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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地主
1847年初夏，雅斯纳亚·波良纳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托尔斯泰的几个兄弟和妹妹在这里重又相聚了。随着孩提时代的过去，这样的机会已经难得。他们漫步在当年度过了无数美好时光的花园小径上，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就像童年爱听大哥讲故事一样，如今尼古拉讲述的高加索生活再次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弟妹。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塔吉雅娜姑姑也从她妹妹那儿回来了。
托尔斯泰兄妹们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尼古拉当了军官，谢尔盖和德米特里都已大学毕业，托尔斯泰不久前退学回到了家乡，小妹玛丽娅虽未满18岁，但已经准备出嫁。这次，他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相聚主要是为了分割父亲留下的家产。其实分家的事早在一年前就已有所准备，只是因大哥不在家而未能正式履行手续。按照当时贵族析产的惯例，妹妹玛丽娅只能获得全部财产的1/14.但是几位哥哥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妹妹，愿意让她一起参与平等的分配。父亲留下的家产主要是几块领地，但它们分布在各处，有的还在外省。财产总值为18.7万多卢布。领地分成了5份，差额用现金贴补。大哥尼古拉的领地是祖传分了比罗戈沃这块较大的领地，它位于图拉省的克拉比信斯克县；德米特里分到了谢尔巴乔夫卡村，它位于库尔斯克省；托尔斯泰则要了雅斯纳亚·波良纳（还包括雅森基、雅戈德纳亚等几个村庄）。相比之下，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收入要少于其他几块领地，但是出于故土亲情和对亲人，特别是对母亲的怀念，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7月11日，托尔斯泰兄妹一起到图拉法院办理了析产手续。此后不久，几位哥哥先后离开了。几个月后，妹妹也出嫁了。应托尔斯泰之请求，塔吉雅娜姑姑留在了雅斯纳亚·波良纳，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
如今的托尔斯泰已是一个拥有1470俄亩土地（其中175俄亩是森林）和330名男性农奴的青年地主。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这份田产。就在这一年，别林斯基发表了《致果戈理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主张。当时的托尔斯泰显然的，坐落在切尔尼河畔；谢尔盖和玛丽娅平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水准，但是他对农民的苦难和不幸已经有所觉察，出于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增加庄园收入的需要，托尔斯泰把农事改革和改善农民处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托尔斯泰后来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生动地反映了作家这一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绪。有人曾经这样对作家说：“当我读了这篇小说后，活生生地觉得这些都是您经历过的，在这些画面中，一个线条也不是虚构的。”托尔斯泰作了肯定的回答。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从大学退学回到了家乡。他在给姑姑的信中写道：“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700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踌躇满志的托尔斯泰正像他的小说主人公那样相信：“我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他甚至也像他的主人公那样被自己的种种美好的愿望和计划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看到，前面是供他一生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他要毕生行善，这样生活他就会幸福。他无需去寻找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现成的，他有直接的义务——他有农民……在他看来，既快乐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使他们富足，让他们受教育，铲除他们那些由无知和迷信产生的恶习，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他们爱善……’这是多么灿烂，多么幸福的前程啊！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为此我将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将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标。奇妙的前程啊！”
年轻的托尔斯泰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执著，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治理农庄经济的事务中。他购置了脱谷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办起了农场；他把一部分森林划给农民经营，并取消了对农民的肉体惩罚；他常到村子里去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接待求见的农民，还通过村社大会给贫苦的农民以救济等等。他的这些努力甚至引起了附近的一些地主的不满。然而，最令托尔斯泰沮丧、失望和不解的是，他的一切努力和种种改革措施并没有收到他所意想的结果。他买来的机器或本身不适用，或农民根本不想用；他的改善农民境遇的努力不是因为他自身力不从心，就是因为遭农民拒绝而告失败。一年过去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领地的经营管理也毫无起色。这一切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里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
聂赫留道夫从事了一年的农事改革，可是他在自己领地的村庄里见到的仍是一派衰败不堪的景象。那天，他来到农民丘里斯的家，只见丘里斯的住房：
“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致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槛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仅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
“院子里面也是一片贫困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
“走进正房，只见门角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些破布片和衣服，放圣像的墙边则爬满了蟑螂。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像是随时都会坍塌。”
