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第六章 文化瓦肆的说书人

　　张柠

　　人尽管都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但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有的善于言谈，有的善于思考，有的善于写作，也有的善于巧言令色、指鹿为马、两面三刀、胡搅蛮缠、浑水摸鱼，这是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丹善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神定气足、张弛得法、缓急有度，有醒神之功效，颇有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风采，一部《论语》，说得《岳飞传》似的。因此她在《百家讲坛》蹿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易中天也是如此，普通人面对镜头就紧张，他一上镜头就兴奋，语言像口水一样滔滔不绝。

　　于丹在电视上讲孔子，讲庄子，普及高雅文化，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签名签得昏天黑地。但也遭到许多批评，主要观点是说她说话不严密，学理上有漏洞，并扬言要她“下课”。我认为于丹是《百家讲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假如让于丹“下课”，弄一老“孔子专家”站在那里，声音在嗓子里滚半天出不来，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那《百家讲坛》就别开了。

　　问题自然就转到了高雅文化是否适合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问题了。电视就是一种大众媒体或文化工业，它具有娱乐性、通俗性、消费性的特点。但是，电视消费无法强制，开关在你手上，想看就看，要看得痛快，不想看转台。为了不让你转台，增加画面的诱惑性是最基本的电视手段。电视运营商寻找善于表达的人选也在情理之中。其实看《百家讲坛》也好，看《非常6+1》也好，都是晚间休闲生活的一部分，最多也只能是个“寓教于乐”，没有人会借助电视节目去研究古典文化。因此，电视强调的是“普及”而不是“提高”，重点是在活泼而不在精深。如果能够做到严谨与活泼合一、普及和提高兼得，那当然最好，问题是好事不可能都给你包了。

　　在娱乐化的电视节目中增加一些严肃的、高雅的气息，可以达到文化普及的效果。让那些心里惦记文化又没有时间、整天疯狂揾钱的人，晚上能够吃上一碗文化夜宵，是这一类节目之所以还有市场的原因。普及和提高的矛盾，是近几十年来文艺的一个老矛盾。先普及后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再提高，看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原则。如果你在电视上听了演讲还不过瘾，还有疑惑，还想进一步提高，可以考博士嘛，到学院里去专门研究。到那时，你就得好好念书，不要整天想到学生会去兼职，到校外去炒更。

　　古代文化中也强调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要研究严肃的文化，你就到国子监里的辟雍殿去；要严谨精深，你就到私家经馆和书院里去；要寓教于乐，你就到勾栏瓦肆去。瓦肆的说书人，也兼顾着向大众普及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使命。国子监、书院、瓦肆，各有各的功能和存在价值，应该并行不悖。

　　电视，就是当代的“勾栏瓦肆”，就是电子化、数码化的“勾栏瓦肆”。那些有演说才能，同时又具备专门文化知识的特殊人才，就是当代文化瓦肆的说书人，就是当代的“柳麻子”。当代的文化瓦肆需要一大批文化说书人。

　　不要往土豆上抹胡萝卜素

　　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土豆，还有一群叫卖者。突然来了几位研究胡萝卜的老师。其中一位说，现在的胡萝卜越来越不成体统了，长得像土豆似的，一点胡萝卜素都没有；另一位反驳道，胡萝卜长得像土豆也没什么，这是它的自由，不能苛求。土豆说话了，报告老师，我就是土豆，我不是胡萝卜，我很惭愧自己不含胡萝卜素，但我有淀粉。

　　上面那个小寓言，可以当作我对《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引发争议的概括。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观念也跟着变了。正视这种时代的变化，是选择有效批评方法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对这种变化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评价方法是另一回事。终极价值（假如有的话）或许不会发生变化，但评价方法（对话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变成僵化的道德评判。

　　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之一。相应的文字消费者，并不试图通过这种阅读去获得所谓“人文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而是要在一瞬间获得某种快感层面的“意义”。因此，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思维往上硬套。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些新的概念扰乱了传统文学的边界，那么你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比如课堂、沙龙）进行解释，告诉那些对传统纯文学还有兴趣的人说，那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学”。但你没有权力到大街上喊叫“你们不要写奇幻小说”、“你们不要读武打小说”。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跑到“钱柜KTV”包房去要求他们不要鬼哭狼嚎，而要唱意大利美声一样。

