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秋

第三章 红

　　心中的图画

　　一位“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丹青高手，在画界以专攻古代人物画而富盛名，有一天谈得投机了，说是要送我一幅精品，“说吧，中国古代人物，你最喜欢谁？我为你好好下点儿功夫。”我兴奋得眼睛一亮，随即却陷入了踌躇。哎呀，这可是个颇费思量的难题！想了半天，终归还是说：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要不，我自己来构思这幅画吧？”

　　最喜欢的古代人物？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李清照了。

　　有一回一群老老少少文友们都在，一位书法家为大家写字。轮到我了，问要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众人皆惊讶，乱纷纷叫道：“韩、小、蕙、你、怎、么、搞、的、嘛，干、吗、专、要、这、首、词，不、批、准，换、一、首、换、一、首！”

　　我明白，他们的潜台词是：这首词太男性化了，不适合你们女人呀。我的老师也赶忙出来给我打圆场：“依我看还是换‘昨夜雨疏风骤’吧，那首更适合于你们女士，回头用淡青色绫子裱上，挂在你那客厅里，好看得很。”

　　我不愿意换。虽然我也心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些丽句--婉约的李清照可真是千古第一女词人，一支秀笔表达了半壁江山，把女人们的万种柔情都写尽了。我曾想，若女人们没有了李清照，就等于大地上没有了源头活水，女人们可是水做的呀。然而尽管如此，我也还是经常喜欢念一念“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你听听，豪放的李清照，又是多么胸襟开阔，大气磅礴，真正称得上是如椽巨笔，笔底走风雷。我也曾想，若历史没有了李清照，就等于天空底下没有了山脉，而人类是需要高度的啊！

　　如此，就心心念念，看见李词，就眼睛一亮、就亲切、就兴奋、就激昂、就像见到老朋友，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可惜的是，我已经有了两幅《李清照图》，但这两幅又都不是我心目中的李清照。一幅是满地黄花中立着一位佳人，非常俊俏，非常美丽，可她是一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红楼少妇，而不是“学诗漫有惊人句”的伟大词人。另一幅是莽莽青山为背景的苍茫大地上，立着一个仓皇四顾的女人，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她的眼睛，两个虾蟆似的眼圈里，有一对滴溜溜乱转的绿豆眼，用我们报社一位画家的话说，“这个女人满脸鬼气，哪儿是李清照？”他很愤慨，认为“画家不能为了追求独特，就打着创新的名义不负责任地乱画，就像你们作家写文章一样，必须遵守某些文字规则嘛”。

　　他说得对，我很同意。可是李清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千个读者心目当中，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画家的笔下，自然李清照也都并不雷同。女儿的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是古人画的，传统的单线条勾勒笔法，画得很呆板，使伟大的易安居士显得很老相，一点儿也不漂亮，也一点儿都不潇洒、不风流、不才华横溢、不楚楚动人、不像千古才女，“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绝对与之不搭界的。不过这幅的优点是中肯，有书卷气，有大家风范，不像现代画家们，老凭空地把千古第一女词人画成嫦娥、婵娟、西施、赵飞燕、杨玉环等等大美女转世，词人就是词人，文学家就是文学家，虽然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女作家们个个都是既有生花妙笔之才，又有闭月羞花美貌的天仙女。

　　我不敢再要李清照了，因为我也想不清楚，究竟怎样描画，才能表达出这位千古绝唱的女性文学大家！

　　那么第二位人选应该是谁呢，我又陷入踌躇了。

　　蔡文姬？不，虽然她的《胡笳十八拍》也是传世之作，但可惜年代太久远了，面孔已经有点儿模糊不清。

　　王昭君？不，尽管众多老戏新剧都把她塑造成一位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还有文才，还有胆识，还有骨气，还美丽动人气质可人，可是她终归不是知识女性，终归登不上文庙的大雅之堂。

　　林黛玉？不，一部《红楼梦》写得再好再传神，我也总是喜欢不来林黛玉，她太爱使小性子了，太敏感、太尖刻、太爱伤人、太极端化、太顾影自怜、太愤世嫉俗。跟人过不去其实就是跟她自己过不去，结果必然是早早亡殁。

　　其他呢，够档次的就更没有了，不是女皇、娘娘、嫔妃，就是梨园优伶或者青楼名妓。光一个个美人胚子，内心里苍白肤浅没有一点儿波澜，早让知识女性们挥挥手全给“帕斯”（淘汰出局）了。

　　外国的倒是还有几位。比如英国女作家夏绿蒂伯朗特，我18岁在工厂做工时读她的《简爱》，人整个儿地昏热了两个礼拜，才第一次明白了文学具有着怎样翻江倒海的力量，它简直是能要人命啊--当然，我说的也是能给人以生命。从那以后，我只敢把简爱小姐深深地关在心海的蓬莱仙境，轻易不敢再去探望，直到大学毕业做毕业论文时，才又重读，果然再一次被那天火一般的文字击中。我的脑子里，就此牢牢形成了一幅画面，后来沉积了多年以后，终于被我在一篇散文里描述了出来：

　　像倔强的简爱一样，你犹如一支离弦的箭，头也不回地逃离罗契斯特，孤苦伶仃地跋涉在无望的荒野上。一场天火正在熊熊燃烧，红色的火云逐渐式微，黑得发狂的乌云乘机大举进逼，勾画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天柱欲折图》。俯首下望，干涸的大地裂开一道道黑深的伤口，绿树、红花、飞禽、走兽，象征生命的存在遍寻无着，只有枯黄的芦苇在狂风的撕扯中呼号。然而，你已全然失去了感觉，你的心在淌血，身后留下大朵大朵的血花。

