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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政腐败,乱世入官场

  洪承畴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入衰的时期。朝政、吏治十分腐败,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

  明朝晚期,政治经济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危机四伏。这种形势对刚踏入仕途的洪承畴来说,必然是有所影响的。封建社会的衰世之臣,大多成为贪官污吏,或与奸佞之臣同流合污。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想用自己的政绩改变这种衰败的局面。洪承畴就属于后一种人。

  洪承畴24岁那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随后又任刑部贵州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接着,又改任刑部云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他先后在刑部任事6年,在那时腐败的官僚机构中,洪承畴大约也很难显示其才能,对他的这段历史,史书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到天启二年(1622年),洪承畴已进入而立之年,被擢升为两浙提学道佥事。到地方以后,他的才能多少能有所发挥,2年后又升迁为两浙承宣布政使左参议。又过了3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洪承畴35岁时,被升为陕西督粮道参议。

  从24岁中进士选刑部主事,到35岁任粮道参议,历时11年,职务变动频多,每次都略有升迁。可以想见,洪承畴为官是勤恳从事、小心谨慎的,既没有过分迎合上司,也还有些政绩,能得到上司的青睐。正像墓志里所说,“任刑部主事,公正执法”。在那时政治腐败、中央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的状态下,作为一个刑部普通官员,是很难起作用的,更难设想对明朝循正吏治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30岁以后,他外调浙江,同样是每有升迁,但从提学道佥事,到任督粮参议,又历时5年,从职务上看,升迁不快,仍属中下级官员。

  就在洪承畴于腐败的朝政中苦苦支撑时,明思宗朱由检的即位,使他看到了一线光明。

  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朝亡国之君。朱由检是明光宗的第五子,明熹宗的异母兄弟,熹宗于1627年8月卒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明思宗朱由检号为“崇祯”。

  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朱由检对“大厦欲倾”的大明王朝的恢复和巩固,是有着具体的筹划和不凡的构想的。如果说他在《即位诏》中所说的“祖功宗德,惟只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略嫌空洞抽象的话,那么,他在政务的处理过程中所表示的意向,就显得具体多了。

  朱由检于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十二日戒谕百官说:“朕闻除奸赏俊,人主之大权;毕力竭忠,人臣之大节。故必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今为尔文武百官明诏之;迩督师王之臣奏安插属夷者,逆恶罪妪,表里为奸,招聚群狐,盗窃国柄,刑政多懈,赏罚无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结万民之怨,此尔诸臣所目见也。幸天厌太奸,早正国法,蠢孽尽洗,内外廓清。即尔诸臣,才品各有短长,立身各有本末,殷鉴不远,其可忽诸。自今为始,各务涤渣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延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联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其有挟私坏公,逞臆荧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眴妄营者,朕不时廉察,决不轻贷。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惟其大法小廉,柔远宁迩,以佐朕平明之治。”

  当年五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又在平台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对阁臣说:“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告谕吏部大臣说:“起废事重,会推宜慎。”斥责户部“帑金零星,边饷措办无术。”谕兵部边事尚书王在晋“语未详,命内使授笔札录进。”告谕刑部:“天旱,凡用法务效先朝平允。”

  次日,朱由检又告谕吏、户、兵三部说:“昨召对九卿科道等官,辅臣刘鸿训奏,官员更调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终鲜实效。又云海内差繁赋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调速则民受扰,官久任则课成功。今后藩臬郡邑官,务择人地相宜,俱如旧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许朦转改调。言官荐举人才,不无过私市恩。今后吏部以荐疏成册,后或隳职偾事,举主连坐。辽、黔兵事未结,加派前已不少,该部将新旧兵饷造简明册呈进,抚接官查有司私派即参处。三尺法在,断不尔贷。司农系军国命脉,非清严心计之臣,岂胜其任,所荐毕自严才品兼优,户部尚书缺,速行推补。”又谕吏部:“严纠贪墨,慎选抚按。”

  上述记载可以窥探出朱由检治理朝政的不凡构想:人主除奸赏俊,人臣毕力竭忠,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百官大臣,各司其职,忠于职守,一心为公。这类训示,似有老生常谈之嫌。诚然,任何一位封建统治者,在其即位之初,都会有如是戒谕。可是,对处在正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和处在非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同一训示和戒谕,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当为平庸之辈的平庸说教,而后者却可透露出其非同一般的不凡气象。

  由于魏忠贤集团的长期经营,窃夺权柄,胡作非为,已将朝廷政治搅扰得混乱不堪,正常的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百官大臣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根本无心为朝廷的稳固或发展尽忠职守。尤其是一些奸佞之徒,趁机钻营奔走,以谄媚为能事,企求高官厚禄。这种反行邪念像瘟疫一样,蔓延于朝廷内外的百官大臣之中,侵蚀着已经衰朽的国家肌体。所以,朱由检在智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在“职掌还之有司”之时,要求百官“致忠竭节”,其目的在于将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从而加速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这一点说,朱由检的训谕就有着不凡的特殊意义。