　　当代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一些“创作”变成了“生产”，一些“作品”变成了“商品”，一部分作家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传统文艺创作就好比一位手工艺者的劳动一样，他创造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当代文艺商品生产就好比一部大工业机器的复制一样，他产生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其实这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进行批评时的价值指向。批评的矛头不能指向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者，而是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资本运作的秘密、剩余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正是资本运作（包括资本投入、广告宣传、媒介炒作等）将产品变成了商品，将创作变成了复制，将物品劳动者变成了商品生产者。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和资本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将批评矛头指向生产者（劳动者），而是指向商品自身的秘密，也就是资本运作和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样，弗洛伊德研究梦的结构的时候，并不是在批评做梦的人，而是在分析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压抑机制。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不能做那样一个荒唐的梦，因为他在睡梦中。但我们有理由说，他之所以做梦，是因为社会禁忌将他的愿望压抑到了潜意识之中，从而通过梦的形式宣泄出来了。

　　当代流行小说读物的生产和流通，正是在一种资本运作、消费诱惑、欲望宣泄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些畅销读物的结构内部，隐含的不是它的人物、情节、细节的荒诞，而是商品诱惑机制的荒诞。因此，将它们当作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就好比将土豆当作胡萝卜来分析一样无效。

　　有一些畅销读物的生产者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产品是商品，还想往文学上蹭。这是自找麻烦，因为文学老师正在等待这一刻。当你宣告自己的作品就是商品的时候，你就好比把一只烫手的土豆踢到文学老师的怀里去了。

　　读还是不读，这是问题

　　不爱读书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冯梦龙的《广笑府》中收集了一首叫《四季懒学》的民谣，说从前流传一首诗，讥讽不愿意读书还找借口的人：“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凄凉无兴趣，不如耍笑过残年。”也有民间传闻，说这首打油诗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写的。总之，很久以前就有人讥讽不愿意读书的人，也就是说，不愿读书者古已有之。因为读书太累，脑子累了好多天都不能恢复，不如干点粗活，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一年一度的“读书节”刚过，全国各大报纸照例都表示了高度的关注：或夸读书的好处，或说不读书的坏处。说好处的，不过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当代翻版，说来说去，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倒是说坏处的，在不断创新，从不读书的“愚”说到不读书的“亏”，最后几乎要上升到民族危亡的高度。年年如此，说来说去，了无新意，人均年读书（指印刷的书）量却一直在下降。现在公布的人均年读书5本这个数字比较可疑，估计不到3本，因为农民依然不怎么读书，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新世纪以来网络传播的兴起，再一次创造了印刷书籍人均占有量的新低，也再一次让主张读印刷书的人发出阵阵怪叫。他们不断地在唠叨着纸质媒介的好处，数落着电子媒体的坏处。其实电子媒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快捷，这完全符合现代人急功近利的思维，要否定它，除非摆脱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如果不做这样的选择，那么电子媒体的阅读就是最好的选择。电子媒介阅读完全可以替代纸质媒体的阅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携带、收集、成本、视觉效果等）要大大超越纸质媒介。如果是按照纸质图书原样影像制作的电子图书，还可以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电子阅读唯一的坏处，就是伤眼睛。当然，它还有一个潜在的坏处，就是与读纸质图书时那种安静的心境相比，读电子书让你心神不宁、浮躁。问题在于，现在的人不正是要逃避那种“安静”的心境而与现代接轨，整个社会的价值准则不都在排斥、淘汰心境安静的书呆子吗？

　　农耕文明时代，绝大部分人不读书，他们喜欢面对面地聊天。特别是在农村，没有时空的间隔，见面就聊，还能够通过记忆口传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需要文字传递信息、保存记忆。今天我们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卫星，还发明了电子技术。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字也不是传递信息的唯一形式。口头的、文字印刷的、电子的，都是传播媒介。有朝一日，我的一些亲朋到月球上居住去了，我就没有办法给他们写信，没有办法要求他们读纸质印刷的书籍了。我只能跟他们通过太空手机来发短信，或者通过可视电话交流情感。因此，当我们的思维超越了现在的时空限制的时候，读书不读书，还真是一个问题。就像一位没有接触现代文明的乡村人一样，有事喊一嗓子，发什么短信呢？有故事就讲，写什么小说呢？