看到这番景象，青年地主感到震惊。他“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向丘里斯提出“我乐意帮助你”的建议。可是，丘里斯却报以“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个“一生都是在力不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农民，聪明、憨厚，而且在赤贫中仍保持着“一种平静的自信”。他凭着自己的本能和对地主老爷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婉言谢绝了聂赫留道夫的善举。他推说家里人手少，活儿忙，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地主办的学校，也不让妻子上地主的医院。当聂赫留道夫建议丘里斯搬出那摇摇欲坠的住房，迁入他为农民盖的砖房时，丘里斯说什么也不愿意。他说：“房子是体面得很！跟监狱似的。”“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里去，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他的妻子则哭着跪倒在聂赫留道夫脚下，一面不要命地磕着头，一面喊着：“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这真是对刚才还在为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的聂赫留道夫的莫大讽刺，他只得赶紧收回自己的建议。事后，聂赫留道夫又作了一番表白：“……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可是面对青年地主那动听的诤诤誓言，“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着，就像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又与己无关的话一样。类似的情况，聂赫留道夫在其他农民家中也碰上了。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青年地主同情农民的不幸，但似乎又不能完全明白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因此他问丘里斯：“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丘里斯回答道：“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黏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而且因为土地是地主的，丘里斯夫妇还得长年为地主服劳役。正是农奴制度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造成了农民的不幸。当然，聂赫留道夫，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托尔斯泰都还没有勇气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托尔斯泰后来曾谈到：“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被视为天经地义；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正因为这样，托尔斯泰出于自身的道德追求而作出的小改小革不可能不失败。
农事改革的失败使青年托尔斯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时无所适从，仿佛精神上出现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真空。他埋头钻研音乐、绘画、法律、医学，甚至整天坐着弹钢琴，可是一种无名的惶惑仍不时袭上他的心头。18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托尔斯泰将领地交给妹夫管理，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去了莫斯科。托尔斯泰莫斯科之行的初步设想是准备功课迎接副博士学位的考试，但是更主要的是为了摆脱农事改革失败带来的忧郁感，寻求一种精神解脱。因此，托尔斯泰并没有去认真复习迎考，而是步入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生活。此后二三年，是托尔斯泰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最游移不定的阶段。
这次来到莫斯科，托尔斯泰住在朋友别尔费里耶夫家。别尔费里耶夫是个散漫的、交游甚广的贵族，后来他成了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形象的原型。与别尔费里耶夫等贵族朋友一起，托尔斯泰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甚至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如迷上了纸牌。这一迷恋使托尔斯泰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赌债，以致他不得不在每封寄往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信件中请求给他寄钱来。多年后，托尔斯泰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写道：“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这样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而只不过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使人容易懒散。”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月后，托尔斯泰又不满于自己“沉溺于世俗生活”，于是在1849年1月底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
刚到彼得堡，托尔斯泰感到特别振奋。在那里他不仅遇到了旧友和结识了新交，而且新的环境也使他变得勤奋起来。2月中旬，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表示。“彼得堡的生活对我有着巨大的、良好的影响。它教我从事活动的本领，并且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我的时间安排。什么也不做是不行的，人人都在忙碌，人人都在奔波，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你一起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你一个人是不能过这种生活的。”此时，他打算不再像过去那样“穷究哲理”，而是想老老实实地通过彼得堡大学的副博士学位考试，走许多贵族青年所走的仕宦之途。就在上面那封信中，他告诉哥哥：“我已经决定在这里等我的考试，然后去服务，而且打算永远留在这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托尔斯泰以优等的成绩通过了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的考试。可是，托尔斯泰很快改变了主意，一种新的前程又在吸引着他。他几乎已经下决心要“进骑兵联队当一名士官生”了，他幻想2年后（或者在更短的时间里）成为一名军官。然而，没过多久，托尔斯泰再次放弃了他的计划，重新过起了散漫的生活。一晃，5个月过去了。托尔斯泰痛感自己在彼得堡“什么有用的事也没有做，只是花费了一大堆钱，还负了债”，他决定离开京城，重返家乡。途中，他结识了才华出众的德国钢琴家鲁道尔夫，并邀请鲁道尔夫与他一起来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1849年夏天，托尔斯泰虚心向鲁道尔夫学习，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的天地中。