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团结抗日而奔忙
战争改变一切。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漱溟苦心经营多年的乡村建设事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迫宣告结束。但是，也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漱溟得以参与中国高层的政治活动。
抗日战争一爆发，梁漱溟便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持久性全面战争。抗战爆发不久，梁漱溟便发表文章，告诫国人“要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神，好生应付”。并开始为民族团结抗战而尽力。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这打破了人们以为中日战争有可能不会全面爆发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邀请各党各派及在野负时望者十多人，组成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作为战时的最高咨询机构。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
作为参议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梁漱溟除了出席有关的参议会会议之外，主要是陪同蒋百里到山东视察防务。1937年12月9日，梁漱溟返回武汉，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由南京迁至此地。梁漱溟在武汉只逗留了二十多天，便又奉命到自己选择的陕西与河南视察。梁漱溟这次选择到陕西去视察，目的是想去延安，希望能借此机会对中共作一番考察：考察共产党是否真的放弃了对内战争；同时，也是有些意见要与中共负责人交换：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统一，但是怎样才能求得国家的进一步统一？
1938年元旦，梁漱溟由武汉乘坐飞机到达西安。随后，乘坐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的一辆军用大卡车，到达延安。
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将近20天。在那里，他参观了当地中共的政府机关，学校与乡村，并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作了广泛的交谈。梁漱溟认为，中共在延安的事业是成功的。“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显然，延安给梁漱溟的印象极好。经过考察，尤其是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谈，梁漱溟发现，中共近年来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真诚的，只是转变不深：
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不可否认，梁漱溟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其结论也是符合事实的。从梁漱溟的话语之中，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对于中共没有放弃以阶级眼光来看待社会，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梁漱溟显然感到不满意。
与中共领导人交谈时，梁漱溟表现出来的直率性格，实在令人感到难堪。例如，在一次交谈中，梁漱溟问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答道：“我们原来是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我们所愿，今得重合，将永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梁漱溟又问：“过去的分裂决不能单责国民党，就令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而如何陷于错误亦必有所由。况如此大党得广泛支持，以压共产党，时间亘续十年之久，断非偶然。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据梁漱溟说，对此问题，张闻天没能给他一个很好的答复。接着，梁漱溟又问张闻天：“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张闻天答道：“我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不一定要自操政权。”梁漱溟追问道：“你们不一定自操政权，那么你们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呢？愿闻其详！”
在延安，与梁漱溟交谈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共有八次之多，重要的也有六次。
在与毛泽东交谈的时候，梁漱溟再次提出他曾向张闻天提过的问题。毛泽东也有明确的回答。对于造成1927年国共分裂的客观因素问题，毛泽东从当时的国内外情况作了分析；对于中共是否要取得政权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很直率：“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预政权。”对于毛泽东的回答，梁漱溟颇感满意。对于梁漱溟提出的中共过去的最大错误是否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问题，毛泽东则笑而不答。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梁漱溟更想了解的是中共对于国家统一的看法。梁漱溟一直希望中国能统一，但是他并不相信中国的统一是可以武力达成的。他认为，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国人意志集中、意见统一的基础上。现在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外来因素促成的，这样的统一有可能难以持久，若要有永久的统一，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奠定基础，说得具体点，要从建设新中国入手，才能求得永久的统一。从梁漱溟记录下来的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看，在如何求得国家的团结统一这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是很相近的，“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
但是，一谈到中国前途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便不同了。同许多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主张要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最后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三阶段论。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相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了‘一段论’了。”至于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他们的分歧就更大了。
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中国前途的认识以及在完成社会主义的途径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老社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中国所起变化的理解也不相同，进而对中国前途的估计以及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