　　你捧起一大把无名的野花，它们的花瓣很小，形状圆而普通，颜色也不浓烈，只是淡淡的素白。和这个鎏金溢银的世界相比，它们是显得不朴素了。然而从它们小小的身体里，释放出浓烈的香气，看得出来它们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你把它们的浓香撒向大地……

　　我相信，这幅《天柱欲折图》，绝对是一幅惊世骇俗的杰作。可惜的是我自己不会画，而那位丹青高手限制我的，又只能是中国古典人物。那么，只好寻找男性了。

　　毋须说，男性第一人当首推屈原大夫。

　　老百姓没有不知道屈原的，这是年年端午节吃粽子时的话题。我呢，居然是端午节丑时降生的，从小就把屈大夫熟稔得如同家里人。上大学，上古典文学课时，我又居然天天早上6点钟即起得床来，跑到走廊里去背《离骚》，后来放寒假回北京，到北大去看朋友，说来就是今天以写相声和电视剧出大名的梁左，互相交流授课情况，梁左不大相信我能把《离骚》全篇背下来，非让我背背，我脱口而出：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当然，上大学时我已经24岁，没有童子功的记忆优势了，所以到今天，《山鬼》还能记个八九，《离骚》也就能记得开头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一些名句。但是对屈原，我却一直敬佩有加，不但作为文学家来学习，也作为人生楷模来模仿。在家里挂一幅屈原像，当然是求之不得。

　　然而坦率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寻找到一幅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屈原像。美术馆的画展倒是看过不少，个人作品集也读过多本，却总觉得他们都把屈原画得太现代，三闾大夫就像那出现代人写的著名话剧里一样，一点儿也不像战国时代的贵族大夫，而是李玉和一类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让人打心眼儿里不认同，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这么多年，看过来看过去，找过来找过去，还就是《楚辞集注》上那幅《屈子行路图》较好：清癯瘦削的屈原上身微微前倾，急匆匆走在一条前途渺不可知的小路上，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苍老的、忧郁的，一看就能想象出他的人生苦难和无路可走的悲凉心情。这远比那些大义凛然的更能打动我，因为，这又使我联想到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同时想起了我们自己的人生困境，古往今来，中西并通，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存苦难，按佛家的话说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一百零八劫（难），谁也逃不脱的”。我倒宁愿相信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是精确的一百零八，但想想有时我们被命运刁难得走投无路的情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凄苦，真正如同席里柯的名画《梅杜萨之筏》所展现的，谁也逃不出茫茫苦海，必须强自挣扎，忍受命运的熬煎--哎哎，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这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用今天的时髦话语，叫做终极人文关怀，不论是文学、绘画，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只有深刻地表现了这个主题，其作品才能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有心求人给仿绘这么一幅吧，又犹豫者再，怕伤了人家画家的自尊心，这不等于是说人家画得不如古人好吗--将心比心，要是有人让我们当作家的抄一篇别人的作品送给他，不也是打我们的耳光吗？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若真的在家里挂上这么一幅苦兮兮的图画，会不会给女儿带来一种精神压力呢？女儿14岁，还小，我总是期望她的小心眼儿里装满欢乐，可别过早地尝到生活的苦酒，所以时时处处，我总是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她，尽量避免使她受到伤害。也许我是太迂腐了，但生命确实是神圣的，不管多么艰难，也都要顽韧地坚持下去，祖祖辈辈，代代年年！

　　于是，我眼前浮现出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

　　近年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一天天增加，我对苏东坡的钦佩与日俱增，这大概源于对他的认识一分分的有了提高。少年时，喜欢慷慨激昂地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喜欢是模是样地低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分明的，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些千古名句的骨血之中所隐含的沉郁顿挫之气。那时的我还太年轻，更多的，只是把苏轼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做着单纯的诗词文赋层面的崇拜。现在呢，再用不着“为赋新诗强说愁”了，我已然明白了风声里的道理，浪花淘尽英雄呀。

　　苏东坡的一生比屈原更令人心碎，可以说，他活得更曲折、更坎坷、更艰辛、更沉郁、更委屈、更悲愤、更无路可走、更无家可归，亦更高处不胜寒。我到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曾在徐州、杭州、山东蓬莱阁、广东惠州、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岛一再地看到东坡居士的遗迹、遗存、纪念馆，等等。刚开始还没什么太尖锐的感觉，只是一般性地瞻仰一遍，感叹着他漂亮的法书，吟诵两首他的词作，可后来却渐渐地觉得不对头了：怎么苏公的足迹竟到了这么多的地方？

　　直至走上了惠州和海南的土地，听到了关于瘴气的可怕的传说，才全然明白了这是因为苏公被一贬再贬之故。心里慢慢地灌满了铅，为这位天才的大文豪无泪悲哭。苏轼虽然最终活了66岁，在古人来说不算寡寿了，但没有谁是这样令人心惊地被一群宵小追杀诋毁，死死咬住不松口，虽无罪却遭一贬再贬，一直贬到疆域尽头再无可贬之域的！世人都道苏东坡放达，然而再豁然之人，也是血肉之躯，心都是肉做的一颗，以东坡之旷世奇才，岂不比常人有着更多悲思更多忿詈？就说他上面的两首名词，今人读起来激昂豪迈，缠绵悱恻，其原意却已被大多数人忘却：写“大江东去”时，东坡正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被严刑残害，差点儿被杀头，终被贬谪黄州之际，他所抒发的，不是想要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而是抱负不得实现的悲酸；写“明月几时有”时，东坡离京游宦已有好几年，迢迢行路上，更尝到丧妻别子之痛，形单影只，茕茕孓立，“千里共婵娟”根本不是浪漫主义的歌吟，而是一种渺不可得的祈盼。