他构思过一部音乐论著《音乐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规则》，甚至还产生过当一名职业音乐家的想法。这时期，托尔斯泰不仅热烈地爱好莫扎特、舒伯特、巴赫、肖邦等作曲家的优秀作品，而且十分钟情于民间歌曲，如俄罗斯民歌、哥萨克民歌和吉卜赛民歌等。他曾为当地的一个出色的吉卜赛合唱团所深深吸引，还将动人的吉卜赛民歌谱成了乐谱。秋天，他又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并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办了一所学校，收了20名农民的孩子为学生，由粗通文字的仆人福卡执教，上课的内容主要是识字、算术和圣经。托尔斯泰每隔一两天总要到学校来一次，有时还登上讲台亲自为孩子们授课。他为这些学生编写了一本由浅显的格言组成的字帖，让学生反复临摹，弄懂意思。休息的时候，他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期末，他还给那些学得比较好的孩子发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所学校办了2年，后因托尔斯泰远赴高加索而停办。这是托尔斯泰为农民办学的初次尝试。
那年11月，托尔斯泰在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中担任了一个公职，不过这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务。此后一年，作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仍不时需要分心于他的领地的经营管理，但是已没有过去的那种热情，他的生活目的仍不明确。他常常到远离庄园的猎场去打猎，不时出入于各种宴请和舞会，有时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练琴和练体操上，而纸牌的诱惑也一再使托尔斯泰置身其间而难以自拔，他写道：“最主要的是玩纸牌，我输得很厉害！扰乱了我的事务。”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内心矛盾、自我剖析和反省仍时时表现出来。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我已经第二天像这样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我完全像牲口似地打发日子，尽管还没有完全无所事事，但自己的事业几乎全都放弃了，在精神上也颓唐下去了。”“我浪费了许多光阴。开始迷恋于上流社会的娱乐，后来心灵又感到空虚。”“我沉湎于放荡的生活以后发现，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这一方面却远远胜过我，这使我痛心。于是我确信，这不是我的使命。”“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
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托尔斯泰在1850年底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他决心“不再构筑空中楼阁”，重新实实在在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来到莫斯科后不久，他租了一套挺像样的住宅，想就此定居下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居：“我的住处很好，它由四个房间构成：就餐室里有一架我租来的钢琴；会客室有一张沙发、六把椅子和一张核桃木做成的桌子，上面铺着红毯，还有3面镜子；办公室里放着我的写字台、办公桌和沙发，另有一间房子相当大，有卧室和更衣室，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外室……”托尔斯泰考虑过结婚和谋职，但后来，前者他“依照大哥尼古拉的聪明建议而缓办”，后者则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他主观上“又想做许多与此不兼容的事情”而根本没办。这时，他也常冒出赌牌的念头，但意识到此事“既肮脏又低下”而有所克制。这颗年轻的、焦躁不安地探索着人生的心灵已开始注意到一个新的生活目标——文学创作。
新居面临大街，托尔斯泰爱坐在窗前观察街上的人们。一天，他读完斯泰恩的小说《感伤的旅行》，颇受触动，抬头望见大街上人来车往的景象，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个岗警在这里来回走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辆马车驶过，谁坐在里边？往哪儿去？他在想什么？谁住在这栋房子里？他们的内心生活是什么样的？把这一切写出来该多有意思，用这些可以写出一部多么有趣的书啊。”这时，一种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付诸文字的愿望萌生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当天晚上，托尔斯泰就开始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茨岗人生活的故事》，但托尔斯泰没能写完它，而且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不久，托尔斯泰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昨天的故事》，这部作品也没写完，但是它的手稿保存至今。从托尔斯泰最初的创作尝试中已可以见到作家对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文字：“写一部我昔日的故事”（1851年1月18日）；“写下”生活的“某一天，连同这一天所产生的全部印象和意念”（1851年3月24日）。显然，托尔斯泰后来发表的处女作《童年》也在这时开始构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始创作的最初阶段，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文学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他写道：
“拉马丁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其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会有文学。一切著作要想写好，必须像果戈理谈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仿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
1851年春天来到了，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个鹅黄嫩绿、鸟语花香的季节，春天总是使他感到精神振奋，“随着大自然的复苏，使自己也想要新生。”“未来在你的面前闪闪发亮。”这时的托尔斯泰已经越来越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近年来游移不定的生活，他在日记里（包括那本富兰克林式的札记中）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的缺点不断作出无情的剖析。4月初，托尔斯泰就是带着这种对闪闪发亮的未来的朦胧憧憬，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本来是为度假期满，即将返回部队的大哥尼古拉送行的，但是他很快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决定与当炮兵军官的大哥一起前往高加索。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可以从他后来写的中篇小说《哥萨克》的一个版本中得以觅见：主人公奥列宁决定前往高加索：
