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第八章 书中自有颜如玉？

　　解玺璋

　　报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23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奇观迭起，参展出版社为吸引读者眼球，营销手段可谓变幻莫测，花样翻新，最有诱惑力的一幕发生在开幕当天，在书展二层最显眼的发布大厅，小说《蛙》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舞台上除了用于访谈的桌椅，还有一条延伸到观众席的红地毯。灯光渐暗，时尚新潮的音乐响起，只见两位身着低胸白色纱裙的模特徐徐走上舞台。两人迈着专业的时装步，手里捧着莫言的新书《蛙》。伴随着音乐声，一个颇为低沉的男声正声情并茂地介绍着《蛙》的故事梗概。这一新颖的形式立刻在现场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据说，身在现场的莫言，“表情很淡定”，也很坦然，他表示：“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在受到电子化的挤压，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吸引读者的眼球，把读者吸引过来。书模的出现是必然的趋势，它没有负面的意义，人们会慢慢接受这样的宣传形式并成为一种习惯，我想今年的宣传用了书模，明年的图书宣传形式会更加绚烂。”莫言的这番话，多少有一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的伤感。放在10年前，甚至5年前，我不相信莫言肯说这番话。可是，在当今这个娱乐为王的时代，他不仅一定要这样说，而且，说的时候还要给人一种看上去“淡定”、“坦然”的感觉，想想也真够难为他的。

　　诚然，这件事也照见了商业娱乐大潮中精英文学的尴尬处境。难以想象的是，现在要使人们注意到一本书（还甭提劝人读了），竟要如此的煞费苦心吗？我不怀疑出版人和作家的善良，他们不过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本书，进而购买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罢了；但我怀疑它所能产生的效果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很有限？历来劝人读书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威逼，譬如头悬梁锥刺股之类；另一种是利诱，甚至色诱，譬如红袖添香、齐眉举案之类。北宋皇帝劝士子读书，其中就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的许诺。是不是很有效呢？应该算是有效的吧，我们从《聊斋》和《儒林外史》中可以找到许多有效的例子，但这种有效怕也只能多出几个范进或王生。

　　其实，以美女来劝人读书，更像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美女也许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关注此书，但无助于读者与此书建立更深刻、更真实的关系，也挡不住精英文学渐入颓唐的大趋势，反而暴露了精英文学的心虚和胆怯。美女书模之后还有什么“更加绚烂”的手段呢？这种坠落只能不断地突破人们的心理底线，到那时，不知莫言是否还会显得很“淡定”，很“坦然”。事实上，美女治不了精英文学的病。精英文学离美女越近，离社会现实，离我们这个时代，离挣扎于这个时代的社会大众也就越远了。它的病可也就越发的严重了。

　　春晚应是谁的春晚？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春晚的消息特别多，有点铺天盖地、应接不暇的感觉。但此春晚已非彼春晚。在此之前，春晚仿佛是个专有名词，一提春晚，大家自然想到央视春晚；在此之后，这个习惯怕是要变一变了，因为春晚太多了，不再是央视专有了。

　　大家稍一留意就会发现，今年张罗做春晚的人特别多。人们似乎并没有因为去年“山寨春晚”的夭折而气馁，反而使更多的人鼓起了勇气，振奋了精神，焕发了斗志，要来完成这个未竟的事业。所以我们看今年，不仅有北京电视台的“网络春晚”，还有八大门户网站联手打造，第一视频首先推出的“春网开元”网络大拜年，以及搜狐、网易、千橡互动、凤凰新媒体、TOM网、千龙网、新浪网接力推出的网络春节晚会，更有以“北漂”为号召举办的北漂春晚。恐怕还不止于此，从各种报道来看，已经有了老年春晚、农民春晚、摇滚春晚、动画春晚等等，而且，春晚还办到了社区、村镇之中，甚至许多公司、企业，也来凑这个热闹，要自己筹办春晚，其火爆景象，大有全民办春晚的气势，看上去十分喜人。

　　这使我想到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统的春节，我生也晚，那种盛况，只能从书本中去体会和感受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春节，绝非除夕一个晚上，而是一进入腊月就开始了，这种年节的气氛一直要延续到整个正月，二月二，龙抬头，接下来是春耕大忙，年节也就过去了。这带有典型的农耕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人参与其中，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这也是所有民间民俗年节文化的特点。

