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紧如张弦的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本章中的“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义务一览表”将对“义务”作出详细的解释。

　　恩是必须偿还的债务。然而，“报恩”在日本看来与“恩”是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在我们的伦理学中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它们是中性词汇，诸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与duty（义务、任务）等。对此，日本人觉得奇怪，不可理解，正如对一些部落在跟金钱相关的交往语言中不区别“借方”与“贷方”会感到奇怪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旦接受所谓的“恩”，就是永久的债务了。“报恩”是积极的，像拉开的箭，应该刻不容缓地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积极献身于报恩就是开始具有美德了。

　　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将金钱交易和这种报恩行为作比较，并且还要看到对不偿还的行为的幕后制裁。就像财务交往中我们都要履行合同一样，我们决不会宽容巧取豪夺的人。你必须偿还欠银行的债务，并不是还不还随你便。债务人不仅要偿还本金，还必须支付利息。虽然这些明显不同于我们对国家和家庭的爱的行为。对我们而言，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约束而自由给予的感情，因为这样才是最高尚的。爱国心意味着我们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除非遭到敌国的武装侵略，爱国心与幻想或凡人皆有缺点的人性是水火不容的。日本人那种从来到这个世界起就自然地背上巨大的债务的基本观念，我们美国人是没有的。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应该同情和帮助贫困的父母，不能殴打妻子，也必须抚养儿女。然而，这些既不能像金钱债务关系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像做生意那样追求回报。但在日本，就像美国人眼中的那种金钱债务一样，这些背后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如同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利息、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和华尔街的资本家卖空脱手后行情上涨一样。这些观念是时刻笼罩在心头的阴影，而不是只需战争、父母病危等紧要关头才必须注意的。

　　义务的某些细节可能被人一生中的偶然事件所改变，但义务本身却是自动加诸所有人身上的，它要超越一切的偶然情况。

　　日本人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就是这样，日本人把这些道德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不同于中国的义务和孝道概念。自从7世纪以来，日本曾多次引进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原来也都是汉文。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些道德并不是无条件的。忠孝在中国是有条件的，甚至还有更高的道德，即“仁”，通常被翻译为“benevolence”（慈善和博爱），它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要有“仁”。人民可以起义反抗不“仁”的统治者。忠义的实施有先决条件，那就是“仁”。天子实施仁政才可以享有帝位。对文武百官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学将“仁”看做是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日本人的恩和相应义务一览：

　　一、恩，即被动产生的义务。

　　一个人“受恩”或者“接受恩惠”都是处于被动立场而发生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的恩情。

　　亲恩——受于父母的恩情。

　　主恩——受于主人的恩情。

　　师恩——受于师长的恩情。

　　一个人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给予过自己恩情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

　　二、“恩”的相应义务：

　　一个人必须要“偿还”这些债务，要“回报这些义务”给恩人。换句话说，义务发生于从主动偿还的立场。

　　A义务，无论如何偿还，义务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它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忠——对天皇、法律和国家的义务。

　　孝——对父母以及祖先的义务。

　　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

　　B情义，是应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它在时间上是有限的。

　　（一）对社会的信义

　　对主君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是指从某人那里得到的“恩”，诸如接受金钱、好意以及获得工作上的帮助等等。对伯父、伯母以及表兄妹和堂兄妹等非近亲的义务，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不是由于从这些人身上接受了所谓的“恩”。

　　（二）对自己的名声的情面，近似于德语中的“名誉”（die Ehre）。

　　1.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遭遇失败时，他就有了洗刷污名的义务，也就是报复或复仇的义务。（注：这种反击和报复不被视为侵犯。）

　　2.不承认自己失败和无知的义务。遵守本国人礼节的义务，也就是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自己的身份、在境况不好的时候克制感情等等。

