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第二十七章 202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外二篇）

　　张颐武

　　××大兄：

　　近好，我有幸从2012年穿越到今天给你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不写长信了，这种形式似乎早就过时了，只是为了专门表达自己，才想起用这个老派的形式。

　　人们都说过去是今天的影子，其实今天又何尝不是过去的影子。过去和今天永远有扯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现在生活的2020年其实就是2012年的投影而已。阳光之下遍地是新事，但阳光之下也并无新事。其实这个年头和那个年头，当然有迅速的变化，让人感慨的起伏，但其实普通人的日子还是要一天天地过。到了什么时候，都还会有高兴和不快，恋爱和失恋，得意与失落，这些基本的人生要素都不会缺少，社会怎么变化，这些其实都不会变换。今天和我们八年前谈论的一切当然大有区别了，科技在大变，互联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变，但人性其实和几千年前没多少变化，这么看的话，我们的生活也未必就和八年前有天壤之别。人不能相信太浪漫的事，也不能相信太悲观的事情，八年前有人告诉我许多故事，今天这些故事有的是现实，但有的根本不靠谱。就和三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们的一样，那些其实早就是历史的讽刺了。

　　看看八年前的一切，有些就是浮云，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今天从北京的家里向外望去，一切又变了，门口的大商厦由于网购的发展关门了，电视台已经有网络公司参股了，电视剧开始变为网络剧了。电视已经变成了网络的一部分，就像当年的农业突然被工业吸纳进去一样。QQ和奇虎今天已经在世界上变成了大家都用的软件的供应商，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手里拿着的那件像我们器官的东西还叫手机，但它当然是一切的终端。至于华为和中兴就不用我们多说什么了。过去北京周边的廊坊、固安这些地方已经变得格外繁荣，大家都开始搬到这些地方，你已经住在廊坊了。其实中国的面貌真正在这些年里的改变是三四线城市繁荣了，已经看不出哪里是大城市了。全球情况也在变化，中文也很普及了，这些都是变化，现在到西方留学的都是要学关于西方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和哲学等专业的人了，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变化。葡萄酒还在中国蛮流行的，但白酒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地酒宴的一部分。我们其实就是世界，现在没人关心你出国还是在国内了。过去我们看着是小孩的80后、90后已经成了社会的栋梁，而00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已经毕业了，正要在职场上开始人生的新旅程。他们的观念开始影响和冲击我们了。新一代开始对于“计划生育”这个词感到陌生，已经有几年听不到它了。中产阶层开始越来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于自身的权利的伸张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些零零碎碎的小趋势其实正是世界的大趋势。

　　但现在许多苦恼仍然在，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的意愿还在下降；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人们的苦恼还是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比八年前挣得多，比八年前安定些，但我们的焦虑和不满足的感觉依然存在，完成不足的苦恼还在，但比八年前好点儿了。现在轮到00后感到苦恼了。旧的苦恼少了，新的苦恼就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来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两个大趋势会从八年前延续到今天，一是中等收入者的不断壮大，二是年轻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有些不变的东西其实会让一些人失望，他们在八年前预测过什么什么熬不到今天的，但其实熬住了，这是由于多数人其实并不希望一个社会瓦解，也不希望已经获得的一切和已经到来的机会就此丧失，尽管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总还在不断向前，而且起码不比别的国家坏。在别人暮气沉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兴致继续下去，而且还能做得可以。没有发现需要另起炉灶的理由，这就够了，够让一些人失望了，但他们不失望就会有更多另外的普通人失望，因为这些人不想承担不可预测的一切，他们需要有确定性，有触摸得到的现实感，而不是各种五颜六色但空洞的乌托邦。不可能出现那种在一些人认为是美梦，但另一些人觉得是噩梦的情况。中国的社会可变的很多，也真变了许多，但我没有看出今天会有那种想象中被一些人视为美梦成真，或被另外一些人觉得灾难降临的时刻。变化都是一点一滴的，各种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磨练和考验之后都会调整自己的目标。他的目标未必都是错的，但太急切，太一厢情愿，无论如何是办不成事情的。广场上的激情早就远了，但必须要有不断的、连续性的、积少成多的改变。这些改变其实是必然的，没有人不需要、不欢迎这样的改变，但这改变不可能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垮掉也是同样必然的。我们从一种解放的激情梦想，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生活的改善和调整之中，我们会痛恨、批判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要毁掉自己的生活或让自己的社会沉沦到一个贫弱无力的状况。这个代价真正明智的人不会付，尽管他们要求的理想很高，但这理想总得和历史的趋势和理智的判断相合。满足一些人的往这边，就会让另一些人坚决不答应，但满足另一些人往那边，也会让另一些人不答应。他们之间拉锯式的较劲没有止息，但他们都不会最后变成主流，而只是多元的众声喧哗的一个部分。许多人在发言，包括最激烈的人，但其实没有人愿意为了某些虚幻的肥皂泡毁掉自己的真实的生活。把话说透，生活往往要作出的选择并不是好和更好，而是首先是保住不更坏，然后慢慢努力做到让事情更好。沉默的大多数在这样的状况下会起作用。

