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接触梁漱溟先生是从研究熊十力哲学开始的。那是1983年初冬，在汤一介老师的指导下，我刚选定了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着手收集资料，认真阅读《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语要》等。从熊先生的著作中，我了解到了他与梁漱溟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尤其是《尊闻录》所记他们众学友间披沥肝胆、啸声学海的生动情景，深深地感染了我，遥想当年，心仪不已。在随后的调查访问中，从熊先生的弟子及熟人的口中，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不见著于书册的事情，熊先生的形象在脑海里开始跃动起来，具有了活生生的感觉。在这些谈话里，自然关涉到梁先生，对于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些。
翌年春，同样在准备撰写熊十力研究硕士论文的武大郭齐勇兄，由汉北上，查找资料，访问熊先生的故交弟子。他的首要目标是拜见梁漱溟先生，并已打听到了梁先生的住址。这样，与郭兄结伴，我便有了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的机会。那是四月初的一个上午，北京尚春意料峭，尤其是当我们走到梁先生的住地——木樨地22栋高层住宅的楼下时，寒风劲厉，加之稍稍有点激动的心情，禁不住有些索索然。梁先生的中式便服和那顶颇具象征意味、令人过目难忘的瓜皮小帽，第一眼就给了我新奇而强烈的刺激。也许是这类装束的老人过去见得少，也许是“蓝蚂蚁”的识别印记太过深刻了，总之，只在照片上和对祖辈的依稀记忆中才有的形象，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着实令我有点惊异，一种混杂而莫名所以的感受油然而生。梁先生和蔼而不失威严，那是一种刚毅、自信，能笼盖气氛、折服对象的威严，尤其是当他开始谈话后，我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当时，梁先生已年过九十，但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那种颤痹和迂缓，言辞果决，语气清爽，使我不由自主地不时凝视一下他那瘦削的脸庞和精健的身躯，相信这中间有种奇妙的协调和一致性。梁先生的思路异常的清楚，丝毫也感觉不到他已是那样的高龄；谈着谈着，我甚至逐渐忘记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年龄距离。
那次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也许是对青年学子重理旧章、研究他们那一辈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感奋，也许是沉浸在了回首岁月、追风故人的悠悠情思之中，梁先生显得很投入，兴致非常好，侃侃而谈，不容我们插言或随便打断话头。所以整个谈话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而且是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往下讲。梁先生回顾了他与熊十力先生相识的经过，谈了熊先生的生平和学行，特别强调熊先生傲而不驯、喜好独创、俯视一切的性格。他认为熊先生的天资很高，气魄也大，富有创造性。但太过主观，不尊重古学，也不敬惜古人，在这方面几近于顽劣。言词间，梁先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不满。尤其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熊先生并无常人追忆故友时常带的那份情感的眷念和敬意，没有丝毫的见谅曲隐之辞，评说起来反而更直截了当，用词也相当的严苛。他以“愚而好自用”五字概括熊先生的一生，这使我怎么也无法将几达半个世纪的深厚交谊、思想最为接近的新儒学同道等印象，与这一太过贬损的评价联系在一起。说真的，对此我当时很不理解，也深不以为然，心底里还直为熊先生叫屈。除了谈熊十力外，梁先生也说到了他自己的思想和一些生平往事，其中有两点我印象颇深。一是梁先生在讲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时，特别赞扬了印度文化和佛教，认为佛家出世法破二执（人我执和法我执）、断二取（能取与所取），无能、所之别，浑然宇宙为一体，复归到了圆满自性、无所不足的最高境界。话语间，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和熊先生的贬斥佛教、以纯儒自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熊、梁二先生均为由佛转儒、出佛入儒，已是最后的儒家，所以，梁先生对儒佛的衡论和感情的偏向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儒者耶？佛徒耶？使人感到困惑，茫然不知如何据断。二是梁先生详细叙述了1924年夏，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办学的经过。当时，曲阜大学未办成，重华书院亦夭折，草创的曹州省立六中高级部也因驻军吕运斋（属冯玉祥国民五军）和地方当权者郑士奇（属段祺瑞派）之间的摩擦而大受影响。最后终难维持，凄惨收场，同道别离，学生星散。这才有了他的还客京师、谢绝外务，埋头于《桂林梁先生遗书》的整理编纂工作。看来，第一次办学失败的经历对梁先生的一生来说痛切而记忆深刻，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时，我领受到了一种怨世而无奈的悲壮感。