畴后来为什么投降呢？史书说法不一，据《清朝全史》上记载：
汲修主人（礼亲王）谈太宗襟度有曰：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洪承畴），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太宗乃命诸文臣劝勉之，洪一语不答。太宗乃亲至洪之馆，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太宗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太宗大悦，即日赏费无算，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竟欲何为乎？”众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众乃服。
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静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速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这两处所说的一个共同点是，洪承畴被俘之初，确实坚决不降，其他史料，也证明这一点。《明季北略》里说他被俘后：
不屈，命之跪，承畴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
《清朝全史》和《清史稿》里所说的洪承畴降清的关键之举，都是由于皇太极亲自去看他，并把自己的貂裘亲手给洪承畴披上，洪承畴受到感动，才归顺了清朝。应当说洪承畴从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是皇太极招降政策的结果。皇太极为此费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汉臣，如范文程、张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洪承畴也从皇太极的礼贤下士和宽广胸怀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这大概也是洪承畴决心降清的原因之一。至于民间广泛流传着洪承畴的降清，是由于皇太极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做工作的结果，似乎并无根据。《清史演义》中第十回里关于洪承畴降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桩好色的奇癖。这日正幽在别室，他是立意待死，毫无他念。到了巳牌，红日满窗，几明室净。听门外叮当一声，开去了锁，半扉渐辟，进来了一个青年美妇，袅袅婷婷地走近前来，顿觉一种异香扑入鼻中。承畴不由得抬头一望，但见这美妇真是绝色，髻云高拥，鬟风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更有一双纤纤玉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壶，映着柔荑，格外洁白。
承畴暗讶不己，正是胡思乱想，那美妇樱口半开，瓠唇微启，轻轻的呼出“将军”二字。承畴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轻轻的应了一声。这一声相应，引出那美妇问长道短，先把承畴被掳的情形，问了一遍。承畴约略相告。随后美妇又问起承畴家眷，知承畴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却佯作凄惶的情状，一双俏眼，含泪两眶，顿令承畴思家心动，不禁酸楚起来。那美妇又设词劝慰，随即提起玉壶，令承畴喝饮。
承畴此时，已觉口渴，又被她美色所进，便张开嘴喝了数口，把味一辨，乃是参汤。美妇知已入毂，索性与他畅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美妇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屡次授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轻信邪言，屡次反对，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两下息争，一面请将军作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相寻，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与将军家属为难。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不是两全之计？”
这一席话，说得承畴心悦诚服，叹息道：“汝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这般举动否？”美妇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复提起玉壶，与承畴喝了数口，令承畴说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
看官！你道这美妇是何人？便是太宗最宠爱的庄妃。因闻承畴不肯投降，她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荐，不料她竟劝降成功，立了一大功。
《清史演义》这个记述，在民间广泛流传。“演义”属小说类，情节可以根据作者爱憎进行编造，本不足信。显然，这些编述的目的，在贬低洪承畴和贬损庄妃。
事实上，庄妃是不可能独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畴的，起码会有宫女随从；而且，沈阳的清宫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极住的清宁宫，与庄妃所住宫室在一个院落，庄妃的一举一动其他嫔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极为顾及自己的颜面，也不会同意庄妃去用“美人计”说降洪承畴，这是一般常识。况且，《清史演义》在讲这个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一桩好色的奇癖。”这话自然是丑化洪承畴的。实际上，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庄妃说降洪承畴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庄妃聪明贤惠，为皇太极出了劝降洪承畴的主意，倒还是有可能的。
