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第二十六章 偏见

　　徐则臣

　　盐不荒心慌

　　东边出事了。9.0级的地震刚结束，海啸跟上来，“2012”般的滔天巨浪如大兵压境，把日本弄得一团糟。祸不单行，我们的邻邦还没来的及从地震和海啸的噩梦里回过神，福岛的恶魔又现身了，核电站冒完热气就开始爆炸。核危机取代地震，在日本上空迅速全球化。因为辐射物质可以随风飘散，风到哪它就跟到哪，可能影响整个世界。于是这几天我们前所未有地关注春天的风，谢天谢地，它正朝东南走。

　　尽管风向背对我们，大家还是不放心。两天前收到一条短信，说核辐射开始了，雨天别出门，万不得已，出门务必护住脖子，小心甲状腺；昨天又有一条，建议补碘囤盐。我真没太当回事，但凡风吹草动，从来传闻不断，要么谣言，要么妖言。今天与朋友聊天，说起辐射和碘盐，方知好几个省市已经闹了盐荒。我就顺手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说，消息已经晚啦，昨天晚上就已经脱销，十块钱一斤你也买不到，还是粗盐。我又给岳母打电话，正好家里盐用光了，岳父赶紧下楼买。兜了一大圈，把周围几个店铺和超市全跑完了，两手空空地回来，一袋也没买到。超市现在排了一长串的队，等着买酱油，据说还限购。售货员说，待会儿酱油卖光了，就只能买咸菜疙瘩了。到下午，我打电话回去确认，岳母说，还是没买着，去了趟菜市场，海带也涨价了。前天还五块钱一斤，现在变十块，老板傲慢地说，今天不买，明天就二十了。

　　真是荒唐。没盐了买酱油，没酱油了就买咸菜疙瘩；因为海带含碘，马上也奇货可居。很像“非典”时候，听说熏醋管用，超市里遭劫了似的，转眼醋就光了；听说板蓝根有效，所有的药店板蓝根脱销；后来传说抽烟可以预防这种诡异的肺病，不抽烟的开始叼上了，咬了无数次牙跺过无数次脚才戒掉的立马开戒。我不明白的是，咱们就不能淡定点儿？如果说在我家乡，因为靠黄海，眼神好点儿的能望到日本，担心受核污染慌乱一下，还说得过去；在北京，此来关山万千重，至于着急成这样？好像世界末日已然来了。脱销的脱销，涨价的涨价，且不说大灾大难是否“如在眼前”，就是真堵到跟前，咱们也不至于乱得如此失去章法吧。

　　看电视新闻，最近这东西真是个乌鸦，张嘴就没有好消息，但有些报道还是能够温暖一下人心。比如日本的灾民乘车，就算大难如此，也照样排好队秩序井然地上车，过灾难的生活也过得从容不失风度；比如，没听到多少打砸抢、哄抬物价、趁火打劫的违法乱纪事。正是在这个中午，我的小说日文翻译，家住东京的日本人，给我打来电话，关于她面临核危机的日常生活，她说，一如往常，顺其自然。她女儿在距离福岛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生活，也一如往常，顺其自然。她平静地说出“顺其自然”这四个汉字，让我动容。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大难当前，会是什么模样。反正我不乐观。以我在北京的生活经验，只要稍微落几个雨点，整个城市立马就乱，喇叭齐鸣，汽车开始抢道，行人开始闯红灯，你在街边站半小时都未必能打到车，而在平常，空车一辆辆从你身边跑过。我们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藏到安全的地方，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原因何在？素质？这样宏大的词汇容易招惹是非，也许解释起来也未必十分恰切，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因为中国人都是急性子。

　　照此看，一天之内碘盐脱销，也不算奇迹。毕竟这回传说的不是几滴雨，而是死神般无迹可寻的核辐射。但我还是想，最形而下的，只要稍微克制一下，不让自己那么容易脑热，集体主义的笑话还是可以少闹一点儿的。自己吓唬自己很辛苦，有失体统更辛苦。专家说了，碘并非防辐射的妙方，我们的食盐主要来自内陆矿盐，而不是海水；此外，盐吃多了，小心齁出毛病来。