　　其实中国和世界都很简单，就是这样的小趋势决定了大趋势，我们每个人最终的世俗理性一定超过浪漫幻想，因为我们经历得太多太多，已经有许多人在给我们上课，从俄罗斯到中东，这些课都很有启发性，这启发不浪漫，很现实，也很有用，让大家轻易忘记都不现实。其实世界上的事有些时候就这么明明白白，让谁输掉一切去赌一场没谱的局，大家都不敢，因为其实我们没必要上赌桌，就靠我们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努力，一点一滴的奋斗，一点一滴的改进，一切已经早就不是旧观了。不浪漫，但会实际有用的一切会更加起作用。不要求一种根本的解决，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地试错和调整，不断地选择和实验，不断通过各种不同力量的博弈而达到一种新的状态。我觉得中国人已经足够聪明了，这就是走向未来的力量。不会听忽悠，不会浮在表面，这就会让社会好得多。

　　对了，马上就是诺奖季，让我们猜一猜，谁是今年的获奖者？不仅仅是文学奖，而且还有所有的奖项都要猜猜。

　　昨夜星辰

　　每个星期四早晨，我和妻子要上第一节课，所以非常早就要到驹场。这时来上课的老师非常少，我们总是和一位卷发的日本人老师劈面相遇。他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但仪态优雅。他在别的学校任教，在我们这里担任非常勤老师。我们总是相对点点头，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了。这种相遇多了，也就有了印象。一次，他在我们的教研室贴了一个招贴，是由他带队到中国进行“京剧之旅”的预告。我和妻子还私下议论，这个人原来非常喜欢京剧，妻子还从他的风度和表情中猜度他会喜欢京剧的旦角戏。我们对于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但前几天突然听到他出了车祸故去的消息，听说他开的车和一辆大卡车相撞，就再也没有起来。星期四我们去学校，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有几位老师和他是同学，当然会参与丧事。我们和他仅仅是点头之交，自然不能谬托知己，他的生活世界和我们也截然不同，仅仅只有这每个星期四早晨的相遇，好像两条平行的线偶尔有了一个交点。但这距离如此之近的死亡还是让我们难过。一个每周相遇的人突然就消失了，我和妻子都感到生命的无助和脆弱。过去读郑逸梅的小品，读到过有关车祸造成死亡的记述，有“市虎杀人”一说，当时觉得将汽车称为“市虎”是非常风雅的名目，但对于死亡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他所写的人物和我们毫不相干。但现在我似乎能够体会郑逸梅的感慨了。他写的那个人和他的关系大概和我们与那位老师的关系相似，所以有所触动。我想，死亡在这样的时候显得非常真切，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就在我们的旁边。这种死亡和“人必有一死”的终极思考其实并不一样。当然，像拉康的心理学其实就强调，人无非就是在不断趋赴死亡的囚徒。但这种趋赴却是有自我意识的，如同病死或者无可逃避的死亡，像慷慨就义或者被判死刑之类。毛主席曾经思考人的死亡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这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说法，但那还是可测的死亡。像最近的在JR车站救人的韩国人李秀贤，可谓“重如泰山”，像中国的腐败分子之类，就“轻如鸿毛”。但这样不可思议的车祸，“泰山”“鸿毛”都无从谈起，它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可以琢磨的线索，它们最好地凸显了生命本身的无能为力。它们好像没有根据，但其实可能显示了生命的本质。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一切有一些可以确定的东西，其实未必正确。我们偶然来到世界上，又偶然地结束生命。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偶然，这样偶然的死亡可能正是生命的必然所在。