张存仁等早年降清的汉臣，对招降洪承畴的确比较热心。到四月初，都察院参政张存仁即上奏道：“今松锦既破……明国将帅有不人人破胆，处处惶惧者乎。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上为天授福德之真主……洪承畴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薤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也，且洪承畴身系书生，养于我国，譬如孤羊在槛阱之中，蝇飞无百步之力耳，纵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养之不宜薄者也。”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即崇德七年五月四日，洪承畸同意薤发，正式降清。清廷怕他反悔，当天夜里就给他剃了发。第二天下午，皇太极命明朝降臣降将洪承畴、祖大寿、祖大乐、夏承德、祖大弼等入见。皇太极坐于崇政殿，洪承畴跪于大清门外请罪，奏曰：“臣系明国主帅，将兵13万，来松山援锦州，曾经数战，冒犯军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城内，糗粮罄绝，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陈罪状，许入与否，候旨定夺。”
皇太极听罢，十分高兴，他说：“洪承畴所陈诚是。彼时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所以宥尔者，以击败十三万兵，与得松锦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养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尔，尔但念朕抚育之臣，尽心图报。从前情罪，悉与宽释。”
于是洪承畴等入大清门，在崇政殿前，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正式投降清朝。礼毕，皇太极召洪承畴等入殿，命坐于左侧，赐茶，问洪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至将帅率兵死战，或阵前被擒，或势穷降服，必诛其妻子，否则没入为奴者，何故？此旧规乎？抑新制乎？”
洪承畴答道：“昔无此例，今因文臣众多，台谏纷争，各陈所见，以闻于上，故致如此。”
皇太极说：“今日文臣固众，昔之文臣亦岂少耶？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币赎而得之，亦所当为，何至坐妻子以死徒之罪乎？其无辜冤滥亦甚矣。”
洪承畴垂涕叩首奏道：“皇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
皇太极命洪承畴等退出，坐于大清门外。当时祖大寿等为皇太极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皇太极不受，祖大寿等跪于大清门外一再恳请，皇太极念其心诚只拿了一两件，其余全部退回。回宫之后，皇太极命多罗贝勒多铎等在崇政殿宴请洪承畴等。
宴毕，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传皇太极谕承畴、大寿曰：“朕今日未服视朝衣冠，又不躬亲赐宴，非有所慢于尔等也，盖因关雎宫敏惠恭和元妃之丧，未过期故耳。”洪承畴等忙叩首奏道：“圣恩优异，臣等何以克当，虽死亦无憾矣！”皇太极是个极细心的政治家，对祖大寿送来的丰厚礼物拒不收，并非他不喜欢，而是不愿让初次相交的降臣看他不起，最后收一两件，是为了照顾降臣的情绪。
他在赐宴之后，考虑到降臣因他不在席上而有想法，忙又让人向降臣说明他不出席的理由，这实在是周到极了。在降臣面前，他的这些做法，都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增加了降臣对他的信任。皇太极的这些举动，使洪承畴感激涕零，从此真心归降，为清王朝建功立业。
但是，洪承畴的归降却是明朝意想不到的。先是由洪承畴的一个家人回来报信，称洪承畴被俘后“义不受辱，骂喊不屈”，已被清军所杀，“碎体而亡”。由于洪承畴在明廷有很高威望，松山战败又是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从中掣肘，明臣对洪承畴非常同情。崇祯帝对此也很关切，一听到洪承畴壮烈殉节，“痛哭遥祭”，准备隆重祭奠。
再有就是洪承畴家人的报告，洪承畴在松山被俘，他的家人乘乱逃回北京，上书“言承畴殉难始末甚详”，兵部收到的塘报和洪承畴家人的上书，基本一致。还有的书中记载，松山城破之后，“承畴子某走京师，击登闻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谢其殉难，立祠于京祭之，荫其一子”。这里所说的“十八疏”，是指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之后，不断上疏求援，前后共有“十八疏”。但是，这些疏文都被高起潜扣下，没有交给崇祯帝。高起潜怕洪承畴立功，所以不上报。这个记载不大可靠，洪承畴去辽东上阵，似乎并没有带儿子；且当时他在围城之下，想连续进出“十八疏”，谈何容易。不过这条材料也说明，洪承畴被俘后确实表现坚贞不屈，当时从巡抚到一般士兵，凡是不愿投降的一律砍头，洪承畴一再表示要求“速死”，并无乞降之意。因此，逃出的人分析，洪承畴已被杀死，也在情理之中，并非故意虚报。可是，意外的事是存在的，清朝皇帝偏偏看上了洪承畴，在被俘明将中，只将他和祖大乐二人押送沈阳，这是崇祯帝所未曾料到的。所以，崇祯帝一闻洪承畴被杀，就毫不怀疑，早在四月十二日就下了一道圣旨：
锦州不守，奴氛屠惨情形，真堪愤痛。其松城抚镇，义殉可悯，洪承畴节烈弥笃。即着该督镇再一确察，速与优旌，以慰幽忠。
但是，洪承畴之死只是在预料之中，并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在崇祯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又下行文稿，急催核实洪承畴死难的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又准礼部咨，为旌恤忠烈之臣，以维大义等事等因。移咨到部，复行催去后，迄今仍未见察覆，事关吃紧钦件，再难需待，相应亟催等因。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札咨辽督烦为查照。札吴三桂遵照）先今事理希速将洪承畴、丘民仰等死难缘由，确察覆部，以便会覆吏礼二部议恤。
显然，不论辽督或吴三桂，都没有能够提供确凿的材料，说明洪承畴的死难。崇祯帝还是下令赐祭，建立祠堂，准备隆重祭奠。据《通鉴辑览》记载：
传承畴已死，帝惊悼甚，诏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民仰六。寻命建祠都城外，承畴、民仰并列，将亲临奠，已闻承畴降，乃止。
有的书里，还具体说出崇祯帝为洪承畴所建祠的地点，就是后来正阳门东月城的观音大士庙。崇祯时下令修建的，专为“祀经略洪承畴”，后知洪承畴降清，“改祠大士焉”。
