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论通史、部门史、文化史
钱穆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大类，一自然，一人文。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的一种最基本的学问。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人文科学中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它既有科学性，又具有哲学性和艺术性。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科虽然自成其体系，但必有史实为根据，以史学为基础。
历史由三方面组成，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历史知识。历史本身就是大群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个经验，这已往的人生，人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留下的东西，使人类的后代，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做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人们凭借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观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反观所得来预测人类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
钱穆史学研究范围很广，无论是通史、部门史，还是文化史，都有涉猎。他治史的逻辑是：首先对历史作通体研究，然后把历史平铺开，分门别类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和地理等专史，最后又回到文化史，把通史与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在文化史中得到最终的完成。这体现了他所谓“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的基本精神。
一、对通史的研究
他首先指出了研究历史的三种途径：第一，由上而下、从古到今，根据时代的先后对历史进行通体研究，这是一般所说的研究通史。第二，与前一途径相反，即从下溯上、从今到古，由现代追溯到古代的研究途径。注意把握住现代史上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等的任何一方面，然后根据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源，由此可以明白这一事实的由来。第三，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是根据各自的方便，作为研究历史的开端。这种研究只求在一方面深入有所体悟，然后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地方去，其治史的范围愈来愈广，程度愈来愈深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
在这三种途径中，钱穆最欣赏第一种。在他看来，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并非是最理想的。因为在同一时代中，诸多事件之间都有相通之处，且相互影响。必须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况、学术大概、人物风尚等等一一加以综合，相互会通，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时代。千万不要把它们各自分开，只当作一些孤立和偶然的事项看待。在这三条治史路径中，他强调第一条，即研究历史要从头到尾作通体研究，首先要研究通史，在略知通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地、分时期地研究部门史或断代史。对部门史或断代史有了研究之后，再返回研究通史。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下去，才能真正明白历史的时代变化，才能贯通上下古今，把握历史的大全。《国史大纲》堪称通史研究方面的佳作。
钱穆说，近代研究史学主要有三派：一是传统派（即记诵派），二是革新派（即宣传派），三是科学派（即考订派）。他认为，传统派主张记诵，熟悉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精于校勘辑补。科学派是应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潮流而起。这两派都偏重于历史材料方面，缺乏系统，因而无意义，是一种纯书本文字，与现实无关。革新派治史有意义、有系统，并努力把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但他们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对于历史，他们既不如记诵派知识广，也没有考订派所获的史实精。因此，革新派的治史实质上由于缺乏史实和史材，治史的意义也变成无意义的了。
钱穆指出：“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命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钱穆与近世革新派研究史学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拯救中国，但研究方法和结论则与之相反。
近代新派史学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的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沿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秦代政治的后面，也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这个思想渊源于战国学术。秦汉不失为沿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前进的进步政治。隋唐统一无疑证明，中国历史虽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上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招致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钱穆的通史研究，不仅充分注意了中国史与西洋史的区别，努力察其异，揭示特殊性，而且充分注意了历史的变异性。这是他研究通史的特点。
二、对部门具体史的研究
钱穆研究历史的逻辑是：“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钱穆本人不仅熟悉、通晓通史，而且也曾分门别类地研究了部门史。
（A）政治史。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在北京大学就讲授过中国政治史这门课，此后也多次涉猎中国传统政治，尤其是传统政治制度问题。
在回答为什么研究政治史这个问题时，他指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项目。尤其在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方面，儒家的抱负一向看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应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这是他从文化大视野中谈研究政治史之必要。另外，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朝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的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如果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然应该检讨传统政治。这也是他研究政治史的原因之一。再者，政治制度必然有其自根自生的特殊性，即使有些可以从外国借鉴，也要先与本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成长的。挖掘二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检讨传统政治的现代意义，也是钱穆研究政治史的原因。他尤其不能接受用“专制黑暗”四个字把中国传统政治全部否定的简单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研究政治史是由此而发的。