　　然而，央视春晚的诞生悄悄地改变了春节的传统文化内涵，它借助强大的媒体传播之力，把内涵丰富的春节变成了全国人民对于除夕之夜一场晚会的期待，把自主参与的每一个个体变成了电视机前的昏昏看客。这或许正是央视春晚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换个角度应该说，央视春晚曾经占了改革开放初期春节节庆文化活动相对比较贫乏、比较单调的先机，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和节庆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发掘出来，使得人民大众对年节文化，特别是春节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再满足除夕之夜的看客身份，而更希望自己也能上台一试身手，这恰好体现了民众在节庆文化中主体意识的觉醒。

　　春晚应该是谁的春晚？当然是亿万民众自己的春晚，而非一家一户的春晚。就像早年间村村办社火一样，全民办春晚，有没有可能发展、演化成新型社区的节庆文化活动，使社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真正取代传统农耕时代的宗法村社组织，成为新型人际关系的社会纽带呢？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春节复兴的盛况，那时的春节才有可能之称为中国人的狂欢节。

　　年度汉字是一面镜子

　　年度汉字评选近来颇受到舆论的关注。新华网日前推出了包括“爱”字在内的26个汉字的候选名单，希望通过网友的投票，选出2009年的中国年度汉字。从目前投票的情况来看，排在第一位的“爱”字得票率只有2.82%，“涨”字的得票率最高，达到了15.3%，而紧随其后的是“房”字和“被”字，前者为12.7%，后者为10.6%。

　　中国是汉字的故乡，但年度汉字评选却首先来自日本。自1995年起，每年年底，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汉检）都要在古寺清水宫宣布年度汉字，至今已保持了13年。前不久刚刚公布了今年的年度汉字，“新”字因得票最多而当选。在台湾，由退休人士郭耀华所推荐的“盼”字在评选中胜出，成为本年度的当选汉字。

　　用一个字象征这一年的世态民情，是一项很有特色的文化创意，不是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也只有汉字才能给人类似的暗示和联想。日本的“新”字和台湾的“盼”字，就有许多微妙的含义和意味隐含在其中。回头再看我们这里的评选，每个字所包含的意味，几乎一望而知，无须说明，也无须注释，都是我们感同身受的。

　　比如新华网评选得票率最高的“涨”字，显然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作为居民生活一日不可或缺的水、电、气、油，其价格都在上涨；蔬菜、水果、粮油，价格也在上涨。如果联系到排名第二的“房”字，那么，这个“涨”字的面目就更加露出其狰狞之相了。没有人不认为，中国的房价已经涨到十分危险的高度，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测的危害，而不仅仅是穷人或不很穷的人都买不起房这么简单。和“房”字有关的还有那个带血的“拆”字，这个字能在2009年进入公众的视野，承载着更多人的触目惊心的痛。

　　还有那个“被”字，更是活灵活现地表达了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情态。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一种“被”式的荒诞：被增长、被代表、被就业、被自杀、被自愿、被幸福、被失踪、被娱乐、被……我们的生活是无法选择的，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有人感叹：这一床“被”我们盖得好沉重、好心寒。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和谐稳定，不能没有正当的民意表达的通道。古代有采诗，“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现代则有影视、文学等各种艺术创作，它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一定的对于民意的表达。但现在它们是否肯于承担这种责任和义务，我们实在没有把握。张艺谋说：“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言外之意，他更愿意以一种轻松、调笑的态度，到人们的兜儿里去捞钱。由此可见，要把民意的表达托付给这些“不差钱”的人，一定是靠不住的！所谓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当文艺沦落为娱乐的时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民众的自我表达。年度汉字评选就是一种很便捷的民意自我表达的方式，虽然一个字的表达难免有失偏颇，无法全面反映这一年的生活面貌，但它毕竟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某些面相，只是希望它不要成为“哈哈镜”最好。

　　家庭伦理剧能否少一点仇恨和暴力

　　这些年，看了一些家庭伦理剧和宅门剧。这些电视剧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都在家庭内部冲突方面强调其人性的恶，我们时常会从屏幕上看到一些很惨烈、很残暴的场面，看上去很恐怖。这些源于家庭经济财产的纠纷，或争房子，或争遗产，最终都演变为家庭内部你死我活的战争和仇杀。这些东西看得多了，在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是不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家庭伦理关系（包括社会伦理关系）真的很糟糕呢？