　　小博物馆之歌

　　在国内旅行几乎有了固定的程式，无非是到一个地方看看好景，吃吃好饭；高雅点的，听听戏，拜访几个名人；皆立此存照，然后打道回府，把吃的、看的、玩的与人津津乐道。到国外大抵也如此，不过常要多出一道：逛各种博物馆。很难想象到了巴黎不去趟卢浮宫，也很难相信在纽约转了几天想不起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到了阿姆斯特丹不要看看荷兰国立博物馆；就算附庸风雅一下也得去转一圈。我没跟过国外的旅行团，不太清楚游玩的细则，但据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博物馆多半要列为项目之一。理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国家和城市，看一遍生活和艺术的老物件比多么舌绽莲花的导游解说都直观和有效。

　　这么简单的理由无须解释。即便从最功利的角度看，花一张门票钱就把人家几百上千年的好东西饱览一遍，无论如何也是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何况有些博物馆连门票都免了。反正这买卖我喜欢做，到哪去先查该地博物馆的地址和开放时间，看完了再干别的。大都市的看，小城市的也看，最后连几十号人的小镇上的博物馆也看了。多少次看下来，反倒觉得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博物馆没啥可说的，它们的藏品举世皆知，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倒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馆子，看起来别有风味，你想象不到的老古董正经八百地摆在那里。因为地方小，因为生活琐碎，历史在这样的小博物馆里变得如此家常和亲切，仿佛另有一个微观的历史学存活在这里。

　　某年秋，天降冷雨，我去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上看稀奇。镇上居住着欧洲某地过来的移民，子孙依然保持着先民的古风，讲环保，坚决抵制工业化，能手工的绝不机械，他们喂马、劈柴，种植粮食和蔬菜，吃不了的拿出来在集市上卖，连同他们自制的手工艺品，他们把能见到的工业化的边角料都转化成艺术。那天我在集市上看到成堆的粮食、南瓜，和铁丝、钢片做成的小小的飞禽走兽。他们在雨中弹吉他唱歌。镇子很小，还不如中国一个像样的村子大，我在集市中间一扭头，看见一个博物馆。三间屋大，暖气充足，我完全是抱着取暖的形而下目的钻了进去。在当时，那是有生以来我见过的最小博物馆，我想充分地暖和过来，不得不把每件藏品都看得很仔细。这三间房子完全纠正了我的宏大的“博物馆想象”。

　　这里和国家无关，和民族无关，和全球化更没关系，只和本镇的历史有关。从第一批来此定居的欧洲移民开始，他们的衣着、食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他们的风俗、秩序，他们的照片，一百多年前的烟斗、挖耳勺、餐叉和打猎穿的露了脚指头的皮靴子，本镇的第一台印报机，镇上名门望族的详细家谱，并配以每一代人的画像和照片，本镇的发明家、画家、学问家及其作品，历次战争中本镇的烈士、英雄和照片，最古老的顶针和戒指，等等。分门别类。

　　我从没见过如此琐碎、细小、脱离宏大叙事的博物馆。我们想象中的博物馆首先要“博”，地方要大，存的东西也得大，要事关天下苍生，要关乎宇宙洪荒，否则都拿不出手，难为情。但这个小镇博物馆就胆敢堂皇地把一切“旧”东西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这小镇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地过来的。经过的就是历史，这是我们之“所从来”。我在盯着某张照片旁边的说明看，一个当地人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他对这里所有掌故都门儿清。他很自信，对我翘着大拇指。我没麻烦他，我知道他一定什么都知道。