洪承畴毕竟是明之重臣，而且明王朝是个汉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洪承畴降清，若以历代改朝换代，新王朝接纳旧王朝有作为的大臣担任重要职务，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唯独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在初建时，汉臣降之，殊为大不可原谅之举。洪承畴降清，后又成为清初开国功臣，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一些明朝遗臣遗老对洪承畴多加谴责，并编造了许多责备洪承畴的言论。如明遗民张怡在《谀闻续笔》中说：
洪仆走京师，上书言承畴殉难始末甚详。先帝震悼痛哭，赠恤有加，命设坛朝天官前，将亲祭，以示激励。有台臣言其家人偏词，恐不足信，姑缓以待确报。而熟知承畴竟不死？大负先帝意。
另一个明朝遗民李介立在《天香阁随笔》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称清军将洪承畴抓走，承畴的爱将曹变蛟跟从他到凌河，对洪承畴说：“可以死矣。”洪承畴没有死，曹变蛟就自己扼喉而死。这当然是为了颂扬被清军杀害的曹变蛟，贬斥洪承畴贪生怕死。其实，清军俘获洪承畴之后，就决定将他送到沈阳，未必还和曹变蛟关押在一起。事实上，曹变蛟、丘民仰等明将，因拒绝投降，都被清军杀害了；而洪承畴同样也拒绝投降，清军却不杀他，将他押往沈阳。所谓曹变蛟劝洪承畴死，洪承畴不死，显然未必是事实。
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对他虽然“恩养有加”，但由于“不强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极当政期间，一直没有给洪承畴委任官职，洪承畴实际上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史书记载，只有一件事是问过洪承畴的，那就是明朝派使臣至锦州清营，要求“讲和”的问题。关于“讲和”，自皇太极继位以来，多次致书明朝，呼吁和谈。皇太极这样做，是因为明清多年交战，境内经济困难，民族和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急需巩固和加强统治。后来，清朝力量强大起来，为了笼络人心，皇太极仍然呼吁和谈。
在崇祯帝与皇太极对抗较量中，初有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至十月间以袁崇焕为代表的与皇太极的议和，得到宝贵的时间，修筑城池，整饬兵备，加强宁锦防线，使皇太极不敢由宁锦进逼，只得绕道蒙古入边侵扰。另外，还有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与明宣府巡抚沈荣的议和；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和辽东巡抚方一藻与皇太极的议和，等等。
如果说，袁崇焕以议和为手段，达到了加强战备并给对方以威胁的目的的话，那么，沈荣、杨嗣昌、方一藻的议和，无论是时机的选择和实际效果，远不能与袁崇焕相比，而陷于被动。之所以如此被动的议和还能得到对方的响应，只不过是因为皇太极在入侵之后，无心也无力保守攻略的城池，而采取的应付手段罢了。不同时机，由不同的将帅提出的议和，明显地反映出双方力量对比在微妙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当以袁崇焕被冤杀为标志，不仅失去了议和的有利时机，而且失去了对皇太极的威慑力。从而使皇太极步步紧逼，遂有松山之战的失败和锦州、松山的被围困。
皇太极指挥清兵重重围困锦州、松山，希望明军内乱而收胜利之效。可是，时近天寒，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兵的粮饷难以为继，导致垂手可得战果化为乌有；准备撤回，又担心明兵从后追击。于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使降丁入关议款。”兵部尚书陈新甲听信张若麒之言，口头许诺。
崇祯帝最忌讳群臣百官建言议和，他周围的文武大臣亦囿于宋金和议的耻辱，绝口不谈议和之事，即使为了某种需要默许议和，而事后便委过于人，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所谓的气节。一些官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与腹背受敌的困境，意为以设和安抚后金，集中兵力解除内忧。这本是富有远见卓识之议，但遭到崇祯帝的断然拒绝，严旨问责，下令敢谈和者斩，朝中文武噤若寒蝉。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军事形势更加危重。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南北交困”，只有议和才能暂时摆脱面临的困境。在上年十一月听到张若麒奏报皇太极有议和之议时，就以为可以同意。此时又辗转得知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探知皇太极的议和意向，并试探清兵守将，回答说：“此吾国素志也。”陈新甲便暗示石凤台将此事面奏皇上。崇祯帝勃然大怒，“以私遣辱国”，下令将其逮捕，投入刑部监狱。
尽管如此，陈新甲觉得唯一的出路，仍是遣使议和，并将此意私下告知傅宗龙。傅宗龙出都前夕，再告大学士谢升。谢升“见疆事大坏”，便对同僚说：“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同僚以为言之有理，便嘱咐陈新甲在适当的时候将此意含蓄地转达皇上，并相约以“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为词。当陈新甲依约而行时，崇祯帝的态度似有转还，一改怒容，担心地问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或许他也感到，事已至此，不议和难以缓解时艰，令陈新甲“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接着，又询问阁臣，周延儒等闭口不言，唯有谢升回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至此，崇祯帝才对议和一事下定了决心，表明了态度，令“新甲密图之。”陈新甲遂推荐主事马绍愉，加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充任使者，前往议和。崇祯帝虽同意议和，但仍十分保密，“外廷不知”。