　　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写到：“这些观点显然与日本的天皇制不相符合，因此，即使是作为学术理论，日本人对此也没有全盘接受过。”实际上，日本是把“仁”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从而使其丧失了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占有的崇高地位。日本人把“仁”读成“jin”（仍采用中文），即使是身居高位也不必具备“行仁”或“行仁义”这样的道德。由于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仁”就具有了法律范围以外的事的含义。诸如提倡捐款慈善事业、赦免犯人等这些行“仁义”之事。“仁”变成了分外的事，而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此外，“行仁义”还有一种法律范围之外的含义，那就是用在地痞流氓之间的道德标准。德川时代，恶棍们（佩带双刀的武士十分威武，而无赖只佩单刀）以杀人越货为生，他们之间是“行仁义”的。如果一个恶棍请求另一个不属于自己同伙的恶棍窝藏自己，为避免寻衅报复，后者便会把前者窝藏起来，这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在现代经常用于应被惩罚的不良行为，地位极为低下。日本报界写道：“下等劳工至今还在行什么仁义。我们必须严加惩处这种行为。警察应该禁止和取缔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毋庸置疑，这里的“行仁义”指的就是那种流氓和黑帮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特别是现代日本的那些小规模的工头，像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那些意大利籍工头padrone一样，他们与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工程并从中揩油。在日本，这些也被称为“行仁义”。他们已经把中国“仁”的概念贬得一无是处了。（日本人在使用“知仁”一词时，和中国的用法有些相似。佛教劝导大家要“知仁”，也就是要慈悲。但是，正如日本辞典中所说：“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不如说是指理想中的人。”）就是这样，中国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被日本人全部篡改了，并被贬低到极点，并且也没有其他的德目可以代替“仁”来制约某些义务。所以，在日本，孝道就变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连父母的恶行和无德也要宽容。孝道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以废除，而且，孝道是必须奉行的，不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也不论这是否会破坏自己的幸福。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位母亲，她经营着一家餐馆，还颇具规模，手头也很宽裕。她有个做乡村教师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一年，农村发生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挽救全家人的性命，要将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向全村人募款要救自己的学生，想替她赎身。但是，他的母亲从身为教师的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儿子虽然知道是母亲偷走了钱，却不得不自己接受处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立下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全部在自己，然后就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事件宣扬出去以后，没有人谈论母亲在这一悲剧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尽了孝道之后，儿子也孤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的人格，希望以后可以坚强地承受住这样的考验。故事里的儿子是位拥有卓绝品德的英雄。我从美国人的视角看，很明显是那个偷钱的母亲造成了整个悲剧。不过，我这种美国式的判断却遭到了那位日本朋友的强烈反对。他说，孝道常常和其他道德发生冲突，电影中的主人公如果稍微聪明一点，也许能找到一个可调和的方法，可以不伤害自尊心。然而，如果他为此而谴责母亲，即使只是在心里谴责，他的自尊心也是绝对要被损害的。

　　在小说和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年轻人伴随着婚姻就有了沉重的孝道义务。除少数摩登人物外。一般良家子弟都是由父母通过媒人来挑选婚姻的对象，家庭对一个好媳妇的关注程度要超过儿子本人。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钱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因为家谱中会对那媳妇有所记录，如果生出男孩就可以传宗接代。一般的惯例是这样的，年轻的男女由各自父母陪同在媒人看似偶然的安排下见面，双方并不着急交谈。有时候，父母会给子女安排一桩有利益的婚姻，女方父母可以得到钱财或男方与名门望族联姻。有的男方父母比较看重姑娘的人品，善良的儿子是不能违抗父母的意志的，因为他必须报答父母的恩情，就是结婚以后，也要继续自己的报恩义务。倘若是长子，他还要继承家业，并且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婆婆总是不喜欢儿媳妇，总要挑她的毛病，即使儿子和媳妇关系很好，非常愿意和媳妇一起生活，媳妇也可能被婆婆赶回家，婚姻关系也可能触礁。在日本，有很多小说和自传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不仅记述了妻子的苦难，也强调了丈夫的痛苦。丈夫当然是要遵守孝道，他要顺从父母的决定，同意解除婚约。

　　有位摩登的日本妇女，现在居住在美国。她在东京时，曾经收留一个被婆婆赶出家门的年轻孕妇。这个儿媳被迫告别了年轻的丈夫。当时这个儿媳身患重病，遭到这样的打击，她异常难过，却没有因此而责怪丈夫，她逐渐把心倾注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哪里知道，孩子刚呱呱坠地，婆婆就带着言听计从的儿子来抢了。孩子当然是属于婆家的，被婆婆带走后，被送进了孤儿院。

　　孝道包含了上述的种种行为，这些都是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债务，是必须要偿还的。在美国，大家会认为这些是个人的正当幸福遭到了外来的干涉。日本人认为“恩”是第一前提，所以他们不会将此视为是外来的干涉，就好像美国故事中塑造的那些诚实的人一样，不论他们经受怎样难以置信的苦难，也都要还清所欠的债务。一些小说中歌颂品德高洁的日本人，描述他们如何获得自尊，并证明他们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可以忍受特殊的磨难。但是，无论这种磨难多么崇高，也依然会留下憎恶和愤慨。亚洲地区关于最可恨的东西的谚语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在缅甸这些谚语是：火灾、洪水、盗贼、知事（官吏）和坏人；在日本却变成：地震、打雷以及老头（即家长、父亲）。