　　几年后，我在故乡和朋友聊天，想起了这个人。我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个有“出处”的人。当时我和朋友说到故乡的物产和历史，我突然蒙了，我对故乡竟然知之如此之少，很多地方经不起别人的追问和推敲。即便有所涉猎的，也不过囫囵其大概，离深入和理解相距遥远。和那个人比，我在故乡成了一个没有“出处”的人。我离开故乡，飘在外面的世界上，从此也就断了和故乡连着的根。反过来说，我就是生老于故乡，就一定能成为有“出处”的人？未必，更大的可能是，我是个生活在故乡的“异乡人”。我很难像那个人一样翘起自信的大拇指--我们的历史风流云散，被日常生活消磨殆尽；我们没有什么博物馆，哪怕一间屋大的地方。

　　事实上，这几年我断断续续看了很多国外的小博物馆，小城市里的，小镇上的。东西未必有多好，有多古旧和微言大义，尤其像美国这样历史短少的国家，不少小镇仅有几十年历史，但他们愿意辟出一块地方，隆重地收藏、纪念和展示出来。几十年也是历史，几十年也得保存好来路和出处。

　　有一回和故乡主管文化的领导吃饭，我在饭桌无数次提到小博物馆，我想他肯定已经被我搞烦了，他一再说，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事实很可能永远被“考虑”。因为“咱们泱泱大国，历史长得能让洋鬼子背过气去，弄间屋装那百十年的小玩意儿，谁好意思？犯不上”。

　　不想当大师的士兵不是好运动员

　　伦敦奥运会开始了，漫山遍野都在谈奥运。话题逐渐集中：前几天在比较伦敦碗的开幕式如何胜过鸟巢的；这几天开始说金牌，批唯金牌是举之急功近利，然后得出疑问：为什么到了场上非要拿金牌呢？英国大主教彼得的名言“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成了最热门的论据，顾拜旦也曾隆重引用过。大主教说得非常好，顾拜旦引得也当其时当其事，质疑和批判“金牌意识形态”也极其的正确，这都是人文地谈奥运该有的样子。不过，我不是很能理解的是，很多人用清高和鄙弃的懒洋洋语气去说金牌，好像金牌是个不洁的东西，一谈就俗。好像运动员们大老远跑伦敦，要干的就是在赛场上晃荡一圈，若是伸手去够金牌，层次就低了。

　　--固然，要死要活去争那金牌，的确表情会很不好看，但是，假若一个运动员，去奥运赛场不为了争金牌，那他千里迢迢去干什么呢？

　　据我的理解，运动员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所从事的那项运动做好，尽其能力，做到最好，如果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的话。这个尽力和做到最好，不仅是关上门修炼自己，还要一群人聚到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该项运动提升到更高远的层次。作为竞技体育，金牌不仅意味着个人所能获取的荣誉，还意味了，该项运动所达到的程度。你要扬长避短，你要博采众长，你要在竞争里激发能量、提升能力，你的完善和增广，也将是这项事业的完善和增广。一个人得了金牌，一个得到金牌的人被历史遗忘，一个新的金牌得主诞生；如此反复，一项体育运动在覆盖和刷新中层楼更上，人类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在寻找和接近自己的极限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金牌是漫长道路上的一个个台阶。这个金牌是一种体育精神的物质外化，如果你的确敬业，如果你的确希望自己和这项事业更快更高更强，你的手伸向金牌，在我看来，这个动作就是最纯正、最深沉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我好像从未听说过，哪个伟大的运动员曾以鄙夷和不屑的口气谈论过金牌；就像我从未听说过，哪位伟大的作家瞧不上大师的称谓。原因无他，只在于伟大的运动员深解金牌之于竞技体育的意义，而那些伟大的作家，更清楚大师所包含的文学奥秘。好运动员就该获得好成绩，就像好作家就该写出好作品一样。如此，再回头看这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概就不觉得那么扎眼了。