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奉命，便于同年正月初七日带领参将李御兰、周维墉驰往宁远，先与清将取得联系。当清将请敕为信时，马绍愉急忙请命于朝，兵部奏报皇上，如此“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崇祯帝仍要保全其天朝大国皇帝的尊严，直到三月中旬，崇祯帝才以“谕兵部陈新甲”一道敕谕代之。敕谕称：“据卿部奏：辽沈有息兵休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与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崇祯帝的敕书，是给兵部尚书陈新甲，而不直接与皇太极的大清通话，无非是玩弄此种伎俩，仍以天朝大国皇帝自居，全祖望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在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对崇祯帝的心态，皇太极一眼识破，并对敕书中的傲慢言词甚表愤怒，明确指出崇祯帝“执滞不通。自以天之子，鄙视他人，口出大言，不愿和好。”而大清本无意起兵，全系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之理，愿意修好。皇太极以长篇敕谕交付诸王，令其传示明朝来使。马绍愉接到敕谕，即回朝廷奏呈。
崇祯帝得到马绍愉的奏报，寻思如何回答，是仍像以前那样，居高临下，抑或稍示谦恭，承认大清？颇费神思。然而，锦州、松山已陷，杏山、塔山危在旦夕，这一严酷的现实，又使崇祯帝不能对皇太极的敕书置之不理，只好决定继续遣使前往议和。四月中，马绍愉及兵部司务朱济之奉命起程，率领副将周维墉、鲁宗孔，以及僧性容、游击王应宗、都司朱龙、守备乔国栋、张祚、赵荣祖、李国登、王有功、黄有才等8人，从役99人，于月末抵达宁远，即向清将联络。五月初一日，围守杏山、塔山的清将济尔哈朗、多尔衮派官奏报皇太极。皇太极立即派詹霸、叶成格、石图等前往晓谕迎接。初三日至塔山，初七日至清境，十四日至沈阳。皇太极命大臣到20里外设宴迎接。礼仪结束，马绍愉一行住于驿馆，并呈上崇祯帝的敕谕。这一敕谕仍是以给陈新甲为名，其中说：“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且奏。特谕。”
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的敕谕，仍以“天之子”自居，且空洞无物。心中的不快，不言自明。加上张存仁等上书恳请皇太极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师，成“一统基业”。具体分析明朝日益衰败之势说：“南朝盗贼蜂起，饥馑载途，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中原势如瓦解。关外所恃者止有九城，已破其四矣。辽之兵将，巳失十之八九矣；依赖之武职，重托之文臣，皆为我擒矣。明国之君，审天时，度人事，自知气运衰败，文臣不能效谋，武职不能宣力，欲战无术，欲守无资。我兵再举，彼南迁必矣。大势一动，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练兵之地，南人非备敌之人，表里山河，全属皇上。汉人此时，心胆惧丧，如坐针毡。是以遣使乞怜，求和淳切。”同时提出了“首广其地，次广其财”的建议。皇太极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尤其是松山、锦州一战的胜利，再取杏山、塔山，明廷的关外防线已被摧毁，乘此进兵，胜算在握，当无问题。然而，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上一层，比崇祯帝高出一筹。他明白地知道明廷的危机，也知道清将、清兵在取得胜利后的士气极为饱满。
尽管有此有利条件，但仍不能采纳文武百官的意见。这是因为，内部目前的稳定，是由于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若一旦失去这一大敌，内部的稳定将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时，加强内部的整顿以及周边势力的驯服，才有力量去进击，而且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因此，皇太极将崇祯帝的倨傲置之脑后，仍然利用议和之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出于这种考虑，令礼官热情接待来使，并给予十分优厚的赏赐。最后，在马绍愉临走时，再命大臣送至15里之外，并将他写给崇祯帝的长信，交马绍愉转呈。
皇太极给朱由检的长信，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归咎于明廷之后，又谈及清兵胜势，仍愿议和通好，就此提出了具体条件：“迩来我军，每入尔境，辄克城陷阵，乘胜长驱，若图进取，亦复何难。然予仍愿和好者，特为亿兆生灵计耳，盖嗜杀者殃，好生者祥。应感之理，昭然不爽。若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而诚心和好，则自前以后，宿怨尽释，彼此不必复言矣。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较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若尔国使来，予令面见，予国使往，尔亦令面见。如此则情不塞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视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见，情词无由通达，则和事终败，徒贻国家之忧矣。夫岂拒绝使臣进见，遂足以示尊耶。至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变相庆吊。每岁贤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觔，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分。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上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枉行者，亦俱察出处死。倘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则我两人，或亲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尔速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来，予亦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往。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其遗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最后通牒：“约九月不至则治兵。”