在他看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一是人事，一是制度。人事经常变动，制度则由人创立、由人改订。制度较为稳定，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他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侧重点是制度的沿革问题。他说，研究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从汉代起，经过唐、宋、明、清四朝，大体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
研究政府的组织指的是研究政府职权的分配。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的分配制度，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研究考试和选举制度，指的是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历来的政治上规定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政府，政府是怎样组织的，政府的职权是怎样配合的，进而明了其内在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政权，究竟应该交给哪些人，这是第一义的，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应该如何分配，这是第二义的。“中国历史上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至于政府内部职权是怎样分配的，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它是产生政治的根本大法。研究政府的赋税制度，指的是研究政府的财政经济制度，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专讲中国政治沿革的书，最先的一门是“食货”，其中就讲到赋税等经济制度。研究国防与兵役制度，指的是研究武力保卫政府的问题。除此以外，其它如学校制度、教育制度等，钱穆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在对诸项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后，钱穆总结出几条结论：（1）中国传统政治，论其主要用意，可以说全从政治的职分上着眼，因此第一注重的是选贤与能，第二注重的是设官分职。（2）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因此不得不保留一个举国共戴的皇帝，但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皇位不得不世袭。（3）要避免世袭皇帝的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责任（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4）政府与皇室划分（此直到清代皆然）。（5）政府与社会融合，即由社会选拔贤才来组织政府。（6）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7）选拔人才的责任，交付给各级行政官员自行采用其属员（从汉至唐辟举），考试权交付给礼部和吏部（宋代以后则专在礼部）。（8）考得成绩升黜官吏则交给吏部。（9）监察弹劾权交付与特设的独立机关（唐代之御史台下至明代之都察院）。（10）对皇帝的谏诤责任及最高命令的复审与驳正权交付给事中与谏官（这两官职，唐代隶属于宰相，宋以后到明渐渐成为独立机关，清代废除）。（11）职权既定，分层负责，下级官各有独立地位，几乎政府中许多重要职权都分配在下级，而由上级官综其成，宰相则总百官之成。
钱穆指出，研究政治史，首先要研究制度，但仅从制度入手是不够的，必须把与制度相关的包括人事等方面联系起来研究，才能认清制度的本质。研究制度，还必须明白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套思想或理论存在。把制度、人事与理想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史的精神。
（B）社会史。钱穆认为，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且推动力也最大，融化力也最强，因此能延续至今有四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他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西方的封建社会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社会处于无政府时期，因而封建体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而中国从秦朝以后基本是统一的郡县制；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而中国无阶级，中国知识分子掌握政权，通过考试做官，非世袭；西方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由于工商业在城市的兴起，而中国历史上城市早已存在，中国城市就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的商业，它与西方中古时期城市独立于封建系统是不同的。
基于这些不同，钱穆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殊性之所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在四民社会中，士即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在于政治与社会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者的结合处是士，士既是社会的主要中心，又是政府组成分子。中国一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奋读书，再经过层层考试，从社会进入政治。因此，士是划分中国社会的标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划分在于士或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动上，由此出发，他把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游士时期。这是指春秋战国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启了秦汉以后的士族新社会，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游士社会。（2）郎吏时期，或选举社会、士族兴起时期。这是指两汉时期的政府已经变为士人的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的途径，首先是郎或吏。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末年，而士族兴起在东汉初年，这中间从战国到两汉，可以说是社会的转型时期。（3）九品中正时期。这是指魏晋南北朝时的门第社会。这个社会是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到士族全盛的时期，也可称之为士族确立时期。（4）科举时期。这是指唐代，也可以说是“白衣举子”的社会。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门第社会的崩溃，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时期。（5）进士时期。科举进士虽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一并称为“科举社会”，但将宋代以后特称“白衣举子社会”或“进士社会”更为贴切。
钱穆以“士”阶层地位之变化，来说明中国社会演进的形态，自有独到之处。要之，他主张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划分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反对先立下一种哲学的历史观，任意裁剪中国历史。
钱穆又说，研究社会史，除了正史有关社会方面的史料之外，还应该注意姓氏学与谱牒学，以及地方志，包括省志、州志、府志、县志等，这些史料是当时社会史的记录，借助它们可以了解所研究的社会的情况。