  第二,大恶既除,加强吏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选拔廉能之士,充任重要官职。这也是朱由检不凡的构想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兴亡治乱之由,多在于用人的得失。朱由检从皇兄宠任魏忠贤的失误中,深深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从整饬朝政出发,在选拔官员过程中,注重实效,对祖制多有变通。诸如阁臣不专用翰林,选官不分甲科、乙科及先才后守、推行久任之法等。

  第三,注意以封建法律条例约束官吏。在朱由检的心目中,祖宗成法,诸司职掌,条理分明,尤其是各种法律条例,十分细密。而且相信并依靠这些法律条例来约束各级官吏,可以收到扭转危局,迈向朝政清明的效果。因此,他在朝见、议政、告谕诸活动中,反复强调,“三尺具在,断不尔贷”,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朱由检即皇帝位于危难之时,有上述不凡的构想,就其动机而言,是极好的;对一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且为此付诸满腔热情和心血。然而,是其操之太急,抑或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认识浅薄,甚至有所隔膜,终于使其不凡的构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得软弱无力。

  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都记述朱由检即位之后为大明王朝的中兴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是众口一词。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等美好的词句,都不厌其烦地加诸于朱由检。而这类赞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事实根据的。可以这样说,勤于政事,不知疲倦,且始终如一,以及他的执着精神,不仅与其皇祖、皇兄的长年不临朝听政、专事淫乐判然有别,形成鲜明的对照,乃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之中,也为数不多。

  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劳及其精明强干,比起不理朝政而沉湎游乐的昏庸之王,应该说对天下的治理,其结果判然有别。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即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此类历史事例,所在多有。

  朱由检处于明代末世,且危机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将不凡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必须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对百官的选拔和任用。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而应是重视在非常时期能救时济世的实际才干,不十分注重操守。为此,他与左都御史有过争论,可以透露其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

  当刘宗周指责朱由检处分未当,请求进贤才、开言路时,朱由检说:“目下烽火遍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

  朱由检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朱由检说:“大将别有才局,非独操守可望成功。”宗周说:“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稗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朱由检说:“朕已知之。”为臣的守经重道,言之有理;为君的权宜变通,以济时艰。君臣意见相左,终以为君的旨意施行。据此,选拔任用官吏的原则为之一变:

  第一,阁臣拣选,不专翰林。所谓翰林,是对在翰林院任职官员的简称,其主要职掌是从事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同时考议制度,详正支书,备天子顾问。明朝初年,翰林院官员,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年),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于是自此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谙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周道登、郑以伟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朱由检的判断,这也是发生在崇祯朝的颇为典型的事例。

  一天,朱由检御经筵,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朱由检听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悦,继而“微笑嘻甚。”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鄙浅的奏对,不仅朱由检很不高兴,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

  另一位修清自好、读书过目不忘的郑以伟,文章奥博,而不善于票拟,曾叹息说:“吾富于万卷,窘于数行,乃为后进所藐。”就是这样一位书呆子,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以为是人名,在票拟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朱由检予以驳改,才恍然醒悟。

  因此,朱由检便对翰林院、内阁的组成“思用他官参之。”其一,改变旧例,用治行著卓的知县、推官入翰林院,分别任编修、检讨。翰林院官员的来源,为之一变,不再是缺乏实践经验的进士。封建史家盛赞朱由检的这一变更,“盖亦创举,非常制也。”其二,阁臣拣选,不专翰林,在崇祯朝始于张至发。

  史载,崇祯五年(1632年),起复张至发任顺天府丞,升迁光禄卿。因其“精核积弊,多所厘正”受到朱由检的信任。崇祯八年(1638年)六月,增置内阁阁臣,朱由检来到午门,召廷臣数十人,“于阶旁列几研”,告谕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阁臣、尚书立阶上,余分班试阶下。中官发给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传谕将疏票拟书于柬上,一稿一誊,九卿詹翰各拟进。”又命吏部录其年貌履历,“遂擢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许瓒后,外僚入阁,自至发始。后来,朱由检皆以此为拣选阁臣的原则。可是吏部仍跳不出“非翰林不入阁”的窠臼,还是从翰林院官中会推,朱由检“不允,命再酌之。”并说:“词臣不拘资序,前旨甚明,何槛徇游移也,其并推在籍堪任者。”最后推出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户部尚书程国祥、兵部尚书杨嗣昌、工部右侍部蔡国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俱改礼部尚书;礼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复粹,并进礼部左侍郎,皆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

  朱由检的用意极为明确,“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减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部),逢年以礼(部),嗣昌以兵(部),国用以工(部),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明代选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国之初,朱元璋曾告谕吏部,选任官吏,“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至弘治、正德以后,“资格始拘,”极为严格,变为成例。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之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杂流。进士为一途,贡举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这就是三途并用的具体内容。

  京官的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的知州、推官、知县,在进士中选任,外官的推官、知县及学官,在举人或贡生中选任,京官的五府、六部首领官及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的属官,在官荫生中选任,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的首领官,在监生中选任,外府、外卫、盐运司的首领官及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员,在吏员、承差中选任。因而进士与举人、贡生的授官“轩轾低昂,不啻霄壤。”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对“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的现状颇为不满,乞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核政绩,不问其出身。”但由于积重过深,难以改变。朱由检为贯彻其务实的宗旨,面对积重难返的情势,仍在努力地变更着。

