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

第八章 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我是走在路上接到林建军的电话的。两三年前我走在路上接电话时，还被朋友嘲笑过，说哪有你这个样子的，骑个自行车，拿个手机，很不相称嘛。他的意思是说有手机的人至少该打的。可现在，蹬三轮的别个手机，挑水泥浆的别个手机，都不稀罕了。

　　我拿出手机，看看来电号码，也是个手机号码，很陌生，但我还是接了。手机里传来一个比号码更为陌生的声音，他说，你是小禾吗？我说我是小禾啊。同时在心里想，他怎么会叫我这个名字？他说，啊，总算找到你了，我是林建军啊。我愣了两秒，的确只有两秒，就热情洋溢地说，是林建军啊，你好你好！真没想到是你。他说，我也没想到能把你找到。我找了你好多年呢。我说是吗？你现在在哪儿？他说我在黑龙江黑河。我说，喔，好远啊。你挺好的吧？他说，马马虎虎吧，我听别人说你现在很好。我说也还行吧。你怎么会跑到黑龙江去？他说我转业到这儿来的。我父母都回东北了。我说是这样啊，我现在还在四川呢。他说，我知道。你早结婚生孩子了吧？我说是啊，你呢？孩子有多大了？

　　走在我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准确地说白了我一眼，那是我丈夫。我们是一起出门的，准备去超市买东西。这一白让我意识到，我不可能走在路上这样旁若无人地和他谈下去，而两个三十年没见面的人，谈起来肯定是旁若无人的。于是我说，等晚上我再打给你好吗，我现在在外面。他说，那你能记一下我的电话吗？我说不行啊，我走在路上，没法记。这样吧，晚上我先打你的手机联系，好不好？他说，好吧，你一定要打啊，我有事要问你呢。我说我一定会打的。

　　我挂了电话，然后跟丈夫解释说，是我一个中学同学。从毕业后就没联系过，现在突然冒出来了。丈夫哦了一声，没太大兴趣。他知道我生活中时常会冒出许久没联系的人来，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当兵时的战友。那是因为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总是到处走，一次次地离别，所以到了中年，就总是邂逅，重逢。

　　我自顾自地兴奋着，我说我们不止是同学，我们两家还曾经是邻居呢。我爸爸和他爸爸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住在一条走廊上，住了五年。我丈夫仍没什么兴趣，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是青梅竹马吗？你没和他早恋吧？我说你简直是，太庸俗了。你根本不能理解我们。

　　其实我早知道他不会理解。他和我刚好相反，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这个城市完成的，他的人生轨迹没有超过直径10公里。不像我，从满月起就开始天南海北地走，想阅历不丰富都不行。

　　当时正是黄昏，或者说傍晚，夕阳西下，本来就让人有几分惆怅，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更让我不可遏制地陷入了往事中。不管丈夫爱不爱听，我都想讲讲我那个遥远的少年时代，讲讲我独有的人生经历。

　　少年时代我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父亲在小镇之外的大山里修铁路。父亲是个铁道兵，铁道兵永远都不可能去舒适的地方，像歌里唱的，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祖国总是需要铁道兵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谁会让你在繁华的都市里铺铁轨呢？肯定是穷乡僻壤。我们母女三人就常常随父亲奔赴穷乡僻壤。在那个小镇上，我们住在一个很旧的砖楼里。楼上没有厨房，大家在走道上做饭；也没有厕所，方便要到楼下院子里的公共厕所去。但就这么个条件，大家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住过更差的房子。

　　我说的大家，就是铁道兵的家属们，也包括我母亲。

　　那条走廊很长，我的一个学建筑的表哥来过一次，批评说，结构很不合理。我们家住在走廊的这头，林建军家住在走廊的那头。我们家是两个丫头，他们家是三个小子。我父亲是团里的工程师，他父亲是个营长。因此两家原本没什么交往。

　　但有一件事打破了原有的局面，我竟然成了他家的常客。

　　我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正处于对书籍饥渴的年龄，只要谁有书，我就会主动接近谁，冲谁傻笑，完全不顾少女的矜持。有一天放学，我在路上遇见了林建军的大弟林建国，他正神气活现地在找一个小朋友要书：你还给我，你今天必须还给我，不然我大哥该骂我了。