（C）经济史。钱穆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首先应该注意中国传统对经济的基本观点：人生对经济的需要并不是无限的。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限度，低水准的经济要求对人生是有积极价值的，而不必要的高水准的经济要求对人生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经济要求只能提高人的欲望，而不能有益人生。基于这种认识，钱穆研究经济史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持必需的经济低水准方面，一是防止经济超高水准方面。首先是平均地权，这种井田思想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各时代的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有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是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的。随着土地政策而来的，如废除奴隶使其成为自由民，历代赋税制度主要是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义仓、奖励等义举善行，这都是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倡导和尽力履行的。这些工作也受到一般士大夫们的鼓吹与支持，其用意旨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致降到低水平之下。其次是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平、走上不必需的经济无限发展之路。如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为商人所垄断，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项内容。
钱穆说，研究经济史，要把它与政治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应该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也应该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还应该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
（D）学术史。在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上有一个最高的人文理想在领导。因此，必须研究学术史。中国学术的基本特点是会通，研究学术史应从会通出发，不是单攻一门。从会通出发，才能把握中国学术的大气象。钱穆指出，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是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的控制。中国学术的主要出发点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另外，中国社会宗教不发达，而儒家思想本身含有一套宗教精神，代替了宗教的功能。就中国学术而言，大体分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心性之学是德性之学，属于人生修养方面，简称心学。治平之学属于人群实践方面，是史学。心学是做人的大宗纲，史学是做事的大厚本。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就在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上，虽具体流变有所不同，但这一大方向是不变的。当然，把中国学术看成是心性和治平之学，反映了其主要精神，但仅仅归结于这两方面，不免仍是片面的。
钱穆还分析了中国学问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学问有三大系统：（1）人统，其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于如何学习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因此，其所成的学问以如何做人为中心系统或以学者个人自身的完成为中心系统，这是人们从事学问的一种创造意志和领导原则。（2）事统，这是以事业为中心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我们从事学问的动机及其终极意义，就在于对社会、对人群有用，有贡献。因此，其所完成的学问以人生为中心，也必连带及于事业，只有学以致用才能见其学问的大体。（3）学统，这是以学问本身为中心的系统，所谓“为学问而学问”属于这个系统。它与其他两个系统的关系是：由人来做学问，学问本身超然于人之外；由学问而产生出学人；学问也是一项事业，任何学问在人群中也各有其贡献；学问系统在人统、事统的意义上说，是一贯递下，可以说是事统的分支。钱穆根据以上三系统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分类。他指出，偏重于第一系统的有儒家、道家、墨家。他们学问的中心问题绝非发现一套真理或发明一套哲学，而是在于如何做人。偏重于第二系统的主要有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等，他们则重在经世致用方面。第三系统晚出，包括一些经学家、史学家等，他们是从第二系统转入的，纯粹的学统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学术主要偏重在第一、第二系统，尤其重在做人的问题上，这是其最大的特点，也反映出与上述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之统一性。
（E）关于历史人物。钱穆认为，历史是人事的记录，有人才有历史，而少数人在历史上作用巨大，因此要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他按心性与事功关系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类。（1）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人物产生于衰乱世的更多于治盛世的，而且强于治盛世的。因为盛世时期，事业有所表现，其表现即成为历史，但在事业上所表现出的人物，其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相反，处在衰世的人物无事业表现，但在事业之外正能表现他自己，他所表现的正是赤裸裸的一个人。（2）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历史有成功与失败，人随时代的成功而成功，这是当然的。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因为他能引起将来历史的更成功。（3）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无事业表现的人物不能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就是一大表现。钱穆这种划分是把人的心性与治平、人格与事业相对隔开。他所说的衰世、不成功、无表现的人物是指事业而言的，以此反衬其心性、人格的伟大。反之，他所说的盛世、成功、有表现的人物，正因为事业伟大，反而压抑了人的心性和人格，心性和事功相互乖离。钱穆强调了应多注意研究失败、无表现、衰世的人物，这对反思历史是有益处的。
（F）关于历史地理。在钱穆看来，研究历史，同时要重视研究地理，如果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大进程。中国人何以能够至于大一统？何以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俗的人们共同陶育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之下，并共同来创造这个历史传统呢？就是因为中国地理扩展不是西方式的以武力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地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西方史上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好像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人，则好像化学上的一种混合制剂。由于文化的因素，中国地理扩展是以文化扩展为背景的。反过来，中国文化的扩展也以地理的扩展为前提，随着新地域的转进而得以扩大。例如，中国文化新生大体均产生于新的疆土地域上。总的来看，中国的地理与文化的推扩是由北向南移进的，其拓展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