在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中，他们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一如既往，依然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赞同梁漱溟的观点，但是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对毛泽东的说法，梁漱溟回答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意见交换就在这个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的问题论争中结束。
在交往中，毛泽东给梁漱溟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对于毛泽东，梁漱溟有这样一个评价：
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至于梁漱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如何，由于没有文献记载，那只能靠猜测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毛泽东肯为梁漱溟花费这么多时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类似的访问者），和他进行这样认真的讨论，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梁漱溟及其思想极感兴趣。
1月25日，梁漱溟离开延安返回西安。然后途经开封、曹州、徐州等地，于3月初回到武汉。
7月，由国防参议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大会。梁漱溟以参政员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三个询问案和一个建议案，促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于局势进一步紧张，武汉难守，因此，国民参政会在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后，便决定随同政府其他机关西迁重庆。
本来，梁漱溟很希望留在武汉，以便招呼滞留在武汉的乡村建设同人同学回山东抗敌，但由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而又力辞不脱，只好随参政会入川。梁漱溟到四川后，滞留武汉的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便出发到豫北与山东去了。由于相隔太远，消息不通，对于前方难以尽力，梁漱溟决定在西南大后方选择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尽力，他选择了当时最难办、最令人头疼的兵役问题。
但是梁漱溟奔忙了好几个月的改善兵役工作，以徒劳无功告终。
1938年底，梁漱溟将注意力转向谋求党派问题的解决。梁漱溟早就关注到，党派问题若不能解决好，对于民族的团结抗战和战后的和平建国都是极为不利的。年初访问延安时，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中，梁漱溟就提到过党派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刚好在1938年11月，张君劢针对毛泽东在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在《再生》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给毛泽东的信》，引人注目，致使党派问题一时为人腾说。受时论刺激，梁漱溟写了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党派问题的看法与解决办法。
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及中国当时局势的认识，梁漱溟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欧美的多党互竞，还是苏联、德国、意大利一党排他方式都不能解决党派冲突问题。中国党派问题的解决，只能走一条“从联合中求统一”的中间道路。说得具体点，就是要采用“二重组织”的形式：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的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梁漱溟认为，之所以要有第一重组织，要有各派党派，是因为在广大散漫的中国社会，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但也有各种不同的行业与民族，他们的痛痒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民族，人们的理想信念也是各不相同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强不同以为同，而应该允许有各别的党派存在。要有第二重组织，要有各党派之联合体，是因为，只有各党派的联合体能担负中国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任，而各别的党派是没法担负如此重任的。梁漱溟说道：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梁漱溟还提出了实施他设想的组织形式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若要将这种二重组织加以实施，可以把国民党列为第二重组织，即党上之党，而把国民党以外之各党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列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其理由是：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梁漱溟强调，要实施这一方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改组成功二重组织之前，必须先确定国是国策，否则，一切都是假的，联合必不长久；二是在改组为二重组织之后，必须将政权治权划开。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使相混……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一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梁漱溟认为，若政权与治权不能分开，则难免党派争权，或以党策搀入国策而生大纠纷。
这就是说，梁漱溟提出的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是：在成立党派联合体之前，先由各别党派共同商定国是国策，作为共同纲领；然后，根据此纲领，将各别党派改组为党派联合体；在各党派改组为党派联合体之后，为了使这个联合体中的各党派不致因为利害冲突而分裂，必须将政权与治权划开，政府行使治权而不看党派颜色，党派联合体拥有政权而永远在野。
梁漱溟的文章写出来后，想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但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为此梁漱溟还专门去找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宣传部长叶楚伧，叶楚伧表示，他很同情梁漱溟的主张，但不同意梁漱溟的文章公开发表，理由是：恐文章发表后，引起讨论，不能俾问题解决，反增不愉快情绪。又说，党派现状固不能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而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其实，梁漱溟的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梁漱溟在文章中提出的某些主张，与中共提出的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但又各保持其独立性的观点极为相似，而被视为替中共张目。梁漱溟的这篇文章，最终只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如此而已。
其实，即使梁漱溟的主张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阻碍而得以发表，但是，这样的主张能否为各党派的普遍接受，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接受，也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梁在这问题上的主张，在这里所表达的观念，却是他后来谋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和平建国的主要指导思想。