在马绍愉一行未从沈阳返回之前，明朝廷内外就为议和一事议论纷纷，其因是大学士谢升的一席话。一天，言官在朝房谒见谢升，谈及议和之事，谢升对给事中方士亮、倪仁祯等人说：“议和事，诸君不必言，上祈签奉先殿，意已决。”又说：“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上太用聪明，致天下坏尽。”方士亮等听得此言，十分惊愕，退出朝房之后，方士亮首先上书，弹劾谢升“诈谤君父，泄禁中语。”倪仁祯与同官廖国遴等继之而起，指斥谢升“大不道，无人臣礼。”方士亮趁机再次上书，先后弹劾谢升的奏疏达数十封。
崇祯帝勃然大怒，一再嘱咐议和之事，不得外传。而现在议论如此纷纷扬扬，有失体统，也是皇帝的尊严遭到沾污，为此，只得将谢升削籍了事。议和风波，因无实指而渐趋平息。不料，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案件呈递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看过之后，随手放在几案之上，就急忙入朝视事。而家僮误以为塘报，即令抄传。群臣百官得此密件，朝野为之哗然，言官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崇祯帝极为愤怒，本来，此事十分机密，且三令五申不得外泄，以便“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可现在闹得实出意料之外。起初，崇祯帝将言官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见舆论鼎沸，难以平息，才降严旨切责，令陈新甲自陈其过。
而陈新甲觉得此事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自诩其功”。为了名誉、威严孜孜以求，且忧心如焚的崇祯帝，更加怒不可遏。究竟如何处置陈新甲，崇祯帝心中仍无稳妥之策，便再三询问阁臣周延儒。几上几下的周延儒深于世故，面对陈新甲遭弹劾，与其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皇上又喜怒无常，欲脱干系，因此对皇上的询问始终保持沉默，闭口不答。气得崇祯帝慨然而起，拂袖而去。此时，言官再次指斥陈新甲，并说“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在此舆论面前，崇祯帝便于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陈新甲逮捕入狱。陈新甲入狱之初，仍怀有侥幸，以为仅仅是崇祯皇帝为掩人耳目，遮饰己过的权宜之计，便上书请求赦免，却遭到皇帝的断然拒绝。
这时，陈新甲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将充当替罪羊的角色，赶紧设法向朝廷内外官员行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到刑部侍郎徐石麒说情营救，被徐石麒拒绝。起初闭口不言的周延儒，在其收受贿赂之后，也与陈渲一起，竭力营救陈新甲，对皇帝说：“国法，敌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说：“他边疆即勿论，辱我亲藩七焉，不甚于薄城乎！”周延儒等无言以对。徐石麒说：“罪枢陈新甲奏辩，一曰有例，再曰有例，不知亲藩累寄寇刃，百姓骈衅腥原，城邑迭见丘墟，兵士惟闻逃溃。此中枢所未有之罪也。春秋之义，人臣无境外之交，今专擅议款，未闻奏请，瞽师频遣，用张若麒以掣任事之肘，嗾石凤台以露挟疑之端。今日百口将谁欺乎。”崇祯帝见此说正合其心，即令覆奏，徐石麒及时奉命而行。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的赦免之梦还未做醒时，便被弃于西市。
那么“讲和”同洪承畴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上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来说，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不必盖上宝印，他怀疑这印是否真是崇祯帝的。于是，他令人把这个盖有宝印的敕谕，拿给洪承畴看，以辨别真假。洪承畴看后说：
此宝札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绝非虚语。
洪承畴的这番话，解除了皇太极的疑心。皇太极相信，明朝此次议和，迫于形势，不得不和。从洪承畴那时的心境上看，对明朝还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够达成和议，所以不仅辨认了宝印，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此来促成和议的进行。
可惜的是，崇祯帝却辜负了洪承畴的这一番苦心。既刚愎自用，又当断不断的崇祯帝，只考虑自己的面子，在关键时刻，诿过于人，出尔反尔的性格缺陷，得到了充分地暴露。结果，议和不成，徒失二位大臣，明朝的政局日益败坏，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廷有此变故，对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十四日，皇太极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兵讨伐明朝。他告谕道：“朕命尔等统领大军，往伐明国者，非好为黩武穷兵也。朕不忍使生灵罹害，屡欲与明修好，而彼国君臣，执迷不从，朕是以命尔等往。尔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毋任意妄杀，不应作俘之人，毋夺其衣服，毋离人妻子，毋焚毁财物，毋暴殄粮谷”，并令其“切以为戒，传谕各旗悉知”。次日出发。
崇祯帝并没有忘记对皇太极的防御。尤其是关外四城失陷之后，他在调兵遣将对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于关内、关外并设二督，而关外加督师衔，地位尤为尊荣，又于昌平、保定设二督，千里之内有四督臣；还在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地设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律、保定八地设总兵。尽管“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反不一。”