钱先生的历史地理学是从经学入门的。阎若璩《四书释地》、胡渭《禹贡锥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还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他都有启发。直接影响他治古史地理的，是读《船山遗书楚辞通释》后关于屈原行迹的思考。1922年秋，钱先生开始考订屈原行迹，并旁及春秋、战国时的地理。1930年，钱先生在燕京大学成《周初地理考》等多篇，1934年成《楚辞地名考》等，多创辟可怪之论，前人绝未道及。这些论文均收入钱先生《古史地理论丛》甲乙两部。1939年钱先生又撰成《史记地名考》。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及《国史大纲》也都吸收了他自己古史地理的成果。钱先生治古史地理有三通例，对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有一套考证办法。其治古史之四要项，分别为氏族、地理、人物、年代。他认为光凭年代与人物，无法确证古史，必须考察古民族之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钱先生认为，中国之伟大正在其四千年来的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广，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不断推扩，却仍保留到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而珠江流域也不同于长江流域，甚至广东也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这一大传统实在是多样之统一。人的历史为地理区域所划分，历代区域内之地理背景与其社会风习、人物性格、经济荣枯、文化升降、心理倾向均有着复杂的关联及变动。但中国能由分别会归到共通，又在共通下保留着分别。
钱穆对具体部门史的研究极为广泛，他把对具体专门史的研究置于其整个史学研究之中，广泛地运用分析方法，对不同部门史进行解剖。他不仅看到部门史之间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会通之处。部门史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不同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其共同的钢骨。钱先生对部门史的具体分析，既是他通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他文化史研究的丰富而详实的具体化。可以说，他的专门史研究与他的通史和文化史研究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
三、对文化史的研究
文化史是钱穆历史研究的归宿。他指出：“如果专从文化史角度看，其范围要比上述（指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应该在历史的整体中去寻求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他进一步说，历史是人事的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凡没有载入史籍中的并不是不重要，只是由于史体所限而不能一一载入。这里所说的历史整体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没有载入史籍而言的。文化是人生，这里指的人生不是个别人的分别人生，而是大群体的全人生，即有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的各部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才成为大群人生的总体。它又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兼涵在历史演变中。这是他所研究的文化史的内涵。可以说他的通史与专门史研究都是以文化做背景的，都是在文化大视野中进行的。历史在文化中得到最终的显现，文化史使历史的内涵达到空前的丰富。研究文化史使历史活了，使历史变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民族精神的画卷。钱穆的史学可以说就是文化史学。关于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本书有专章（第2章）述介，这里就不赘述了。
历史由三方面组成，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历史知识。历史本身就是大群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个经验，这已往的人生，人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留下的东西，使人类的后代，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做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人们凭借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观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反观所得来预测人类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
钱穆史学研究范围很广，无论是通史、部门史，还是文化史，都有涉猎。他治史的逻辑是：首先对历史作通体研究，然后把历史平铺开，分门别类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和地理等专史，最后又回到文化史，把通史与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在文化史中得到最终的完成。这体现了他所谓“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的基本精神。
一、对通史的研究
他首先指出了研究历史的三种途径：第一，由上而下、从古到今，根据时代的先后对历史进行通体研究，这是一般所说的研究通史。第二，与前一途径相反，即从下溯上、从今到古，由现代追溯到古代的研究途径。注意把握住现代史上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等的任何一方面，然后根据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源，由此可以明白这一事实的由来。第三，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是根据各自的方便，作为研究历史的开端。这种研究只求在一方面深入有所体悟，然后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地方去，其治史的范围愈来愈广，程度愈来愈深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
在这三种途径中，钱穆最欣赏第一种。在他看来，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并非是最理想的。因为在同一时代中，诸多事件之间都有相通之处，且相互影响。必须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况、学术大概、人物风尚等等一一加以综合，相互会通，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时代。千万不要把它们各自分开，只当作一些孤立和偶然的事项看待。在这三条治史路径中，他强调第一条，即研究历史要从头到尾作通体研究，首先要研究通史，在略知通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地、分时期地研究部门史或断代史。对部门史或断代史有了研究之后，再返回研究通史。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下去，才能真正明白历史的时代变化，才能贯通上下古今，把握历史的大全。《国史大纲》堪称通史研究方面的佳作。