梁漱溟欲致力于兵役改善而不能尽力，欲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而又得不到公开发表，他感到留在西南大后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他决定到华北战地去看看。经蒋介石批准，梁漱溟在1939年2月开始到华北敌后根据地作了为期8个月的视察。战地所见，使梁漱溟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党派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党派冲突的迫切性。他打算一回去，便将其解决党派问题的想法提出来，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洽谈。
10月初，梁漱溟回到成都，随即向当时正在成都的蒋介石汇报山东方面的敌情、山东省政府情况及八路军的情形，由于时间关系，他特别想提出来的党派冲突问题却没有谈及，只好另约时间回重庆再谈。这时，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人正好在成都，因此，梁漱溟向他们报告了他所见到的党派问题的尖锐严重情形，并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党派问题若不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对于梁漱溟的主张，黄炎培他们表示赞成，相约回到重庆后再多找些人来商量进行。
10月23日，梁漱溟回到重庆，由于这个时候蒋介石不在重庆，梁漱溟便先把自己的想法跟中共方面谈了。梁漱溟先从战地见闻谈起，然后谈到党派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办法。在谈到解决办法时，梁漱溟特别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对梁漱溟的看法，中共方面参与洽谈的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等回答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于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
随后，梁漱溟也与国民党方面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交谈者主要是张群。当梁漱溟谈到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时，张群问道：“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梁漱溟答道：“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群拍手笑道：“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须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说，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张群的这一席话对梁漱溟来说如冷水浇背。梁漱溟也不是不知道，要有实力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军队才是实力，他认为，若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能得到人们的支持，那也是实力，是更强大的实力。
由于热衷于党派问题的解决，梁漱溟对当时人们颇为热心的宪政运动漠不关心。他认为当时人们热心于宪政运动，有点本末倒置。梁漱溟相信，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先团结统一，才能到达宪政，决不能由宪政达到统一。而在当时，又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才能使中国团结统一。而要解决党派问题，则必须先谋第三方面的联合，以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实力。
梁漱溟为党派问题的解决而谋求第三方面联合的初步结果，就是1939年11月底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但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梁漱溟本人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1940年3月，梁漱溟根据何应钦关于国共冲突的报告以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写出了一份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提案，准备在1940年4月初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交。当他在“统一建国同志会”中找参政员联署时，许多人就怕惹是生非而不敢签名。最后还是在一些老熟人与一些老先生的帮助下，才使提案凑足二十人联署，得以在会上提出。此事尚且如此，若遇更重大的事情，“统一建国同志会”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1940年12月24日，梁漱溟读报，看到第二届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他发现参政员的名额增加了，但是国民党党外人士却减少了，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第一届参政员都榜上无名，而增加的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为此感到气闷，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碰巧黄炎培、左舜生也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炎培说道，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张君劢说道，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并主张，先秘密进行组织，布置一切，还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但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自己的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取得同意。张君劢的意见得到了梁漱溟他们的一致赞同。梁漱溟他们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第二天，黄炎培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同谈。这天，他们决定将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久，因各人都有事要离开重庆，此事的商议只得暂时搁置。
1941年2月，梁漱溟他们先后回到重庆。他们本以为回重庆后便可以从容商议同盟的事，但是由于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17日国民党政府更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书面通知说在他们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得到政府裁夺之前，他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参政会。梁漱溟他们为了不使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更为了民族的团结抗战而奔走双方。后来中共方面作了些让步，提出了新的善后办法十二条，但是，国民党没有接受，中共代表最终也没有出席参政会第二届大会。梁漱溟他们的调停徒劳无功。
在调停的同时，梁漱溟他们组织同盟的事也穿插在调停中间秘密进行着，而且还加快了有关的工作。到3月底，同盟的纲领及组织章则都确定下来了，还推定执行委员会13人，其中包括常委5人，他们是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梁漱溟，并由黄炎培任主席，左舜生任总书记，梁漱溟被指派赴香港去成立言论机关。至此，同盟正式成立，只是对外还秘而不宣。