　　尽管如此，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比柳咏、温庭筠、王维、李贺、李商隐甚至李白等等纯粹的文人才子型作家更让人钦敬的，是他永生永世的济世胸怀--相传他南贬惠州后，有一次拍着自己的肚子问周围人，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文章，他摇头不语；有人说是诗书，他沉默不答；直到一直追随他不离左右的红颜知己朝云说出是“满肚子不合时宜”时，东坡才抚掌拍腿，呵呵大笑不已--这就是苏公的境界，他无论是显在高庙之堂，还是退居湖泊草泽，心中所念的，都不是一己的功名、文名、进身、退身和显达，而是社稷江山与经国大业，套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写作动机在朗朗乾坤，而不在官场、商场、名利场，不在家庙和功名簿。

　　我虽是东坡身后已千年，万万景仰人众中的一个普通小女子，犹如一粒尘埃一般微不足道，但我的荣幸在于，我犹有权力大声说出：苏东坡是后世所有“先天下忧”的文人们存在的依据！

　　糟糕了，这么一个寄予高远、大气磅礴的苏东坡，要画出他的千古胸怀来，难，难，难呀！

　　我似乎再别无选择了。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形胜地，再无高山大川，大漠原野，不，不是的，恰恰相反，“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遍地英雄下夕烟”--孔、孟、老、庄、墨，还包括司马迁、荆轲、岳飞、杨家将……这些灿若河汉，数也数不清的大智者、大勇者，哪个都叫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始明白了莽莽苍苍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高山峻岭，你看，有的国家就没有，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这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啊！

　　而正因为奇峰伟峦一重接一重，才致使我无法下决心选定。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全画下来，挂满我的整个家。

　　哦，对了！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夜空，我有了主意：不是有画家画过三十米、五十米、一百米的长卷吗，我能否央求那位丹青高手，也为我画一幅大地一样绵长的伟卷呢？把所有让人尊崇的古代贤人、英雄豪杰--只要他们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只要他们为民族为人民做过一点贡献的--全画上。

　　啊呀呀，还是不行，为什么？摆不下呀，这么多贤人和豪杰，岂是我那小小房间能挂得下的？再说，这幅画的难度将是多么大啊，再高明的丹青大师，穷其毕生精力，恐怕也难以完成！

　　唉唉，都怪我的思维方式不对，本来嘛，这样的长卷，只能是心中的图画--守着窗儿，独自得黑，既听不见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也看不见绿肥红瘦是否依旧，只扎在我的书堆里，一位一位地，细细地描摹大师们……

　　1998年12月16日于京南西马小区寓所

　　（本文被选入199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老朋友，新朋友

　　记得考入大学的第一年，古典文学刚开课不久，就幸逢校方请到著名华裔汉学家叶嘉莹教授，为我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印象最深的，是叶先生用春水般的激情，反复吟咏这样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语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少司命”是主宰生命的神，这首诗是对神礼赞的颂歌。前面几句是这样的：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译成白话，意思是说：秋天的兰草真茂盛，紫色的茎蔓上绿叶葱葱。满堂上都是祭祀的人，而神独看着我以目传情。然而它从来到去没说一句话，便乘风驾云离去了。令我感慨人生最悲苦的是生离，最快乐的是新知……

　　在空阔的大阶梯教室里，叶先生抑扬顿挫，声音里带出别一种沧桑，令当年的我十分十分不解：

　　“乐莫乐兮”乃人生之至乐，为什么至乐的不是老友，却是新朋呢？

　　如今时隔快二十年了，我突然回想起这件事，并且似乎品出了其中的一点味道，这是因为现在我每天上班，桌上都摆着十来封素不相识的读者信函。文如其人，信亦如其人，有些信写得书香扑面，韵致高妙，就像琴键发出的轰鸣一样敲击着我的心，令我动心动容，真想即刻与之见面，相互倾诉衷肠--我们都早已熟稔了“书是良师益友”的箴言，其实朋友也是书。如果你有幸结识几个又有学问又心地高尚的朋友，你时时地读读他们，感悟着、丰富着、收获着，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入了天庭的开阔地。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沉重得像大山一样的编辑工作，使每天每天都如同冲锋打仗一般，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我的心仪神往。人力所不能及的，只能靠缘分来施与了。

　　命运待我不薄！

　　迎春花吐出娇黄的花蕊时，朋友LX来到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年近知天命，却仍痴恋着缪斯女神。虽然从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角度说，这位女神给他的痛苦远远大于欢乐，但他一谈起最喜爱的俄罗斯文学时，嘴角即浮起灿烂的微笑。我就从这春天般的微笑里，重读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粉红色的榆叶梅还没开罢，又一位朋友XC翩然而至了。他使我提前进入了盛夏，这是因为他性格豪爽，乐善好施，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我被拽入到这群朋友中间，一边带劲儿地听他们谈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继承性问题，一边读着XC，向他学习如何对待生活……

　　在收获的金秋季节，我又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厚礼：一位外省的县中学教师LJ，寄来长长的一封信，对吾文进行直率的解读与批评。这是我至为珍视的一种天籁，从此生活中又多了一位彦弟式的朋友。我读他对我的一次次批评，也一次次在结尾读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你忙，没时间就不要回信了……”这种宗教般的情感，顿使我对忙得要碎了的编辑生涯，不再抱怨……

　　下面的一位朋友SQ，更简直可称是命运的奇迹。有一天天空蔚蓝，一封带着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惊鸿，突然从大洋彼岸飞来。SQ因文识我，我信里和电话中读他，在无望的大洋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望的桥。我最欣赏SQ虽客居海外多年，西方思维学了不少，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克己为人”，却还主宰着他的心灵。当梧桐的落叶刚刚飘向大地，我已接到SQ厚厚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心里立即轰响起《爱的祈祷》--原来，是他教我如何生炉子、装烟囱，度过漫长的冬天……