钱穆说，近代研究史学主要有三派：一是传统派（即记诵派），二是革新派（即宣传派），三是科学派（即考订派）。他认为，传统派主张记诵，熟悉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精于校勘辑补。科学派是应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潮流而起。这两派都偏重于历史材料方面，缺乏系统，因而无意义，是一种纯书本文字，与现实无关。革新派治史有意义、有系统，并努力把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但他们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对于历史，他们既不如记诵派知识广，也没有考订派所获的史实精。因此，革新派的治史实质上由于缺乏史实和史材，治史的意义也变成无意义的了。
钱穆指出：“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命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钱穆与近世革新派研究史学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拯救中国，但研究方法和结论则与之相反。
近代新派史学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的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沿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秦代政治的后面，也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这个思想渊源于战国学术。秦汉不失为沿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前进的进步政治。隋唐统一无疑证明，中国历史虽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上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招致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钱穆的通史研究，不仅充分注意了中国史与西洋史的区别，努力察其异，揭示特殊性，而且充分注意了历史的变异性。这是他研究通史的特点。
二、对部门具体史的研究
钱穆研究历史的逻辑是：“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钱穆本人不仅熟悉、通晓通史，而且也曾分门别类地研究了部门史。
（A）政治史。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在北京大学就讲授过中国政治史这门课，此后也多次涉猎中国传统政治，尤其是传统政治制度问题。
在回答为什么研究政治史这个问题时，他指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项目。尤其在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方面，儒家的抱负一向看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应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这是他从文化大视野中谈研究政治史之必要。另外，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朝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的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如果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然应该检讨传统政治。这也是他研究政治史的原因之一。再者，政治制度必然有其自根自生的特殊性，即使有些可以从外国借鉴，也要先与本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成长的。挖掘二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检讨传统政治的现代意义，也是钱穆研究政治史的原因。他尤其不能接受用“专制黑暗”四个字把中国传统政治全部否定的简单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研究政治史是由此而发的。
在他看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一是人事，一是制度。人事经常变动，制度则由人创立、由人改订。制度较为稳定，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他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侧重点是制度的沿革问题。他说，研究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从汉代起，经过唐、宋、明、清四朝，大体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
研究政府的组织指的是研究政府职权的分配。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的分配制度，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研究考试和选举制度，指的是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历来的政治上规定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政府，政府是怎样组织的，政府的职权是怎样配合的，进而明了其内在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政权，究竟应该交给哪些人，这是第一义的，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应该如何分配，这是第二义的。“中国历史上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至于政府内部职权是怎样分配的，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它是产生政治的根本大法。研究政府的赋税制度，指的是研究政府的财政经济制度，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专讲中国政治沿革的书，最先的一门是“食货”，其中就讲到赋税等经济制度。研究国防与兵役制度，指的是研究武力保卫政府的问题。除此以外，其它如学校制度、教育制度等，钱穆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在对诸项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后，钱穆总结出几条结论：（1）中国传统政治，论其主要用意，可以说全从政治的职分上着眼，因此第一注重的是选贤与能，第二注重的是设官分职。（2）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因此不得不保留一个举国共戴的皇帝，但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皇位不得不世袭。（3）要避免世袭皇帝的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责任（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4）政府与皇室划分（此直到清代皆然）。（5）政府与社会融合，即由社会选拔贤才来组织政府。（6）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7）选拔人才的责任，交付给各级行政官员自行采用其属员（从汉至唐辟举），考试权交付给礼部和吏部（宋代以后则专在礼部）。（8）考得成绩升黜官吏则交给吏部。（9）监察弹劾权交付与特设的独立机关（唐代之御史台下至明代之都察院）。（10）对皇帝的谏诤责任及最高命令的复审与驳正权交付给事中与谏官（这两官职，唐代隶属于宰相，宋以后到明渐渐成为独立机关，清代废除）。（11）职权既定，分层负责，下级官各有独立地位，几乎政府中许多重要职权都分配在下级，而由上级官综其成，宰相则总百官之成。
钱穆指出，研究政治史，首先要研究制度，但仅从制度入手是不够的，必须把与制度相关的包括人事等方面联系起来研究，才能认清制度的本质。研究制度，还必须明白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套思想或理论存在。把制度、人事与理想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史的精神。