为了筹办同盟的机关刊物，梁漱溟很快就动身去香港。1941年3月底，梁漱溟离开重庆经贵阳到达桂林，也许是为了避人耳目，梁漱溟在桂林逗留了近两个月，其间，应邀在广西大学讲学，所讲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后在李济深帮助下，梁漱溟购得一张机票，于5月20日由桂林飞往香港。
在中共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由梁漱溟担任社长的同盟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同时刊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与由梁漱溟起草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正式向外界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共有十条：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权限，须为适当之划分。
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如同《光明报》的创刊一样，宣言与纲领发表并不顺利。国民党通过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对《光明报》言论的严密管制，为了避免被检扣，梁漱溟他们不得不把宣言与纲领以广告的形式发表。但是，这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同盟筹办人的内讧与不团结，或主要负责人的临阵脱逃。
例如作为同盟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为主席的黄炎培，先是在3月份提议将纲领分别先后发表（也就是把直接指向国民党之有力条文暂付保留）。后是在8月19、20日，在宣言与纲领发表前不久，突然表示环境不容其出面参加同盟，而希望留在其同盟之外，并不告而辞去同盟主席一职。黄炎培的所作所为，使得曾慕韩得以提出在宣言与纲领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并最终导致宣言与纲领发表时，因未署同盟负责人姓名，被人怀疑其可信性，而未能引起有力的同情与重要的影响，更使国民党找到借口对同盟肆意攻击，加以诽谤。因此，梁漱溟对黄炎培的怨恨，几十年后也没能完全消除。这可以梁漱溟在1973年12月29日写的一段文字为证：
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首先黄炎培老猾无耻，贪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权势为缘，不敢露面抗争，临阵脱逃，使民盟主任委员陷于空荡无人之境，使我受窘。
其他如左舜生之不肯以同盟主席一职让予张君劢而欲自谋，曾慕韩之要求改纲领中较温和之条文为激进条文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同盟的宣言与纲领还是发表了。宣言与纲领所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基本上反映了梁漱溟这些年来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构想。宣言与纲领总的说来，就是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加以改革，并放弃其对政权的垄断。
由于宣言与纲领对国民党有明显的批评色彩，因此，它们刚发表，便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对同盟及其宣言、纲领肆意攻击，甚至连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也亲自出马，发表讲话，一面说，同盟是属于乌有的组织，绝无其事，“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一面又指责同盟是有意要变更现政权，破坏抗日，甚至以“第五纵队”相诬。而香港的亲国民党报刊，也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梁漱溟与同盟进行了尖刻的攻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光明报》在创刊后不到三个月，便被迫停刊。由于香港局势日益紧张，《光明报》复刊无望，梁漱溟决定离开香港返回内地。
1942年1月10日，梁漱溟与范长江夫妇等人乘小船，偷渡到澳门，然后途经台山、三埠、肇庆、梧州等地，于2月5日返抵桂林。
如同1939年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去视察一样，这一次梁漱溟也是有惊无险。即使在极恶劣的境况下，梁漱溟也保持神色自若，如同无事。他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在他的重大历史使命完成之前，他相信，他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可见，梁漱溟在险境中的心态，与孔子当年被拘禁于匡地时的心态可能是极为相似的。（据《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梁漱溟在桂林一住就是三年。三年中也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地同一些朋友，如李济深、李任仁等，商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在与一些美国人接触联系后，甚至还设想过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当桂林危急，则策划过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的八步镇开展战时民众动员工作。不过所有这一切，终归徒劳无功。
值得一提的是，在桂林这段时间里面，梁漱溟严守其中立立场，既不愿偏向中共，也不愿偏向国民党。如1942年，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托张云川给梁漱溟带来一封密信，劝他到苏北或任何由中共控制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据点，并表示中共愿帮助他开创一个局面，对此，梁漱溟毫不犹豫，一口拒绝。1943年，当国民党政府以宪政实施协进会事见召时，梁漱溟也敬谢不赴，加以拒绝。梁漱溟以为，若不能严守中立而偏向于一方，就会失去或削弱他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而且，对于他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也是不合适的。
虽然梁漱溟在桂林的这几年各方面都劳而无功，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就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女士是在1935年8月20日因难产而病逝于邹平的。黄女士与梁漱溟共同生活了14年，生养有两个儿子。梁漱溟承认，结婚的头几年，由于自己的要求太过理想及婚后对择婚时没有注重到对方的后天条件有点后悔，加上两人在兴趣与学识方面的差异，“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后来两人的感情却是十分融洽的，黄女士对梁漱溟“总是爱惜照护”，梁漱溟则认为，“只有她配作自己的妻子”。在黄女士刚过世的时候，梁漱溟曾决定不再续娶，以报答黄女士为他作出的牺牲及留给他的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吧！
由此看来，对于黄女士的逝世，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梁漱溟不仅不感到悲伤，反而认为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显然，梁漱溟与其原配夫人的感情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所传说的那样糟糕。在黄女士过世了几十年之后，梁漱溟还为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不乏悲伤与赞美之辞；还对一些来访者说他的第一位妻子是真正的贤内助，绝对忠于丈夫；又说，自己一生中有什么真正痛苦的话，那就是第一位妻子的去世。
虽然梁漱溟曾许诺过决不续娶，但是在1944年1月23日，由他的朋友李济深作为主婚人，他还是和仅比他小三岁的、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陈树棻女士结了婚。可是，这第二次婚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幸福。后来，梁漱溟自己也说这“第二次婚姻是个错误”。梁漱溟的第二位妻子于1979年9月在北京病逝。