“是为了要孤独，为了要尝尝困苦的滋味，在困苦中考验自己，为了要经历危险，在危险中考验自己，为了要以劳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一下子摆脱旧的轨道，一切都重新开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对了，那边才有幸福！他这样肯定，并且怀着憧憬未来幸福的兴奋心情，匆匆地奔向那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第三章 戎马生涯
托尔斯泰兄妹们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尼古拉当了军官，谢尔盖和德米特里都已大学毕业，托尔斯泰不久前退学回到了家乡，小妹玛丽娅虽未满18岁，但已经准备出嫁。这次，他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相聚主要是为了分割父亲留下的家产。其实分家的事早在一年前就已有所准备，只是因大哥不在家而未能正式履行手续。按照当时贵族析产的惯例，妹妹玛丽娅只能获得全部财产的1/14.但是几位哥哥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妹妹，愿意让她一起参与平等的分配。父亲留下的家产主要是几块领地，但它们分布在各处，有的还在外省。财产总值为18.7万多卢布。领地分成了5份，差额用现金贴补。大哥尼古拉的领地是祖传分了比罗戈沃这块较大的领地，它位于图拉省的克拉比信斯克县；德米特里分到了谢尔巴乔夫卡村，它位于库尔斯克省；托尔斯泰则要了雅斯纳亚·波良纳（还包括雅森基、雅戈德纳亚等几个村庄）。相比之下，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收入要少于其他几块领地，但是出于故土亲情和对亲人，特别是对母亲的怀念，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7月11日，托尔斯泰兄妹一起到图拉法院办理了析产手续。此后不久，几位哥哥先后离开了。几个月后，妹妹也出嫁了。应托尔斯泰之请求，塔吉雅娜姑姑留在了雅斯纳亚·波良纳，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
如今的托尔斯泰已是一个拥有1470俄亩土地（其中175俄亩是森林）和330名男性农奴的青年地主。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这份田产。就在这一年，别林斯基发表了《致果戈理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主张。当时的托尔斯泰显然的，坐落在切尔尼河畔；谢尔盖和玛丽娅平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水准，但是他对农民的苦难和不幸已经有所觉察，出于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增加庄园收入的需要，托尔斯泰把农事改革和改善农民处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托尔斯泰后来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生动地反映了作家这一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绪。有人曾经这样对作家说：“当我读了这篇小说后，活生生地觉得这些都是您经历过的，在这些画面中，一个线条也不是虚构的。”托尔斯泰作了肯定的回答。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从大学退学回到了家乡。他在给姑姑的信中写道：“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700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踌躇满志的托尔斯泰正像他的小说主人公那样相信：“我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他甚至也像他的主人公那样被自己的种种美好的愿望和计划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看到，前面是供他一生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他要毕生行善，这样生活他就会幸福。他无需去寻找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现成的，他有直接的义务——他有农民……在他看来，既快乐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使他们富足，让他们受教育，铲除他们那些由无知和迷信产生的恶习，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他们爱善……’这是多么灿烂，多么幸福的前程啊！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为此我将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将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标。奇妙的前程啊！”
年轻的托尔斯泰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执著，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治理农庄经济的事务中。他购置了脱谷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办起了农场；他把一部分森林划给农民经营，并取消了对农民的肉体惩罚；他常到村子里去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接待求见的农民，还通过村社大会给贫苦的农民以救济等等。他的这些努力甚至引起了附近的一些地主的不满。然而，最令托尔斯泰沮丧、失望和不解的是，他的一切努力和种种改革措施并没有收到他所意想的结果。他买来的机器或本身不适用，或农民根本不想用；他的改善农民境遇的努力不是因为他自身力不从心，就是因为遭农民拒绝而告失败。一年过去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领地的经营管理也毫无起色。这一切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里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
聂赫留道夫从事了一年的农事改革，可是他在自己领地的村庄里见到的仍是一派衰败不堪的景象。那天，他来到农民丘里斯的家，只见丘里斯的住房：
“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致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槛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仅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
“院子里面也是一片贫困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
“走进正房，只见门角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些破布片和衣服，放圣像的墙边则爬满了蟑螂。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像是随时都会坍塌。”