  朱由检首先从科举应试入手。崇祯三年(1630年)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太低昂,宜变通,则贤才日广。”朱由检“命所司即行。”后来策贡士,阁臣拟策问二道,进呈批示,朱由检“自手书大半”,涉及的内容都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最为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当知贡举礼部侍郎林釬奏陈,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时。朱由检“念其该洽,许进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外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由此接迹矣。”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方逢年、倪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悉如文例。”朱由检批准,“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举殿试自此始。”

  注重实际才能,破格选拔官吏,这是朱由检的又一举措。为此,他多次告谕吏部说:“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又说:“朝廷设官,分叙爵秩,优任才能。近来人心日竞,铨政诡随。如传升京堂,本酬劳奖贤。今则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不论贤否,循例必浮。至于监司、知府,官阶隆重,祖宗特选朝臣为之,何以今日轻鄙若此,背违旧制,竞习嚣风。若不亟加挽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营卿贰矣。今添注闰升,一概停止。以后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优者,准升监司,风力稍逊升知府。若才品劳勋并懋及司道卓异,准予京堂。永遵为令。敢朦胧奏引,必置重典。”从中透露出朱由检不拘于资俸履历约束的旨意。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后金兵临京师,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上书进言,极力主张破庸俗之调,开功名之门。他说:“国家养士三百年,豪杰谁不思望风而自效于阙下者。但此辈不屑奔走于庸夫俗子之前,而又不能夤缘要结以展布其用。若招徕而鼓舞之,则一人可当千百人之用矣。伏维皇上惕然改图,破庸俗之调,开功名之门,任选豪杰。凡战守之方,犄角之术,一切为其所欲为。如能决策捍都城,使戎骑不至近郊,予以爵赏;能控通州、昌平决战,不犯山陵,不扼饷道,予之爵赏。”

  与此同时,庶吉士金声也上书奏陈以重兵守通州、昌平,且推荐申甫及刘之纶。本来,金声与同馆刘之纶以及游僧申甫相互为友。“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刳木为西洋大小炮,不费司农钱。”朱由检得此推荐,立即命“取其车入览”,十分高兴,并于当日召见。刘之纶谈及兵事,“了了口辨”,朱由检十分高兴。遂授申甫为京营副总兵,赐白银十七万两,令其招募新军,“便宜从事”,改金声兼山东道御史,监申甫军;授刘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

  刘之纶的超擢,一是时势的需要,一是他终成举子业而被选为庶吉士,只是属破格升迁的范畴。而从崇祯九年(1636年)后,朱由检极力打破用人唯进士的格局。此年二月,准安武举陈启新上书力陈时弊,尤其是对用人唯进士的积习大加抨击,他说:“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也。旧制,给事、御史,教官得为之。其后途稍隘,而举人、推官、知县犹与其列,今惟以进士选。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此行取考选之病也。请停科目以绌虚文,举孝廉以崇实行,罢行取考选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田赋以苏民困,专拜大将以节制有司便宜行事。”

  陈启新捧着奏章在正阳门跪了3天,才由中官进入宫中。此疏虽然“无关大计,”且有大臣批驳。然而,它与朱由检破格用人的旨意相吻合,还是受到了朱由检的称赞,并“立擢吏科给事中。”谈迁对此评论说:“上方锐意求治,思政弦易辙,复国初之旧。陈启新狂言无忌,适投其会。辟门之典,有倡幸途。后上亦知其人无足重,第耻于示过,以庸众人置之。则圣意固有自在也。”

  朱由检又申破格旁求之意,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科。”因而,就整个明代来说,出现了如下局面:“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10人:丘民仲、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

  虽然崇祯皇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

  同时,不能忽视崇祯帝的滥杀、多疑、贪财、苛政、昏庸等诸多亡国之君的特征。尽管继位之后迅速剿灭魏忠贤一党,显示了其果敢的一面,但在随后的十余年执政生涯中其内阁成员如走马灯般更迭,兵部尚书及督师等也是屡遭贬斥乃至冤杀,其余大臣更是终日惶恐,朱由检的滥杀和多疑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明崇祯年间的朋党之争的态势并未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朱由检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洪承畴在这位亡国之君的手下,将会做出什么样的政绩呢?崇祯二年(1629年)春夏之交,洪承畴37岁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陕西清涧县农民王左挂率起义军进攻耀州(今耀县)时,洪承畴率领一部分官兵联合率地乡勇共万余人,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围困于云阳,迫使这支农民军乘雷雨之夜突围出去。洪承畴的文韬武略才能初露头角。那时正值明军战斗力衰弱,各支明军都败于农民军手下,洪承畴表现出的才能,必然受到当局的重视。从此,洪承畴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迹,同镇压农民军是分不开的。此后几年,他一直是陕、晋、豫各省农民军的死对头。他所率领的明军,成为明王朝最得力的一支部队,也是崇祯一朝最可倚重的长城,被人称为“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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