婚后不久，由于桂林局势危急，梁漱溟来到广西贺县八步镇，住了将近一年。在八步，梁漱溟曾试图开展战时民众动员工作，苦心孤诣，终于还是一事无成。梁漱溟就是在八步镇获悉抗日战争胜利消息的。
抗日战争一爆发，梁漱溟便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持久性全面战争。抗战爆发不久，梁漱溟便发表文章，告诫国人“要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神，好生应付”。并开始为民族团结抗战而尽力。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这打破了人们以为中日战争有可能不会全面爆发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邀请各党各派及在野负时望者十多人，组成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作为战时的最高咨询机构。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
作为参议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梁漱溟除了出席有关的参议会会议之外，主要是陪同蒋百里到山东视察防务。1937年12月9日，梁漱溟返回武汉，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由南京迁至此地。梁漱溟在武汉只逗留了二十多天，便又奉命到自己选择的陕西与河南视察。梁漱溟这次选择到陕西去视察，目的是想去延安，希望能借此机会对中共作一番考察：考察共产党是否真的放弃了对内战争；同时，也是有些意见要与中共负责人交换：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统一，但是怎样才能求得国家的进一步统一？
1938年元旦，梁漱溟由武汉乘坐飞机到达西安。随后，乘坐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的一辆军用大卡车，到达延安。
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将近20天。在那里，他参观了当地中共的政府机关，学校与乡村，并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作了广泛的交谈。梁漱溟认为，中共在延安的事业是成功的。“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显然，延安给梁漱溟的印象极好。经过考察，尤其是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谈，梁漱溟发现，中共近年来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真诚的，只是转变不深：
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不可否认，梁漱溟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其结论也是符合事实的。从梁漱溟的话语之中，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对于中共没有放弃以阶级眼光来看待社会，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梁漱溟显然感到不满意。
与中共领导人交谈时，梁漱溟表现出来的直率性格，实在令人感到难堪。例如，在一次交谈中，梁漱溟问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答道：“我们原来是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我们所愿，今得重合，将永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梁漱溟又问：“过去的分裂决不能单责国民党，就令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而如何陷于错误亦必有所由。况如此大党得广泛支持，以压共产党，时间亘续十年之久，断非偶然。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据梁漱溟说，对此问题，张闻天没能给他一个很好的答复。接着，梁漱溟又问张闻天：“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张闻天答道：“我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不一定要自操政权。”梁漱溟追问道：“你们不一定自操政权，那么你们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呢？愿闻其详！”
在延安，与梁漱溟交谈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共有八次之多，重要的也有六次。
在与毛泽东交谈的时候，梁漱溟再次提出他曾向张闻天提过的问题。毛泽东也有明确的回答。对于造成1927年国共分裂的客观因素问题，毛泽东从当时的国内外情况作了分析；对于中共是否要取得政权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很直率：“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预政权。”对于毛泽东的回答，梁漱溟颇感满意。对于梁漱溟提出的中共过去的最大错误是否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问题，毛泽东则笑而不答。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梁漱溟更想了解的是中共对于国家统一的看法。梁漱溟一直希望中国能统一，但是他并不相信中国的统一是可以武力达成的。他认为，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国人意志集中、意见统一的基础上。现在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外来因素促成的，这样的统一有可能难以持久，若要有永久的统一，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奠定基础，说得具体点，要从建设新中国入手，才能求得永久的统一。从梁漱溟记录下来的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看，在如何求得国家的团结统一这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是很相近的，“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
但是，一谈到中国前途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便不同了。同许多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主张要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最后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三阶段论。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相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了‘一段论’了。”至于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他们的分歧就更大了。
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中国前途的认识以及在完成社会主义的途径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老社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中国所起变化的理解也不相同，进而对中国前途的估计以及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
在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中，他们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一如既往，依然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赞同梁漱溟的观点，但是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对毛泽东的说法，梁漱溟回答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意见交换就在这个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的问题论争中结束。