　　从剧作者的角度说，电视剧不能没有矛盾冲突，出于对“好看”的诉求，可能还要有很离奇的故事情节以及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些放在伦理剧的身上，就成为一些剧作者想象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的依据和出发点。此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以阶级矛盾结构戏剧冲突的历史阶段，随着阶级论淡出我们的视野，戏剧冲突的设置也从外部，即社会关系，转入内部，即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因而，父子间、夫妻间、兄弟姐妹之间，进而婆媳妯娌之间和叔伯侄甥之间，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之间，都陷入了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之中，令人应接不暇，心惊肉跳。以前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曾经发生在帝王之家的子弑父、父杀子、兄弟相残的权利之争，演变成了寻常百姓家的财产之争、遗产之争。收视率固然上去了，却也把观众的心看冷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的推广，强化了人们的财产意识、个人权利意识。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也要看到，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因此也被释放出来，这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亚里士多德说：“贪欲乃是万恶之渊薮。”况且，对很多人来说，至今似乎也还不懂得如何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和保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他们所能采取的，往往只是暴力的或非理性的方式。这种现实性的存在或许给剧作者提供了某种生活基础，但是，电视剧对于暴力和仇恨的过分渲染，会不会在客观上为这样一种社会心态推波助澜呢？究竟是生活影响了电视剧，还是电视剧影响了生活？我们一时也许还很难厘清这个责任，但二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关系，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和认真思考。

　　中国曾经是个非常推崇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传统深厚的礼仪之邦，历史上虽然有过人性善恶之争，但社会层面还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过，多年来作为摒弃“高大全”的一种代价，人性恶的观念也渐渐地流行起来，由于人们接受了本我、潜意识、无意识这样一些概念，更使得对于人性恶的描写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似乎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显出其深刻与厚重。于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深刻与厚重，也使得一些叙事作品在人性描写方面步入歧途。前几天看《2012》，有人曾担心恐怖的场面会摧毁下一代对于未来的幻想和希望，其实，更值得忧虑的，倒是充斥在荧屏上的暴力和仇恨，它在观众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很难预料的。在这方面，电视叙事作品以其影响社会之深、之广，事实上无出其右，作为剧作者，怕是不能回避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吧。

　　人们为何总爱拿张艺谋说事？

　　这几天，有两条新闻，都和张艺谋有关。一是“安顺地戏”向张艺谋讨要署名权；再一个是湖南临湘的一个副市长发帖炮轰张艺谋“到处印象”，他尖锐地指出：“印象‘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张艺谋的名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其实，这里的张艺谋只是个幌子，目的还是想吸引更多的眼球。现在有“眼球经济”一说，有了“眼球”，又何愁“经济”不兴呢？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怕是就这么想的。

　　这两条新闻还使我联想到去年传说中的嵩山少林寺与港中旅联合成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准备上市的消息，以及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安阳曹操墓如何开发为旅游景点的争议，还有正在风口浪尖上的张家界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亚一事，所有这些事，说到底，我想只是一件事，即如何将本地有限的文化资源利益最大化，为当地的地方财政创造出更多、更大的价值来。比如安顺，讨要地戏的署名权，难道不是因为张艺谋的影片《千里走单骑》给丽江的旅游锦上添花吗？本来是自家的东西，现在却让邻居拿去赚钱，当然心有不甘。

　　地方政府官员能这么想，也是“在其位，谋其政”的意思，比起尸位素餐、空占职位不干事情的官员，或贪污腐败，只谋私利的官员，还是令人敬佩的。说起来，做官也有做官的难处，政绩是必不可少的，地方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更是硬碰硬的指标，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考察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这样看来，有一点倒是让人欣慰的，自从文化被发现可以创造GDP以来，官员们对于文化表现出非凡的热情，这是以前很少有的。这笔账不用算也是清清楚楚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如果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财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不仅不必担心高能耗，而且，低碳、环保，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官员该是多么看重自己手里的这点历史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他们以一个古董商的心态，恨不得马上让自己手里的这点东西“变现”。他们太着急了，有点急功近利，抓到篮子里就是菜，有时反而会给文化带来伤害。就像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亚这件事，即使可以吸引一些游客的眼球，引起他们的注意，又怎么样呢？张家界自然文化景观因此而受到侮辱，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张家界名声之大，难道还要“哈利路亚”来为它壮声势吗？安顺地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场官司，无论输赢，安顺地戏肯定是名声在外了，但要求它像在丽江一样，也给安顺带来高涨的人气，仅仅讨要署名权是不能奏效的。

　　文化的产业化，文化的市场化，的确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但文化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和市场，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眼光也要看得长远一点，不仅想到自己这一届的政绩，还要想到它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惠及子孙千秋万代的事，不能过于性急，更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搞破坏性的开发。临湘的那个副市长批评张艺谋到处“印象”，他是看到了“印象”作品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于，人们对文化采取了一种很不可取的轻浮和轻率的态度，使得文化在鲜有的环境下很难固守它应有的形态和内涵，这样做怕是不好向后人交代的。实际上，保护、开发、利用，这三者的辩证关系至今在很多人那里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把一切都推给张艺谋，怕也是另有所求吧。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张艺谋就是再有本事，也是掀不起大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