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汤一介
梁漱溟先生的传记已经出过好几种，现在景海峰又应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之约为《国学大师丛书》写《梁漱溟评传》，可见梁先生的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相当的影响。
从1983年起，我常常去拜访梁先生，后来又请他出来当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1985年2月，中国文化书院曾举办过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梁先生为该班讲过课，这大概是他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了。1986年1月，梁先生又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讲过课，听讲者逾千人。梁先生的演讲和与我的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艾恺把梁先生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把梁先生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或可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梁先生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最重要的儒家。当然，梁先生的思想确实深受佛教影响，这点所有撰写梁先生传记的学者都无异议，但是梁先生的思想和活动则更是儒家的，也就是说更加是中国式的。
我们知道，20世纪（或者更早一点，自19世纪末起）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从文化上看它也是处在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期中，中国学术文化界讨论的主题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古今之争”。一般地说，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即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这里使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仅仅是就其对过去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的，并无其他意义，因此对这三派都不包含褒或贬的意思。这三派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正是表现在“中西古今”之争上。
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派（如陈独秀）和自由主义派（如胡适）曾一度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提倡“科学与民主”，向传统的正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开火。陈独秀、胡适等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主要是有见于中国社会之落后，政治之腐败，长期受西方列强之欺辱，而又有见于西方各国国势之强盛，社会之稳定，所以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发动一场启蒙运动来彻底批判旧的文化传统。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未经几时，1920年有梁启超自欧洲归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他认为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已陷入绝境，而东方文化或者可以拯救世界。1921年夏，梁漱溟先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这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对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反传统、提倡“西化”的第一次认真的反思。梁漱溟认为，中国应该引进西方文化，让“科学与民主”也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他说：“科学与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判无条件地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并且他反复申明：“我们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但梁漱溟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把中国原有文化精神拿出来。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它如同西方文化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复兴一样。因此，梁漱溟的文化观的重点当然不在“反传统”，而是考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重新把中国文化精神发扬起来。就这点看，梁漱溟的思想应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在当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意义正是针对着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潮的，这样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不至于全然断裂，而能在三种不同力量的合力中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自五四以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中国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派特别是保守主义派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是应重新讨论的。反观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主义从不同方向都有一定意义。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在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存的情况下，由于它们的不同作用，就不能用一种凝固的教条的价值标准判断它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某种外加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由于20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问题上主要是围绕着“东西古今”问题进行争论的，而且往往以此来划分阵营的。在这方面，我认为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是“古今”之争，全盘西化派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不是“古今”之争，国粹派大都持此观点。在当时的争论中，“中西”之争确有“古今”问题，例如引进的“科学与民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对维护专制主义的礼乐制度是否应有所扬弃等等，这些是属于我们的社会要不要走出“前现代”的问题，它是“古今之争”的问题，是属于文化的时代性的问题。但并不是“中西”问题都和“古今”问题有关，例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道与性命”、“安身立命”、“以德抗位”等等问题，并不因其与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也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意义，它们完全可以随着我们民族哲学的发展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哲学中的这些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和对这些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诠释，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可以在现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发挥其特殊的积极作用以贡献于人类文化。今日之世界联系非常密切，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能不关注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世界文化的进程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意识”是时代性的问题，这说的是现时代文化的共性；文化之呈现为多元化是各个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色的问题，这说的是文化的个性。在现今民族文化的发展总要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古今中外”之争从某个方面来说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好文化发展中“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引起的。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在这世纪之交，回顾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展望它下一个世纪的走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对20世纪的国学大师一个一个作认真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把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头绪理清楚，以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借鉴。景海峰君曾为台湾“哲学家丛书”写过《熊十力》一书，颇得好评，我相信他的这本《梁漱溟评传》也会为读者所欢迎。
1995年7月31日
于北京紫竹院
§§第一章 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
梁漱溟先生的传记已经出过好几种，现在景海峰又应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之约为《国学大师丛书》写《梁漱溟评传》，可见梁先生的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相当的影响。
从1983年起，我常常去拜访梁先生，后来又请他出来当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1985年2月，中国文化书院曾举办过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梁先生为该班讲过课，这大概是他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了。1986年1月，梁先生又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讲过课，听讲者逾千人。梁先生的演讲和与我的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艾恺把梁先生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把梁先生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或可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梁先生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最重要的儒家。当然，梁先生的思想确实深受佛教影响，这点所有撰写梁先生传记的学者都无异议，但是梁先生的思想和活动则更是儒家的，也就是说更加是中国式的。
我们知道，20世纪（或者更早一点，自19世纪末起）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从文化上看它也是处在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期中，中国学术文化界讨论的主题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古今之争”。一般地说，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即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这里使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仅仅是就其对过去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的，并无其他意义，因此对这三派都不包含褒或贬的意思。这三派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正是表现在“中西古今”之争上。
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派（如陈独秀）和自由主义派（如胡适）曾一度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提倡“科学与民主”，向传统的正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开火。陈独秀、胡适等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主要是有见于中国社会之落后，政治之腐败，长期受西方列强之欺辱，而又有见于西方各国国势之强盛，社会之稳定，所以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发动一场启蒙运动来彻底批判旧的文化传统。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未经几时，1920年有梁启超自欧洲归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他认为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已陷入绝境，而东方文化或者可以拯救世界。1921年夏，梁漱溟先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这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对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反传统、提倡“西化”的第一次认真的反思。梁漱溟认为，中国应该引进西方文化，让“科学与民主”也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他说：“科学与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判无条件地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并且他反复申明：“我们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但梁漱溟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把中国原有文化精神拿出来。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它如同西方文化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复兴一样。因此，梁漱溟的文化观的重点当然不在“反传统”，而是考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重新把中国文化精神发扬起来。就这点看，梁漱溟的思想应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在当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意义正是针对着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潮的，这样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不至于全然断裂，而能在三种不同力量的合力中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自五四以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中国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派特别是保守主义派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是应重新讨论的。反观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主义从不同方向都有一定意义。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在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存的情况下，由于它们的不同作用，就不能用一种凝固的教条的价值标准判断它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某种外加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由于20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问题上主要是围绕着“东西古今”问题进行争论的，而且往往以此来划分阵营的。在这方面，我认为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是“古今”之争，全盘西化派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不是“古今”之争，国粹派大都持此观点。在当时的争论中，“中西”之争确有“古今”问题，例如引进的“科学与民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对维护专制主义的礼乐制度是否应有所扬弃等等，这些是属于我们的社会要不要走出“前现代”的问题，它是“古今之争”的问题，是属于文化的时代性的问题。但并不是“中西”问题都和“古今”问题有关，例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道与性命”、“安身立命”、“以德抗位”等等问题，并不因其与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也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意义，它们完全可以随着我们民族哲学的发展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哲学中的这些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和对这些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诠释，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可以在现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发挥其特殊的积极作用以贡献于人类文化。今日之世界联系非常密切，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能不关注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世界文化的进程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意识”是时代性的问题，这说的是现时代文化的共性；文化之呈现为多元化是各个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色的问题，这说的是文化的个性。在现今民族文化的发展总要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古今中外”之争从某个方面来说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好文化发展中“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引起的。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在这世纪之交，回顾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展望它下一个世纪的走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对20世纪的国学大师一个一个作认真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把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头绪理清楚，以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借鉴。景海峰君曾为台湾“哲学家丛书”写过《熊十力》一书，颇得好评，我相信他的这本《梁漱溟评传》也会为读者所欢迎。
1995年7月31日
于北京紫竹院
§§第一章 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