照例，梁先生也向我们谈了他的近况，包括参加政协会议、日常读作及生活起居等。尤其是了解到了海外研究他的一些情况，像美国学者艾恺（G。Alitto）的著作，我那次是第一回听说和见到。梁先生也告诉我们，《人心与人生》一书几经周折，最后由他自费3500元，上海学林出版社接收并已排版，即将问世。临行，梁先生拿出年前应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约请所作的《忆熊十力先生》一文的抄件，并将他写于1962年的《读熊著各书书后》和《熊著选粹》的稿本，借给了我们。他还应允把所藏熊十力先生的书信手迹提供给我们拍照整理。《读熊著各书书后》多达四万余字，直到1988年底才收录在《勉仁斋读书录》一书中公开面世。那次，我读到了这样一篇奇特的长文，倍感兴奋；同样也为梁先生对熊著率直而严厉的批评所震惊，这和当面听到他苛责熊先生时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我访谈梁漱溟先生前后共有三次，后两次分别在同年的五月和十月，但都不及第一次的印象那么深刻，待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两次均是和汤一介老师、王守常兄结伴去的；最后那次，已开始着手研究梁漱溟思想的王宗昱兄也去了。第二次去时，我们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将梁先生处所藏熊十力的一批书信原件拍了反转片。这些书信，主要是写给梁先生本人的，也有少部分是写给林宰平、马乾符等先生的。后来，由我整理出来并打印成册的《十力书简》（1985年12月），即是以这一批书信为主干的。梁先生的图书资料收藏，或已捐献，或多被毁，当时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在他的居室里，只放了两个书柜，而且没有装满。所以，当他亲自打开一只小皮箱，颤抖着双手解开仔细放置的小布包、拿出那些发黄的残旧纸片时（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春，已经保存了整整60年），我被眼前的这一情景深深地感动了，真切地体味到了他和熊先生之间五十年交谊的那种深邃和圣洁。此后，再读到他批评熊先生的那些文字，我脑海里就立时浮现出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对他常相标举的“学术本天下公器”之旨，也更多了一层文字以外的理会。那次，我们比较多地谈到了梁先生本人著作的整理和出版问题，汤老师似已有筹划编纂梁先生全集的意图，故于有关问题征询颇详。数年后，中国文化书院竭尽全力毕此盛举，也真是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吧。我当时的印象是，梁先生对自己的文化著述并不特别顾恋，倒是念念不忘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时的那些笔墨遗存，叮嘱再再。也许，梁先生是对社会公论只重其文化创造而漠视其政治活动感到不满，对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他之长久被遗忘心有所不甘，所以言谈间自然有点偏执。第三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正值中国文化书院在酝酿筹组，故话题就多围绕于此。汤老师诚邀梁先生出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工作，并报告了有关的准备情况。梁先生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下来。此后，梁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并以导师身份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直到他1988年谢世。
我因研究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较早接触到了梁先生，并有幸亲聆其谈话。但因为我当时的兴趣并不在梁而在熊，所以对他的思想殊少体味，也错失了当面请益的机会。梁先生的社会名望远比熊先生要高，其“抗争”形象也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兴趣与关注，故每每成为有轰动效应的焦点。在梁先生过世前后，汪东林的访谈录热闹了一阵子。每当此时，我更感触和同情熊先生的寂寞，对熊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为世解感到不平，对当代人形而上的盲失感到悲哀。从哲学专业和我本人的兴趣来讲，我对熊先生可能更偏爱些，特别喜欢他的深湛与精纯。相比较而言，梁先生的思想则多少显得有点杂沓，也太过平淡了些。所以在此之前，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梁先生的著作，而并未深下过工夫，更无著述之想。一直到前年，蒙钱宏兄嘱托为“国学大师丛书”撰写《梁漱溟评传》，这才开始屏息杂想，专注于梁先生的所有著作。两年来，恰逢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陆续问世，这就免去了许多搜求资料之劳，而在阅读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经过几个月的写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是由我和黎业明兄合作完成的。业明晚我几届，亦师从汤一介先生。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是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所以无论是于材料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梁先生思想了解的全面和深入，业明都远胜于我。因是故，我邀请了他共著此书，第1、2章由我执笔，第3、4、5章由他撰写。因全书体例及统稿由我负责，所以若有错漏，理应我来承当。