　　其实，我们见证的死亡会有许多，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许多这样的经验。我还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我所在的北京第十九中学，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同学吃完午饭正在学校的大门前聊天，一辆旁边的北京第三运输公司的拖斗大卡车正要开进大门。突然，后拖斗在转身时撞到了大门的柱子，柱子倒下来，当时就有两个小孩压在了下面。我们跑过去，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还有司机那张惨白的脸。两个人当然当场就死了，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的孩子。那时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面对死亡，我所感到的恐惧和茫然今天也不知如何描述。当时还被来调查的警察叫住问了我们情况。我们叙述的未必完整，但那种惊怵的感觉，却不会忘记。两个我们在学校院子里常见的孩子，竟然在几乎一秒钟之内和我们天人永隔，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常。其实死亡离我们自己也非常近，生命的这种没有方向、没有道理的选择其实随时可能被我们自己遇到。这件事让作为一个少年的我开始懂得敬畏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这种敬畏不是信仰，但只是一种无奈的领悟。

　　还有一次是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事，那时我留校任教，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第二年，一个学生自己在青龙桥附近的水中游泳，但那里接近一座大坝，水流非常急。他不小心卷入激流，被卷在大坝之中，当时就死了。我们负责给他办理丧事，大家都觉得非常难过。一些学生还非常气愤，似乎有抱怨学校管理不力的意味。那时侯是学生非常活跃的时期，对于一切问题都有要反思和追问的斗志。但事情发生时正是假期，学校也负不了什么责任。但学生们在遗体告别时还是打出了一个“还我××”的横幅。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是无缘无故地死掉了。愤怒也最终没有什么依托。青春的生命的死亡也就是一种无奈。他的家长的痛苦其实说不出来。一个儿子好端端考上名牌大学，就这样死了，的确是情何以堪。但其实学生们难过了几天之后，生活仍然按原来的轨道继续下去。死亡不会触动得太久，因为我们最后都要经历这一切。但这种偶然仍然无法让人轻松。

　　其实，这些偶然死者可能是昨夜星辰，曾经闪亮过一下就无缘无故地熄灭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这样脆弱，也最终有熄灭的一天。但那无缘无故的一切仍然会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真切隐喻。

　　温州：对一个城市的想象

　　我与一个城市

　　温州与我有什么联系？

　　它是我的父亲的家乡，我的伯父一家的生息之地，一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的家中，温州是我所听不懂的方言，是几位时常来往的亲戚，是父亲参加的校友会和那些老同学，是街上那些时时遇到的裁缝和老板，我能够听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却无法听懂意思。它对于我仅仅是一个模糊迷离的想象，一些零散破碎的有关亲戚命运的记忆。这是一片我从未踏上过的土地，但它和我却有一些无法摆脱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好像非常真实，又似乎非常虚幻。一切都非常陌生，却又似乎相当熟悉。温州的生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它既包含那些我常常辨识不清的特殊的食品，也包含“永嘉学派”这样的特别的传统，也包括“温州模式”这样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我所感兴趣的是温州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它一直吸引着我。我无法提供对于这种文化的详尽而可信的阐释，而只能写下我对于这种文化的想象而已。这种想象的根据无非是一个与这种文化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感的联系。不过，想象也并非虚幻之物，它喻示了一种情感、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正是有了这一切，这篇文章才会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丝毫无意于概括温州的文化特性，而只是对一座城市表达我的敬意和热爱。因为它既属于我的祖先和父亲，也属于中国。

　　我想从一件小事引出这篇文章。我和父亲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电子市场购买一些针式打印机的色带，他极偶然地在一个摊位上听到了一句温州乡音，我父亲也立刻用温州话回应了上去，父亲和小老板都很激动，两个人隔着柜台，用我完全听不懂的一种语言痛痛快快地聊了起来。站在一旁的我，看着父亲突然变得热切的神情、听着父亲已经有些不太娴熟的温州话，突然间有了一种感悟，与我朝夕相处、无分你我的父亲，在他的内心深处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我不曾了解的经历、有这样一种我完全陌生的语言。在没有我的日子里，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而这一切，身为他的儿子的我，却是永远也不可能真切地去感受了。于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份遗憾，更多的却是一份好奇，父亲的故乡温州是怎样的？从我在远离温州的北京城出生的那一天起，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与温州之间便有了一根亲切的连线，无论我是否踏上过这块土地，无论我对它的语言多么的陌生，这根连线都永远不会割断。