　　乐莫乐兮新相知呀！

　　我吟咏着屈原大夫的这句诗，沉浸在天地人心的温馨里，感动于人生的美好。这时候，所有的忙，所有的累，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委屈、苦闷、焦虑、彷徨、痛苦、忧郁……尽皆随风化去；而世间所有的壮丽美好神奇--庐山的飞瀑，东海的朝霞，峨眉山的金顶之光，大兴安岭的白桦树，西藏的牦牛和玛尼堆，新疆的清风和歌舞，还有内蒙古大草原上那满地满天的不知名的小花，一一从心头掠过。“……忽独与余兮目成”，神确实来过了！尽管亦是“入不言兮出不词，乘回风兮载云旗”，又何需留下什么话语呢？来了，满室生辉，满堂生光，满心生香；走了，神圣永镌我心了，从今往后，浑身通体上下，已全是感恩戴德之情，感谢漫漫人生路上这一份又一份的神赐！

　　何况，我还有着生死相依的老朋友们呢！--“生死相依”的概念，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就是“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就是“共舆而驰，同舟共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连最珍贵的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至此，已进入了佛国天界一般的超凡境界。

　　老朋友是大地，新朋友是春风；

　　老朋友是蓝天，新朋友是白云；

　　老朋友是宇宙，新朋友是星斗；

　　老朋友是温馨的老屋，新朋友是现代的楼房；

　　老朋友是四时的鲜花，新朋友是节日的礼花；

　　老朋友是哲学、理论，新朋友是诗歌、散文；

　　老朋友是学而时习之的古典名著，新朋友是先睹为快的畅销书；

　　老朋友是浑厚的交响乐，新朋友是强烈的摇滚；

　　老朋友是故宫、北海、颐和园，新朋友是王府饭店、赛特中心、燕莎商城；

　　老朋友是气势恢弘的黄土高坡，新朋友是奔腾呼啸的黄河；

　　老朋友是深沉雄伟的长城，新朋友是城垛上飘扬的旌旗；

　　老朋友是生活的依托，新朋友是新锐的感觉；

　　老朋友是心中的永恒，新朋友是意外的惊喜；

　　老朋友是精神的家园，新朋友是思想的闪电；

　　老朋友是灵魂的泊地，新朋友是修炼的契机；

　　老朋友是活下去的信心之所在，新朋友是漫漫行旅上的加油站；

　　老朋友是生命中的另一个自我，新朋友推拥着我们走向辉煌与梦想……

　　生活可以热闹，也可以寂寞--当你靠在几个老朋友的胸膛上面歇息之时；生活可以寂寞，也可以热闹--当你夹在一大群新朋友中间畅笑之时。热闹和寂寞都有道理，都有味道，由此组成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不断向上的斑斓人生。

　　1995年2月1日初稿

　　1995年4月15日大改

　　2001年7月7日又改

　　宜兴有好女

　　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说，“南方”是个美丽得永远让我充满遐想、光鲜灵灵的词：南方意味着山明水秀，烟柳画桥。南方隽永着细密的粉墙灰瓦和精致的日子。南方调养出的男士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还有说话像小鸟唱歌一样好听的女子，据说她们即使吵嘴也是一副莺歌婉转的花腔，让北方人以为是在表演节目……总之，“南方”在我的概念里，即“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的天堂。

　　然而，到了典型的南方城市宜兴，我收获的，却是别样的感触。

　　天下宜兴，天堂宜兴，谁人不知宜兴有三宝？一曰景物，善卷洞、张公洞，皇家宫殿般金碧辉煌的钟乳石大岩洞，从公元3世纪就开始经历岁月老人的穿凿，千百年来，既塑造了风景又积淀了文化，早就成为宜兴的名片。二曰风物，宜兴陶瓷名动天下，特别是紫砂壶，要是不姓“宜”名“兴”，就是不正宗，风雅之士都不捧的。

　　这第三宗曰尤物，阳羡名茶（宜兴古称“阳羡”）已有1200多年种植史，是中国最早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过去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民谚，可见它地位的非同小可。如果说古茶是何等标致模样已不可考，那么今天的阳羡绿茶我是亲眼见到了：根根都似乎是“香魂一缕在天外”的妙玉，亦是要用天外的气派和排场侍候的，必须用上等器皿来盛，必须用洁净的杯子来经水，那水还必须是纯粹的山滴雨露--如此惯纵，便产生了“嫁女”的担忧，宜兴人索性在卖茶叶的同时，奉上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以免其他器具玷污了我这“娇女儿”……

　　除了这三宝，我们还去游了原始森林一样浓绿遮天的竹海，还有烟波浩渺的太湖，以及著名的禅院道场大觉寺，等等。第一等的享受便是空气，它们都捧来了最清新、最湿润、最畅达、最滋味、最诗意的负氧离子，让人大呼“快哉”而“万岁”。听说，宜兴还有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如漳浦亭、浮翠亭等，有名的达31个），轩、榭、厅、堂（如双楠轩、净山堂等，有名的达20个），园林、洞塔（如湄隐园、灵谷洞等，有名的达22处），寺、庙、观、祠（如南岳寺、西津庙等，有名的达52处），古建桥梁（如长桥、升溪桥等，有名的达19座），老街、旧巷（如蜀山古南街、东西珠巷等，有名的达10处），碑、坊、墓、墩（如国山碑、《净云枝藏帖》刻石等，有名的达24个），遗址、遗迹（如骆驼墩遗址、前墅龙窑等，有名的达10处）……如此，宜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清明上河图》那么繁华、繁荣、繁锦、繁喧、繁闹；或者，不如更誉她是一个天然的大博物馆，人文的、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风土人情的，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说她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的文明进程，怕也不为过吧？

　　都好，都好。

　　很棒，很棒。

　　不为过，不为过。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心中似乎还有企盼--也许是我太追求“完美主义”了，几天下来，隐隐的，天边滚着远雷，闪起一片金红，我还一直期待着：