　　与中国的孝道不同，日本的孝道并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也不包括由此衍生的庞大宗族体系。日本人只是对近祖进行崇拜。他们每年都要翻新祖坟墓碑上的文字。如果祖先已经被现存的后代记不清楚了，那么就没有人过问他的墓碑了，他的灵位也不会摆放在家里佛龛上。日本只把可以记得住的祖先作为孝道的对象，他们重视的是现在。许多专著都谈到过，日本人缺乏进行抽象思辨和设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刚好印证了这一论点。只是对现存者才有孝道的义务，这是他们这种观点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

　　孝道是对父母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不论在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西方人看来，照顾子女是源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而在东方人看来，却是源于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好好照顾儿女，把自己曾经受到的照顾转移给他们，就是回报祖先的最好方法了。日语中没有专门的词汇来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所有这类义务都包括在了对父母和祖父母的孝道范围内。孝道要求家长履行以下所有义务：养育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对财产进行管理；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履行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家庭制度中严格限定了享受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规定的义务，父母要抚养死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女儿去世了，他们也要收养其子女。不过，义务中并不要求一定要收养丧偶的外甥女和侄女，倘若收养，也完全是在履行另外一种义务。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的范畴，但如果抚养和教育侄甥辈，习惯是将他们合法地过继成自己的养子。如果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的身份，那么叔伯辈就没有让他们接受教育的义务了。

　　孝道并不要求必须怀着敬意和慈爱去援助贫穷的直系家属。被某一家庭收养的年轻寡妇，由于吃的都是冷饭剩菜而被称为“冷饭亲属”。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使她，并且她只能全部服从跟她自己相关的一切决定。她们是穷亲属，其子女也是一样。比较特殊的时候，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善待他们并不是那家的家长的义务。兄弟之间也不是非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只要做哥哥的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会被赞扬，哪怕兄弟之间双方水火不相容。

　　婆媳间的冲突是最激烈的。媳妇是以外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家庭的。她必须要熟悉婆婆的喜好，并适应顺从婆婆的脾气。在很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留情地说这个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是非常妒忌媳妇的。如同日本的谚语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能生出可爱的孙子。所以婆媳之间也存在孝道，表面上看，媳妇总是异常温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温柔可爱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和吹毛求疵的婆婆的。跟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年轻做媳妇时，她们无法任性，但并没有因此就真的变成温顺的人了。到了晚年，她们将积压多年的怨气发泄到了媳妇头上。现在，日本的姑娘们就公开谈论：最好是找一个不继承家业的丈夫，这样就可以不必和霸道的婆婆生活在一起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从家庭中得到慈爱。有些文化把这种慈爱作为大家庭中道德的基石，但日本并不是这样。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所以，他们并不那么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纽带关系。实际情况当然也是大致如此，但有时也并不一定完全是这样。问题的关键是要担负和偿还相应的义务，在这方面年长者有更大的责任，其一就是对年轻人的监督，要求他们必要时作出牺牲。年轻者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日本的孝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家族成员间能看到明显的怨恨。效忠于天皇是与孝道同等的义务，但这类义务中绝对不存在怨恨的现象。天皇被日本的政治家奉为神圣，是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了的，这实在是很巧妙的安排。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发挥一统全民一致为国效力的作用。把天皇比作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在家庭中，父亲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却是远离一切世俗杂念的圣父。效忠于天皇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天皇是一个经人们幻想出来的、不染尘埃的至善之父，对他的忠诚必须是一种虔诚的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们考察西方各国后写道：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间冲突的历史，不符合日本的精神。他们回国后在宪法中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需要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任。天皇不是起实际作用的国家元首，而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天皇在大约700年间从未发挥过实际统治者的作用，所以，让其继续扮演后台主角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让所有日本人在思想上绝对效忠于天皇，并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是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封建时代，日本人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被称为“忠”。这一漫长的历史也警示明治政治家：他们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在新体制下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下属也效忠于兼任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将军，但屡次发生阴谋暴动甚至杀死将军的事件。对将军的忠诚往往与对封建主君的忠诚产生冲突，而且对主君通常更有强制性。由于是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比对将军的忠诚，对主君的忠诚就更加强烈。动乱年代，侍从武士为了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逼迫将军退位，他们不惜为此而战，并高呼着效忠天皇的口号。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跟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天皇却幽居深宫，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其形象。明治维新的胜利就是这种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把人们对将军的“忠”转变为对象征性的天皇的“忠”，所以才有1868年的“王政复古”，天皇继续位居幕后，不亲掌政务或管理军队，也不亲自决策，只是赋予阁下们权利，由一些精挑细选的顾问来执掌政务。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忠”已经变成了一种报恩，是每个日本人对其神圣首领即最高主祭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天皇的报恩。