看到这番景象，青年地主感到震惊。他“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向丘里斯提出“我乐意帮助你”的建议。可是，丘里斯却报以“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个“一生都是在力不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农民，聪明、憨厚，而且在赤贫中仍保持着“一种平静的自信”。他凭着自己的本能和对地主老爷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婉言谢绝了聂赫留道夫的善举。他推说家里人手少，活儿忙，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地主办的学校，也不让妻子上地主的医院。当聂赫留道夫建议丘里斯搬出那摇摇欲坠的住房，迁入他为农民盖的砖房时，丘里斯说什么也不愿意。他说：“房子是体面得很！跟监狱似的。”“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里去，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他的妻子则哭着跪倒在聂赫留道夫脚下，一面不要命地磕着头，一面喊着：“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这真是对刚才还在为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的聂赫留道夫的莫大讽刺，他只得赶紧收回自己的建议。事后，聂赫留道夫又作了一番表白：“……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可是面对青年地主那动听的诤诤誓言，“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着，就像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又与己无关的话一样。类似的情况，聂赫留道夫在其他农民家中也碰上了。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青年地主同情农民的不幸，但似乎又不能完全明白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因此他问丘里斯：“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丘里斯回答道：“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黏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而且因为土地是地主的，丘里斯夫妇还得长年为地主服劳役。正是农奴制度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造成了农民的不幸。当然，聂赫留道夫，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托尔斯泰都还没有勇气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托尔斯泰后来曾谈到：“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被视为天经地义；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正因为这样，托尔斯泰出于自身的道德追求而作出的小改小革不可能不失败。
农事改革的失败使青年托尔斯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时无所适从，仿佛精神上出现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真空。他埋头钻研音乐、绘画、法律、医学，甚至整天坐着弹钢琴，可是一种无名的惶惑仍不时袭上他的心头。18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托尔斯泰将领地交给妹夫管理，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去了莫斯科。托尔斯泰莫斯科之行的初步设想是准备功课迎接副博士学位的考试，但是更主要的是为了摆脱农事改革失败带来的忧郁感，寻求一种精神解脱。因此，托尔斯泰并没有去认真复习迎考，而是步入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生活。此后二三年，是托尔斯泰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最游移不定的阶段。
这次来到莫斯科，托尔斯泰住在朋友别尔费里耶夫家。别尔费里耶夫是个散漫的、交游甚广的贵族，后来他成了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形象的原型。与别尔费里耶夫等贵族朋友一起，托尔斯泰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甚至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如迷上了纸牌。这一迷恋使托尔斯泰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赌债，以致他不得不在每封寄往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信件中请求给他寄钱来。多年后，托尔斯泰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写道：“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这样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而只不过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使人容易懒散。”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月后，托尔斯泰又不满于自己“沉溺于世俗生活”，于是在1849年1月底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
刚到彼得堡，托尔斯泰感到特别振奋。在那里他不仅遇到了旧友和结识了新交，而且新的环境也使他变得勤奋起来。2月中旬，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表示。“彼得堡的生活对我有着巨大的、良好的影响。它教我从事活动的本领，并且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我的时间安排。什么也不做是不行的，人人都在忙碌，人人都在奔波，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你一起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你一个人是不能过这种生活的。”此时，他打算不再像过去那样“穷究哲理”，而是想老老实实地通过彼得堡大学的副博士学位考试，走许多贵族青年所走的仕宦之途。就在上面那封信中，他告诉哥哥：“我已经决定在这里等我的考试，然后去服务，而且打算永远留在这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托尔斯泰以优等的成绩通过了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的考试。可是，托尔斯泰很快改变了主意，一种新的前程又在吸引着他。他几乎已经下决心要“进骑兵联队当一名士官生”了，他幻想2年后（或者在更短的时间里）成为一名军官。然而，没过多久，托尔斯泰再次放弃了他的计划，重新过起了散漫的生活。一晃，5个月过去了。托尔斯泰痛感自己在彼得堡“什么有用的事也没有做，只是花费了一大堆钱，还负了债”，他决定离开京城，重返家乡。途中，他结识了才华出众的德国钢琴家鲁道尔夫，并邀请鲁道尔夫与他一起来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1849年夏天，托尔斯泰虚心向鲁道尔夫学习，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的天地中。他构思过一部音乐论著《音乐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规则》，甚至还产生过当一名职业音乐家的想法。这时期，托尔斯泰不仅热烈地爱好莫扎特、舒伯特、巴赫、肖邦等作曲家的优秀作品，而且十分钟情于民间歌曲，如俄罗斯民歌、哥萨克民歌和吉卜赛民歌等。他曾为当地的一个出色的吉卜赛合唱团所深深吸引，还将动人的吉卜赛民歌谱成了乐谱。秋天，他又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并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办了一所学校，收了20名农民的孩子为学生，由粗通文字的仆人福卡执教，上课的内容主要是识字、算术和圣经。托尔斯泰每隔一两天总要到学校来一次，有时还登上讲台亲自为孩子们授课。他为这些学生编写了一本由浅显的格言组成的字帖，让学生反复临摹，弄懂意思。休息的时候，他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期末，他还给那些学得比较好的孩子发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所学校办了2年，后因托尔斯泰远赴高加索而停办。这是托尔斯泰为农民办学的初次尝试。