最后，对汤一介老师的拨冗赐序和钱宏兄的着力督导，均表示深深的谢意。
景海峰
1994年7月于深圳岗厦
翌年春，同样在准备撰写熊十力研究硕士论文的武大郭齐勇兄，由汉北上，查找资料，访问熊先生的故交弟子。他的首要目标是拜见梁漱溟先生，并已打听到了梁先生的住址。这样，与郭兄结伴，我便有了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的机会。那是四月初的一个上午，北京尚春意料峭，尤其是当我们走到梁先生的住地——木樨地22栋高层住宅的楼下时，寒风劲厉，加之稍稍有点激动的心情，禁不住有些索索然。梁先生的中式便服和那顶颇具象征意味、令人过目难忘的瓜皮小帽，第一眼就给了我新奇而强烈的刺激。也许是这类装束的老人过去见得少，也许是“蓝蚂蚁”的识别印记太过深刻了，总之，只在照片上和对祖辈的依稀记忆中才有的形象，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着实令我有点惊异，一种混杂而莫名所以的感受油然而生。梁先生和蔼而不失威严，那是一种刚毅、自信，能笼盖气氛、折服对象的威严，尤其是当他开始谈话后，我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当时，梁先生已年过九十，但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那种颤痹和迂缓，言辞果决，语气清爽，使我不由自主地不时凝视一下他那瘦削的脸庞和精健的身躯，相信这中间有种奇妙的协调和一致性。梁先生的思路异常的清楚，丝毫也感觉不到他已是那样的高龄；谈着谈着，我甚至逐渐忘记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年龄距离。
那次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也许是对青年学子重理旧章、研究他们那一辈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感奋，也许是沉浸在了回首岁月、追风故人的悠悠情思之中，梁先生显得很投入，兴致非常好，侃侃而谈，不容我们插言或随便打断话头。所以整个谈话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而且是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往下讲。梁先生回顾了他与熊十力先生相识的经过，谈了熊先生的生平和学行，特别强调熊先生傲而不驯、喜好独创、俯视一切的性格。他认为熊先生的天资很高，气魄也大，富有创造性。但太过主观，不尊重古学，也不敬惜古人，在这方面几近于顽劣。言词间，梁先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不满。尤其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熊先生并无常人追忆故友时常带的那份情感的眷念和敬意，没有丝毫的见谅曲隐之辞，评说起来反而更直截了当，用词也相当的严苛。他以“愚而好自用”五字概括熊先生的一生，这使我怎么也无法将几达半个世纪的深厚交谊、思想最为接近的新儒学同道等印象，与这一太过贬损的评价联系在一起。说真的，对此我当时很不理解，也深不以为然，心底里还直为熊先生叫屈。除了谈熊十力外，梁先生也说到了他自己的思想和一些生平往事，其中有两点我印象颇深。一是梁先生在讲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时，特别赞扬了印度文化和佛教，认为佛家出世法破二执（人我执和法我执）、断二取（能取与所取），无能、所之别，浑然宇宙为一体，复归到了圆满自性、无所不足的最高境界。话语间，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和熊先生的贬斥佛教、以纯儒自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熊、梁二先生均为由佛转儒、出佛入儒，已是最后的儒家，所以，梁先生对儒佛的衡论和感情的偏向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儒者耶？佛徒耶？使人感到困惑，茫然不知如何据断。二是梁先生详细叙述了1924年夏，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办学的经过。当时，曲阜大学未办成，重华书院亦夭折，草创的曹州省立六中高级部也因驻军吕运斋（属冯玉祥国民五军）和地方当权者郑士奇（属段祺瑞派）之间的摩擦而大受影响。最后终难维持，凄惨收场，同道别离，学生星散。这才有了他的还客京师、谢绝外务，埋头于《桂林梁先生遗书》的整理编纂工作。看来，第一次办学失败的经历对梁先生的一生来说痛切而记忆深刻，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时，我领受到了一种怨世而无奈的悲壮感。照例，梁先生也向我们谈了他的近况，包括参加政协会议、日常读作及生活起居等。尤其是了解到了海外研究他的一些情况，像美国学者艾恺（G。Alitto）的著作，我那次是第一回听说和见到。梁先生也告诉我们，《人心与人生》一书几经周折，最后由他自费3500元，上海学林出版社接收并已排版，即将问世。临行，梁先生拿出年前应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约请所作的《忆熊十力先生》一文的抄件，并将他写于1962年的《读熊著各书书后》和《熊著选粹》的稿本，借给了我们。