　　那个小朋友很不情愿地从书包里拿出本小人书来，交给林建国。我眼睛一亮，忙不迭地凑上去。我说林老二，借我看看行吗？林建国有些犹豫，他说，我得问问我哥。我就跟在林建国的身后来到林家，去找林老大。我们那时候都这么叫，林老大，林老二，林老三。另一家有四兄弟，我们就叫他们王老大、王老二、王老三、王老四，也不知是谁兴的。不过对我们家的两个丫头，大家倒是叫名字。

　　林家妈妈杨阿姨很喜欢我，她没女儿，缺啥喜欢啥呗。见我上她家，杨阿姨满脸是笑，小禾啊，快进来快进来！我一眼就看见了林建军林老大，正在走廊上帮他妈劈柴。我顾不上回应杨阿姨的热情直本主题：林老大，借我看看那本小人书嘛。

　　林建军见我上他家，很是意外，他回头看看他弟弟。林建国怯生生地解释说，不是我说的，是小胖还书的时候她看见了。林建军就对我说，你等会儿。他继续劈柴，我只有老老实实等着。为了不让我妈在走廊那头看见，还闪进他家门里。我实在是太想看那本小人书了，否则不会那么屈尊。

　　林建军劈完柴，洗了脸，才说，你进来吧。我就跟他进到家去，心里略有些不满，你倒是借还是不借呀？但我没敢说。我从没和他说过话。他个子很高，是我们走廊上8户人家的孩子里最高的，又从来不打架，话也很少，让我感到一种威严。若不是因为书，我肯定不会主动和他说话的。林建军走到床前，蹲下身去，一够，够出一个木抽屉，一够，又够出一个木抽屉。我的眼睛顿时亮了：两个抽屉里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全是小人书！

　　林建军漫不经心地说，你随便挑吧。

　　我激动地扑上去，拿了这本又拿那本，哪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

　　林建军在一旁说，不能超过五本啊。看完了再换。

　　这样，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也知道了这些小人书的来历。原来他父亲在“文革”初期作为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率一干人到一所中学闹革命，搜缴出了这些小人书。按规定本应该当场烧掉的。可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军人对书有一种本能的心疼，舍不得烧掉，就偷偷地搬回家来，给了三个儿子。老实说，不管这些书有没有让他的三个儿子学到文化，至少是让他的三个儿子极大地提高了自信心。比如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本来是不会和他们搭话的（我的学习成绩在我爸他们整个9团的子女里都遥遥领先，简直不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线上）。我放了学总是按时回家做作业，不用母亲趴在窗户上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一句话，我是乖丫头，他们是野小子。可因为这些小人书，我不得不带着笑容去他们家。

　　那些日子我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去一次林建军家，换新的小人书。林建军不解地说，你怎么看那么快啊？你认真看没有啊？我说怎么没认真？要不要我讲给你听？林建军不再说什么，弯腰够出抽屉，让我挑。我也不挑了，挨着拿。拿上就走，基本上不和他多说话。因为我把书一拿到手就翻开看，从他家走到我家，可以看掉三页。

　　很快，我们老师就发现了我的反常。她发现我这个好学生上课时总是盯着桌子，既不抬头看黑板，也不低头看课本。先以为我是打瞌睡，就悄悄走到我跟前，却发现我眼睛瞪得老大，盯着桌子有滋有味儿地看。再一看，桌面上有个洞，透过洞眼，可以看见放在抽屉里的小人书。原来为了看书而不被发现，我在做清洁时特意为自己找了个有洞眼儿的课桌。老师当然告了状，我妈搜查我的书包，严厉规定我不许把小人书带到学校去。我只好每天带着生离死别的心情去上课，一到放学，两只脚就好像有绳子拉一样，小跑着赶回了家。

　　但紧接着，看小人书的不良后果就转移到了家里，我连着烧焦了几次饭。那个时候烧饭很麻烦，没有高压锅也没有电饭煲，饭煮开后须在火上慢慢地焖，左边倒一下右边倒一下。为了兼顾着看书，我就倒到左边翻两页，倒到右边再翻两页，自以为很负责。可看到入迷的地方，就三四页地看了下去，忘倒了，那饭说煳就煳，快得很。我连忙丢下书采取紧急抢救措施，用筷子在饭上捅几个眼儿，插上葱，采用烟囱原理，指望把锅底的焦煳味儿拔掉，也不知是谁传授给我的，可效果不佳。妈妈回来还是闻到煳味儿了。第一次则罢，第二次又烧焦时妈妈就动怒了，一把抢过我的书就要往炉子里丢。我急得完全不顾少女风度，跳着两只脚喊，那是林老大的书，那是林老大的书！我妈毕竟还是个文化人，一瞬间冷静下来，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我现在还没工夫烧呢，留着生火用，说罢就顺手夹进了柴火堆里。我等她转身，赶紧把书抢救出来。