（B）社会史。钱穆认为，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且推动力也最大，融化力也最强，因此能延续至今有四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他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西方的封建社会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社会处于无政府时期，因而封建体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而中国从秦朝以后基本是统一的郡县制；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而中国无阶级，中国知识分子掌握政权，通过考试做官，非世袭；西方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由于工商业在城市的兴起，而中国历史上城市早已存在，中国城市就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的商业，它与西方中古时期城市独立于封建系统是不同的。
基于这些不同，钱穆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殊性之所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在四民社会中，士即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在于政治与社会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者的结合处是士，士既是社会的主要中心，又是政府组成分子。中国一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奋读书，再经过层层考试，从社会进入政治。因此，士是划分中国社会的标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划分在于士或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动上，由此出发，他把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游士时期。这是指春秋战国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启了秦汉以后的士族新社会，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游士社会。（2）郎吏时期，或选举社会、士族兴起时期。这是指两汉时期的政府已经变为士人的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的途径，首先是郎或吏。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末年，而士族兴起在东汉初年，这中间从战国到两汉，可以说是社会的转型时期。（3）九品中正时期。这是指魏晋南北朝时的门第社会。这个社会是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到士族全盛的时期，也可称之为士族确立时期。（4）科举时期。这是指唐代，也可以说是“白衣举子”的社会。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门第社会的崩溃，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时期。（5）进士时期。科举进士虽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一并称为“科举社会”，但将宋代以后特称“白衣举子社会”或“进士社会”更为贴切。
钱穆以“士”阶层地位之变化，来说明中国社会演进的形态，自有独到之处。要之，他主张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划分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反对先立下一种哲学的历史观，任意裁剪中国历史。
钱穆又说，研究社会史，除了正史有关社会方面的史料之外，还应该注意姓氏学与谱牒学，以及地方志，包括省志、州志、府志、县志等，这些史料是当时社会史的记录，借助它们可以了解所研究的社会的情况。
（C）经济史。钱穆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首先应该注意中国传统对经济的基本观点：人生对经济的需要并不是无限的。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限度，低水准的经济要求对人生是有积极价值的，而不必要的高水准的经济要求对人生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经济要求只能提高人的欲望，而不能有益人生。基于这种认识，钱穆研究经济史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持必需的经济低水准方面，一是防止经济超高水准方面。首先是平均地权，这种井田思想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各时代的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有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是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的。随着土地政策而来的，如废除奴隶使其成为自由民，历代赋税制度主要是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义仓、奖励等义举善行，这都是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倡导和尽力履行的。这些工作也受到一般士大夫们的鼓吹与支持，其用意旨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致降到低水平之下。其次是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平、走上不必需的经济无限发展之路。如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为商人所垄断，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项内容。
钱穆说，研究经济史，要把它与政治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应该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也应该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还应该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
（D）学术史。在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上有一个最高的人文理想在领导。因此，必须研究学术史。中国学术的基本特点是会通，研究学术史应从会通出发，不是单攻一门。从会通出发，才能把握中国学术的大气象。钱穆指出，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是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的控制。中国学术的主要出发点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另外，中国社会宗教不发达，而儒家思想本身含有一套宗教精神，代替了宗教的功能。就中国学术而言，大体分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心性之学是德性之学，属于人生修养方面，简称心学。治平之学属于人群实践方面，是史学。心学是做人的大宗纲，史学是做事的大厚本。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就在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上，虽具体流变有所不同，但这一大方向是不变的。当然，把中国学术看成是心性和治平之学，反映了其主要精神，但仅仅归结于这两方面，不免仍是片面的。