在交往中，毛泽东给梁漱溟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对于毛泽东，梁漱溟有这样一个评价：
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至于梁漱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如何，由于没有文献记载，那只能靠猜测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毛泽东肯为梁漱溟花费这么多时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类似的访问者），和他进行这样认真的讨论，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梁漱溟及其思想极感兴趣。
1月25日，梁漱溟离开延安返回西安。然后途经开封、曹州、徐州等地，于3月初回到武汉。
7月，由国防参议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大会。梁漱溟以参政员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三个询问案和一个建议案，促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于局势进一步紧张，武汉难守，因此，国民参政会在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后，便决定随同政府其他机关西迁重庆。
本来，梁漱溟很希望留在武汉，以便招呼滞留在武汉的乡村建设同人同学回山东抗敌，但由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而又力辞不脱，只好随参政会入川。梁漱溟到四川后，滞留武汉的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便出发到豫北与山东去了。由于相隔太远，消息不通，对于前方难以尽力，梁漱溟决定在西南大后方选择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尽力，他选择了当时最难办、最令人头疼的兵役问题。
但是梁漱溟奔忙了好几个月的改善兵役工作，以徒劳无功告终。
1938年底，梁漱溟将注意力转向谋求党派问题的解决。梁漱溟早就关注到，党派问题若不能解决好，对于民族的团结抗战和战后的和平建国都是极为不利的。年初访问延安时，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中，梁漱溟就提到过党派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刚好在1938年11月，张君劢针对毛泽东在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在《再生》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给毛泽东的信》，引人注目，致使党派问题一时为人腾说。受时论刺激，梁漱溟写了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党派问题的看法与解决办法。
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及中国当时局势的认识，梁漱溟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欧美的多党互竞，还是苏联、德国、意大利一党排他方式都不能解决党派冲突问题。中国党派问题的解决，只能走一条“从联合中求统一”的中间道路。说得具体点，就是要采用“二重组织”的形式：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的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梁漱溟认为，之所以要有第一重组织，要有各派党派，是因为在广大散漫的中国社会，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但也有各种不同的行业与民族，他们的痛痒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民族，人们的理想信念也是各不相同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强不同以为同，而应该允许有各别的党派存在。要有第二重组织，要有各党派之联合体，是因为，只有各党派的联合体能担负中国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任，而各别的党派是没法担负如此重任的。梁漱溟说道：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梁漱溟还提出了实施他设想的组织形式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若要将这种二重组织加以实施，可以把国民党列为第二重组织，即党上之党，而把国民党以外之各党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列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其理由是：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梁漱溟强调，要实施这一方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改组成功二重组织之前，必须先确定国是国策，否则，一切都是假的，联合必不长久；二是在改组为二重组织之后，必须将政权治权划开。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使相混……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一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梁漱溟认为，若政权与治权不能分开，则难免党派争权，或以党策搀入国策而生大纠纷。
这就是说，梁漱溟提出的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是：在成立党派联合体之前，先由各别党派共同商定国是国策，作为共同纲领；然后，根据此纲领，将各别党派改组为党派联合体；在各党派改组为党派联合体之后，为了使这个联合体中的各党派不致因为利害冲突而分裂，必须将政权与治权划开，政府行使治权而不看党派颜色，党派联合体拥有政权而永远在野。
梁漱溟的文章写出来后，想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但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为此梁漱溟还专门去找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宣传部长叶楚伧，叶楚伧表示，他很同情梁漱溟的主张，但不同意梁漱溟的文章公开发表，理由是：恐文章发表后，引起讨论，不能俾问题解决，反增不愉快情绪。又说，党派现状固不能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而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其实，梁漱溟的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梁漱溟在文章中提出的某些主张，与中共提出的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但又各保持其独立性的观点极为相似，而被视为替中共张目。梁漱溟的这篇文章，最终只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如此而已。
其实，即使梁漱溟的主张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阻碍而得以发表，但是，这样的主张能否为各党派的普遍接受，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接受，也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梁在这问题上的主张，在这里所表达的观念，却是他后来谋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和平建国的主要指导思想。