　　而在我们的当下，谈金牌和谈大师，要么被指为“恶俗”，要么被冠以“装逼”：谈金牌，说明你急功近利；谈大师，呵呵，还正大庄严，酱油瓶子装醋，就你那小样儿！

　　也许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涉及名利的问题上，都从恶俗的名利角度去仔细端详，忘了该事业的初衷，也把真正的职业精神丢到了一边。是我们真的怀疑名利之后的职业精神是否存在，还是我们根本就失掉了穿越名利去正视和还原一种职业精神的能力？当我们冷嘲热讽、愤世嫉俗时，清高地以为自己站在名利的小心思之外时，其实心眼儿早歪了：我们不在之外，我们比谁陷在其中都深。

　　“不等人”的新人之书

　　科技在进步，主要是人类的点子多了，一种随着时光飞逝、字迹也跟着消失的书出现了。打开它，如果你不能在六十天内看完，那么对不起，你必须跟这本书说再见。此书过去只出现在神话、传说和侦探故事中，现在摆进了我们的书店里。阿根廷独立出版人埃特纳发明了这种“不等人的书”，他用一种新型的墨水，阳光照进书页，空气抚摸文字，魔法开始显灵，字迹开始变淡、变淡、变淡，如同一声叹息，直到两个月满还原成白纸。

　　这个创意挺刺激人，书有了保质期，你的占有者身份面临质疑和颠覆；我要是这样的一本书，我会很开心，别以为拿到手就天下太平了，时间不等人。长久以来，我们的确练就了一套晃晃悠悠、拖拖拉拉、漫不经心的阅读功夫，一本书看上两年的大有人在；反正书在手边，什么时候都能看，最后就什么时候都没看。然后又凭空生出藏诸名山、传之后人的虚妄自信，好像言之成文即可行之久远了。埃特纳提醒我们，靠不住啦，文字也是长腿的，你们得深刻反省一下自己的惰性和行动能力了。

　　当然，阿根廷人的初衷不在于发动一场出版和阅读革命，他持的是一颗小小的焦虑和谦卑之心。他只想让这本书里汇集的拉丁美洲的文学新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大家关注，短到在他们被遗忘之前，短到执文学权杖者和别的出版人足以充分地看见他们，让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二本书里延续微弱的文学生命--鉴于文学新人的出头之难，处女作中潜藏的文学生命的确太过微弱：它的印数不会多，市场不会大，关注的人极为有限，时刻面临被无数新的出版物覆盖、灭顶和再也露不出水面的可能。阿根廷人的担忧十分正确，如果他们的第一本书不能在短期内被关注，就很难有机会出版第二本，文学之路可能就此画了句号。

　　作家在起步之初有时候就这么脆弱，他可以沉默着写，但他扛不住写作之外的世界对他报以更大的沉默。如果他的第一拳就打到棉花乃至空气上，他通常怀疑的不是棉花和空气，而是自己的手。

　　一定有人说，文学是长跑，好书经得起一读再读，今天不读明天读了，今年不读明年读了，照样能看出好来。一点儿都没错，所以好文学应该写在纸上而不是水里。只是我担心，等哪天你看出某前新人的好来时，他已经用打到棉花和空气上的“原罪之手”改握了锤子，成了资深的铁匠--除了铁锤和火钳，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更适合这只手了，包括一支笔。

　　一定也有人会说，文学是长跑，成大事者，必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区区的两年沉默都扛不住，说明他不配干这个活儿。逻辑也成立。这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职业，不论人种。可是，有多少人能严格按照“理论”和“逻辑”过日子？

　　不过话说回来，靠赶着消失来要挟别人读，的确也不像是发现天才和大师的好路子，倒像个促销的噱头。鼓励是必要的，但一着急也可能变味儿。新人往往管不住自己，出版人沉稳了，他可能会比你还淡定；出版人上火了，他就有可能比你还猴急，心定不下来，浮躁得只想往天上飞。我把这事说给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老兄听，他用比阿根廷人慢得多的语调回答我：

　　“慢慢来，作家的成长要悠着点儿；只有打了鸡血的疯子，没有打了鸡血的大师。”

　　也很在理。

　　“那么你呢？”他用的完全是问前文学新人的口气问我，“实话实说。”