其时，蓟辽总督张福臻昏庸无能，言官弹劾，建议移督师于关内，裁撤蓟辽总督。崇祯帝照样批准，召回张福臻，今辽东总督范志完兼理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辞，崇祯帝不准，范志完请求致仕，也不批准。不得已便上书请求仍设蓟辽督师，崇祯帝命赵光抃赴任。如此将不敢任其事、推来推去之时，清兵已由墙子岭、青山口等处入侵，连破迁安、三河，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崇祯帝不得不再次宣布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征诸镇兵入援。
当援兵逐渐抵达，都畏怯观望不敢与清兵作战，致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蓟州，趋真定、河间，再抵山东，攻下临清各州县，进至兖州，鲁生朱寿镛被俘自杀。遂分兵上泰安、青州、鱼台、武城、金乡、单县，一一攻克。次年又攻德州、莱阳、安丘，出登、莱合军，陷顺德，取道彰德、顺德北上。直到四月初一日，清兵折道畿内，经宝坻，准备回师，初五日，周延儒见崇祯帝十分忧虑，无所措手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请求督师。崇祯帝喜出望外，赐敕设宴，直到二十日才出京，驻扎通州。他不思如何督军围歼清兵，而每天与幕下宾客饮酒娱乐。同月二十八日，清兵由原路北归，诸援军跟随其后，始终没有敢于与之作战的。唯一战斗是在螺山，而赵光抃、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兵，以失败而告终，总兵官张登科、和应荐战死。
此次清兵深入内地，历时7个月，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俘获人口36万9千人、牲畜32万1千余头、黄金12250两、白金220万5270余两、珍珠4440两、彩缎52230匹。
明朝损失如此惨重，但周延儒却奏报说：“臣中夜冒警，自顺义抵密云，趋各督逐战。东骑今俱出塞。”崇祯帝信以为真，论功行赏，加太师，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周延儒自知无功，再三辞却太师衔。而实际情况，正如给事中熊汝霖所揭露的：“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靡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又说：“比者外县难民纷纷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敌。霸州之破，敌犹不多杀掠，官军继至，始无孑遗。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岂欲毒我赤子。”
而当掌锦衣事的骆养性揭露周延儒在督师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崇祯帝为之恼怒，指责周延儒蒙蔽推诿，交付廷臣议处。周延儒自知有罪，自请戍边。崇祯帝又一改怒容，降下圣旨，说什么“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允许乘坐驿站车马回家，赐给路费，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待廷臣将处理意见奏报，崇祯帝说：“延儒功多过少”，不要再议其罪，打发其回家了事。崇祯帝赏罚不明，暗于事理，本末倒置的表现，于此可见一斑。
清兵入扰虽告一段落，而内地的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向京师进发，崇祯帝及其大明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部队相继攻克襄阳、荆州、德安等地，又经过汝州战役，打败了孙传庭的明军主力。就在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进入湖广，破汉阳，克武昌，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
这时的明朝内外交困，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都在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北京，究竟鹿死谁手呢？
崇祯十七年（1644年），干支为甲申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正月初一，这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当时的中国是在遍地烽火、炮声隆隆中迎来的。这天北京刮大风，明朝发祥地及祖陵所在地凤阳地震。据说这都是国破家亡的不祥之兆，甲申年的第一日，对明王朝几无喜庆可言。这天崇祯帝视朝，大臣们人心惶惶，朝班混乱。
但这一天对李自成的农民军来说，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并仿明六部，设六政府，各政府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开科取士，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李自成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明朝的统治心脏——北京。
正月初八，李自成亲率农民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军。农民军的战略是先入山西，取太原，然后由大名、真定而北；攻宣府，再由居庸关而入昌平，攻占北京。一路上，明军望风披靡。二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入山西，当日攻克汾州。初三陷怀庆，初八占太原，随后连下忻州、代州。明三关总兵周遇吉拼死抵抗，固守宁武关，几经激战，农民军伤亡很大。至三月初一日，农民军攻破宁武关擒杀周遇吉，战局才出现转机。初七日，明总兵姜瓖在大同投降大顺军，次日，明监军太监杜勋、总兵王承胤以宣府降。另一路大顺军由河南向北进军直隶，攻克彰德、真定、大名。
在攻克太原向北进军的途中，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讨明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祗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令，每悉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庚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谨诏。”