　　即使如此艰难，我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个月吧，看完了林建军他们家所有的小人书。看完之后我很失落，最后一次去还书时我一个劲儿地问他，真的没了？一本也没了？有没有借给别人没还的？照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读长篇了，还是繁体字竖排本的，上初中就不该再那么迷小人书了。可是没有可看的书啊，那个年代什么书都没有啊。我离开林建军家，觉得很不得劲儿，一步三回头，好像我把许多好朋友丢在他们家了，那都是些让我感到亲切和喜欢的朋友。后来实在难受了，我就去热剩饭，再去他家把看过的特别喜欢的小人书重看一遍，以缓解那种没书看的难受劲儿。

　　好在无论是林建军，还是他的两个弟弟，对我都很客气。杨阿姨就更热情了，让我减少了反复登门的畏难情绪。当然，我的反复登门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尤其是期末的时候，杨阿姨会问，小禾这次考了多少分啊？又是第一名啊？而压力最大的又属林建军，因为我们一般大，读一个年级。杨阿姨看了我的成绩单总要感叹说，我要是有小禾这样的姑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她买新衣服穿。每每这个时候，林建军就不以为然地晃着他那大个子出门去了。

　　记得那个时候林叔叔为了让他的三个儿子提高学习积极性，曾悬赏说，谁给他写一封信他就给谁5毛钱。即使如此，他仍没收到一封他儿子写的信。其实他们家经济条件一点儿不比我们家好，林叔叔的工资比我父亲还低，又多一张吃饭的嘴。可见林叔叔希望孩子学习好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我是从杨阿姨嘴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的感觉是恨不能替他们写几封。那年头5毛钱多难挣啊。有一回我和同学去打了一整天的猪草，热得浑身起痱子，卖给学校的食堂才挣了1角8分钱。我还不好意思看，一把塞进口袋里，然后隔着布袋悄悄地捏，感觉到除了一张角票，还有3个硬币，一个比一个大，于是猜到是1角8分钱，心里很欣喜。那种感觉至今能想起来。我给家里挑煤球，挑一百斤母亲才给我一毛钱，算是买冰棍的。可林叔叔说写一封信就五毛，这样好挣的钱他们竟然不挣，我真是不能理解。我爸如果这样悬赏，我每天给他写一封。

　　当然，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因为我自己有了一个和当初林建军一般大的儿子。

　　晚上我还没给林建军打手机呢，他就先打过来了。他说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正好可以和我聊聊天。他说他也是昨天才问到我的电话，想试试看，没想到一下就找到我了。

　　这回我们可是痛痛快快地聊了好一阵。先从两家父母的情况，说到两家兄弟姊妹的情况；又从两家的情况说到自己的情况，又从自己的情况说到自己家庭的情况。让我意外的是，他的孩子比我的还小，我都够晚婚晚育了，他比我还晚。这么一算，他是三十四五岁才结婚生子的。我问怎么回事，他迟疑了一下说，是因为工作一直不安定。我暗地里想，说不定是再婚呢。也就不再问了。

　　我想起了往事，问他，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上你们家借小人书的事吗？他说好像有点儿印象。我说那时候你让我每天借5本。你家有整整两抽屉呢。他说是吗？具体情形我记不得了。我说那些小人书现在还在吗？他说不在了，我爸转业回老家时丢了。我说那太可惜了，留着多好。他说，我那个时候很高傲，不爱理我们男生。我笑，说，其实不是高傲，是胆怯。不敢和人说话，表现出来就好像高傲一样。他说，上高中的时候你们班和我们班搞活动，叫你和我一起主持你坚决不干。我说是吗，这个我记不得了。他说你怎么忘了，那时候你是你们7班的团支部委员，我是我们6班的班长。

　　我想起来了。上高中时，林建军突然厉害起来了，不仅学习成绩升上来了，还当了班干部。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儿吧。而到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如原来那么出色了，我要在班上保持前三名已很困难，那些男生好像忽然间都聪明起来，尤其是在数理化方面，我常需要请教他们。

　　他说，我总觉得你那时候很高傲。我说，我哪儿有理由高傲啊，你也不想想，我们家当时那种情况。我妈一天到晚要我夹着尾巴做人。他说，可是我爸爸妈妈一点儿也不认为你家有问题，我爸总说你爸是个好人，我妈也总爱夸你。我笑了，我说那是因为你们家没女孩儿。你记得吧，我们走廊上八户人家二十多个孩子只有四个是女孩儿。他说，好像是这样，王树林他们家也是四个小子。我说，哎你知道王树林他们家后来上哪儿去了吗？他说不知道。也转业回老家了吧，大概在山东。