　　我纠正他，现在我依然是文学新人。如果是我的书，做三五百本来蒸发，我很乐意，如此具有严肃的游戏精神的创意，不试一下可惜了，没准还能撞上几个伯乐；你还能眼看着它变成无字天书，如同另一种虚构，必定是别一样的体验。但是你要让我把所有的书都弄成这样，假以时日让它们变回白纸，那感觉可能会很像刚写完的小说没赶上存盘，生生被切了电源，再打开时，电脑和我脑都一片凶险的空白，那就杯具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更多的人看见我的文字；但同时我也更希望，每次打开自己的书，所有的文字都在。

　　--文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沉实，坚定，它们给我的信心和内心的安妥，胜过最终化为空无的著作等身，以及所有的荣誉。

　　文学是另外一种方程式

　　前些时候有股风潮，对当代文学进行重估，一派“唱衰”，一派“唱盛”，都吵到了报纸的娱乐版上。文学在边缘了多年以后，又回光返照地热闹一回，让很多人感怀不已。现在尘埃落定，都喊累了，我回头去想当初看过的一系列文章和报道，好像除了“衰”和“盛”这非此即彼的宏大结论，并没有回忆起更多的。法官很多，嗓门很大，都以文学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架势落下了小槌子。但是，激动人心的裁判被从娱乐版面上撤出来后，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今年的文学和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作为一个从业七年的编辑，我依然觉得干的是过去任何一个年份里的活儿，只是今年又重复地把它做了第七遍。盛衰之争，争完了就完了，没看见文学有什么反应，起码没有在文学内部引起真诚、持久、深入的反思。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希望能从盛衰之间看出点什么来的。比如，如何之“盛”，如何之“衰”；比如，如果“衰”，那我们该如何奔赴通往“盛”的大道上。我没看到。和很多热心观众一样，在无数轰轰烈烈的大事情里，我们又一次成了打酱油的。

　　有半年时间，我在微博上游荡，打开电脑就要见缝插针地上去看一眼。我“关注”了很多文学中人，各种消息就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刚开始挺激动，满大街都是码字的，吾道不孤啊。看多了觉得不对，形势全都一片大好，每个人表扬和自我表扬起来都不管不顾，“大师”、“杰作”、“空前绝后”、“第一人”、“最啥啥”，慷慨激昂。尤其到了年终，各种排行榜热乎乎出炉，牛鬼蛇神都前排就座。其中不乏被我退过的稿子，至于该稿质量，此话题适合私下谈；但现在，它是“年度最佳”。如此豪华的赞誉，让我产生了大词的眩晕。我认真学习了这些报喜信和表扬稿，发现有个共同点，即，多提供结论，少附加理由。满眼的杰作和大师，就是没人告诉你他们究竟伟大在哪里。是因为微博的一百四十个字盛不下其伟大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登上神坛理所当然，任何解释都属多余？

　　当然也有差的，那多半就是“年度最臭狗屎”；或者对某一作品不满，必定殃及作者，开始质疑此人江湖上的虚名，然后一堆转载和评论，大家齐心掘他的祖坟。此类批评多施与他人，罕见自我批评。

　　“盛衰之争”的战神们很专业，微博上盖棺论定的大仙很民间，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习惯了奔着结果去谈文学，上来就得给文学盖戳，姿态昂扬，修辞壮观，可我们还是找不到一条可行的路，一点点一步步实实在在地把文学弄好和弄得更好。你要不深入其中，你真会以为我们的文学长势喜人，相当热闹；真应了那句话：中国之大，十三亿人，自己跟自己玩也足以自得其乐。

　　--可是，文学面对的终究不只是十三亿人。关起门来，那些宏大的断语糊弄一下自己也许还好使，用它们来出口，可能有麻烦。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理由至少有两个：一，大国崛起，全世界都不得不转过脸来看中国，鸡犬跟着升上天，文学在世界上也必将越来越有话份儿；其二，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生活在荒诞的翻滚过山车上，有取之不尽的原材料--中国的作家有福了。