　　不可否认，古老的民间传说在把“忠”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传说中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然而，这一传说中的神学观点并不像西方人想象中那么重要。事实上，有些日本知识分子是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对天皇的效忠。就是相信天皇神裔论的一般群众，也不像西方人设想的那样来理解。在英文中“神”（）被译成“god”，其词义是“至上”，即等级金字塔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在人与神之间不存在那样巨大的鸿沟。他们认为每个日本人死后都会变成神。封建时期，“忠”的对象是毫无神格的等级制首领，这个对象在被转移到天皇身上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中，只存在一个皇室来继承皇位。由于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德有所不同，所以西方人可能会说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尽管如此，这种指责也是无效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过36个朝代的更替。虽然它也经历过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尚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有改变。明治维新前100年间，德川势力的反对者们利用的不是天皇神裔理论，而是这个万世一系的论据。他们说，既然等级制的最高者才应该享受“忠”，那么就只有天皇了。他们把天皇置于国民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和神性并不必然发生联系，但和神裔说相比，这更加重要。

　　为了让“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近代日本付出了种种努力。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杰出而威严。他在位时间很长，自然地成为受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露面，仅有的几次露面，都会布置隆重的仪式，极尽崇敬之能事。民众要匍匐在他身前，丝毫没有声响，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正视他。为了避免任何人从高处俯窥天皇，要把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严密遮蔽。同样，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是等级制的。在日本，天皇不会召见执政官员，可以受赐拜谒天皇的只有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他从不发布诏书讨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有在与道德、节俭相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解决某项问题后，天皇才会发布诏书来安抚民心。在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就变成了一座大寺院，全体百姓都会虔诚地为他祈祷。

　　就是这样，天皇变成一个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纷争的象征。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要超越一切政党的政治一样。我们为国旗安排了某种仪式，并且认为这种仪式对人是完全不适用的。但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高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可以崇敬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回应。天皇说关心国民，老百姓听到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使陛下放心。日本文化是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这种文化中，作为忠诚的象征，天皇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国旗的。如果教师在受训时说爱国是人的最高义务，那么他就会遭到谴责，他应该说的是：人的最高义务是报恩于天皇。

　　在臣民与天皇之间，“忠”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着天皇，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安心，其间没有中介；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要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又要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层层传达。天皇御旨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而且它的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H。Lory）曾叙述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日常军事演习中，带队出发时，军官下令不经许可谁也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军队的训练，通常是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时要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天的演习中，20多个士兵由于口渴和疲劳而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已经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没有动过。那位军官下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从丧葬到纳税，“忠”也在此领域发挥着强制作用。税吏、警察以及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在回报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比。按照美国人的观点，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任何新法律都是在干涉个人事务中的个人自由，都会激起全国的愤慨。由于干预各州的立法权，联邦法律更是遭到了双重质疑，被认为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给国民的。在很多国民看来，无论如何反对那些法律，也满足不了国民的自尊心。所以，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我们却说他们是驯民，缺乏民主观念。两国国民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对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态度。在美国，自尊心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这两种习俗各自有自己的理解：我们的解释是，即使某些法规对全国有利，也很难为民众接受。而他们的解释是，人的一生都笼罩在负恩重压的阴影中。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可以在法律和回避苛求之间调和的方法。对于某种暴力、直接行动和私人报复这些美国人不赞成的东西，他们甚至会赞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以及其他可列举的种种条件，“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多了解或体验过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宣称，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如果我们幻想那些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日军的很多部队就不会确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战争了。他们没遭受过地区性的失败，在本土各岛，誓死顽抗者比比皆是。占领军的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如果他们前进到舰炮的射程以外，就有危险被残杀。日本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一说话，战争就会结束。天皇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把皇宫围住，妄图阻止天皇宣布停战诏书。然而，诏书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部服从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不论是在满洲、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的东条们。我们的军队在机场一着陆，就受到了礼貌的欢迎。有一个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日军在我们的军队早晨着陆时，手还不离枪，中午就都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他们却又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现在，日本人是在用维护和平的方法让陛下安心。但在一周前，他们还发誓要竭尽全力用竹枪击退敌人来使陛下安心呢！

　　除了那些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变化的西方人外，没有人认为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宣称，日本民族除了灭绝已别无其他出路了；另一些人则主张，日本要获得解放，必须由自由主义者推翻现在的政府，掌握政权。如果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得到全民支持全力以赴而进行总体战争的西方国家，那么这两种分析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错误是把日本的行动方针等同于西方国家了。有些西方人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还认为，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们预言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机会。这种分析是建立在西方真理标准上的社会哲学。事实是，日本并不是西方国家，革命是西方各国的最后的力量，它并没有采用。它也没有采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了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完全被消灭战斗力之前，他们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了。以他们的视角来看，他们获得了最珍贵的东西，因而代价虽然巨大但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有权力说：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是天皇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在投降问题上，“忠”也仍然是最高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