他还应允把所藏熊十力先生的书信手迹提供给我们拍照整理。《读熊著各书书后》多达四万余字，直到1988年底才收录在《勉仁斋读书录》一书中公开面世。那次，我读到了这样一篇奇特的长文，倍感兴奋；同样也为梁先生对熊著率直而严厉的批评所震惊，这和当面听到他苛责熊先生时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我访谈梁漱溟先生前后共有三次，后两次分别在同年的五月和十月，但都不及第一次的印象那么深刻，待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两次均是和汤一介老师、王守常兄结伴去的；最后那次，已开始着手研究梁漱溟思想的王宗昱兄也去了。第二次去时，我们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将梁先生处所藏熊十力的一批书信原件拍了反转片。这些书信，主要是写给梁先生本人的，也有少部分是写给林宰平、马乾符等先生的。后来，由我整理出来并打印成册的《十力书简》（1985年12月），即是以这一批书信为主干的。梁先生的图书资料收藏，或已捐献，或多被毁，当时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在他的居室里，只放了两个书柜，而且没有装满。所以，当他亲自打开一只小皮箱，颤抖着双手解开仔细放置的小布包、拿出那些发黄的残旧纸片时（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春，已经保存了整整60年），我被眼前的这一情景深深地感动了，真切地体味到了他和熊先生之间五十年交谊的那种深邃和圣洁。此后，再读到他批评熊先生的那些文字，我脑海里就立时浮现出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对他常相标举的“学术本天下公器”之旨，也更多了一层文字以外的理会。那次，我们比较多地谈到了梁先生本人著作的整理和出版问题，汤老师似已有筹划编纂梁先生全集的意图，故于有关问题征询颇详。数年后，中国文化书院竭尽全力毕此盛举，也真是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吧。我当时的印象是，梁先生对自己的文化著述并不特别顾恋，倒是念念不忘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时的那些笔墨遗存，叮嘱再再。也许，梁先生是对社会公论只重其文化创造而漠视其政治活动感到不满，对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他之长久被遗忘心有所不甘，所以言谈间自然有点偏执。第三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正值中国文化书院在酝酿筹组，故话题就多围绕于此。汤老师诚邀梁先生出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工作，并报告了有关的准备情况。梁先生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下来。此后，梁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并以导师身份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直到他1988年谢世。
我因研究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较早接触到了梁先生，并有幸亲聆其谈话。但因为我当时的兴趣并不在梁而在熊，所以对他的思想殊少体味，也错失了当面请益的机会。梁先生的社会名望远比熊先生要高，其“抗争”形象也更能引起一般大众的兴趣与关注，故每每成为有轰动效应的焦点。在梁先生过世前后，汪东林的访谈录热闹了一阵子。每当此时，我更感触和同情熊先生的寂寞，对熊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为世解感到不平，对当代人形而上的盲失感到悲哀。从哲学专业和我本人的兴趣来讲，我对熊先生可能更偏爱些，特别喜欢他的深湛与精纯。相比较而言，梁先生的思想则多少显得有点杂沓，也太过平淡了些。所以在此之前，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梁先生的著作，而并未深下过工夫，更无著述之想。一直到前年，蒙钱宏兄嘱托为“国学大师丛书”撰写《梁漱溟评传》，这才开始屏息杂想，专注于梁先生的所有著作。两年来，恰逢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陆续问世，这就免去了许多搜求资料之劳，而在阅读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经过几个月的写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是由我和黎业明兄合作完成的。业明晚我几届，亦师从汤一介先生。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是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所以无论是于材料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梁先生思想了解的全面和深入，业明都远胜于我。因是故，我邀请了他共著此书，第1、2章由我执笔，第3、4、5章由他撰写。因全书体例及统稿由我负责，所以若有错漏，理应我来承当。
最后，对汤一介老师的拨冗赐序和钱宏兄的着力督导，均表示深深的谢意。
景海峰
1994年7月于深圳岗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