面对农民军的迅猛攻势，正月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问防御起义军的对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后，对崇祯帝说：“如今起义军势大，已逼近畿甸，实在是危急存亡之秋，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崇祯帝四顾无人，才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放延迟至今，但怕诸臣不从，所以还要保密。”他还和李明睿研究了南迁途中的安排。后来此议一出，马上有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出来反对，认为这是邪说，而且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崇祯帝虽然生气，但南迁之议却也因此作罢。不过此时，崇祯帝已经意识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虑退路。
大学士李建泰，自告奋勇，主动为皇上分忧，“愿以家财佐军”，领兵西行阻击农民军。二十六日，刚出北京，就以山西烽火甚急，而迟迟不前。第二天到了涿州，他的兵已经逃走了3000人。李建泰行至广宗，当地横行乡里的绅衿竟不允许他入城，结果攻打了3天才进城。然后杀绅衿王佐，笞知县张弘基。李建泰以家财佐军的幻想破灭后，进退两难，只得逡巡于畿内。三月，李建泰迎降大顺军。
二月的北京已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二月十三日，崇祯帝下《罪己诏》，企图以此唤起军民“忠君爱国”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崇祯皇帝最信赖的外戚宦官，在关键时刻，都抛弃了他。当这位曾被他们俯伏高呼的“万岁爷”按籍征其助饷，并派太监徐高让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带个头时，家藏现金50余万的周奎竟然拒绝说没有。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漫不搭理。徐高气愤地说：“外戚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报告捐纳万金，皇帝嫌少，要求捐2万。周奎又向皇后求助，皇后给他5000金，他自己又留下2千，只拿出3000.宦官王之心最富，仅纳万金，后来农民起义军拷打他，却拿出15万。宦官们为了躲避助饷表示无钱，有人故意在自家的门上大写：“此房急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入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十六日，进占昌平，焚明十二陵享殿。大顺军逼近京师，给明廷蒙上了一片阴沉的气氛，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三月十六日，大臣们在朝房商讨对策，一个个“但相顾不发一言”。同一天，崇祯帝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军队和农民起义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挨次奏对。在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而已。然而，就连崇祯帝本人的内心恐惧也无法掩饰了。崇祯帝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心不在焉。“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严景象也。”奏对还没结束，内官便忽然递进一件密封文书，崇祯帝一看，立刻面无人色，万分惊恐地进入后宫。参加奏对的臣下们面向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后一打听才知道是报告昌平失守，起义军即将兵临城下了。
这天傍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师北面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面城墙的遗址）。十七日，农民军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城里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见，唯唯诺诺，或同无言，或曰奈何？惟议巡街闭门，无一胜算也”有的官僚心怀侥幸，“犹谓城坚势重，外有大帅足倚，围三月未伤也。故城中多务积煤米，余无所问。”崇祯帝则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而且“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在了宦官手里，被驱赶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时既无训练，临事又缺粮饷，“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襄城伯李国桢所统京兵三大营屯扎于城外，大顺军一到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转手之间便成了农民军攻城的利器。
李自成为减少伤亡，命投降的明监军太监杜勋缒城入见崇祯帝。表示：“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军银百万两，退守河南”；同时“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精兵助制辽藩”。崇祯帝欲战不能，欲和不愿，犹豫不决，和议最终未成。三月十八日夜间，大顺军将士爬城而入，占领了外城。十九日凌晨，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大顺军大队人马开始攻入京城。
十八日夜晚，崇祯帝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已无法安然就寝，“徘徊殿廷，忧懑计无所出。”此时，内官张殷忽然跑上前来说道“皇爷不需忧愁，奴辈有策在此。”崇祯帝忙问何策，答到：“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使无事矣。”崇祯帝大怒，一剑把张殷刺死。直到这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复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