　　实践型文化

　　温州的文化特征是在它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温州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在于专注实用，乃是一种实践型的思维方式。它关切实践，关切经世致用，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不发迂阔的议论。温州的思想历来强调直面当下，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传统一直是直接影响温州人的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兴盛的宋朝，这种注重实践的话语就成了温州文化的主流。对实践的执着成了温州人价值观的基础。北宋“永嘉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倡导的“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的观念，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一个例证。周行己的思想对于南宋“永嘉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南宋的“永嘉学派”更是所谓“事功学”的代表。它的代表人物如叶适、薛季宣、陈傅良等等都力倡“事功”。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认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正是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叶适的“以物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永嘉学派”观念的精髓。叶适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就把“物”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概念。叶适指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而他有关务实的观念具有一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这其实为温州人商业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温州的思想家往往又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因此，这种实践型文化发展了一种世俗关怀，关切俗世人生的欢乐和痛苦，对于世间万物保持持续的兴趣。它构成了温州人的基本的价值选择。朱熹这位所谓宋代的大儒曾经尖刻地挖苦“永嘉学派”：“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其实，按黄仁宇先生的见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煞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可见，朱熹的泰山虽高，但却阻碍了人间的发展；“永嘉学派”的“土堆子”固然不大，却是对普通人的真切的关怀。

　　这种实践型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对温州的文化想象之中。一种世俗关怀弥漫在温州文化之中。如南戏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而“永嘉四灵”的诗也是如此。南戏无疑是植根于市民文化之中的艺术，它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市民文化的世俗性的特点。它有一种来自平民百姓的世俗的趣味。它是在市镇之中崛起的，也是商业文化发展的结果。它的天地正是在市民之中。而“四灵”的诗其天地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反对“江西诗派”大量用典的风格，而是注意白描，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如有名的赵师秀的诗：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里的诗意正是来自日常生活，它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场景，一个极为平易却非常感人的人生片段。这正是温州的意境。它不是孤绝超越的思考，而是世间普通人所面对的情感，微雨、蛙声和灯下寂寞的人，这是世俗的，却充溢着诗意。它并不宏伟，却很奇妙。

　　温州的实践型文化恰恰与它的商业氛围有关。在南宋时温州就是发达的海外贸易的港口。“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是当时人对于温州的描述。商船往来于亚洲各地，为温州带来了活力和生机。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是和这最早的交流有关呢？但无论如何，这种通商的历程毕竟打开了温州人的眼界，告诉他们一个广阔天地的存在。温州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在早期的商品和市场中成长的。这种文化特征似乎也是温州在近二十年中急剧发展的精神源头之一。温州人的这种经营的能力在条件具备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坚韧与刻苦

　　在今天的许多外地人眼中，温州人是坚韧而刻苦的。他们往往背井离乡，在困难的环境中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如裁缝、制鞋以及自产自销各类小商品，在北京南郊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浙江村”，来自温州的生意人占了大多数，我的一位朋友王春光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由于浙江村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一时间争议很大，可无论怎样，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的经营，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温州的实践是在商业氛围中发展的，所以，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决不仅仅是农业文化的刻板，而是渗入了精明和机敏。温州人的认真中仍然有让人感到有趣的聪明。而近二十年来温州的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已经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发展的冲击力改变了每一个温州人的命运。

