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阅读页

3.4 四书学的研究

  四书学是钱穆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潜心研究过《论语》、《孟子》,并为其作注解。当时他在小学教授《论语》课,读到《马氏文通》很受启发,并按其例论句法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1923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第一年教文字学,第二年教《论语》,第三年教《孟子》。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又为《中庸》和《大学》作解,另外也撰写了研究《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内容后收入他的《孔子与论语》、《四书释义》等著作中。主要思想和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四书》义理的演进问题。中国人在宋以前都读五经,宋以后必读四书。钱穆认为四书之间既相互一致贯通,也相互区别。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钱穆的主旨。

  《论语》和《孟子》分别列入经部,它们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在宋代以前,孔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论语》和《孟子》书中所反映的孔孟思想也是有差别的。钱穆认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际是一回事。所谓言语,是指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为四科之末。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

  钱穆认为,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应该注意。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但在《论语》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如果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的这个批评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与孔子所讲并非不一致,而且有些地方讲得格外详细、深刻。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的门下无四科之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然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其详不可得闻。”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然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孔、孟讲学的不同之处。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极受重用。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等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重视礼,他书中讲富国强兵。其门人多在政治上有建树,如韩非、李斯等。《荀子》书中多论到儒的分类,而《孟子》往往高论师道。可以说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兼顾二者。钱先生认为,以后经学的发展,不外以上这两途,即《孟子》和《荀子》两大系统,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罢了。如汉初经学,往往为荀子弟子或其再传,因此汉儒治经多属于荀子系统。汉儒虽然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是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有重要意见。综观汉代儒学,大体分两类:一为太学博士,虽然通晓政治,但主要是讲学;一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两汉政治有贡献。直到汉末大儒如郑玄、王肃等,经学分派也是政治分派。南朝门第鼎盛,也重视礼,在经学上有贡献。钱穆认为这只是孔子学术的一个方面,即治国平天下,荀子承接,开启两汉盛运。

  在钱穆看来,孔子学说的另一方面,后由孟子发展了的心性义理则被忽略了。其后,果然使道家、佛家乘虚而入。直到唐代韩愈提倡师道,推尊孟子。孟子地位真正提高是宋朝的事。尤其是从北宋二程起,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彰《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入手,引导人们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朱熹和陆象山继起,孟子地位开始确定。钱穆在总结《论语》和《孟子》义理演变时指出:“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唐经学家则比较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唐经学有其不同。”由此看出《论语》与《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而已,而这种侧重点不同导致了两汉经学与宋代理学的不同。到了明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入空疏,才再从理学返回经学。

  关于《大学》和《中庸》义理之演变。钱穆认为,《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论及宇宙、天地、万物的方面很多,与《论语》和《孟子》有区别。《孟子》从历史上推论人性,论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的本源,因此开首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如果说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那么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舜说起。《中庸》陈义也与老庄有出入,因此能兼与后起的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经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人士好读《中庸》,唐代李翱,宋代范仲淹、张载、二程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熹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钱先生强调,就思想进程而言,《中庸》比《论语》、《孟子》微妙多了,不应把它放在《论语》和《孟子》之间。至于《大学》,钱穆说它只言心不谈性,与《孟子》和《荀子》又不同。在“三纲八目”上更偏重于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注重治平大道。后来魏晋清谈,以及佛家出世都不喜欢此书。宋代理学重视《孟子》、《中庸》心性,目的是要与佛教抗衡。但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怎么能上承孔子儒家大传统?因此,必须把四书合起来读。钱穆判定《大学》不是曾子所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他曾在《推止篇》中指出先秦思想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

  关于四书的方法论问题。钱穆研究经学尤为重视考据、义理、辞章方法,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了。他在读四书时也广泛地采用了这些方法,如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释义时,首先考据其成书年代、人物先后,在考据基础上进一步对四书的思想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也不忘辞章,并把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看他的《四书释义》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信赖之感,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考据基础之上的。