梁漱溟欲致力于兵役改善而不能尽力，欲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而又得不到公开发表，他感到留在西南大后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他决定到华北战地去看看。经蒋介石批准，梁漱溟在1939年2月开始到华北敌后根据地作了为期8个月的视察。战地所见，使梁漱溟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党派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党派冲突的迫切性。他打算一回去，便将其解决党派问题的想法提出来，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洽谈。
10月初，梁漱溟回到成都，随即向当时正在成都的蒋介石汇报山东方面的敌情、山东省政府情况及八路军的情形，由于时间关系，他特别想提出来的党派冲突问题却没有谈及，只好另约时间回重庆再谈。这时，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人正好在成都，因此，梁漱溟向他们报告了他所见到的党派问题的尖锐严重情形，并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党派问题若不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对于梁漱溟的主张，黄炎培他们表示赞成，相约回到重庆后再多找些人来商量进行。
10月23日，梁漱溟回到重庆，由于这个时候蒋介石不在重庆，梁漱溟便先把自己的想法跟中共方面谈了。梁漱溟先从战地见闻谈起，然后谈到党派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办法。在谈到解决办法时，梁漱溟特别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对梁漱溟的看法，中共方面参与洽谈的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等回答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于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
随后，梁漱溟也与国民党方面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交谈者主要是张群。当梁漱溟谈到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时，张群问道：“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梁漱溟答道：“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群拍手笑道：“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须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说，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张群的这一席话对梁漱溟来说如冷水浇背。梁漱溟也不是不知道，要有实力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军队才是实力，他认为，若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能得到人们的支持，那也是实力，是更强大的实力。
由于热衷于党派问题的解决，梁漱溟对当时人们颇为热心的宪政运动漠不关心。他认为当时人们热心于宪政运动，有点本末倒置。梁漱溟相信，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先团结统一，才能到达宪政，决不能由宪政达到统一。而在当时，又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才能使中国团结统一。而要解决党派问题，则必须先谋第三方面的联合，以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实力。
梁漱溟为党派问题的解决而谋求第三方面联合的初步结果，就是1939年11月底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但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梁漱溟本人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1940年3月，梁漱溟根据何应钦关于国共冲突的报告以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写出了一份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提案，准备在1940年4月初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交。当他在“统一建国同志会”中找参政员联署时，许多人就怕惹是生非而不敢签名。最后还是在一些老熟人与一些老先生的帮助下，才使提案凑足二十人联署，得以在会上提出。此事尚且如此，若遇更重大的事情，“统一建国同志会”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1940年12月24日，梁漱溟读报，看到第二届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他发现参政员的名额增加了，但是国民党党外人士却减少了，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第一届参政员都榜上无名，而增加的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为此感到气闷，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碰巧黄炎培、左舜生也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炎培说道，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张君劢说道，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并主张，先秘密进行组织，布置一切，还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但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自己的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取得同意。张君劢的意见得到了梁漱溟他们的一致赞同。梁漱溟他们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第二天，黄炎培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同谈。这天，他们决定将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久，因各人都有事要离开重庆，此事的商议只得暂时搁置。
1941年2月，梁漱溟他们先后回到重庆。他们本以为回重庆后便可以从容商议同盟的事，但是由于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17日国民党政府更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书面通知说在他们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得到政府裁夺之前，他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参政会。梁漱溟他们为了不使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更为了民族的团结抗战而奔走双方。后来中共方面作了些让步，提出了新的善后办法十二条，但是，国民党没有接受，中共代表最终也没有出席参政会第二届大会。梁漱溟他们的调停徒劳无功。
在调停的同时，梁漱溟他们组织同盟的事也穿插在调停中间秘密进行着，而且还加快了有关的工作。到3月底，同盟的纲领及组织章则都确定下来了，还推定执行委员会13人，其中包括常委5人，他们是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梁漱溟，并由黄炎培任主席，左舜生任总书记，梁漱溟被指派赴香港去成立言论机关。至此，同盟正式成立，只是对外还秘而不宣。
为了筹办同盟的机关刊物，梁漱溟很快就动身去香港。1941年3月底，梁漱溟离开重庆经贵阳到达桂林，也许是为了避人耳目，梁漱溟在桂林逗留了近两个月，其间，应邀在广西大学讲学，所讲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后在李济深帮助下，梁漱溟购得一张机票，于5月20日由桂林飞往香港。