　　林建军突然说，嗳，那年下乡，你到最后怎么没来？我说，对呀，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知青办的人又说我不符合政策，不让我去。他说，我就是那一批下乡的。我听他们说你要来，还特意跑到集合的地方去找你呢。我说是吗？我不知道。他说，我还听说是你自己坚持要下的，你怎么会主动要求下乡？我说，嗐，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家待业半年多了，感觉太无聊了，就想还不如下乡呢。下乡还有可能招个工或者当个兵什么的。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听语气似乎有点儿失望。可我说的是实话，谁要是像我那样在青春期时独自一人在家待业一年，谁就会理解的。我绝不是为了出风头。他又说，我后来知道你姐和我下在一个县，就想找她问问你的情况，可一直也没找到她。特别不巧，我去他们队的时候，她恰好不在。

　　我敏感地想，未必他认为我是因为他想下乡的？不至于吧？从他父亲调走以后，我们之间几乎就没来往了。虽然我们还在一个中学读书，但那个时代男女生界限分明。更何况我因为家里的事总背着包袱，内心很自卑，寡言少语的。不会有心思注意男生。

　　我们正聊得起劲儿，儿子在一旁朝我打手势。我捂着话筒问他什么事？他说他要给同学打电话问作业。儿子的学习在我们家是头等大事，我只好打住话头。我跟林建军说，咱们改天再聊吧。他犹豫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可能会上成都来。我说真的吗，那太好了。他又说，其实我是到重庆开会，明天就走。我想等会议结束后，先去那个小镇，看看咱们当年住的那个楼还在不在，然后再去看看老师和同学。如果你欢迎的话，就上成都来看你。我再次说，当然欢迎，重庆到这里很方便的。火车汽车都很快。欢迎你来。

　　但他如果敏感的话，就会发现我的欢迎词属于外交辞令，并非发自内心。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来，他不是说有什么事要问我吗？是什么事？下乡那件吗？他真的一直在找我？难道我当年有什么地方让他产生了那样的想法吗？

　　追溯起来，少年时我们之间还真有过一次让我脸红的接触。那时林建军家还没搬走。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因为例假来得太多，正忙不迭地躲在里屋换纸。忽然听见林建军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走进我家来。那时候我们走廊的几户人家因为太熟了，上谁家都不敲门，均破门而入。我听见他朝里屋走来，已来不及穿好裤子了，又无处躲藏，只好蹲到床内侧埋下头。林建军站在门口冲着我喊，我当鸵鸟坚决不答应。他那么高，肯定看见了蹲在床内侧的我。他站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什么，转身走掉。之后的两天，我都没好意思上他家换书，他也没再来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那天莽撞地闯进我们家是干什么。

　　后来他父亲就调走了，调到6团去当参谋长。他们一家都跟着搬走了。住到了河对岸6团的家属区。当然，我们还在同一所中学，并一起进了高中，我在7班，他在6班，还是会经常见到的，但几乎不说话。偶尔有些关于他的事，我还是听我们班别的女生说的。他似乎成了一个女生们喜欢议论的男生，换句话说，一个比较出色的男生。

　　再后来我们一起交了入团申请书，去听团课。我们都是当时的班干部，好学生，这种事在一起是很正常的。我知道他入团肯定没问题，学习好，表现好，出身又好。我呢，前两条与他差不多，后一条就不如他了。所以心里一直暗暗担忧。到了公布团员那天，我特意绕到学校专门张贴布告的专栏那儿，假装无意地走过，用眼睛瞟着红榜，一下瞟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才停下步子来，站在专栏前把红榜放心大胆地看了一遍，当然也看见了林建军的名字。回家后我向我妈报告喜讯，顺口说，还有林老大呢。我妈说，是吗？这下你杨阿姨该高兴了。

　　可是我仍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

　　好像有个细节，在我记忆深处亮起来。

　　有一天课外活动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在打篮球。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我在体育方面是很差的，跑不快，跳不高，也扔不远，怎么会去打篮球呢？原来我们学校要搞篮球联赛，每个班的男女生都必须参加。当班长动员到我们班女生时，她们指着我说，她参加我们就参加。当时我单纯地认为，我是我们班女生里唯一的班干部，她们要我起带头作用。现在想来我才明白，肯定是因为我总和班上最优秀的男生在一起，开会或者讨论事情，让她们烦。比赛的时候，她们要我先上场，我就上了。但半场打下来，我连篮球的边儿都没摸着，一双手干干净净的，还累得气喘吁吁。那个个子最高、在女生里颇有号召力的女生终于对裁判说，换人。把我换了下来。

