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小品文艺术和中国小品文传统
对于写作小品文，林语堂主张必须借鉴西方小品文艺术和继承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传统。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西”，才能写好小品文。
林语堂认为，当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有益无味，可读性差；二是有味无益，读后毫无所得。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非走西洋的杂志之路不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小品文艺术。因为西洋杂志发表的小品文，“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为了便于人们接触西方的小品文，《人间世》从第15期起辟《西洋杂志文》栏目，陆续登载了好些西方的小品文。这些作品，确实“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
同时，林语堂更是认为必须努力继承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他表示：“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唯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戒意。”这表明林语堂当时已自觉认识到，固然要向西方小品文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扎“根”于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他指出，虽然由于文言不便闲谈，和受到“堆砌辞藻”和“章法格套”的束缚，造成我国古代闲谈文体不很发达，但毕竟也有不少堪称为具有个人笔调的小品文。它们“如在风雨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很值得学习。
为了寻找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个人笔调”，林语堂审视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晋人清谈，宋人语录，常在此番光景，启人智慧，发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时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来得轻松，发自天籁，宛如天地间本有此一句话，只是被你说出而已。此法行文，较之濡墨擒翰，苦索枯肠，刻意求工，翻佩文韵府作赋者，其相去何只千里？”而且，他更是赞赏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李笠翁等人的小品文。他说：
苏东坡文从胸间流露出来，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赋》、《喜雨亭》诸篇，亦皆妙在画出胸中一点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此派散文，全如黄庭坚所谓“如虫蛀木，偶尔成文”。
自此以后，李笠翁有“文贵机趣”之说，袁子才有“文章无法”之论。金圣叹在讲笔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学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视稗官小说理论，远继中郎重视民歌、文长批评《西厢》之遗绪。这些各种倾向，对于古文迂腐见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机杼，不守成法，虽然被“以时文论古文”之辈所深恶痛绝，也是极自然之事。然而自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无论作品，或是文学见解，都还是这几位可以说有点价值，与现代人性灵有点接触。
除子才时亦好弄玄虚排比古典外，诸位之文都近于平易浅淡，笠翁文体甚得语言自然之势，前已说到，若金圣叹那种行文，更是与说话一般无二。笠翁善用个人笔调，叙述日常琐碎，寄发感慨，尤长于体会人情，观察毫细，正是现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谓现代的，笠翁可当之无愧了。
在这些论述中，林语堂不仅肯定了苏东坡、袁中郎、李笠翁等人的文学见解和小品文曾经起到过进步的历史作用，而且认为它们是接近现代散文的。显然，他是希望人们将它们继承下来，以便有益于现代小品文的发展。
还须说说的是，应怎样看待林语堂1934年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共四册）。该书由刘大杰编订，林语堂校阅。胡适、郁达夫、阿英和刘大杰等人分别作序。此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文化界人士欢迎。仅在一年多时间内，便有了五种翻印版本，出版数量达五万部以上。可是，林语堂却招惹了非议。其实，这是林语堂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袁中郎作为明末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他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曾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他影响下，形成了“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然而，他的著作却被清朝统治者列为禁书，有关文学史著作也一直未能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因而，林语堂重新收集并出版他的著作，是完全有必要的。正如刘大杰指出的：
不用说，把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了。货色虽然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他这种精神，埋没了两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忽略了这个运动。我们觉得在这个把中国古代文学重新估价的今日，应该使他的精神复活，应该使他在文学史上，得一个他应得的地位。因此我们决然地重印这部袁中郎的全集了。
又如郁达夫指出的：
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欧苏黄陆，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在这里。
从刘大杰和郁达夫对袁中郎所作的评价来看，对于林语堂想方设法重印《袁中郎全集》就不仅不应指责，而且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林语堂认为，当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有益无味，可读性差；二是有味无益，读后毫无所得。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非走西洋的杂志之路不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小品文艺术。因为西洋杂志发表的小品文，“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为了便于人们接触西方的小品文，《人间世》从第15期起辟《西洋杂志文》栏目，陆续登载了好些西方的小品文。这些作品，确实“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
同时，林语堂更是认为必须努力继承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他表示：“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唯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戒意。”这表明林语堂当时已自觉认识到，固然要向西方小品文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扎“根”于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他指出，虽然由于文言不便闲谈，和受到“堆砌辞藻”和“章法格套”的束缚，造成我国古代闲谈文体不很发达，但毕竟也有不少堪称为具有个人笔调的小品文。它们“如在风雨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很值得学习。
为了寻找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个人笔调”，林语堂审视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晋人清谈，宋人语录，常在此番光景，启人智慧，发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时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来得轻松，发自天籁，宛如天地间本有此一句话，只是被你说出而已。此法行文，较之濡墨擒翰，苦索枯肠，刻意求工，翻佩文韵府作赋者，其相去何只千里？”而且，他更是赞赏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李笠翁等人的小品文。他说：
苏东坡文从胸间流露出来，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赋》、《喜雨亭》诸篇，亦皆妙在画出胸中一点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此派散文，全如黄庭坚所谓“如虫蛀木，偶尔成文”。
自此以后，李笠翁有“文贵机趣”之说，袁子才有“文章无法”之论。金圣叹在讲笔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学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视稗官小说理论，远继中郎重视民歌、文长批评《西厢》之遗绪。这些各种倾向，对于古文迂腐见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机杼，不守成法，虽然被“以时文论古文”之辈所深恶痛绝，也是极自然之事。然而自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无论作品，或是文学见解，都还是这几位可以说有点价值，与现代人性灵有点接触。
除子才时亦好弄玄虚排比古典外，诸位之文都近于平易浅淡，笠翁文体甚得语言自然之势，前已说到，若金圣叹那种行文，更是与说话一般无二。笠翁善用个人笔调，叙述日常琐碎，寄发感慨，尤长于体会人情，观察毫细，正是现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谓现代的，笠翁可当之无愧了。
在这些论述中，林语堂不仅肯定了苏东坡、袁中郎、李笠翁等人的文学见解和小品文曾经起到过进步的历史作用，而且认为它们是接近现代散文的。显然，他是希望人们将它们继承下来，以便有益于现代小品文的发展。
还须说说的是，应怎样看待林语堂1934年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共四册）。该书由刘大杰编订，林语堂校阅。胡适、郁达夫、阿英和刘大杰等人分别作序。此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文化界人士欢迎。仅在一年多时间内，便有了五种翻印版本，出版数量达五万部以上。可是，林语堂却招惹了非议。其实，这是林语堂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袁中郎作为明末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他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曾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他影响下，形成了“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然而，他的著作却被清朝统治者列为禁书，有关文学史著作也一直未能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因而，林语堂重新收集并出版他的著作，是完全有必要的。正如刘大杰指出的：
不用说，把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了。货色虽然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他这种精神，埋没了两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忽略了这个运动。我们觉得在这个把中国古代文学重新估价的今日，应该使他的精神复活，应该使他在文学史上，得一个他应得的地位。因此我们决然地重印这部袁中郎的全集了。
又如郁达夫指出的：
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欧苏黄陆，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在这里。
从刘大杰和郁达夫对袁中郎所作的评价来看，对于林语堂想方设法重印《袁中郎全集》就不仅不应指责，而且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