那年11月，托尔斯泰在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中担任了一个公职，不过这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务。此后一年，作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仍不时需要分心于他的领地的经营管理，但是已没有过去的那种热情，他的生活目的仍不明确。他常常到远离庄园的猎场去打猎，不时出入于各种宴请和舞会，有时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练琴和练体操上，而纸牌的诱惑也一再使托尔斯泰置身其间而难以自拔，他写道：“最主要的是玩纸牌，我输得很厉害！扰乱了我的事务。”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内心矛盾、自我剖析和反省仍时时表现出来。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我已经第二天像这样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我完全像牲口似地打发日子，尽管还没有完全无所事事，但自己的事业几乎全都放弃了，在精神上也颓唐下去了。”“我浪费了许多光阴。开始迷恋于上流社会的娱乐，后来心灵又感到空虚。”“我沉湎于放荡的生活以后发现，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这一方面却远远胜过我，这使我痛心。于是我确信，这不是我的使命。”“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
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托尔斯泰在1850年底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他决心“不再构筑空中楼阁”，重新实实在在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来到莫斯科后不久，他租了一套挺像样的住宅，想就此定居下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居：“我的住处很好，它由四个房间构成：就餐室里有一架我租来的钢琴；会客室有一张沙发、六把椅子和一张核桃木做成的桌子，上面铺着红毯，还有3面镜子；办公室里放着我的写字台、办公桌和沙发，另有一间房子相当大，有卧室和更衣室，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外室……”托尔斯泰考虑过结婚和谋职，但后来，前者他“依照大哥尼古拉的聪明建议而缓办”，后者则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他主观上“又想做许多与此不兼容的事情”而根本没办。这时，他也常冒出赌牌的念头，但意识到此事“既肮脏又低下”而有所克制。这颗年轻的、焦躁不安地探索着人生的心灵已开始注意到一个新的生活目标——文学创作。
新居面临大街，托尔斯泰爱坐在窗前观察街上的人们。一天，他读完斯泰恩的小说《感伤的旅行》，颇受触动，抬头望见大街上人来车往的景象，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个岗警在这里来回走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辆马车驶过，谁坐在里边？往哪儿去？他在想什么？谁住在这栋房子里？他们的内心生活是什么样的？把这一切写出来该多有意思，用这些可以写出一部多么有趣的书啊。”这时，一种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付诸文字的愿望萌生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当天晚上，托尔斯泰就开始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茨岗人生活的故事》，但托尔斯泰没能写完它，而且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不久，托尔斯泰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昨天的故事》，这部作品也没写完，但是它的手稿保存至今。从托尔斯泰最初的创作尝试中已可以见到作家对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文字：“写一部我昔日的故事”（1851年1月18日）；“写下”生活的“某一天，连同这一天所产生的全部印象和意念”（1851年3月24日）。显然，托尔斯泰后来发表的处女作《童年》也在这时开始构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始创作的最初阶段，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文学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他写道：
“拉马丁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其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会有文学。一切著作要想写好，必须像果戈理谈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仿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
1851年春天来到了，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个鹅黄嫩绿、鸟语花香的季节，春天总是使他感到精神振奋，“随着大自然的复苏，使自己也想要新生。”“未来在你的面前闪闪发亮。”这时的托尔斯泰已经越来越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近年来游移不定的生活，他在日记里（包括那本富兰克林式的札记中）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的缺点不断作出无情的剖析。4月初，托尔斯泰就是带着这种对闪闪发亮的未来的朦胧憧憬，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本来是为度假期满，即将返回部队的大哥尼古拉送行的，但是他很快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决定与当炮兵军官的大哥一起前往高加索。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可以从他后来写的中篇小说《哥萨克》的一个版本中得以觅见：主人公奥列宁决定前往高加索：
“是为了要孤独，为了要尝尝困苦的滋味，在困苦中考验自己，为了要经历危险，在危险中考验自己，为了要以劳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一下子摆脱旧的轨道，一切都重新开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对了，那边才有幸福！他这样肯定，并且怀着憧憬未来幸福的兴奋心情，匆匆地奔向那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第三章 戎马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