崇祯帝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铳带着一批内官像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北（朝阳）、安定等门乱窜，但却碰壁而回。他同身边的宦官王承恩只得登上万寿山（煤山，即今景山），眼看着烽火烛天，耳边不时传来的喊杀声越来越近。他往来徘徊多时，最后彻底绝望，丢掉一切幻想，开始安排后事：把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分别送到外公周家与田家。对皇后说：“大事已去了。”两人相对而泣。一大群宫娥围着这位自身难保的“万岁爷”哀嚎不已。他根本顾不了这些红妆粉黛，只是一甩袖子，让她们自找出路。
皇后送走了太子并二王，自我结束了生命。崇祯帝又召来了15岁的大女儿，对这位乐安公主说：“为何生我家？”意思是说，到这个时候，还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安全。崇祯帝说完就挥剑砍向自己的女儿，公主举手遮挡，被砍断了左臂，昏了过去；然后又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接着，命袁贵妃自缢，但绳子断了，他就拔剑砍了她的肩膀；最后，又胡砍乱杀了几个妃嫔。在崇祯帝认为他的后事处理差不多的时候，由王承恩陪伴，往来中南门、东华门、齐化门之间，到处奔窜。到了安定门，想冲出去，门却不开。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崇祯帝更加紧张了，他到前殿敲钟，还想召集文武百官，来一次大登殿，可是钟声不灵了，没有一个人响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位如今已落到孤家寡人地步的大明天子，登上了万寿山的万寿亭，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在一棵比人身略高的海棠树上缢死了。他的前衣襟上还写着两行字，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崇祯皇帝朱由检之死，标志着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国已经崩溃。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们还在梦中，宫内已经乱成一团。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变乱又是那样触目惊心，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夺门而逃，络绎道路，顿时一片惊惶骇乱的景象。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这天上午，大顺军迈着胜利的步伐由外城通过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北京城里的居民热烈欢迎农民军，皆在门口设立香案，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有的人在帽子上还帖上“顺民”字样，“往来奔走如故”。
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的陪同下，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象征着封建帝国权威所在的皇城。他立马承天门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李自成等人进宫时，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遂仆地。”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来。接着又搜获了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兄弟三人“身穿民间破衣，帽上亦帖顺民二字”。李自成命人给他们换下破衣服，吩咐他们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随即将明太子和二王交刘宗敏营内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目的是招徕原来为明王朝效劳的文武官员。李自成在宫内看到被朱由检砍伤的袁妃和长公主，也为之叹息，“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祯皇帝的下落。宫中既找不到朱由检的踪迹，内官和宫女也说不清去向。尚玺卿黎志陞说：“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于是，一面“令诸将南追”，一而出牌大书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一千两；隐匿者诛其全家。”过了两天，有个内官在煤山发现了朱由检所骑的马，才寻踪找到了朱由检的尸体。大顺政权把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至宫禁，停在东华门外示众，故明诸臣往哭祭拜者寥寥无几。那些不久前还在朝廷上争权固宠的明朝官僚们，这时皆树倒猢狲散，有的钻穴觅缝，希冀改换门庭；有的藏头露尾，避之唯恐不及，谁还顾及这具毫无用场的尸骸。
入城时，李自成拔箭去镞，向后军连发三矢，约定军纪：“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当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出榜安民“大军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民间逐渐安定如常。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故明官吏3000多人在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陈演的率领下，向李自成祝赞，具表劝进，准备改换门庭，投靠大顺政权。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召见这些降官。此后，他们中间有300多人被授以京职，400多人被派到大顺军控制的外省任职。二十四日，李自成开始在北京健全政权机构，同时向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派任地方官。
在北京，大顺军将领纷纷占住高门大宅、贵胄府第，日益追求享乐。农民军主要将领、铁匠出身的刘宗敏便居住在皇亲国戚田弘遇的宅中。田宅乃是京师名第，刘宗敏在府宅中，征歌逐妓，劫掠妇女，当田府中女眷潜逃却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