　　两个理由都正当。前者可以参看近几年中国文学的翻译输出。去年几家英国出版社来中国，物色合适的作家作品去翻译出版。在此之前他们大多一本中国文学都没出过，但现在，他们说，谁也没法忽略中国。后一个理由，欧洲的作家证实了这一点。前年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个欧洲作家向我表示羡慕：中国作家都没必要虚构，在生活身上随便裁一截就是好故事，哪像他们，欧洲成熟饱和的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多少年不变，世界相当于静止不动，找个好故事得把脑袋想大好几圈。不能说他们没道理，尽管更多的中国作家宁愿过上找个好故事也得把头想大的日子。

　　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这两个理由，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就康庄了？我看未必。

　　某日与国外某版权代理人聊文学，向他推荐两个国内挺有名的作家，他拒绝代理。这两人的小说他都看过。一个他觉得其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尊严，他不能忍受一个作家无视和剥夺人物的尊严。即使一个人被踩到了生活的最底下，即使他糜烂、十恶不赦，卑微者也应该有卑微者的尊严，恶棍也应该有恶棍的尊严；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以艺术的方式为活着和死去的人找到必要的尊严。另一个作家他觉得其作品的底色“不洁”。这不洁源于作家对人物的冷漠和对龌龊的把玩。该代理不是个道德论者，也没有精神洁癖。他声称自己只是个生意人，但希望代理的作家内心足够宽阔、博大和深厚，起码在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作家内心和格局的大小直接决定他能赚多少钱。他可以代理一个恶棍作家，但不会代理一个恶的作品，那东西拿出去没人要看。所谓的“恶的作品”，我们知道指的是什么。

　　也许把这个问题置换成影视更能说明问题。前些天网上热议某国内大片。实话实说，在“妓女代女学生赴死”这一情节被强调出来之前，我也没往心里去。但我得承认，这种质疑成立，你也无法用“事实如此”来为自己开脱，这不是纪录片。我们还得承认，之所以在之前没能及时意识到，因为这种生命的等级观念深入我们的骨髓，是集体无意识，一不留心它就跳出来。但你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无意识，就疏于防范和检点：它是我们灵魂里的盲点和小；而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在从事与灵魂有关的事业，你推脱不掉。其后我看了同期的另外两部电影，对此会心尤甚：的确存在更“正确”、更好的电影。这两部电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和伊朗的小成本制作《西敏与奈德：一次别离》。

　　至于中国多故事，别人不羡慕我们自己也清楚。有识之士一直怒其不争，我们的发展风驰电掣，我们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的时代波澜壮阔，我们的故事无边无际，我们的作家哪里去了？我不负责任地回答一下：我们的作家写故事去了。

　　就是因为故事太多，作家被坑了。故事的丰足惯坏了我们。小说要故事，故事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不为故事发愁，慢慢地让我们也懒得为小说发愁，惯性演变成习焉不察的本能，由此我断定，大多数作家的小说观事实上已经简化成：小说就是故事--找到一个好故事，就等于写出了一个好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作家都在追着故事写，忘了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但故事的好坏、离奇与否还是成了很多作家判断小说的标准。所以，关于小说，我们往往张嘴就是故事的时间跨度、人物的数量、情节的起伏、性格的复杂程度等这些外在的指标，反倒把更深重的问题忽略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它跟我有关系吗？

　　编辑多年，读了无数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小说。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知道这小说跟作者没关系，无关他的焦虑、疼痛和疑难，人物在他的身体之外活，也在他的身体之外死。萨拉马戈说：每一个小说都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的故事铺天盖地，我们来不及有问题。