　　我想用我的伯父做一个例子。记得在1986年，一位温州亲戚来到了我们北京的家中，向我们讲述了伯父的故事。“文革”结束后，已经50岁的伯父终于得到了平反，回到了温州老家，面对着一家老小，如何养家糊口、开始新的生活是最急迫的事。在刚刚回到温州的前三个月中，伯父什么工也没做，而是在温州城里最繁华的大街上来来回回逛了个够，和那些店主、生意人们搭讪着闲聊，了解些生意经，同时他发现在这条商业街上，独独没有个卖铁钉、螺丝的小五金店。伯父东挪西借，凑足了一笔本钱，带着全家人开了这么一家小店。据这位亲戚讲，伯父做生意是很辛苦、很卖力的，大家起早贪黑，出外进货，为了省些本钱，五十多岁的伯父经常自己背着沉重的铁制品从工厂走回店里。其间，为了多挣些钱扩大生意，伯父的女儿、女婿又去了上海，在路边摆了一个卖三黄鸡的小摊。现在的伯父，已经把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几家制鞋厂、五金厂交给了孩子们，在温州安度晚年了。每当想到伯父一家的创业故事，我就不由得感慨万端。伯父和父亲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却因为人生中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伯父做生意的艰辛，是埋头于书斋中的父亲难于真切感受的，而父亲为自己那一字一句的语言学研究所耗沥的心血也是伯父难以想象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温州人身上的坚韧和刻苦。我想，在80年代响遍全国的“温州模式”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像伯父一家这样的温州人造就的，也许从理论家笔下写出的这个词，会让人们感到有些高深、有些遥远，但只要想想我们身边生活着的温州人，想想他们提供的种种生活必需品和方便之处，便会觉得，“温州模式”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亲切，温州的财富便是这样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地积聚起来的。正是依靠着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温州的实践型文化终于在今天发扬光大。

　　在我准备开始写这篇文章时，父亲特意找出了温州一中北京校友会的通讯月刊供我参考。在这几本铅印的小册子中，我看到了许多温州人的生活故事，也发现这所浙江名校的确是桃李满天下，仅在北京的校友中，就有院士、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考古学家、著名作家等各界精英，这些温州校友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少小离家，外出求学，在他们治学的过程中，也深刻体现着温州人坚韧和勤勉的精神。但同时我也发现，真正让温州名扬天下的近二十年的财富积累和这些学人自身关系甚小，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更多的是为温州亲友的富裕生活而欣慰、为故乡温州的繁荣而骄傲。翻看着这些小册子时，我脑海中常常出现十几年前伯父一家含辛茹苦做生意的情境，当然现在的他们已经不用那么辛苦了，但我今天仍能经常见到的许多温州生意人还是那般艰苦地劳作着，奋力地售卖着。那些散落在全球的温州籍知识分子与那些在本地创造着的人们之间好像相距很远。发展具有的巨大冲击力似乎尚未引起更多的关切。但我希望两者之间在共同的家乡认同之外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

　　目前的世界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无论是亚洲的金融风暴，还是俄罗斯持续的社会危机，还是处于急剧发展中的IT产业和Internet网都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温州来说，它的来自自身传统的实践型文化和近年来的发展也面临挑战。如何在跨世纪的时刻为温州创造新的可能性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在这里，如何在温州已经具有的民营资本的基础上，创造“知识经济”的生长点，发现新的“知识英雄”，似乎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正是比尔盖茨或者王选这样的人将高科技和产业结合，才使得财富的创造有了新的形式。美国近年来的奇迹般的经济繁荣，即所谓“新经济”的基础正是IT业的成长。温州的实践型文化和坚韧与刻苦的精神实际上也有自身的局限。它的格局和眼光常常比较狭小，受到经验的制约，朱熹嘲笑的“土堆子”的说法当然无理，但换一个角度，却也点到了问题。温州人凝聚力很强，即使远走他乡，同乡人之间的“社群”仍然异常紧密。这有互相帮助的好处，却也往往限制了其发展及创造性。我们往往只是看到了温州在小商品方面独占鳌头，却很少听说它在高科技方面的产业的成就，我们知道温州有许多经商致富的英雄，也知道有许多温州籍的知识界名人，却很少听说在温州的将知识与产业结合的“知识英雄”。如何使得一种全球化的眼光进入今日温州人的视野，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再次领先一步，是我们共同的新课题。这当然需要散居全球的温州籍知识精英以及温州所需要的全球各地的人才与温州人一起努力。它一方面是对温州文化的“实践”特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对于当下的敏锐的认识。温州需要新的创业者，他们有前辈的孜孜以求的坚韧与刻苦，有商业的头脑，但更具有“知识经济”的思考方式和全球化的眼光。他们才会在近二十年来积累的财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辉煌。温州需要新的产业，它会延续发展的一些特色，但会有全新的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温州人会再度用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表现的能力让世界震惊。我想，我一定会在那个名为www。wenzhou。org的网页上看到这一切。这会使我和温州之间的情感更为真实。

　　我们期待温州的新的未来。它的未来是我们共同的中国的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