　　欢迎郭敬明们加入作协

　　一批80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引起诸多议论。小三十的人了，也该加入了。这种年龄入个协会什么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像郭敬明这样的人，多次涉及“剽窃”官司，他也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见中国作协不怎么地。反驳者认为，加入中国作协不是选模范，仅仅是证明他的创作水准或影响力。质疑者大概认为，中国作协门槛应该更高一些，不能什么人都进去。其实这种想法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在现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郭敬明都不是最差的。比如写作能力，在如今的中国作协的七千多会员中，比郭敬明能力差的恐怕不在少数。就“剽窃”官司而言，郭敬明也不是开先河者，一些著名作家，比如海南和上海都有，那可是屡教不改的，中国作协也没有开除他们。可见，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那么多人都进去了，郭敬明们为什么不可以？只要他们稀罕作协，走一些常规的程序，就可以加入这个“民间组织”。也就是说，出过一两本书，有人推荐，经审批，就是了，不一定要有多高尚。说“加入作家协会不是选道德楷模”的观点，实际上是承认了上述事实。

　　将作家视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做不了这个“工程师”。把作家抬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什么帮助。作家是善于讲故事的人，善于抒情的人，善于使用语言的人。作家是否合格，还是要靠他的作品的艺术水准来说话。至于“剽窃”等道德问题，不仅仅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有些人，一方面瞧不起作家和作协，另一方面又对作家和作协提出那么高的要求，判断事物的标准不统一。如果你瞧不起，就不要有太多的指望，管他郭敬明还是郭守敬加入作协。当然，这里有一个占有声誉资源的问题，比较复杂，但我宁愿看到会员中像郭敬明们这样的年轻人更多一些，而不是过多的快退休的官员。

　　像郭敬明这种人，还是加入一下作协比较好。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愿望应该鼓励，他的选择是对的，他算是找到了一个归宿。有了一个组织，经常教育教育他，修理修理他，给他一点小甜头尝尝，他就不会整天瞎写、瞎抄、瞎炒作、瞎作秀了，能够尽快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开始中年写作。同时，把他从一群不会写作的人中拉出来，放到一群都会写作的人中间，提高提高写作能力，也是有好处的。当我们把加入“作协”看做是加入“酒协”、“钓协”、“气协”一样自然而然的时候，对郭敬明们的入会，也就看得很淡了。

　　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

　　网络上对“知音体”的批评，以一种当代年轻人的风格和话语方式出现，带有戏谑和调侃色彩，比如，将《红楼梦》改为“知音体”标题：《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将《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知音体”标题：《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大家并没有对批评“知音体”这件事有什么异议，而是对用“知音体”标题来重新命名文学名著持不同看法。可是，为什么一用“知音体”命名，就会产生强烈的瓦解意义的效果呢？这说明“知音体”是具有很强“瓦解性”的。

　　近二十年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发行量惊人、专门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群的杂志，比如《知音》、《家庭》、《少女》、《人之初》、《打工妹》等。这类杂志的读者群，以中小城镇的中年女性为主，她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信息来源都比较匮乏。她们将这类读物既当作“新闻”的来源，又当作“文学作品”（故事会）来阅读，更当作孤独中没有知音的“知音”来看待，类似于购买了一盒文化“黄金搭档”。

　　学术界对这类杂志既没有关注，也没有批评，任由它们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因为它们既不是文学杂志，超出了文学批评视野，也不是新闻杂志，超出了媒介批评视野。它们仅仅是一个“读物”。我们没有一个“读物”专业，因此，这类杂志一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直到年轻的网民们用他们奇特的方式发言，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知音》为代表的这一类杂志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当你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说是文学；当你以文学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用新闻的客观性来应对。最典型的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史”的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但有作者，还有老照片）。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其次，它将“意义生产”（比如，道德训诫、谴责当代陈世美、富人堕落案、穷人暴富故事）与“商品生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擦边球。当你说它只顾盈利时，它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某个故事救活了某位绝望的下岗女工，等等。当你以为它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你会发现它们发行量越来越大，敛财能力越来越强。混淆意义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界线，越来越强化了这类杂志对低端文化消费者的诱惑力和控制力，既是精神控制，也是经济控制。