　　还会有什么发生呢……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风浩荡，欲飞举。”（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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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就是这种“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南方，不会只有“日长飞絮轻”、“画舫听雨眠”一类的阴柔美吧？

　　终于，终于，我的心中所盼，它来了！

　　而且竟然，是由一群红粉英雄带来的--

　　（1）在“史贞义女碑”前，浣纱女义救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惊愕不已：

　　“史贞义女碑”是由大诗人李白亲自撰铭并序的，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位宜兴姑娘的壮举：

　　相传楚国大将伍子胥在逃离楚国，进入吴国途中，走到宜兴西氿口的虾笼泾，摆渡过氿到了北岸。此时他已三天三夜没吃过东西，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见岸边有个姑娘正在洗涤锦帛，伍将军就上前乞食。姑娘没有可以充饥的食物，便把一盆浣纱用的浆糊端给他吃。伍子胥狼吞虎咽后，问清去吴国的方向拔腿就走。可是突然，又折回身来，求姑娘不要告诉后面的追兵，不然“我命休矣！”姑娘见他焦急的样子，为了表明自己一定会信守诺言，竟然一头扎进湍急的河水，以自沉的诀别，标示自己永远不开口……

　　我惊愕得张开了嘴巴，想了半天，却没有说出话来。无疑，今人活得比古人聪明，无须用宝贵的生命证明自己；但古人却比今人纯粹，为了一个理想、一个诺言，就肯付出宝贵的生命。今人的生活水平不知比古人高出多少，计算机比之结绳，宇宙飞船比之牛车，登月火箭比之嫦娥奔月，简直是恐龙比之蚂蚁，华尔街大亨比之非洲饥民；今人的财富也比古人多得无可计，古人以铜为金，草庐布履；今人拥有股票、基金、期货、货币以及金银珠宝翡翠钻石，还有冰箱、彩电、汽车、计算机、空调、飞机、游艇。但今人更重利，古人却更重义，原始共产主义真的是领衔高级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怎么解读这件事了--是随着千年的传颂而传颂，还是用今天的实用主义眼光去批评姑娘傻，抑或用西方的人权标准来指责她不尊重个体生命？屈指，三千年已经过去了，人类在物质上和科技上无与伦比地飞速、神速、加速，已变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却唯有在精神上还是止步不前，甚至退化--我们到底比古代的这位宜兴姑娘，高级了些什么又低级了些什么呢？

　　“史贞义女碑”原碑现陈列在宜兴周王庙碑廊。当年义救的旧地--今团氿湿地公园内，新建了摹刻的“史贞义女碑亭”，还有那位想象中的浣纱女塑像，当然是惊艳绝伦的美女。碑亭不大，只有一间民居的宽窄，也是普通民女的待遇，砖木结构，四檐两角，下设一圈围栏，虽小巧玲珑但嫣然可爱。作为老奶奶依着栏杆，给小孙女讲述“宜兴有好女”故事的小去处，可人，足矣。

　　（2）三姑娘庙：讲述着孙权与三位姑娘的故事

　　无独有偶，宜兴女儿舍身救人的故事，后来在三国时期，又经典地演绎了一遍：

　　主人公是中国老百姓皆知的东吴国主孙权，字仲谋，当然是英雄人物，以至于他的对手曹操和后来的南宋大将军辛弃疾，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话。但英雄刚起步的时候也必定困窘，不像现在的“当代英雄”们凭借着关系就能横空出世，一步登天。早年孙权在宜兴担任阳羡长时，只有15岁，一次带兵上山剿匪，因寡不敌众反被追杀，独自一人逃上一座孤山头，无路可走，更没有藏身之处。正焦急万分，幸遇三位砍柴的村姑，将他藏在柴草堆里，并骗过追来的匪徒，指让他们向山下追去。三位村姑放孙权逃生后，知道匪徒还要回来找她们算账，为了免遭污辱，她们仨竟然紧抱在一起，跳崖自尽而死。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以今天的观点思忖之，是什么信念或曰精神，支撑着这三位樵女甘愿拿出自己的性命，去换回一个陌生官吏的性命呢？孙权跟她们无干无系，也不是救她们于水火的大救星，这种爱与恨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又是一个舍生取义的神话，古人把“义”看得重于生命，可以义死而不能苟活，那便是当时三位姑娘所处的大的精神背景和生活环境--只好作如是猜想吧。

　　说来，孙权还真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人，后来虽然做了人上人，但不奉行“宁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自利哲学，在霸业成功之后，派人重回独山去找寻三位姑娘。当得知她们的死讯，真心悲痛与感动，亲自回独山祭奠，并建造了“三姑娘庙”，为三位樵女塑造了雕像，还立碑镌刻了她们的事迹。这也算是善始善终，对得起三位姑娘了，所以在宜兴留下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有人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恶推动着人去拼搏，去争取，去变不可能为可能。伟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吧？或一定是吧？但我总想：为什么千百年来所有的颂扬都献给了良善，却没有公开地歌颂恶者？说明人同此心，这是人类精神的共同泊地。不过当然，历史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顽强抵抗，做了一明一暗两本账目，明的如“义”暗的是“利”，眼睛擦不亮是你自己的问题。

　　站在“三姑娘庙”前，可以看得出地处南方的吴国之富庶，年年的GDP一定不低，加上孙权真心舍得拿出纳税人的钱，所以“三姑娘庙”建造得气势宏伟。前后两座大殿，上中下三层，高高地矗立在独山峰巅，宫殿式大屋顶，八角飞檐五座门洞，还配有雕栏玉砌，简直就是大雄宝殿的规格了。南方不像北方那么正统，所有人所有事都必须按照“级别”办事，在经济发达地区，“权”有时也得给“钱”让路，我觉得这样好，能给历史留下点儿缝隙，让风吹过，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些本真。