　　扯远了，再说那天下午。我被几个高个子女生“押”着去练篮球，我不会打，个子又小，只好跟着她们从这边跑到那边。因为太专注，我朝后退的时候忽然被什么东西绊着了，接着又被一个人扶住。回头一看，竟是林建军。他朝我笑笑，笑容十分灿烂。我大概脸红了，他松开我，弯腰捡起那个差点儿摔绊我的篮球，大踏步地朝他的伙伴儿跑去。

　　那个笑容让我很长时间难以忘记，温暖，亲切，有点儿像自家的哥哥，又不完全是哥哥。哥哥之外的意味，我形容不出来，但它让我第一次有了少女的怀想。

　　可也仅仅是个笑容啊。

　　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的渠道，或者说没有来往的理由。不单是他，我和所有的男生都不大来往。有一回我们学校组织所有的团员去天府煤矿参观。煤矿离我们学校很远，等我们参观结束回到学校时，已是夜里十一点了。我从没那么晚回过家，心里很害怕，很想和谁结伴走，但没有哪个同学是与我同路的。当时林建军也在场，但他家已经搬到河对岸了。我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往家走。街上冷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为了壮胆，我就一边走一边唱歌。起初我很盼望能出现个把人影，可后来真的有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时，我更害怕了。脚步声越跟越近，我吓坏了，头也不敢回，歌儿也顾不上唱，撒腿就往家跑。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那个时候我丝毫没觉得我和林建军之间的关系很近，否则我完全可以让他送我回家。

　　两天后林建军又来电话了，他的声音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兴奋了许多，我判断一定是喝了酒。他说他已到了重庆，正和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呢。他今天专门去学校看了老师，晚上又约了几个同学聚餐。

　　你看，果然是在喝酒。

　　他说你猜都有谁？我说我哪猜得到。他就说了几个人名。有两个我很陌生，大概是他们班的，有两个我知道，是我们9团的子弟，其中一个，也是当年住在我们楼上的少数珍贵女孩儿之一，小萍。

　　小萍接过电话说，小禾你怎么不来看我们？林老大都来了。我很羞愧，其实前两年我回过那个小镇，但我只是坐在汽车上，从我们当年住的那栋楼前经过了一下，没有停下来，更没有走进去。也许那是个我不愿回首的年代。事后我写了一篇散文，《从往事门前走过》。可我无法跟小萍说这些，我只好沉默。

　　小萍又说，听林老大说，你现在成名人了？我连连否认。我说我成什么名人？我只是和你们职业不同而已。小萍说，林老大也混得很好，当局长了。我说是吗？这我倒不知道，前两次打电话他都没提起。小萍说，当年你们俩就是我们团里的最有出息的，现在还是最有出息的。不像我们，一无所成。我最怕听这种话，就好像自己把别人的好运都占了似的，连忙打岔说，你们今天在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吧？小萍说，可不是，他们几个男生都喝醉了。

　　林建军把电话接了过去，说，谁说我们喝醉了？我们是喝得比较多，但没醉，就算醉了，人生能有几回醉？你想想，我二十五年没回来了，当年我离开时十八岁，现在四十三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说，是啊，是不容易。他说，我今天去看了王老师，你还记得她吗，就是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我说我当然记得。他说，我跟王老师说起你的情况，她可高兴了。她说她当年最喜欢的学生就是你和我了。我说是吗？

　　我当然知道王老师喜欢我，她常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朗读，有时在布置作文之前，她会让我先写一篇，用来启发全班同学的思维。但她喜欢林建军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也许那时林建军的作文也很好？果然，林建军说，有一次咱俩的作文被同时选进重庆市中学生优秀作文里，一个报社的记者还来学校采访了咱俩呢。

　　我吃惊极了，这样的美事我怎么毫无印象？是他瞎编出来的吧。我说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林建军说，嗐，就是王老师把咱俩叫到办公室的嘛。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办公室还有别的老师，都夸我们两个。王老师笑得一脸灿烂。