在中共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由梁漱溟担任社长的同盟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同时刊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与由梁漱溟起草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正式向外界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共有十条：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权限，须为适当之划分。
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如同《光明报》的创刊一样，宣言与纲领发表并不顺利。国民党通过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对《光明报》言论的严密管制，为了避免被检扣，梁漱溟他们不得不把宣言与纲领以广告的形式发表。但是，这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同盟筹办人的内讧与不团结，或主要负责人的临阵脱逃。
例如作为同盟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为主席的黄炎培，先是在3月份提议将纲领分别先后发表（也就是把直接指向国民党之有力条文暂付保留）。后是在8月19、20日，在宣言与纲领发表前不久，突然表示环境不容其出面参加同盟，而希望留在其同盟之外，并不告而辞去同盟主席一职。黄炎培的所作所为，使得曾慕韩得以提出在宣言与纲领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并最终导致宣言与纲领发表时，因未署同盟负责人姓名，被人怀疑其可信性，而未能引起有力的同情与重要的影响，更使国民党找到借口对同盟肆意攻击，加以诽谤。因此，梁漱溟对黄炎培的怨恨，几十年后也没能完全消除。这可以梁漱溟在1973年12月29日写的一段文字为证：
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首先黄炎培老猾无耻，贪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权势为缘，不敢露面抗争，临阵脱逃，使民盟主任委员陷于空荡无人之境，使我受窘。
其他如左舜生之不肯以同盟主席一职让予张君劢而欲自谋，曾慕韩之要求改纲领中较温和之条文为激进条文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同盟的宣言与纲领还是发表了。宣言与纲领所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基本上反映了梁漱溟这些年来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构想。宣言与纲领总的说来，就是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加以改革，并放弃其对政权的垄断。
由于宣言与纲领对国民党有明显的批评色彩，因此，它们刚发表，便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对同盟及其宣言、纲领肆意攻击，甚至连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也亲自出马，发表讲话，一面说，同盟是属于乌有的组织，绝无其事，“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一面又指责同盟是有意要变更现政权，破坏抗日，甚至以“第五纵队”相诬。而香港的亲国民党报刊，也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梁漱溟与同盟进行了尖刻的攻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光明报》在创刊后不到三个月，便被迫停刊。由于香港局势日益紧张，《光明报》复刊无望，梁漱溟决定离开香港返回内地。
1942年1月10日，梁漱溟与范长江夫妇等人乘小船，偷渡到澳门，然后途经台山、三埠、肇庆、梧州等地，于2月5日返抵桂林。
如同1939年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去视察一样，这一次梁漱溟也是有惊无险。即使在极恶劣的境况下，梁漱溟也保持神色自若，如同无事。他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在他的重大历史使命完成之前，他相信，他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可见，梁漱溟在险境中的心态，与孔子当年被拘禁于匡地时的心态可能是极为相似的。（据《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梁漱溟在桂林一住就是三年。三年中也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地同一些朋友，如李济深、李任仁等，商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在与一些美国人接触联系后，甚至还设想过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当桂林危急，则策划过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的八步镇开展战时民众动员工作。不过所有这一切，终归徒劳无功。
值得一提的是，在桂林这段时间里面，梁漱溟严守其中立立场，既不愿偏向中共，也不愿偏向国民党。如1942年，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托张云川给梁漱溟带来一封密信，劝他到苏北或任何由中共控制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据点，并表示中共愿帮助他开创一个局面，对此，梁漱溟毫不犹豫，一口拒绝。1943年，当国民党政府以宪政实施协进会事见召时，梁漱溟也敬谢不赴，加以拒绝。梁漱溟以为，若不能严守中立而偏向于一方，就会失去或削弱他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而且，对于他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也是不合适的。
虽然梁漱溟在桂林的这几年各方面都劳而无功，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就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女士是在1935年8月20日因难产而病逝于邹平的。黄女士与梁漱溟共同生活了14年，生养有两个儿子。梁漱溟承认，结婚的头几年，由于自己的要求太过理想及婚后对择婚时没有注重到对方的后天条件有点后悔，加上两人在兴趣与学识方面的差异，“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后来两人的感情却是十分融洽的，黄女士对梁漱溟“总是爱惜照护”，梁漱溟则认为，“只有她配作自己的妻子”。在黄女士刚过世的时候，梁漱溟曾决定不再续娶，以报答黄女士为他作出的牺牲及留给他的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吧！
由此看来，对于黄女士的逝世，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梁漱溟不仅不感到悲伤，反而认为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显然，梁漱溟与其原配夫人的感情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所传说的那样糟糕。在黄女士过世了几十年之后，梁漱溟还为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不乏悲伤与赞美之辞；还对一些来访者说他的第一位妻子是真正的贤内助，绝对忠于丈夫；又说，自己一生中有什么真正痛苦的话，那就是第一位妻子的去世。
虽然梁漱溟曾许诺过决不续娶，但是在1944年1月23日，由他的朋友李济深作为主婚人，他还是和仅比他小三岁的、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陈树棻女士结了婚。可是，这第二次婚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幸福。后来，梁漱溟自己也说这“第二次婚姻是个错误”。梁漱溟的第二位妻子于1979年9月在北京病逝。
婚后不久，由于桂林局势危急，梁漱溟来到广西贺县八步镇，住了将近一年。在八步，梁漱溟曾试图开展战时民众动员工作，苦心孤诣，终于还是一事无成。梁漱溟就是在八步镇获悉抗日战争胜利消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