　　（3）在岳飞生祠，我听到了岳飞夫人李娃的故事：

　　然而，宜兴人最引为自豪的好女人，还当属岳飞大将军的夫人李娃。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在战事离乱、前妻两度改嫁的情况下，在驻军地宜兴娶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夫人吃苦耐劳，能干贤惠，对岳母姚太夫人孝敬有加，对岳飞前妻所生二子岳云、岳雷爱护胜于己出，还协助岳飞将军做好随军家属的安抚工作，受到将士们的称赞和爱戴。同时，因为李娃的缘故，宜兴人把岳飞视为“宜兴女婿”而全力支持之。当建炎三年金兀术渡江南犯，岳家军与之大战于宜兴两氿、太湖沿岸时，文质彬彬的宜兴男儿踊跃参军上阵，浴血奋战，阳刚之气凛然，和岳家军一起，把数万金兵杀得“只剩下金兀术几人仓皇逃跑”。

　　岳飞将军39岁受赵构、秦桧所害之后，时年41岁的李夫人带着两房儿媳、两房尚在襁褓中的孙儿女们（岳甫4岁，岳申1岁，岳大娘3岁，岳二娘1岁）充军岭南，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熬过了19个严冬，最终等来了岳大将军平反昭雪的诏书。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的李夫人长跪在夫君灵位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她身后，是已长大成人、生龙活虎的一排岳家儿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暮秋的一天，秋高气爽，高天明丽，李夫人带领着全家从惠州生还，回到京都后，被复原封正德夫人、晋秦国夫人，加封楚国夫人。女中豪杰李娃后来在75岁上寿终正寝，陪伴岳母姚太夫人葬于江西九江。

　　这样的巾帼英雄，惭愧我才疏学浅，过去还真不知道。现在听到了这么悲壮的故事，就心心念念，就难以释怀，就将心比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疆场上的英勇杀敌，也许在庸常日子里的活受更其难堪--夫君岳飞和长子岳云都横遭惨死，天庭幽晦，前路黑阒不知，周边是瘴气弥漫和蛇蝎遍地的险恶生存环境，膝下有一群妇孺嗷嗷待哺，这样的塌天重力，全压在一个女人的瘦肩上，是何等的滋味、何等的不堪！她怎么承受得起？

　　李夫人的应答是：“以吾夫之贤，可使无后乎？”就是这样的信念给了她力量，无穷无尽的力量。加上南方女人特有的聪明、勤快、吃苦、能干，终于把老岳家的香火保存与延续了下来，不仅使我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第一人岳飞，还有岳家的满门忠烈们，巍巍乎、堂堂乎挺立于人世间，也把秦桧等小人永远地推跪在地接受百姓的审判，还使“宜兴有好女”的声名在华夏寰宇广为传颂开来。

　　顺便交代一句：让宜兴人自豪的是，岳飞就义，李夫人发配后，他们的儿子岳霖被宜兴人秘密接回，安家在太湖边的周铁镇唐门村。后岳霖娶妻于斯，得四子一女，从此世居宜兴，并在唐门村建起了岳飞大将军的衣冠冢和显祖庵。1990年，周铁镇建湖村党支部书记岳锡春（岳飞第30代世孙）捐出了《唐门岳氏宗谱》共24卷，是为老岳家的英雄真传。

　　“宜兴有好女”这个题目，是它自己跳出来的，之后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不去。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宜兴的好女人还多着呢，说也说不完。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西施不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专宠和特权，不恋皇宫里骄奢淫逸的浮华，追寻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之后，两人就隐居在宜兴了。凡宜兴百姓都知道，范蠡大夫后来把他的智慧用在了研制陶艺上，西施则用温柔和细腻加以辅佐，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终获成功，烧出了名甲天下的紫砂、精陶、青瓷、彩陶，等等。然后，他们又将制陶艺技教给了百姓，帮助他们发展制陶生产，最终使宜兴成为著名的陶都。

　　孙尚香和刘备虽然是政治婚姻，但她被哥哥孙权诓回东吴且扣住不放后，终日郁郁寡欢。翌年刘备死讯传来，孙尚香悲痛万分，返回封地宜兴太华山，祭天别祖后，至镇江投江殉夫，7个侍婢也跟着跳入滚滚长江。用今天的观点，“殉夫”是为封建主义卫道，应该鄙弃和批判的，但宜兴老百姓不干，他们就是要把孙尚香归入家乡的好女人行列，那么就让我们收起利剑，顺从民意吧。

　　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宜兴。善卷洞后面有一古朴的碧鲜庵，庵中立有一块“祝英台读书处”石碑，附近山坡上还有一块“晋祝英台琴剑之冢”墓碑，离此不远的祝陵村，就是祝英台陵墓所在地。直至今日，天公露出特别明丽的笑脸之时，仍能看到一红一黑两只蝴蝶，在附近的山水间相携飞翔，红的是祝英台，黑的是梁山伯。侧耳倾听，从空中还传来音节起伏的清朗诗句：“三载书帷共起眠，活姻缘作死姻缘。非关山伯无分晓，还是英台志节坚。”

　　崔莺莺、张生和红娘的故事原型，发生在宜兴鲸塘的烟山。山下烟林中学后门外，有一座大坟，人称“莺莺墩”，上世纪50年代初，当地农民曾在墩里挖到陶瓷坛罐等物。70年代，又在附近一座密封石窟坟墓中挖出一具棺材，在现场的人都见到一具女尸，穿着艳丽的古服，面目、头发俱栩栩如生，但不一会儿就风化了，极为可惜！