　　这一类杂志，是如何通过一种奇特的叙事风格，有效控制了以中小城镇中年妇女为主的读者群的？比如标题，《人们啊！花季少女为何就这样沉沦》以呼吁开头，唤起注意力，以设问结尾，提醒你思考，好不容易有了注意力和已经开始思考的女性读者，突然遇到了知音。比如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软硬兼施”的叙事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的格调；“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初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生产，专门盯着一批有闲的女性读者，利用“城乡空间差”、“信息时间差”敛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吃智商差”的办刊思维很快就会寿终正寝。

　　文学死于感觉器官的坏死

　　我先转述一个故事。部队路过某村，年轻的上尉和同伴一起，被一位地方绅士请去参加家庭聚会。上尉腼腆、不擅交际，于是独自离开客厅到外面溜达。但他在花园里迷了路，转进了一间黑暗小屋。突然他听到匆匆的脚步声、衣裙的沙沙声，还有女人喘吁吁的低语，“两条柔软的、香喷喷的、女人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温暖的脸颊贴到他的脸颊上来，同时发出了亲吻的声音。可是那个亲吻的人立刻轻轻地惊叫了一声，抽身就躲开了……”上尉知道是一个误会，陌生女人误以为黑屋子里的自己是她约会的情人。但是上尉依然抑制不住心怦怦地跳，手抖得厉害，完全被一种生平从没有过的新感觉抓住了。

　　小小的误会在上尉身上引起了许多变化：第一是身体的变化，被女人胳膊搂过的脖子有滑腻的感觉，脸颊上被吻过的地方凉酥酥的。第二是整个精神状态的变化，他一改自卑、胆小、慵懒状态，话多起来，并大声地笑。第三是思维活跃，浮想联翩，将所有见过的女人的优点组合起来，安放在那未曾谋面的女人身上，并像初恋情人分手之后那样独自分享思念的甜蜜。他把那件事当作一个小小的、神秘的奇迹珍藏在个人的想象之中。

　　神秘的奇迹还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觉得平时所见的一切都极其无聊，眼前全是苍白的画面，笨拙的队伍杂乱无章。当他实在忍不住而向同伴讲述那个故事时，却遭到了嘲笑、冷遇，有的还故意把事情向肉欲故事上扯。经验交流的障碍如此巨大，他觉得受了伤害，发誓再也不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但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经验，让一位在生活中循规蹈矩的人成了怀疑论者：“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有目的的玩笑……他从水面上移开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运怎样化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对他偶尔温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梦和幻想，他这才觉得他的生活异常空洞，贫乏，没有光彩……”

　　只有在古典感觉面前，一次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经验，才会在上尉那里变成一次重大的情感经历，进而改写了他观察生活的视角。由于他敏感，所以经验才没有被忽略和遗忘。由于他单纯，所以经验才没有被玩笑化为一个肉欲故事。这既是青春期前史的经验，也是想象对生活世界的否定的辩证法。

　　这个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类似的故事曾经发生在安徒生身上。（见《金蔷薇》中《夜行的驿车》一文）契诃夫是最后的古典主义者中的一员。尽管这位医生经常用手术刀一样的眼睛解剖文明病症，但他眼睛背后总是有着一丝抑制不住的温柔和笑意。解剖是治疗疾病，微笑是精神安慰。今天是解剖多于微笑，治疗多于安慰，暴力话语肆虐，并且成为时尚。

　　上述故事在今天可能显得陌生而滑稽，甚至变成嘲笑对象。由于物质和欲望的压迫，由于生活节奏急剧加速，我们感受生活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已经不堪重负。它变得极其单一，只能容下或贪婪或愤怒或媚态。它变得极其麻木，没有极强的“麻辣烫”般的刺激，没有朝廷阴谋和后宫糜烂生活的引诱，它便没有反应。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消亡说”，很大程度是我们感官坏死所致。真正的“文学”不一定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的文本中，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当生活坏死、心灵钙化的时候，感官经验的探测器立刻罢工，“文学”便成了四处流窜的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