  钱先生在解释《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一章时,运用了考据名物的方法。古代的大车小车,体制如何分别,和是车上什么零件,如果这些不明白,只说孔子认为人不可无信,但为什么人不可以无信,不懂孔子这番比喻,就没有明白孔子真义所在。这就要借助旧注考据。此项名物清楚了,本章涵义也就清楚了。又如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如果要考据禘礼,不像大车小车、和那么简单。古人对此众说纷纭。似乎只有专治考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然。考据是重要的,考据不明,义理也不明,但义理也反过来对考据有作用。另外,考据和义理离不开辞章。他所说的辞章包括字义、句法、章法等。如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他说这章似乎很明白,但中间发生了问题,主要在“之”字上。究竟是晏子敬人呢,还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引申出的义理也不同。这不是一个义理问题,而是一个辞章问题,即是在句法上,“之”字究应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论,自然这“之”字应指晏子,但《论语》版本不同,有的版本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个“人”字。这就牵涉到校勘问题。这都说明研究《论语》应把义理、考据和辞章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四书的体例。钱穆的《四书释义》最能体现他读四书的体例。此书汇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和《大学》、《中庸》要略而成。前二书1926年曾出版过,作者仍不断修订,只到1953年《四书释义》成,才算完全脱稿出版。虽然此书完成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但体例、观点前后一致。该书先叙《论语》,次述《孟子》,最后才阐扬《大学》和《中庸》,这种编排与完稿的先后无关,与朱熹的四书体例不同。朱熹四书以《大学》为首篇,因为它是学者入德之门,依次是《论语》、《孟子》、《中庸》,它们所论是天人性命的道理,深奥难懂,所以置于最后。钱先生则以《论语》、《孟子》为开篇,因为它们不仅是儒家的正统,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理所当然被奉为无上圣典。《大学》、《中庸》难与之媲美,但《学》、《庸》二书,言简意赅,奥妙入微,是儒家的精品,也应列在《论语》、《孟子》之后,以便使人窥见中国古圣先哲的微言大义,探求中国文化的渊源。这也是该书撰写的目的。四书虽然有朱熹的集注章句,但未必完全符合现代的观点和需求。钱先生特地为四书提纲挈领,别出心裁,排比分类,巧加梳理,使之自成系统。而且《学》、《庸》两书分列全文,兼包不同观点,使读者不仅领会原书的精旨,又了解历代学者阐述发展,对深入了解四书的微言大义大有帮助。钱先生读四书,先自己苦读深思,然后再读历代注疏,相互比照,旁参日本人的成果,然后断以己意。他这种极其认真的读书、治学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综上所述,钱穆的经学研究极有特色和深意。他考察了经学的渊源及其流变,指出不同时期经学发展中的不同特点,同时强调了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认为经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指出和阐述的治经方法,为其平息学术界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尤其是他关于经学上今文与古文问题方面的考证工作,突出反映了他治经学的贡献,既打破了由于历代古文与今文之争所造成的门户之见,又把人们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第4章 疏理百家 自成系统(子学论)

  
更多

编辑推荐

1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2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3俄罗斯历史与文化
4正说明朝十八臣
5中国式的发明家汤仲明
6西安事变实录
7汉武大帝
8咏叹中国历代帝王
9大唐空华记
10红墙档案(二)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红墙档案(三)

    作者:韩泰伦主编  

    纪实传记 【已完结】

    本书以中南海为记叙轴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为记叙时段,以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记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核心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战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红墙档案(四)

    作者:韩泰伦主编  

    纪实传记 【已完结】

    本书以中南海为记叙轴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为记叙时段,以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记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核心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战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红墙档案(一)

    作者:韩泰伦主编  

    纪实传记 【已完结】

    本书以中南海为记叙轴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为记叙时段,以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记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核心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战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作者:美 鲁斯·本尼迪克特  

    纪实传记 【已完结】

    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