　　白螺姑娘下凡人间，天天走出螺壳，给贫穷小伙吴堪烧饭，最后和他结为夫妻的美丽传说，是我们大家从小就听到了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原来也是发生在宜兴的东氿河边。那故事的最后结局是，白螺姑娘施计把一贯欺压百姓的贪官烧死了，然后让老百姓都登上一张荷叶，随风飘到了宜城，所以人称宜兴为“水浮地”，也称“荷叶地”。谓予不信，请现在就到西氿河边去看一看，那里尚遗西津庙，是为纪念旧物。

　　以上，是大家都熟知的古代传说。下面还有大家不太熟知的近代宜兴好女人：

　　傅湘纫是宜兴人傅用宾之女，嫁夫谢泳。她一生最受人尊敬的成就，是教育出了两个著名儿子。长子谢玉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浙江温州中学闻名遐迩的两位国文教师之一（另一位是词学大师夏承焘）；谢玉岑的绘画也非常有造诣，曾被张大千誉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次子谢稚柳名气更大，是中国艺术史上记载的现当代著名书画大家，集诗文、书法、绘画、鉴定于一身，名重海内外，与徐邦达并称为“南谢北徐”。

　　傅学文是邵力子之妻，宜兴市归径乡人。早年在苏州女子中学、大同大学等校读书，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史良、李德全、曹孟君等宣传抗日救亡，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全国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副组长等重要职位。

　　葛琴是邵荃麟夫人，1907年出生于宜兴丁蜀镇。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曾与夏之栩、陶桓馥两位女同志一起被誉为革命的“三剑客”。解放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出版《海燕》等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著作多种，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宗瑛是宜兴徐舍镇美栖村人，她是跟着哥哥出来干革命的。哥哥宗益寿烈士在上世纪20年代即投身革命，30年代曾与陈云一起在沪西区委搞工运，后调入上海中央特科，在周恩来手下工作。1935年担任红军挺进师政治部部长（师长为粟裕），当年6月就牺牲于浙江右泉，时年才28岁。哥哥牺牲后，宗瑛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解放后曾任贵州省轻工业厅厅长等职。她的丈夫周林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任中国共产党中顾委委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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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许多，许许多多。当地朋友一会儿想起一位，一会儿又想起另一位，七嘴八舌，争说巾帼，听得我“耳花缭乱”，两眼放光，心生莲花，好生好生羡慕呀！

　　他们自己也是越说越兴奋，像是发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新富矿，又像是孩童之间有了炫耀和傲视别人的资本，还像是一门新的学科诞生了，更像宜兴的太阳从此永远不落了一样。青年作家蔡力武仿佛比众人更爱自己的家乡，自告奋勇去为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且真的在我离开宜兴时，把一叠抄写得工工整整的资料交给了我。

　　而当我离去时，倒恋恋不舍了。心说：“能够做个宜兴人，真够幸福的。”

　　我不愿意再用“人杰地灵”这个词，因为实在被用滥了，大家都已经像歌唱红太阳一样没有了感觉。我想得来点儿新鲜的，让众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好，可惜又想不出来，只好望文生义地堆砌了一个新谚语--“女人杰，地灵甚”。相信有觉悟的中国人民都能接受，因为不管男人、女人都知道，是母亲、是妻子、是姐妹、是女性，孕育了人类，使之繁衍生息，绵绵不绝。更因为有了好女人的光辉千秋的照耀，而使满世界都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

　　我这样说话，绝不是什么“女权主义”之类，而是想到了几千年来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和苦难。因为压抑，她们的灵心慧质都被扼杀在历史的巉岩之下，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因此迟滞了几千年吧！而今天，世界已不断进步，文明已不断进步，男人女人都在不断进步，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问题，都被重新提了出来，反思、研究、纠错、校正，向好的方面九九归一--姐妹们，能够生活在今天而非中世纪的黑暗里，也是够幸福的了！

　　哎咦，真没想到一趟宜兴游历，竟引发了我的如此感慨。此刻，正是南方最好的时日，燕子来时，绿水逶迤，朱朱粉粉，翠峰如簇。金红色的阳光交响乐般流淌着，有时又像是人工做出的多媒体炫光，把她照耀之下的山、水、花、草、树、人、鸟、狗、猫、虫，全都辉映得通体熠熠，发出各种形状的、奇异奇幻的流光溢彩--令人恍然若梦，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不知怎样感恩于人世间的幸福？

　　思悠悠，爱悠悠，爱到归时无始休！宜兴文友你知否：我已从你们宜兴好女人身上沾了仙气，并且带着一百二十分的满足，完美主义地告别了宜兴。

　　2008年9月5日初稿，9月8日改毕定稿于北京协和大院葳蕤斋

　　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还有一封信。文章题为《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复印件。信是亲笔，全文如下：

　　小蕙：

　　你好！

　　我现在难得写什么抒情的散文，写了几篇，也被别人抢走。这好像是怠慢了“文荟”，实则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

　　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写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

　　祝

　　撰安！

　　季羡林

　　1998.9.26

　　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散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了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11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鸟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值守。真正的星星呢？抬望眼，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思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杈，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利的呼哨。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里像逐渐涨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

　　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与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才寄的，怪哉？

　　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人坐在季府不走，磨来磨去，后竟谎称借去私人学习，绝不发表，可是一拿到手后马上就抢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了。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这么拿走了。这回《字》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我是1985年才认识季羡林先生的。那一年起，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著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

　　时正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中间，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湜湜杨柳，风起时一齐做舞蹈动作，婀婀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长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地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正教授者，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份进北大任教，只第10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至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来为我们开门的，竟就是季先生本人。

　　也许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加贴切。高高的个子，清癯，瘦长。银白色的寸头，仁慈的目光，脸上的表情是佛像一般的平静。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圆口黑布鞋，都已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只一句“进来吧”，转身即带路往里走。一切都很平静。