　　我努力回忆，还是没有一点印象。我说，记者采访些什么？林建军说，那个记者问你，说你母亲原来是报社的编辑，有没有在写作上帮助过你？我说，那我怎么回答的？林建军说，你说我妈没帮我改过作文，但她跟我说，写作要用自己的语言，不要用抄来的词汇。别人语言再美也没有生命力，就像塑料花，自己的语言虽然朴实，却像野花一样富有生命力。

　　我一听没错，这话的确是我妈跟我说的，并且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但我还是记不起我的中学时代有过这样出风头的事。他说你看你怎么忘了呢？我都记得，我当时还想，有个有文化的妈就是不一样。

　　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个时代，我是说20世纪70年代中叶，哪里有选编中学生优秀作文的事？他说，你不信？我这次来找到那本书了！我有个同学在市教育局，我让他翻资料室翻出来的。

　　这下我相信了，我高兴地说，过两天你来的时候，一定带给我看看啊。他说没问题。然后他说，你记得不，有一次我们学校团员搞活动，去天府煤矿参观，回家很晚，还是我送你回家的。

　　我又一次吃惊了。我说是吗？我怎么记得是我自己回家的？还吓得要命，还一个人走在路上唱歌。他说没错，是我送你的，我一直把你送到你家楼下。我一连串地说，是吗？是吗？是吗？林建军有些不高兴了，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呀，那个时候也有十五六岁了，怎么那么不记事啊？我笑了，不太好意思。有一瞬间我想说，可是我记得你那个笑容。

　　当然我没说。林建军又说，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呢。我说什么事？大概旁边的同学叫他了，他打住话头说，算了，还是见面再说吧。我得去敬他们酒了。他们想把我喝翻，那他们就给自己出难题了。我的酒量，不在武松之下。我说，你代我问其他同学好啊。

　　放下电话后我有些兴奋，跟丈夫说，嗐，我在中学里竟然还接受过记者采访呢，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丈夫说，不可能。我还不了解你，这样光荣的经历你还能瞒到现在？早跟我说三遍以上了。我说不是我想瞒，是我忘了。刚才我那个同学还说我呢，十几岁了都不记事。我丈夫还是表示怀疑，说不可能，那个时候，没这种事。

　　我正想跟他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刚刚获知的光荣史，电话又响了。我拿起来，还是林建军。我没觉得奇怪，我虽然不喝酒，但有好几个爱喝酒的朋友，他们一旦喝多了总是想找人说话，并且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常遇到这样的事，说不定林建军今晚上也会打好几个电话呢。但愿丈夫不要烦。

　　林建军说，喂，我还是想现在问你那件事。我说你想问我什么？他说我本来想见了面再问的，可有点儿忍不住了。我说，什么事，你问吧。他顿了一下，说，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高中毕业？夏天？渡船？我把这几个关键词输入脑海，然后开始寻找。可什么也没找到。这回我不敢说我不记得了。我怕他又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那个时候都17岁了还不记事。于是我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我爸我妈让我去6团看一个伯伯。

　　话一说出口我隐约想起来了。我爸有个老同学，调到6团当工程师，初来乍到，对当地的生活很不适应，我妈常让我拿些她做的食品，比如豆芽豆豉醪糟之类，去送给他们。

　　林建军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意识到了什么，又说，我在渡船上碰到你了吗？

　　他说是的，但你没和我说话。

　　后来他就放了电话，放了就再也没打来。

　　晚上我有些失眠。我想，那个夏天我坐渡船到底去干什么？肯定是去江北，去江北干什么？真的是给那个伯伯送东西吗？也许是。可为什么林建军会有那样的感觉呢？我渐渐回想起了那个渡船的样子，是个大木船，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靠它摆渡到对岸去。我站在船边，看着对岸渐渐近了。河边有一些稀疏的菜地。我下了船，拾级而上。

　　我们真的在船上相遇却没有说话吗？

　　我为什么不和他说话？还有，他说他曾送我回家，我怎么只记得自己吓得要命跑回家的事？莫非身后的那个脚步声是他？他在悄悄送我？那到底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

　　我又一次问自己，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在问了若干次后，我已不能排除，我坐渡船到江北去，除了完成爸妈的任务，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期待遇见他，林建军，和他说说话。须知他们家和黄伯伯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我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

　　我想，等林建军再来电话时，我就告诉他，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

　　只是我想不好，我该以什么样的语气来说，调侃的语气？认真的语气，还是漫不经心的语气？

　　但林建军再也没来电话了。

　　他甚至取消了他的成都之行。

　　你坐渡船去干什么？我无法回答他，只好将他的疑问变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