　　基于此，我倒希望看到这样一幅文学的图景：大神们放下质检的槌子和印章，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大仙们兜住板砖和口水，忠直诚恳，说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了，为什么又不喜欢了；而作家，最好回到内心去，把门打开到最大，查问出自己。标题看上去的确很热闹，但繁荣不了文学。文学是另外一种方程式，重要的是求解的过程，而不是算出结果。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汉字很奇怪，你问天下是否太平时，我觉得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你若问世界是否和平，我觉得它离我很远；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围在你身边而世界必定远隔重洋。基于对汉字的偏狭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觉，在谈论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动荡和威胁时，我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为我的生活目前比较安稳；而千里万里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经受考验，反动和杀戮每天进行。谈论后者，我常常觉得“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知，那里打起来了，那里也打起来了，那里还要继续打下去；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打”字，于我大多时候只是一条讯息，看完就完了。对很多人来说，现世安稳，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里奔波，别人的战争与和平其实就会变得很抽象；死亡抽象，伤痛抽象，数字和毁灭也抽象，因为我们无暇他顾，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因为我们没有切肤之痛。说句“政治”十分不正确的大实话，如果不看新闻，这两年忙起来我都想不起“世界和平”这回事。

　　但是这两年，我祖父总把“世界和平”挂在嘴上，动辄跟我谈国际形势，提醒我哪里“不安全”，哪里又“紧张”了。祖父久居乡野，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南京，离家一千里地。那时候他还年轻，是个教书先生，长江大桥尚未建成，他坐轮渡登上六朝金粉之地。现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动范围以家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以内，到镇为止，因为没什么事需要到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去办。祖父每天看电视新闻，世界上哪个角落稍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因为我在北京，他连北京的天气状况也能报得出来。

　　这几年出国比较多，出门前我会跟祖父告个别。他就在电话里说，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一定要去吗？前天又有恐怖分子劫机，飞机能不能不坐？欧洲经济危机很严重，社会不太稳定，晚上别一个人往外跑。叙利亚又打了，会不会影响你去的国家？如此等等。我就宽慰祖父，我只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谈文学，又不是打仗。祖父说，今天这里枪响了，明天那里冒烟了，哪还有能睡得着觉的地方。

　　世道如此，还能怎么办？我劝不了。

　　祖父叹口气，这世界是乱了。

　　祖父教书之前被抓过壮丁，让他拿枪去杀人。那时候国共内战，日本鬼子也骑着高头大马在我家乡乱转，因为认得几个字，祖父被委以一个小头头的职务。可他杀鸡都下不了手，哪是拿枪的人，扔了家伙跑庄稼地里躲起来了，天黑前不敢从高粱秸捆里露出头。这事后来成了祖父的罪证之一，“文革”时被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和游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轰轰烈烈的事他都扛不住，一头从二楼上扎下来。还好命没丢掉。此后他被从学校里揪出来，成了猪倌，每天和几十头猪打交道。

　　七十岁以后，祖父很少再提过去，他开始关注“世界”。孙子辈的已经开始在外面跑，出门念大学，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出国；他希望能为我们这一代人想象出一个安稳、宁和的环境--只能是想象，因为世界每天动荡，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劲儿。尽管他不提过去，但过去肯定一直都在，那个时间里有他对“和平”最切身的体认。也因为这个体认，他会本能地将风吹草动的当下“世界”与他的过去迅速建立起联系，世界于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惧与杀戮之事都让他警醒和惊惧。他都要在出门前提醒我。

　　若干年前，父亲跟我说，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惊，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祖父碰过二胡，一次都没有。我问祖父，祖父说，忘了，不会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不知何故。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如果从战场归来，你最想干的一个职业是什么？我把自己硬塞进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里。仔细想了，还是想不出。回家时坐车横穿北京，看见车窗外一个卖葫芦丝的男人在路边走，脖子和肩膀上挂满自制的葫芦丝、笛子和箫。他走得缓慢，低头吹着《月光下的凤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调谦卑，而曲音欣悦祥和，给我一种劫后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似乎想象里的视野也开阔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和平”一词有了确切的含义。有答案了，我给朋友发了条短信：

　　游走街巷，卖葫芦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