　　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开了。

　　为什么会想到“普通”这个词呢？因为季先生与我想象的“气派堂皇”、“威风八面”、“口若悬河”、“动静皆惊人”，等等，实在相去太远，请别忘记那时我刚刚做文学编辑，见人说话还脸红呢，在后来的十多年编辑岁月里，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词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座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没有废话，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

　　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们进门之前，季先生显然正在伏案工作，几本摊开的书，一摞稿纸，一支老式钢笔，笔帽倒插着。一张硬板凳横在写字台前，显然是老人刚刚坐过的，而本来属于那个位置的藤椅，却被挪在一边，上面有一黄一花两只肥硕的猫咪，勾头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见出季先生为人的仁慈，他是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愿吵醒猫咪的懒觉，对猫尚如此仁爱，那么对人呢，可以想象，更会是怎样的慈悲为怀。

　　多少年以后，我读到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文革”骤起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游斗一大批北大的学术泰斗，只见季羡林先生走在队伍里，脸上还是那一副平静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将们身上时，依然是仁慈的，只是多了一些怜悯，他是在怜悯青年学生们的无知，所以，他并不怪罪他们！

　　仁慈自有伟大的力量，虽然它通常只以沉默的方式说话，却是无人能匹敌，藏了千军万马在心里。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它来源于对世事的洞穿，对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最强大的力量，日月经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准则都必须是“普通”二字，可以说世界的最基本依据就是普通。望着季先生那一副平静、仁慈、普通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平静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于一身，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么让人尊敬起来的吧？

　　告辞的时候，季先生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在长青树前握别，然后，一直看着我们沿鹅卵石甬道走远，逐渐消失在花木之间……

　　后来，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满园花树的季节。这回是和几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蓝布衣裤，清癯的身躯也依然笔直。然而这回先生的面容极为严峻，说话一反常态，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讳的话语对着并不熟稔的我们，竟然一点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种临危不惧、不乱的风姿，充分显示出这位睿智老人一辈子的人生识见、人格高度和胸襟。从那以后，我对季先生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并不是个只知蜗居书斋里做学问的腐儒，而是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高贵血脉的传统士人。

　　有风骨者并不一定都是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加快前行的中国来说，虽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经济大潮的年代，但文坛和学界也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深院锁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终是“弄潮儿向涛头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热闹的。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中，季羡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样，被当作光环和旗帜，身后永远攘拥着众多追随者。季府的门槛都快被人踢破了，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一拨儿，以至于老人常常连5分钟的歇息时间都难得。就这样，季先生还不让家人挡驾，就连一个普通学生想来请他签个字、听他说几句话，也不让阻拦。他说：“别让孩子们说，连最慈祥的季爷爷也见不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再也没有到府上去打扰季先生，我觉得人应该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别人着想，我们就越应该为他的身体和工作、写作着想，作为编辑，谁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损害了季先生的身体而“抢”到的，良心安在？

　　不过说来，我的运气真是好，季先生认认真真地认可了我，这主要是缘于两封约稿信。

　　那是1992年“文荟”副刊正式创刊以后，我提议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气，给季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上一篇？孰料，信发出去的第5天头上，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记得当时我一看信封厚厚的，还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写这文章，就寄来别一篇稿子顶替，不然，哪有这么快的？

　　待我展开信封一看，差点儿喊出来！还真是先生专门为我们写的，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我真想不出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刨去一去一来的邮寄时间，顶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写4000多字，神了！

　　读罢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触景生情，欲罢不能，一口气写完的。今天比较起来，如果说《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一首小夜曲，那么《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阕交响乐，一会儿是哀伤的慢板，一会儿是大弦小弦齐鸣的交响，主旋律是思念母亲的哀伤，回环往复，层层加深，让我想起“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悲凉意境，心里酸酸的久久缓不过来。

　　他写的是童年在乡村，家里赤贫，长年吃不上“白的”（指麦子面），母亲终日操劳，有一点好吃的全给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后来他6岁离家出外求学，发誓好好挣个前程，迎养母亲，报答养育之恩，谁料学业未成，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想见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儿子也没实现。母亲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句话在季先生的心上重压了一辈子，越到老年越感到承受力之重，现在终于总结曰之：“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指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季先生当年谈‘红’色变）。”

　　这么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快以八栏、半个版的最高规格，发了。说来读者真是和我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回馈回来好多信息，纷纷赞扬季文写得好，情文并茂，征文来稿和关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但怀着深厚感激之心的，似乎更是季先生。由于对这篇直抒胸臆、情情切切的文章非常偏爱，季先生多次同意将它选入各种散文版本里，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还以此篇题目命名，可见心心念念。季先生却绝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总把功劳归在我头上，几次写文章都说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给这样一位仁爱的长者当编辑，何其幸运哉！

　　“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据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先生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疗时，自己无法读，也让家人给念。那几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给“文荟”，我们连续发了《三个小女孩》、《我眼中的张中行》、《哭冯至先生》、《悼许国璋先生》、《这个惑你不必解》等，给光明日报增色不少。其中《三个小女孩》被《读者》、《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巨大，季先生又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又把功劳归到我头上。

　　《我眼中的张中行》一篇，还要单独提出来说说。这一篇也是我给季先生出的题目，当时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约我编一部《张中行精品欣赏》，要求是“名家评精品”。其中选了张先生写北大红楼的7篇，想过来想过去，只有季先生能够从平起平坐的高度上，写出张文的神韵。可季先生写不写，这回更没把握了！约稿信再度飞往朗润园，还附带有三个“限制”，第一限题目，第二限字数，第三限交稿日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来了，说是：“这样‘霸道’的约稿信，我从来还没有收到过。”顿时把我弄得脸上火辣辣的。

　　可是季先生笔锋一转，又说道：“小蕙出的题目实获我心，出到我心坎上了……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这篇文章中，季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称赞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发表后，竟引来中青年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电话，非常钦佩地向我称道季先生的人品。请看季先生的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