钱穆还分析了中国学问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学问有三大系统：（1）人统，其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于如何学习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因此，其所成的学问以如何做人为中心系统或以学者个人自身的完成为中心系统，这是人们从事学问的一种创造意志和领导原则。（2）事统，这是以事业为中心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我们从事学问的动机及其终极意义，就在于对社会、对人群有用，有贡献。因此，其所完成的学问以人生为中心，也必连带及于事业，只有学以致用才能见其学问的大体。（3）学统，这是以学问本身为中心的系统，所谓“为学问而学问”属于这个系统。它与其他两个系统的关系是：由人来做学问，学问本身超然于人之外；由学问而产生出学人；学问也是一项事业，任何学问在人群中也各有其贡献；学问系统在人统、事统的意义上说，是一贯递下，可以说是事统的分支。钱穆根据以上三系统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分类。他指出，偏重于第一系统的有儒家、道家、墨家。他们学问的中心问题绝非发现一套真理或发明一套哲学，而是在于如何做人。偏重于第二系统的主要有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等，他们则重在经世致用方面。第三系统晚出，包括一些经学家、史学家等，他们是从第二系统转入的，纯粹的学统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学术主要偏重在第一、第二系统，尤其重在做人的问题上，这是其最大的特点，也反映出与上述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之统一性。
（E）关于历史人物。钱穆认为，历史是人事的记录，有人才有历史，而少数人在历史上作用巨大，因此要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他按心性与事功关系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类。（1）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人物产生于衰乱世的更多于治盛世的，而且强于治盛世的。因为盛世时期，事业有所表现，其表现即成为历史，但在事业上所表现出的人物，其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相反，处在衰世的人物无事业表现，但在事业之外正能表现他自己，他所表现的正是赤裸裸的一个人。（2）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历史有成功与失败，人随时代的成功而成功，这是当然的。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因为他能引起将来历史的更成功。（3）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无事业表现的人物不能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就是一大表现。钱穆这种划分是把人的心性与治平、人格与事业相对隔开。他所说的衰世、不成功、无表现的人物是指事业而言的，以此反衬其心性、人格的伟大。反之，他所说的盛世、成功、有表现的人物，正因为事业伟大，反而压抑了人的心性和人格，心性和事功相互乖离。钱穆强调了应多注意研究失败、无表现、衰世的人物，这对反思历史是有益处的。
（F）关于历史地理。在钱穆看来，研究历史，同时要重视研究地理，如果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大进程。中国人何以能够至于大一统？何以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俗的人们共同陶育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之下，并共同来创造这个历史传统呢？就是因为中国地理扩展不是西方式的以武力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地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西方史上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好像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人，则好像化学上的一种混合制剂。由于文化的因素，中国地理扩展是以文化扩展为背景的。反过来，中国文化的扩展也以地理的扩展为前提，随着新地域的转进而得以扩大。例如，中国文化新生大体均产生于新的疆土地域上。总的来看，中国的地理与文化的推扩是由北向南移进的，其拓展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
钱先生的历史地理学是从经学入门的。阎若璩《四书释地》、胡渭《禹贡锥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还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他都有启发。直接影响他治古史地理的，是读《船山遗书楚辞通释》后关于屈原行迹的思考。1922年秋，钱先生开始考订屈原行迹，并旁及春秋、战国时的地理。1930年，钱先生在燕京大学成《周初地理考》等多篇，1934年成《楚辞地名考》等，多创辟可怪之论，前人绝未道及。这些论文均收入钱先生《古史地理论丛》甲乙两部。1939年钱先生又撰成《史记地名考》。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及《国史大纲》也都吸收了他自己古史地理的成果。钱先生治古史地理有三通例，对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有一套考证办法。其治古史之四要项，分别为氏族、地理、人物、年代。他认为光凭年代与人物，无法确证古史，必须考察古民族之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钱先生认为，中国之伟大正在其四千年来的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广，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不断推扩，却仍保留到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而珠江流域也不同于长江流域，甚至广东也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这一大传统实在是多样之统一。人的历史为地理区域所划分，历代区域内之地理背景与其社会风习、人物性格、经济荣枯、文化升降、心理倾向均有着复杂的关联及变动。但中国能由分别会归到共通，又在共通下保留着分别。
钱穆对具体部门史的研究极为广泛，他把对具体专门史的研究置于其整个史学研究之中，广泛地运用分析方法，对不同部门史进行解剖。他不仅看到部门史之间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会通之处。部门史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不同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其共同的钢骨。钱先生对部门史的具体分析，既是他通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他文化史研究的丰富而详实的具体化。可以说，他的专门史研究与他的通史和文化史研究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
三、对文化史的研究
文化史是钱穆历史研究的归宿。他指出：“如果专从文化史角度看，其范围要比上述（指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应该在历史的整体中去寻求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他进一步说，历史是人事的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凡没有载入史籍中的并不是不重要，只是由于史体所限而不能一一载入。这里所说的历史整体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没有载入史籍而言的。文化是人生，这里指的人生不是个别人的分别人生，而是大群体的全人生，即有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的各部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才成为大群人生的总体。它又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兼涵在历史演变中。这是他所研究的文化史的内涵。可以说他的通史与专门史研究都是以文化做背景的，都是在文化大视野中进行的。历史在文化中得到最终的显现，文化史使历史的内涵达到空前的丰富。研究文化史使历史活了，使历史变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民族精神的画卷。钱穆的史学可以说就是文化史学。关于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本书有专章（第2章）述介，这里就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